老山收复战前线指挥十四军四十师师长刘昌友将军谈老山作战
我是云南丽江永胜人，1953年参加工作。因为我是高小毕业（六年级毕业），这在当时也算小知识分子了，所以被选调到信用社（农村基层供销合作社）当会计。从内心讲，我并不喜欢这个工作。那时社会上对解放军的评价是很高的，所以我一直想当兵保卫祖国。1955年我国第一次实行义务兵役制，我有幸成为一名战士，一入伍就在14军40师。从那时起，直到我调出野战军，就没有离开过14军。
在14军40师119团，我先在团特务连警卫排当战士，1956年又到8连当了4年的文书。1959年我到昆明陆军学校深造。起初让我学习后勤管理，我不干，学政工我也不干，学医我也没答应。后来我干脆向团首长讲，我就是想学习如何带兵，如果您们不答应我，我就不去住学了。领导看我意志坚决又是那块“材料”，就答应让我学习参谋指挥专业了。这下子我如鱼得水，劲头十足，所以学习成绩优秀，毕业时校方的鉴定是：“此人可任参谋……”
回部队我到120团8连当排长，半年后又到参训队学习，学习结束后回到作训股当见习参谋。别看当时我是少尉，但因为我是见习的，所以作战值班，某些业务会议等多项活动都没有我的“份儿”。为此我感到很委屈，多次找团长“诉苦”，团首长只是劝我别着急，还讲年轻人多锻炼有好处。
后来我们团担负援老筑路任务，修建从云南勐腊到老挝丰沙里的公路，修路任务完成后又到永平搞农业生产。不管干什么，我都要争最好当先进。1964年，全军兴起大比武热潮，14军也不例外，那时真叫勤学苦练啊。我经常对现在的年轻军人讲，你们老嚷嚷现在训练有多苦有多累，实话告诉你们吧，比起64年大比武连边儿都够不着！大比武时，手枪让我打示范，我枪枪命中靶心，半自动、冲锋枪、机枪样样不含糊，前来视察的师团首长连连夸奖：“这个小干部还真行啊！”
有一次部队夜间演习“按图接敌”。在昆明陆校学习时，识图就是我的强项。可一个老参谋指的方向与我指的方向正相反，团长也拿不准。经我反复劝说，团长一咬牙说：“行！我就听小刘儿一回。”结果演习顺利结束。总结时，团长表扬了我：“幸亏听小刘的，要不然这人可就丢大了。”
从那时团长对我就更另眼看待了，我也没让团首长失望。后来我被调到40师作训科，从64年干到70年。由参谋直接提作训科长（副团），在这个位置上我又干了9年。那时每逢有部队拉练，我们师长和参谋长特省心。几次拉练我没坐过一次车，都是带直属队步行前进，遇到问题随时解决。
可到了1978年初，出了些问题，我受了不白之冤，差点被转业下放。幸亏接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老将军发话：这些人都不能走！要让他们带兵打仗！结果后来我们4个人中因作战有功，2人成了将军。
南京高级陆军学校毕业回到昆明，有的师首长提议我为副师长，但有个别人不同意，说我没参加1979年自卫还击作战，要我去补课，我又带领一支有三百多人的侦察分队（由步兵、机枪、82迫击炮、无后坐力炮、工兵混编而成），到老山地区担负了三个多月的侦察执勤任务，打了一个小胜仗，歼敌30余人，捕捉了一个越军排长，我立了三等功一次。执勤回来后到120团代团长、团长。1983年初由团长直接担任师长。
40师师长刘昌友在老山前线
1983年12月12日，我们14军40师正式受领收复老山的作战任务。部队取消休假，随队家属各自返回，全师进入紧张备战。老山是云南麻栗坡县内第一高峰，主峰1422.2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老山面向越南的方向坡度平缓，而面向我方的一面坡度很大，空手攀登都很困难，这对于我军日后收复老山的作战影响很大）。占领它就能控制周围十几个大小山头，观察20千米内的双方活动。老山地区也控制着通往越南的重要交通线，自古即为战略要地。
1979年初的自卫反击作战及以后的一段时间，老山主峰及其附近重要的制高点，本来都在我军控制之下（由军分区边防部队守备）。1979年自卫还击作战后，不知什么原因放弃了。越军一见有机可乘，迅速派兵抢占了老山地区的重要高地，而且一占就是五年多，并在那里修建了大量的永久、半永久工事，配备了强大兵力和火器，并不断向我境内的农场、村镇学校工厂（他们甚至将我境内的人员和房屋当做实弹打靶的训练目标）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边境军民235人，迫使大批边民内迁，致使31793亩土地无法耕种，数十万亩橡胶无法收割，52所学校被迫停课。边疆各族人民强烈要求我军严惩侵略者，保卫领土和边疆各民族群众生命安全。
在这种严酷的客观形势下，中央军委下定决心，命令昆明军区所属部队执行收复老山的作战任务，军区张铚秀司令员挂帅，由我们师具体执行，昆明军区其它部队配合作战。根据战前各方面缜密侦察。驻守老山地区的是越军第二军区第313师122团的步兵第一营和第二营，共有一千多人，修有坚固工事，配备着强大的火力，并在各阵地前都埋没了大量的各型地雷。越军居高临下，以逸待劳，而且对我军即将发起的作战行动早有觉察（越军的侦察人员也是很厉害的），所以警惕性很高。毫无疑问，未来作战必定是一场硬仗、苦仗、血仗。作为主攻师的师长，那些日子我的心一直是绷得紧紧的。
军区作战会议之后，师党委作战会议也已经开过多次。上级原来指定118团（团长刘永新）攻打松毛岭（老山地区左侧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制高点，也叫662.6高地），119团（团长张又侠）攻打老山。我根据自己多年来对这两个团队的认识改了上级的决定，由118团攻打老山，119团攻松毛岭，上级也同意了。后来实战证明我这一决定是正确的。
在围歼老山守敌的穿插路线上，我们师的方案是从马黑出境，沿着森林边沿经敌方境内，向1072高地敌人营指挥所攻击，截断敌退路再向我方攻击，形成先包围再歼灭。但上级把这个位置提高了400米，部队的穿插路线就由山坡脚下转到山坡上，这样做就使部队要通过三个峡谷、四道山脊还有原始森林、竹林，部队行走困难。更为主要的是这一段正是敌人的预伏炮火打击区，有十几门远程重炮封锁这里（根据战后缴获敌人作战文件得知）。
开战后一营在这里受到敌人炮火覆盖伤亡较重。如果战前我和陈培忠政委汇报时坚持原来的方案，那情况可能大不一样。但军令如山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战争就是这样。老将军讲到这里沉默了很久……
我们的干部和战士都是好样的，各个攻击团队都根据师里的作战部署进行了周密准备。军里也给了我们最强大的火力支持。再加上我们师团营连属的122毫米榴弹炮、107毫米火箭炮、100毫米迫击炮、75毫米无后坐力炮、82毫米、60毫米迫击炮、火焰喷射器、高射炮、高射机枪、重机枪、轻机枪，火力是很强的。根据1979年作战的教训，步兵连队已经完全淘汰了半自动步枪，全部都配备56式冲锋枪。总之，远中近程火炮及单兵装备一应俱全，而且弹药储备充裕。
在这里我要先讲一下炮兵。在收复和防御老山的骑线拔点作战中，我军之所以能取得压倒敌人的决定性胜利，强大的炮兵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国外一位著名军事家曾经指出：“一支没有火炮的军队和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一样，是不可想象的。”
越军在这方面也是很精细的。在老山地区，他们配备了重炮188门，还有营连所属的各种小炮，构成了几乎没有火力空白地区的四级火力协同体系，每天可以向我远中近地区发射上万发炮弹。但他们也有致命的弱点。由于其国内军工基础薄弱，只能生产小口径火炮和弹药，大口径火炮坏一门少一门，炮弹也是打一发少一发。一旦发现我军目标他们的大口径炮一门炮顶多打三发。
在攻打老山作战中，我们师共拥有75毫米以上的大炮546门，高炮93门，导弹发射架18具（“红箭”73反坦克导弹），这还不包括数以千计的营连属轻型火炮。而且开战前，我们也根据各种火炮的射程规定各自的“责任田”，并预先标定了射击诸元，再加上我们有充足的炮弹，所以一开炮就是毁灭性的。作战中我军强大的火炮打得越军最高军事领导人都哀叹“中国炮兵太厉害了”。
在步兵战友眼里，咱们的炮兵就是他们的救星和靠山。每当看到我军的炮弹在敌群开花时，战士们就会高兴地喊着“炮兵万岁”。根据战后统计：老山地区作战我军炮兵共消耗各种炮弹159252发，有力地掩护和支援我军展开、换班和休整。支援步兵攻克了68个高地，毙敌副团长以下近7千余人，几乎将敌布置在老山地区的各种火炮摧毁殆净，致使后来他们几乎无炮可打，不由得发出“我们打你们一炮，你们要还我们一百炮”的哀叹。
在火炮发挥巨大作用的背后，是炮兵指战员在目标侦察、火炮运动和射击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虽然我军拥有比较先进的侦察器材，但敌人是很狡猾的，隐真示假欺骗我军的炮兵那一套伎俩他们也玩得不错。但再狡猾的敌人也斗不过我们的侦察兵们。特别是后来又有了“辛伯林”炮位侦察雷达，那就更如虎添翼了。
在越军日夜不停的严密监视下和大雨倾盆的夜里，要把重达几吨的152毫米加榴炮、130毫米、85毫米加农炮和十几吨重的轻型坦克（前沿固定火力点），沿着刚修成泥泞不堪、坡陡弯多、一边是悬崖深沟的临时军路，送上阵地并布置就位谈何容易。而且这一切都必须在漆黑的夜晚闭灯进行，因为一开灯越军马上就发现了。为了指示路标，指战员们把自己行李中的白床单一条条铺在路上做路标！炮车陷进泥坑里，战士们就垫石头、树枝，用手搬动车轮一步一步往前挪。“红岩”越野牵引车路况良好时，时速可达85千米，但在那个雨夜里，还没有人走的快！1984年4月2日，当神不知鬼不觉布置就绪的我军大炮，向越军阵地进行第一次炮击时，越南第二军区司令武立中将气得把电话都甩了。
炮团团长朱明湘自从上了阵地，每天都睡2～3个小时觉，困极了就吃辣椒，结果吃成了严重胃溃疡，三个月下来体重减了20斤。装填手夏文荣两天装填大炮弹259发，而这样的炮弹一卡车才拉50发！
1984年4月28日凌晨，我师攻击老山和662.6高地的作战同时打响。几百门大炮发出的雷鸣般巨响，在山间回荡，半边天都打红了。我站在曼棍洞师指挥所的门前，看着这壮观的炮击场面，心中由于长期以来耳闻目睹越军挑衅行动所产生的愤懑，得到了畅快淋漓的释放。是该让那些不知天高地厚忘恩负义的家伙们吃点苦头的时候了。但与此同时，50瓦电台里不时传来的两个方向的作战情况又让我牵肠挂肚坐卧不安。
松毛岭方向比较顺利，总攻开始后119团6连仅用9分钟就攻上662.6高地，正在扫荡残敌、巩固阵地、打敌反扑。而老山方向由于部队穿插路线选择失误，再加上近六七十度的陡坡（战士们一手抓住刺竹和藤蔓吃力爬坡，一手持枪射击），部队进展缓慢伤亡较大。我真后悔，为什么不坚持己见呢？但此时不是评判谁对谁错的时候，当务之急，是如何帮助一营摆脱困境。我要通了朱明湘团长的电话，命令他用重炮急速射压制敌人的炮火支援部队。
除去一营之外，其余担任穿插的二营和三营部队也在丛林中左冲右突，部队几乎被打散了。三营长臧雷见状焦急地向刘团长报告：“51号、51号，羊跑散了，跟不上来，怎么办？”刘团长立即又把这一情况通报与我，我沉思了片刻，电话告诉师炮团团长赵扣斌，用122毫米榴弹炮指示方向，炮弹落的高地就是1072高地方向。结果这一招还真灵，走散的战士很快就聚拢起来，向榴弹炮指示的方向展开进攻。
在这里我得夸夸师属的54式122毫米榴弹炮。这种炮是仿自苏联二战时的38式122毫米榴弹炮，型号虽然很老，但坚固耐用，射速快，每分钟可打十多发，且在10千米左右的距离上准确性很好。在当时作战配备的各型火炮中，152毫米加榴、130毫米加农都表现不错。160毫米重迫击炮威力很大，但太笨重，射程有限，骑线拔点作战后就从部队撤编了。100毫米迫击炮性能相当出色，不愧“功勋炮”的美誉。75毫米无后坐力炮很笨重，威力有限。107毫米火箭炮轻便简单，虽然准确性差点，但火力猛，所以现在还在使用，好象连空降兵也用它。
战斗空前激烈，越军拼死抵抗，但我英勇的战友们不顾重大伤亡奋勇向前。开战后的1小时54分钟，四连攻占了老山主峰，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其他部队也陆续攻下了主峰右侧的几个重要高地，阵地上一片欢腾！
听到刘永新团长的报告，我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谢谢你我的好战友好兄弟。战前上级的一位首长问我多长时间能攻下松毛岭？我说两小时。老山呢？四小时。那位首长听罢摇摇头说：“别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预定时间是提前了。但我知道在这提前的每一分秒中都有我的好战友好兄弟所付出的鲜血和生命。
“时间就是生命”，这句人们日常的用语在刘老将军的思维中得到了至高无上的升华……你别以为119团6连用9分钟攻占662.6高地是轻而易举的。4月28日5时56分，我军炮击开始。6连迅速攻占了已被我军炮火消灭大半敌人的102、103和无名高地、敌人警戒阵地，按预定时间占领了攻击662.6高地的出发位置。6时28分，我军炮击还未停止，6连突击排就向高地发起冲击，但很快被雷场挡住了。
工兵班刚配备的734式火箭扫雷器在地面或山丘上很好用，但在杂草丛生、长满灌木竹子的地形根本不起任何作用。战前训练时，工兵还学会了用直列式装药带扫雷，用空包弹抛射扫雷导火索，用竹竿挑炸药包伸进雷场引爆等不少扫雷办法，但此时此刻都因各种原因没发挥作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正在这时，担任突击班6班长的马保卫站了起来，向雷场滚去！接着副班长田德亮也向雷场滚去，6班的战士一个接一个向雷场滚去，雷场开通了，但6班最后只剩下了两个人！7位勇士的血肉躯体铺在了冲向662.6高地主峰的50米路上。突击排一跃而起，9分钟就攻克了位置极为重要的老山左侧的662.6高地。斩断了盘据老山之敌的一条“胳膊”！
但由于某种原因，这7个勇士战后竟连个英雄称号也没被授予！讲到这里，老将军的脸变得很沉重。1979年初的自卫反击作战时，每位烈士的抚恤金是人民币500元。1984年老山作战开始后，国家民政部一位女副部长到前线，刘老反映了这个不合理的标准。后来每位烈士按2400元抚恤金计算。但这点钱能干什么呢？父母把儿子养到能当兵打仗的年龄时，也不止花这个数吧！
滚雷英雄马保卫烈士
从4月28号到5月3日，我们师的部队全部收复了被敌军非法占领的老山、松毛岭和那拉地区，部队由进攻转为防御作战。防御比进攻一点也不容易。截止到8月12日之前，我们又打退了敌人数十次的各种进攻，牢牢地巩固了阵地。我们在同拿枪的敌人斗争的同时，还要和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那时的战士们在狭小潮湿的岩洞、猫耳洞中昼夜不停地执行任务太苦了。老山地区气候潮湿，有时湿度会达到40度（一支普通的卷烟，放在猫耳洞里一天，就能攥出水来）。战士们普遍都得了“烂裆”，奇痒难忍。由于当地的特殊地理环境，我们的阵地上严重缺水。
八里河东山被称为“八十年代的上甘岭”，主峰海拔1175.4米，单程背水要走9千米，再攀1045级台阶上到峰顶，又向下走2500米，才能见到溪水。据一线连队统计，分队供水最好时1人1天1斤（500毫升）水，这点水不能漱口，几个人合在一起用来煮面条刚够吃一顿的。有时有的阵地3人一天才能分到一斤水！这还是在阵地比较“太平”时，如果打起来，这点水也没有！你别忘了白天阵地上的温度可达到40度。送不上水来就接雨水。老山地区不分春夏秋冬，只有旱、雨两季，但有时雨季也不下雨，偶尔下雨接点水，战士们都不舍得喝，都臭了，但还是只喝一小口，润润嘴唇，不喝水，甭说小便，连大便也要一个礼拜才解一次，肛门口火辣辣地疼，便出的屎都硬得象小石子，发黑，还带着血！
我有一次到松毛岭阵地上检查战备，进了洞像蒸笼，恨不得连裤叉也脱了，战士们身上一丝不挂。有个战士端来半茶缸水，让我喝，看着那么多战士干咧的嘴唇和一丝汗也没有的躯体（不喝水哪里有汗）我把水还给了战士。转了几个阵地都是这种情况，我不能喝弟兄们的“救命水”。回到师部，我一气喝了三大茶缸子（有3斤左右）的水，可口里还是觉得渴！讲到这里，刘老停顿了半天，看着老夫人刚递过来的普洱茶，没说话，但记者分明看到老将军的眼眶中滚动着泪花……除了敌人还有蚊子、蚂蟥和毒蛇也经常骚扰我们，要说到战士们蹲猫耳洞的事，讲一天也讲不完了。
下面我想讲一下有关敌军的一些情况。敌军的战斗力是很顽强的，他们能吃苦守纪律，小部队战术灵活机动。在情报侦察方面也有一套，对我方情况也摸得挺准的。收复老山以后我出了名，越南人对我的经历摸得很清楚，有个越南电台每天都用华语广播，骂我是刽子手、战争贩子，悬赏5000美金买我的人头。我老父亲听说了，特地从老家拄着棍子来看我。敌人除了经常派人入境侦察之外，越侨在文山、麻栗坡等地也有他们的特务和电台，后来都被我们破获了。
我们部队也有极个别软蛋。有一个副指导员，在老山作战中被俘了，经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泄露了一些不太重要的情报。他们的侦听台电也破译过我们的通话，后来我们使用云南某个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联络他们就没办法破译了。收复老山之后，我曾经登上过两次主峰阵地，看望那里的战士。两次都被越军盯上了，他们的前沿观察哨也鬼机灵的。我也知道他们没安“好心”，所以在一处阵地只呆几分钟就离开，我刚离开他们的炮弹就跟过来了。我早算计好了，他们发现我，通知炮兵标定射击诸元，再装弹发射的时间，我跟他打个时间差，所以前沿阵地的战士和机关的同志都说我会躲炮。
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我当时在省军区当副司令管外事，有一次越军派了一个代表团来，我让人在河口方向接他们，然后陪他们到开远、个旧、昆明转了转。当时越南还很穷，他们看到昆明商店里有卖的确凉衬衫的，而当时我们国内已经很少有人穿“的确凉”了，可他们却很喜欢，我就让人给他们每人买了一件，他们都千恩万谢的。
这个武立是个中国通，上世五十年代中期曾在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过。他和我们昆明军区前指的黄德懋将军是同学，对我军的战略战术可以讲是烂熟于心。越军非法入侵老山地区的五年多的时间，他苦心经营，把老山地区建成一个综合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带特点、现代化防御工事和火力配合，由王牌军驻守的强大战略支撑点。这家伙曾经在作战会议上吹牛：“如果中国军队攻上老山，我这个司令不当了！”但他作梦也没有想到，我只用了三天就把他那支曾经战胜过美军的王牌部队和永固工事打了个稀巴烂，收复了老山和松毛岭高地和那拉地区。
刚才我已经讲了，我军攻占老山、松毛岭等地后，越军先后组织了数十次的进攻，但都被我军击退了。大概越军高层和武立觉着这种“零打碎敲”的方式不能解决问题，想来个一战定输赢。拼血本孤注一掷制定“MB-84北方战役计划”又叫“北光行动”的作战计划（北光是越北的一个地名）。
我为什么说他们是孤注一掷呢？首先看他们投入作战的兵力：此次“北光行动”越军参战兵力有4万多，有一些部队都是从侵柬兵力一线部队中调回的精锐之师，因而对我军形成1.67:1的兵力优势。大口径火炮为1:1.1（我方略占优势）、炮弹近10万发，这几乎是其国内大口径炮弹战略储备的一半了。
对于这计划武立还是信心满满的，在5月25日的作战会议上他说：“各位，我们的作战计划是两侧牵制中间突破……我这个司令还是要当的！”
我们的部队也不是“吃干饭”的，通过各种侦察手段，已经明确获得敌军的动向，备战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当时我的师指挥所在曼棍洞。这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喀斯特地形大溶洞很坚固，能容下几千人，离前线又不太远，而敌人的远射程火炮又不容易打得着。
其实这个选址也费了一番功夫。开始军领导让我们师指在干田村，认为这里靠前线通公路，而且要把军师两级指挥所都安这里，对此我坚决不同意。我三次提出军师指挥所设在干田村太暴露，八里河东山和1019高地上的敌人随时可以监视威胁这里，军首长还是不同意。我没有办法，只好向军区反映，直到4月26日夜间部队都已向进攻地域开进了，军区谢振华政委来到军区前指召集军首长开会时才命令把军师指挥所改到曼棍洞，并说：没有什么价钱可讲，非搬不可，不能因为打这么一个仗就把我的军、师指挥所打掉！我知道后非常高兴。于是连夜快速行动，6小时就把指挥所搬迁部署完毕。结果5月19日，越军用重炮对干田村来了个炮火覆盖，全村一间囫囵房子也没剩下，如果不搬，指挥所的损失是可想而知的。
解决了问题，我们师领导班子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备战工作中了。
从各种渠道得来的情报表明，敌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日期已经迫在眉睫了。7月10日，军区前指又在磨山召开紧急会议，张铚秀司令员和军区的主要领导都出席了。马上可能就要开仗了，得先行一步，前指的会还没完，我就让师作战科长把师所属部队军政主官先叫到师指挥所等候。他们刚到不久，我和陈政委就从磨山赶回了师部。在会上我传达前指的会议精神和敌情通报及我军最新的军事布署。为了对付越军的进攻，在船头地区（八里河东山、老山、松毛岭、那拉口子等都在船头地区内）。我军除了继续保持强大的炮火优势外，总兵力也达到3万人以上。我们师的任务是负责泸江以西地区的防御作战（即老山、松毛岭高地和那拉口子地区）。
这次作战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如果把八里河东山和老山作为船头地区的两扇大门的话，那么松毛岭、那拉山口就是这两扇大门上的门坎，没有门坎大门就关不上！越军肯定要在这里和我们死拼，对此必需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而这一带的形地不如老山，不是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而是易攻不易守。根据各种情报汇总，敌人极有可能在这几天发动进攻。
今天是10号，部队必须在11号凌晨前作好一切战斗准备。从明天起，白天三分之一、晚上二分之一的战斗人员进入前沿阵地，其他人在掩体内休息。武立不是准备打三天收复失地吗？我们准备和他血战五天。具体兵力使用：119团打两天，撤下休整，由118团接替，118团已在曼纹待命；118团打3天，休整后，119团再把三个营并为两个营再上（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马上为119团补充未经训练的新兵）。师里决定把直属队的驾驶员和其他后勤人员编为三个连，已在平寨展开军训，作为预备队。我们要坚决打好这一仗，不惜战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让越军得逞。
刘老在复述他在1984年7月10日下午曼棍洞40师作战会议上的一段讲话时，居然用上了“战到最后一个人”这样的“豪言”，实在令记者吃惊。但仔细一想你会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形势的确非常紧急；第二，越军的战斗力绝不可小觑！刘老喝了口茶继续讲着。
这次打敌反扑的作战，一定要充分发挥我们的炮兵优势，以火炮歼敌为主。除了阵地现有的炮弹储备，后勤再抽调200台汽车抢运炮弹。每门迫击炮至少要准备3根撞针，一根弯了换上再打！122毫米榴弹炮计划每门炮打7吨炮弹（54式122毫米榴弹炮炮弹全重，包括弹丸、发射药筒重约30千克，7吨约有240发炮弹），66式152毫米加农榴弹炮打8吨（约合130发炮弹），59式130加农炮打9吨（约合200发）。在短时间内打出这么多炮弹，要超过教程的两倍还多，炮管会打红了。我讲了打红也得打（后来炮战最激烈时，炮管上的烤漆都迸落了，炮管打得通红，战士们抽烟往炮管上一按就着了）。如果按教程打，这个仗就没法打了。
战后有人说我不按规矩“出牌”，我说什么叫规矩？规矩是人定的，是实战中打出来的。我们师老山地区防御作战战例后被选入解放军国防大学和美国西点军校的教材，炮兵作战使用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这不就成规矩了吗？当然这是后话。在那次会议的最后我强调指出：炮兵不打掉三分之二以上的敌人，不算完成任务！战后统计，敌人伤亡的百分之八十都是我们火炮打的。
让我高兴的是，我们师的易副师长是个老炮兵，很有两下子，前段攻老山，炮就打得很好，这回我对他也充满了信心！
聊完了炮兵再讲讲包打前两天的119团，这支部队和118团一样都是从抗日战争走过来的英雄部队，前身是山西抗日“决死队”，参加过1979年初的自卫反击作战和1984年4月28日攻占662.6高地（松毛岭）的作战，善打硬仗。团长张又侠虽说是开国上将张宗逊的儿子，但绝不是坐火箭升上来的，而是从列兵、班长、排长走过来的，具有丰富作战经验。4月28日以后，他身上长了不少小瘤子，我几次催他看，他都不动窝儿。后来我急了，跟他嚷嚷了好几回：“你再不去，就赶不上打大仗了！”并亲自把他“押到”医院。也是凑巧，7月11日他病好出院赶回部队，这让我对打赢这场仗更有信心。
7月11日夜，越军持续不断的炮击突然停了，师电台台长向我报告，敌人的无线电联络中断了。参谋人员用有线电向各前沿观察所询问，回答也是一样，敌人没有任何动静，多年的军旅生涯直觉地告诉我，马上就要打仗了。
7月11日入夜，越南二军区司令武立，副司令“密”、副参谋长“胜”坐阵那顿督战。三一三师、三五六师、三一六师师长也分别在八里河东山、清水、老山这三个方向督战。我119团两个营的防御正面上有越军的两个主力团，在师作战会议上，我提出“敌打我阵地，我打我前沿”。具体讲就是敌人炮火炮击我阵地时，敌人步兵在阵地前方冲锋，这时我军火炮就应该炮击阵地前沿，消灭冲上来的敌军。我把炮火分为4个层次：60炮、82迫击炮应该打击我们阵地前沿300米地段，300米～1000米用122毫米榴弹炮，1000米～4000米用107毫米、130毫米火箭炮打，第四层敌纵深地带则由152毫米加榴，130毫米加农炮打。整个我防御正面敌人的前沿纵深都在我军的强大炮火控制之下。
7月11日半夜我给张又侠团长打电话，问他如果他当越军指挥官，假定凌晨3点发动进攻，部队应该在什么位置？他回答说应该在阵地前600～800米处，我接着说：“那好，你的部队在这个位置，我就打这里！你告诉赵扣斌（炮群指挥）准备开炮吧。”凌晨2:45分，我师监听电台里，又传来了短时间电流的沙沙声。然后听到越语的呼叫：“3点钟开饭完毕”。
凌晨3点钟，我下达命令：各团炮群开始对表。倒计时1秒时我下令：“炮火准备开始！”
刹那间，700余门大炮同时开火，天崩地裂，震耳欲聋，在曼棍洞师指挥所都能看到敌军阵地升起的火光浓烟，闻到随风飘过来的硝烟味儿。
首轮炮击以后，居然没有动静，监听电台也没有听到越军的反应。据后来抓到的俘虏供述；我军的第一轮炮击就打得敌人死伤惨重，两个营长都被炸死了，但越军的基本战斗队形没有乱，战前上司交代谁乱动枪毙谁！
在我二轮炮击过后，越军顶不住了，监听台里传来越军的一片慌乱呼救之声。本来按照越军的如意算盘是让突击队秘密运动到我前沿阵地，然后再猛烈炮击，部队一拥而上拿下我军阵地。但没想到我军先发制人，这一顿炮弹把越军拦腰斩断，救护、后勤、预备队（战后发现这些预备队的枪还都背在身后）都被消灭，走在最前面的突击队成了孤军。
但越军毕竟也是久经战阵的。武立从慌乱中清醒过来，马上下令其炮兵开始准备，隐蔽的敌军远程重炮群的炮弹纷纷落在我军指挥所和炮阵地上，造成了一定伤亡。“有来无往非君子”，敌人一开炮也暴露了目标。我下令远程火炮急速还击。只打了20分钟，监听台就听到越军在向上面报告:”中共军队的炮打得太准了，已经有27门重炮被击毁！”敌人的火炮老实了。
激战到7月12日中午，前沿指挥员和120团团长谢圣明向我报告，在南戛山凹处大约有一个营的越军正在休息待命。我一想，如果这个营投入作战，对我松毛岭部队威胁极大。于是我果断向易副师长下达炮击命令，我师的一个122榴弹炮营，配属我师作战41师榴弹炮营及130火箭炮共32门炮发出的炮弹劈头盖脸地砸向越军，越军被打得死伤惨重，完全丧失战斗力。“每门炮再打6发！”我再次下令。越军的一个营就这样全报销了。7月12日这一天，我军炮兵共打了3400多吨炮弹！仅一炮连就发射炮弹1983发，平均每个战士装填炮弹打13.1吨！
火炮要打得准，炮兵侦察是主要的，在现代化炮位侦察雷达还不能普遍应用的情况下，炮兵侦察员目视侦察就是很重要的。这些炮兵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为我们的炮弹“长眼睛”发挥了重要作用。老山地区地形复杂植被茂盛，为了发现敌人目标经常要爬上大树。指挥排长魏兴成和班长王心安，就是藏在大树上发现了好几处敌人的榴弹炮、加农炮和迫击炮阵地。并指挥我军重炮及时消除这些对我军威胁很大的炮兵。但敌人也不是吃素的，我军的炮兵侦察员是他们的眼中钉，王心安班长就死在越军的高射机枪下，前胸被打了个茶杯大小的血洞！
我们的炮兵神勇，步兵也是真正的英雄钢铁战士，从7月12日凌晨开始，越军不顾我军火炮给其造成的重大伤亡，按照原定方案向我119团所坚守的各个高地发起了几十次排、连、营、团规模的疯狂进攻。均被我军击退，战士们的英雄事迹太多了。我给你念几段中央军委嘉奖令和我们师陈培忠政委在向上级作的汇报材料吧。
中央军委在表彰四连为“老山英雄穿插连”的命令中写道：在还击入侵老山地区越军的作战中，这个连进攻时为穿插营的尖刀连，防御时担任坚守6个高地的任务。全连英勇顽强，能攻善守，圆满地完成作战任务，共毙敌228名，俘敌多人，缴获大批弹药、枪支和一批火炮……
陈政委在关于李海欣烈士的汇报材料中写道：7月12日凌晨4时50分、越军一个营和特工连偷袭我三排坚守的142高地，代理排长李海欣指挥战士们投入战斗，经过10个小时的激战，15名战士共歼敌104名。李海欣同志和其他几名战士英雄牺牲。142高地被命为“李海欣高地”。
7连在7月12日的防御作战中，在炮兵和兄弟部队的支援下，与敌两个加强营，两个特工连浴血奋战14小时，打退敌多次轮番进攻，毙敌274名，俘敌1名，击毁敌坦克2辆、军车一辆和大批军火……被中央军委命名为“老山防御英雄连”。
李海欣烈士
这方面的材料还有很多限于时间我就不多谈了。我讲的时间只有几分钟，但确是我的那些可敬可爱的战友兄弟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老山作战离开我们已近三十年了，但那些战火硝烟往事我永远都忘不了。
这时刘老夫人过来给我们倒茶水，插了一句话：“甭说老头儿忘不了，就是我都忘不了那些为保卫祖国边疆牺牲的战士，他们当时都那么年轻，还没享受改革开放后的小康生活……”
不用说小康生活，就是真正成家立业娶了老婆的又有几个？那阵子从中央到地方媒体，对“两山精神”（老山、法卡山）宣传得是不错，但又有几个女孩子能真心实意地对待我们的那些年轻的战友啊？刚才我讲的李海欣，河南农村的，老家的一个姑娘和他好了好几年了，当听他要上前线了，就跟他吹了！李海欣就给那个姑娘写了一封信，足足有十五页信纸，七八千字。信还没发出，他就带着上了阵地。
牺牲前，他用尽力气从衣袋里掏出那封被鲜血染红的信，对战友张庆龙说：“请把信……寄给……她。”说完就牺牲了！还有尹光忠、史光柱、张大权、杨如文、陈洪远等许多英雄烈士的影子，这些年始终在我的脑海里不时浮现，久久不能忘怀……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老将军讲到这里轻轻地把纸巾盒拉到了自己的手边………。
为了缓和一下气氛，记者问了刘老将军一个自己和广大军迷都很关注的问题：“刘司令，我很早就听说，7.12大反扑，当张又侠团长听说炮弹打没了，急得都晕过去了，有这么回事吗？”老将军听罢微微一笑……
这个故事有多个版本，但我认为都不太正确。第一，打越军7.12大反扑的119团的张又侠团长是位久经战阵的优秀指挥官，4.28收复松毛岭之仗就是他指挥的，他不会这样“不经事”的。再有一点可能是张冠李戴了。7.12炮战最激烈的时候，是有位副团长向师里报告“粮食（炮弹）不多了”，但这个电话绝对不是张又侠打的。
还有一点我必须指出：前线指挥员讲的炮弹不多了，是有“水分”的。他们讲没炮弹了，实际上还是有“存货”的，只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所以他们都是多要少打，尽可能多存点炮弹。不过打7.12大反扑时，一线的炮弹确实消耗得很多，单凭军区的后勤车辆已难保障了。
在炮战最紧张时，我们昆明军区张铚秀司令员亲自出马，下令在公路拦截民用车辆，无论你拉的什么货，就地卸下，保证你不会损失。然后派人押车，到燕子洞（昆明军区最大的炮弹储存库）区拉炮弹。前后可能共征用了800多台民用车辆。那时，战区的百姓，尤其是司机们觉悟还是很高的，他们不要报酬，任劳任怨，冒着危险把炮弹送到了最前沿的炮兵阵地，受到了战士们的一致好评。
1984年7月12日19点50分，老山地区从凌晨开始的隆隆炮声渐渐平息下来了。越军在付出近7000人战死的惨重代价之后，连我们的一个高地也没夺去！
越二军区司令武立在总参谋长黎中逊面前羞愧难当。不过这位参谋总长还算“大度”，他对武立讲道：“你就是没抓紧时机，再早20分钟进攻，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您觉得是这样吗？”记者问老将军。
那他是自我安慰，就是越军早进攻两个钟头、两天，他们也打不赢我们！当然此仗我们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伤亡了500多人，其中的一个连队最后只剩下32个人。“军队的伟力在于民众”，云南边疆各少数民族群众，民工、民兵也为作战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 7月12日以后，敌人虽然仍不时骚扰我们的阵地，但再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武立三天收复的计划，仅7月12号一天就把他们彻底打服了!
战后的日子，如何处理敌军尸体成了大问题，有的地方的敌人死尸堆了好几层，天热又不下雨，都腐烂了，用白酒、消毒液带两层口罩都不管用，那个味儿离着老远就闻得见。让他们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收尸，白天空手打着白旗来，可他们不听，晚上打着手电来，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后来只好由我们去处理。我军烈士有的残肢断臂也很惨，我们找了三十多个木匠，昼夜赶制棺材，按照烈士军帽、衣服和鞋底的编号姓名一一装殓好装棺入葬。
7月30号以后，我们师把老山防务交给11军32师后，撤到马关地区休整。1984年底我到14军任副军长。1989年我调云南省军区，又到云南前直到1991年初老山地区作战结束，可以说14军老山作战由我开始，也由我结束。1992年5月我又担任云南边境扫雷指挥部总指挥长。多年的战争，敌我双方埋了数以百万颗的地雷和各种爆炸物，给我们边民造成了重大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死伤数字我就不讲了，只举一小例子：在一个村寨里有户人家，7个人只有8条腿！
扫雷和打仗一样责任重大，我兢兢业业干了几年，在一线战友的艰苦努力无私奉献之下，我们创造了世界扫雷史上的多个第一：扫雷部队未死亡一人，速度比外军快3倍，外军扫雷每平方米耗资2美元（约合16元人民币），而我们只花费人民币4分钱！扫雷任务完成后，我去国防大学进修了一段时间，又任云南省军区副司令。现在我虽然退休赋闲在家，但我仍关注着军事和国家安全，如果有需要我这个老兵，我还会发挥余热，挥戈上阵的。
陈赓大将的次子，原14军40师副参谋长兼120团团长，后任重庆警备区副司令的陈知建少将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刘昌友将军：“刘师长是我军培养出的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他打仗胆大心细随机应变，又敢于承担责任果断干练，是不可多得高级将领。在当时我们14军40师的广大官兵中有崇高的威望，他们都认为有刘昌友师长带领他们作战，能打胜仗，少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都认为能在刘师长麾下当过兵、打过仗，是他们人生历史中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
老山主攻团四十师一一八团刘永新团长
原40师118团参谋长杨工力讲述的老山进攻和防御作战。
我出生在干部家庭，父母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军人，建国后转业到地方，先在沈阳112厂，后来到了兰州504厂。建设大三线时又到了四川乐山，“文革”中成了“走资派”，我也沾了“光”，下乡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后来“侥幸”入了伍，1972年底到14军42师126团，我们团是诞生于淮海战役的英雄部队。1964年大比武热潮中，因在云南石鼓镇武装泅渡金沙江而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我当兵时，部队已经不搞“文革”运动了，大练兵抓得很紧。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的单兵素质有了很大提高，获益匪浅。
当时最难的就是全副武装野营拉练。每人负重20多千克，徒步三十多千米，有时还要带战术背景的长途奔袭，日夜兼程，急行军、强行军。战士们体力消耗很大，为了补充体力，我每到一地都用自己津贴买些老乡的鸡蛋，煮熟给班里的同志补充营养（杨参谋长因是干部家庭，所以经济相对比较宽裕），这个“好习惯”到以后我当干部时仍保持着。
朋友们还有印象吗？杨工力参谋长曾经分别出现在8526楼 8551楼 8555楼，在扣林山的战斗中，他是十四军的特派员，到收复老山时已升任一一八团参谋长了。
前排左一是杨工力参谋长
那时部队提干都是从优秀班长中选拔（“文革”中部队院校都停办了），而我没当过班长，倒成了参谋。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小就爱写写画画的本领被机关领导发现了，就把我调到团作训股，帮助测绘和管理地图。开始画得不行，但我的“底子”好，很快就冒尖了。
一次昆明军区军训部的领导来我们团检查工作，一下子相中了我画的图，决定调我去军区，但团里又舍不得放我。正好当年还有提干指标，我就从战士成了参谋。当时我很高兴，但也没想到在这岗位上（团、师、军、军区各级作训部门）一干就是18年。
按照严格定义，参谋是军队各级司令机关参与谋划、承办各项具体业务的人员，有作战训练、情报侦察、军务管理、炮兵、通信、工兵、防化等兵种部门之分。各级参谋都是围绕首长定下决心和实现决心工作的。其中作训部门是参谋工作的核心，平时负责部队的训练，战时负责保障首长指挥作战。
这些职能要求作训参谋要能站在首长的角度考虑问题，主动积极为首长定下决心做好准备。因此作训参谋不仅要具备六会（读、记、算、写、画、传）基本功，而且要敢于主动向首长提出合理的建议。这样讲可能比较枯燥，下面我讲一个自己亲身参与的作战实例。
1981年扣林山拔点作战时，我跟随42师126团行动。
攻打1574.7高地预定时间是6点发起攻击，可到了时间，目标都被云遮住了，无法炮火准备。后又决定6∶30分开炮。而这30分钟时间内，目标几度出现。可到了6∶30分，目标又看不见了，只好又顺延半个小时。这时天已大亮，头天夜里秘密潜伏到敌人前沿的我攻击分队已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不能再拖下去了。于是我向师长提出建议：什么时候目标看得见，就什么时候开炮吧，就别死等整时间了！师长一听马上说：杨参谋说得对，这不是演习，一切从实战出发！于是在敌目标显现的有限时间内，我军迅速开炮，猛烈的炮火将敌人的工事摧毁，部队马上发起冲击，顺利完成任务。
在扣林山作战中，我既是参加者，又是观察员，向军区领导实时报告作战实况是我的主要任务。当时在昆明军区作战部的参谋曾岩是我在军校的同学，我把实况报告给他，由他向军区领导传达。因为是老同学很熟，我讲话又很幽默，所以报告是绘声绘色，还带些调侃。谁知曾岩把我的电话用麦克风扩大了，使在场的所有军区首长都听到了我的“实况转播”。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战后，我回军部，在办公大楼碰见了军长张景华。他一脸严肃地问我：“那天你在电话里讲的都是些什么呀？”我一听，心想坏了。可老军长又笑着说，你的报告不错，真实、形象生动，犹如“身历其境”！
后来我找到曾岩“质问”他，他说：“军区首长不让关麦克风！”
多年以后，我们军区的查玉升副司令员（原13军军长）看见我，还饶有兴趣地提起那次收听扣林山作战“实况转播”。
1984年4月28日开始的老山地区作战，是我几十年从军生涯中最紧张、也是最值得回忆的。这其中有许多事情，限于贵刊的篇幅，我就择其要点谈谈吧！
老山作战通常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进攻，第二防御，第三轮战。当然也有把一二阶段合称为首战的。
老山作战时，我是主攻团40师118团参谋长。战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协助团长刘永新定下决心，组织各种作战保障。
当时师里的方案是：我们师的3个团118、119、120团同时上；119团打松毛岭（666.2高地），我们团和120团合打老山主峰，战斗分界以老山主峰划界一家一半。对此我不以为然。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有血的教训。1980年10月，云南省军区独立师和文山军分区部队共同攻打罗家坪大山主峰。虽然上面有统一指挥，但是真打起来，两支部队各打各的，造成不小的误会。这回不能让覆辙重现！但军令如山，我们又不能不执行。
当时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师方案中寻找有利于我们团的条件（即力争由我团自己打老山主峰）。我认真分析了地图，发现一条山脊线直通老山主峰，如果沿这条山脊划界，老山主峰就会划到我们的任务区内。我说服刘永新团长向师里请求这条划界线，获得了批准，这样总算在被动中争取到了一点主动。
后来军里又否定了这个方案。军长指出打仗不能像平时工作那样找平衡，照顾不了那么多人情（当时各个团都想打仗，好立功），应该把最强的部队用到最重要的任务上。结果，由我们118团打老山，而120团则作为师预备队。
从我本心来讲非常赞同军长的决定，虽然这样我们之前的努力泡了汤，但心甘情愿。
您已经采访过我们师长、团长和多位参战的同志们，有关军里对我团攻击、穿插、助攻路线的的规定（虽然，军师领导决定由118团打老山，但在118团具体的作战部署上又规定过于具体，客观上限制了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弧胆英雄》一文中已有涉及，我刊会在以后的系列文章中再详细披露这方面的情况），我不想说了，我只是谈一下自己在当时的一些主张和意见，尽管有些没有落实。
杨参谋长（坐者）在听取情况汇报
在研究我团战斗部署时，从上到下，大部分人的意见就是后来实战采取的方案，即沿老山两翼骑线向主峰实施突击，左翼（东线）为主攻，右翼（西线）为助攻，纵深向敌后要点1072高地穿插（断老山溃敌的退路，阻敌纵深的援兵）。而当时我的方案与众不同，即左右两翼均为助攻，集中团主力于正面攻击老山主峰。但当时我这个方案是“有悖传统原则，合者甚寡”。于是我提出：在保证两翼进攻穿插的情况下，在正面布置一个连助攻。如果还不同意，至少，布置一个排佯攻，吸引两侧敌人，策应主攻部队。
果然军、师两级都不同意我的方案，他们讲如果照我的方案打，会放跑两翼的敌人，达不到全歼老山之敌的目的。但他们同意放一个排于正面佯攻。于是我就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力”并在刘永新团长的支持下，把这个排“加强”到了一个连的兵力，由一位能干的副连长指挥，从老山正面小坪寨方向直插主峰。但美中不足的是战斗打响后，他们走偏了路，从老山主峰左翼59号高地正面冲出来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发挥了很大作用，配合臧雷的3营一举夺占了59号高地。
我之所以“别出心裁”地提出这样一个方案，其实也是受扣林山成功之战的启发。当时126团攻打扣林山时，其2连本来是在正面实施佯攻的，但战斗发起后，2连却一个猛冲就攻上主峰，打乱了敌人的既有布置，加快了战斗进程。老山地形和扣林山很相似，我想可以应用这一成功战例。
还有，越军的中高级指挥员都是我们教出来的“学生”，他们对我军侧翼包抄、穿插迂回断敌退路、力求全歼的打法很熟悉，而且早有准备。从我们团缴获的越军老山地区防御决心图上即可看到这一点。左翼我穿插一营遭受重大伤亡就是正好中了越军的“袭”。而老山主峰地区敌人防备表面虽强，但没有纵深，一旦被我攻破就土崩瓦解了。话说回来了，尽管方案有误，各方面协调配合不够理想，但由于我们118团全体参战弟兄们不怕流血牺牲，加上训练有素的作战技能，我们还是比预想的（收复老山时间，伤亡数字）要好得多。结果，干净利落拿下老山！
老山进入作战开始以后（指备战预备期），我调任118团副团长。当然主要方面还是协助刘永新团长，但有时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也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打了几次好仗，讲给你听听。在一四工程（老山作战炮击行动代号）中我负责组织指挥全团和加强分队炮兵，经常抵老山前沿，检查一线部队战况。
有一次，我带团炮兵股长直接到了国境骑线上的80号高地和100号高地。我让炮兵股长爬上一棵大树观察敌情，发现了敌一个班哨营房，马上命令团100迫击炮来个齐射，当场毙敌7名！敌人旋即发现了我们，我们马上就撤，结果毫发无损。还有一次2炮连执行任务，因为阴天下雨，目标看不见，一整天也没机会开炮。连长请示我怎么办？我自作主张让他们留在前沿别动。第二天我到了这个连，连长问我怎么办，我命令他们就地构筑发射阵地，以老山主峰为目标，在地图标定射击诸元，把携带的炮弹都打光，然后马上撤！连长很高兴，依令而行，打完炮弹后全连顺利撤回。
当天晚上，军、师发下战况通报，我们下午的炮击给在阵地上勘察地形的敌254炮兵团的一个营指挥所以重大杀伤，击毙敌大尉营长1人、连长2人，重伤连长2人。军师通报给炮2连记集体二等功，我听后很高兴。但副军长又来电话追问，是谁下令让这个连多留了一天？指挥员擅作主张，要追查责任！结果2连立功！我做检查。但不管怎么着，反正是消灭敌人，我从心里还是很痛快的。
1984年7月12日以后，我团在那拉地区担任防御任务。据前方阵地报告，距我145和149高地当面的敌156高地上发现有敌情，白天能听到声音，晚上看到灯光。我到前沿阵地上经过反复侦察后，认为这是敌人在7.12大反扑失败后秘密留下的据点。这里紧贴着我们的阵地，平时是“触角”，时刻监视我们的动静；战时是跳板，可以预先屯兵，缩短冲锋时间。必须拔掉它，不能让它做大！我组织步兵2连和3连各一个排，和团侦察连的一个加强班、工兵排的2个班、师防化连的一个喷火班，由原一营长刘年光带领，在师团火炮的支援下，攻占156高地，歼灭守敌。
方案翔实完善正确，工兵、侦察各分队行动迅速秘密准确，各分队准备充分，黎明前5时30分，师、团的炮火准备开始。14军和军区的炮火也向老山的其它地区展开炮击，以分散敌注意力，策应我们的行动。我的指挥位置在1连的阵地上，距敌不到300米，可直接观察指挥作战。在我半个小时的猛烈炮击过后，敌人阵地浓烟滚滚，我军乘胜出击。敌人一个排30人的兵力，除去在表面阵地被我消灭的之外，那些躲在隐蔽部里的残敌，都被我喷火兵给烧死了。
此战我军共缴获手枪一支、望远镜一具、冲锋枪17支、轻重机枪和高射机枪各一挺，子弹若干发。而我只伤9人，打了一场干净利落的歼灭战。
1984年7月12日，越军以加强师的规模向我老山地区发动空前的大反扑，妄图夺回老山。他们的进攻重点是119团防御的松毛岭和那拉山口地区。我奉命率118团的1营作为师的预备队进至119团指挥所附近待命。119团团长张又侠原是我们团的副团长，他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知道我来了，就邀我进入他的指挥所。他在里面的一间小房子里，有什么战况，外屋的参谋们就从一个小窗户把电话递给他。
战斗太激烈了，敌人不顾重大伤亡，拼命往上冲。到上午10点左右，团营属的迫击炮弹（60、82、100迫）已不多了；军、师炮群的大口径炮弹也见少了。敌人利用我火炮减弱的机会，突破了那拉山口前沿的142高地侧后。团指挥所前面也冲过来一批敌人，情况万分紧急。我见状，忙出去拿了一支冲锋枪和几枚手雷，放在脚下，以防不测。但此时张又侠团长表现出临危不乱的大将风范。他沉着指挥，命令各营连及时投入预备队，增援防御部队，同时集中现有火炮和炮弹用于最危险地区，稳定了战局。
上午11点左右，大批炮弹直接运上炮位。猛烈的炮火把刚取得一点“战果”的敌人都消灭光了，纷纷退了回去。这时张又侠团长适时指挥炮兵转移火力，在敌退路清水河一线进行拦阻射击。接着119团不失时机，投入反击，一举收复142高地。黄昏前，我军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反扑。7.12之战共毙敌4800余人，敌我伤亡之比为100：1，从此越军再也没有对我发动过“像样”的反扑……
老山之战已经过去三十多年，虽然战火硝烟和为国捐躯的烈士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但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血染的历史。
纵观世界科技和战争的发展，相对于冷兵器和二战以来的战争，人在其中的作用似乎越来越靠后了。但先进的信息化武器发展和“居安思危、忘战必忧”的思想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在现今的中国军队中，必须把这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使我们的人民军队立于不败之地！
杨参谋长（左三）记者林儒生（左一）陈洪远（左二）赵明（左四）
我叫赵明，出生在军人家庭，父母都是早年间投身革命的“三八”式老干部，后随二野刘邓大军南下来到云南。我这样讲并不是特意炫耀自己的家庭，而是要说明我之所以坚决要求参战、不惜“以马革裹尸还”的决心来自父母的遗传基因！
我是1979年底从云南蒙自入伍的，不久就被分配到昆明军区外语翻译训练大队学习越南语。针对当时昆明军区所面临的特殊情况，大队主要是学习东南亚国家语言，如老挝、泰国、缅甸、越南等国语言，即所谓的“小语种”。那时1979年初的对越自卫还击第一阶段作战刚刚结束，越军不思悔改仍在边境“惹事生非”。
云南前线军事斗争形势很紧张，急需越语人才，以加强部队的情报工作（含侦听、捕俘、破译、审俘、宣传、联络等），我参加了越语培训。在学校我们主要学习的是越南军队有关政治军事方面的官方语言，和一些与作战侦察情报有关的越语基础知识。我学习是十分努力的，成绩也一直很优秀。
当时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到华侨农场实习（越南在1975年统一以后，积极反华排华，将大批华侨驱赶回中国。国家为了安置他们建了多所华侨农场），那里的很多老华侨越语都很娴熟。1983年我毕业后，因成绩突出，被留校任区队长，但当时战争的气氛已经浓了。
1984年春节刚过，突然接到军区情报部的电话，让我马上到宜良（40师部）报到。当时我正在昆明家中吃饭，接到电话，我放下碗筷，马上乘小火车南下（云南有法国人统治越南时期修造的窄轨铁路，故名小火车），到40师政治部报到。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是到主攻团（118团，负责攻打老山主峰）还是到助攻团（119团，负责攻打松毛岭，即662.6高地）我毫不迟疑地回答，到118团去！
这样，我的身份就是军区情报部配属到老山主攻团的首席越语翻译。
在40师师部接受完任务之后，我又连夜乘小火车返回昆明，这时天已大亮。到118团驻地（昆明金殿后山），见到了刘永新团长，他问我吃饭没有，我说没吃。他马上就让炊事班给我煮了一碗面条，饭后和团政委及团领导见了面。
在118团，我遇见了14军的军政委荀友明，他和我父亲原来就是老战友。他听说我要去主攻团，就问我说，你父亲知道吗？118团是此次主攻团，任务艰巨，危险性大还是留在军指挥所吧！于是荀政委不由分说又把我拉回干休所。回到干休所家中，我们老爷子就一句话，“上级分你到哪里你就到哪里，不能当‘狗熊’马上返回作战部队！”当晚我就又回到118团。
在这里我要讲几句题外的话。那些年一部热播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大战在即，指导员赵蒙生（高干子弟）的母亲（老干部）打电话到军部要求把赵蒙生调回后方。这样的事，我不敢说没有，但在我们那里绝对没有！军长、师长的孩子，团长的爱人及多位干休所老干部的子女都在一线部队！
大战在即，我当时有一种既兴奋又害怕的感觉！
那几天，我们都做了开战前的准备，剃了光头，学打绑腿。军人服务社（小卖部）里的香烟、罐头都卖光了。我也一样，把口袋里的钱都买了吃的！此一去，生死难料，先吃饱吃好了再说！
当时为了隐蔽开进，我们都是昼伏夜出，白天休息，晚上摩托化行军。军区22、23汽车团负责运我们。第4天我们抵达麻栗坡县城，当晚就到了南温河乡。这是我们118团战前屯兵训练的所在地。各营连排都分住在各个村寨里，都是大山沟，很偏僻。部队一住下，团里马上开始紧张的备战工作。主要分作战和政工两大部分。当时的军委 邓小平有指示：“老山作战要多抓俘虏，不能枪毙俘虏，要宽大俘虏。”上级规定抓一个立三等功，二个二等功、三个一等功。我用越文配上汉文印了许多战场喊话的小册子，到各连队驻地去散发，深入到临战训练场地，并教战士们用越语喊话：“缴枪不杀！举起手来！我们宽大、优待俘虏！”等。
1984年4月25日，刘永新团长对我讲：“赵明，你带上几个侦察兵，去把我们团开进路线上村寨的狗都打掉！”于是我带上侦察兵，在各村寨民兵的配合下，用微声冲锋枪把狗都打死了。当时看着怪可惜的，就把狗给煮上吃了。其实在战前我们已经动员当地村民把狗处理掉，可是还有狗，所以我们将它们给“毙了”。
打完狗的第二天，118团正式向进发地开进，我跟随团指挥所行动。团指挥所设在老山半山腰的一处简单构筑的坑道里。
1984年4月28日凌晨，收复老山的战斗正式打响。这次作战在当时是有战略意义的，由中央军委、昆明军区（前指）直接指挥，从上到下都极为重视。在新闻报道、舆论宣传方面也是高规格的。《解放军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记者、摄影师也直接到我们团现场报道摄影，由我负责他们的行动，团里又专门配备了一个班的战士，负责我们的安全。
1984年4月28日5时55分，是我终生难忘的时刻。收复老山的万炮齐发的那一瞬间，大地在颤抖、天空在燃烧。几百门大口径火炮把还下着小雨、黑沉沉的天都打红了。飞行中的火箭炮、榴弹炮、加农炮、迫击炮炮弹带着不同颜色的尾焰，像飓风像闪电飞向那些忘恩负义的“白眼儿狼”。
八一厂的摄影师们紧张而兴奋地拍摄着这令每一个中国人看了都会血脉偾张的炮击画面……
炮击过后，越军开始还击了。由于他们的炮弹都装了瞬发引信，触到树木、竹子就爆炸了，没有死角，所以给穿插一营造成了很大伤亡，二连副连长丛明就倒在血泊之中。他是干部子弟，父亲是原昆明军区联络部副部长。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在老山半山腰告别时，他对我讲的话：“兄弟，明天老山主峰见！”
越军的还击越来越猛烈了，炮弹在我们的前后左右炸响，我们连忙带着各种器材跑进了掩体，黑暗中有人把头还碰破了。这时我突然听到刘永新团长在喊我：“赵明、赵明，主峰上抓到俘虏了，你马上上去！”我听后带着侦察兵和警卫班的战士向主峰爬去。那几个记者也跟着我们一齐向山上爬。到59号高地时，一发瞬发引信弹在半空炸响，炙热的弹片把我那件“的确凉”军衣左肩处穿了一个洞，如果再偏一点，那我就彻底“光荣”了，那件衣服我至今还珍藏着……
战场是残酷的，战友们被炸残的肢体、肠子挂在树上，胳膊大腿都找不到了，只有血淋淋的绑腿缠绕在荒草树枝上……
趁着敌人炮击的间隙，我滚到了山坡的反斜面，来到了主攻营3营长臧雷的指挥所，询问了他关于俘虏的事，然后继续向主峰爬去。这时我碰到了团侦察连副连长杨显文，他对我说：“跟我来翻译官。”路上刚才一发炮弹炸死了四、五个战士，残肢断臂都挂在了树枝上，我们几个迈过还在流血的软绵绵的战士遗体，爬上了主峰。到了一问，才知道俘虏已经送下山去了。
我马上转身飞速下山，询问不见俘虏的下落，只是有好多伤员等着后送。我问后勤处长，他说他也不知道谁是俘虏。情急之下，我用越语喊了一句：“谁是越南人！”果然有个小瘦子哼了一声。我冲过去一把拎起了他，我身旁的一个军务参谋猛地拔出手枪吼道：“老子打死你！”我急忙拦住了他。
对了，我还忘了一件大事：当我爬上主峰以后，一个连长交给我一个大背包，里面用塑料布包着一个大竹筒。打开竹筒一看里面是用油纸（防潮）包的文件，我一看是用越文写的1982年1509高地防御作战图，这数据是越军根据老山主峰的海拔高度起的。而我军标定的老山主峰的海拔高度是1472米。之所以有差距，是因为我国大陆的海拔基准点是以位于青岛的黄海海平面为0米，而越南依据的标准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我知道这是一份极重要的作战文件，就带好下山了。
我下到半山腰的团指挥所，见到了刘永新团长，并把文件内容讲了大概。刘团长很重视，并嘱咐我一定把这份文件亲自交给师和军的首长。
赵明（右）和战友蔡新民在清查作战中缴获的越军情报资料
再说抓到俘虏以后，怎么向后方送又成了问题。找不到车，碰巧有一位也是军队大院的伙伴，他开着一辆通信车去师部，就把我们捎上了。我押着俘虏上了车，那家伙头发很长，又黑又瘦，腹部受了伤，可能很疼，一个劲地“唉哟”。
我也没让他好受，摁着他的脑袋，指着车窗外我军的炮阵地让他看，用越语对他讲：“看看我们的大炮！你们还敢跟我们叫板，早晚把你们都灭了！”他一声不敢言语。到了曼棍洞师部，卫生所的医生赶忙给那个俘虏展开紧急治疗.不能让他死了啊！
安置好俘虏，我就把缴获的文件交给了师长.通过我的翻译，知道了其实早在1982年，越军的作战计划就把我们118团穿插一营的集结地划入了他们火炮的集中射击点，致使进攻还没开始，一营就伤亡了几十人。而当初刘昌友师长他们选定的路线是在这条路线以下400多米处，是14军的军领导改变了正确路线，才导致了重大伤亡。
离开师部，我又奉命向军领导汇报了缴获的文件和主峰的战况。这时军政委说你不要再回前线了，留在军指。我坚决不同意，拿上两个苹果爬上弹药车连夜又返回了前线。
从曼棍洞到老山山底的车程只有两个多小时，但有敌人炮火袭扰很不好走。从军部出来又没有车，我只好站在路边等。不大功夫，来了辆拉炮弹的大卡车，我和司机打了招呼就爬上车坐在弹药箱上，摇摇晃晃地走了两个多钟头才到山底下。下了车我开始上山。团指挥所在老山主峰我方反斜面的半山腰处，因为这里靠前线已经很近便于指挥，还有由于在一个很陡的斜面上，敌人打来的炮弹基本上伤不着我们。
刘永新团长是侦察兵出身，他选的指挥所位置是很妙的。但当我来到团指的掩蔽部时，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连哨兵也没了。我心想坏了！不会是让越军的特工给连锅端了吧？想到这里我连忙掏出手枪，打开保险。另外我的背囊里还有一颗威力很大的手榴弹（光荣弹）和一块压缩饼干（塞在防毒面具里），这都是为最后准备的。
我进了坑道还是一个人也没有，出了坑道，我朝有火把的地方走去，这回看到了战士们。我连忙问团指挥所的人都哪去了？他们说团长带着指挥所的人都上老山主峰了。我一听也转身向主峰爬去，这是4月28日一天之中我二上老山了。等我摸着黑跌跌撞撞摸上主峰时，天已经麻麻亮，是4月29日了。我碰到一个送饭的炊事员，他给了我一个用塑料包裹起来的饭团，还有一点粉丝炒肉末。其实饭都馊了，但我已一天没吃饭了，也就顾不了那么多，几大口就吃完了那些馊饭菜。
吃完了饭，我碰见了向坤山副团长，他精神很沮丧。当时我并不知道其中的隐情，后来才得知，由于他率领的穿插一营没有按时到位，因而受了“贻误军机”的处分。责任其实并不在他。接着见到刘永新团长，他也是一身泥水，正指挥部队打扫战场、抢修工事，准备打敌反扑。阵地上的人都忙活了半天，很累也很冷。这时刘团长对警卫员喊了一声：“拿酒来！每人喝三大口！”我们喝的是当地老乡用苞谷（玉米）酿的酒，没什么香味，但劲儿很大。伴着雨声和炮弹声，我连喝了三大口，又累又困加上酒劲儿，我一屁股坐在泥浆里就睡着了。后来战士们见状把像泥猴似的我拖进坑道，在里面我睡了一会儿。
当清理战场时，刘永新团长通过仔细核算，发现主峰阵地上敌人的尸体很少，与战前我们掌握的敌情对不上号。就下令仔细再找，果然在一个被炸塌的工事下面挖出了51具越军尸体。后来又在别处找到了几十具敌尸。
这时虽然主峰阵地战斗已经基本结束，但个别隐蔽的敌人还在顽抗。我们一行人正走着，突然从一个残存的敌军工事里扔出了一颗手榴弹，正落在一个班长的脚下，“咝咝”冒着烟。跑是来不及了，我们就连忙向后倒下。也是万幸，那个手榴弹是个臭火，没有炸！我们躲过了一劫。我们向里面喊话，但越南鬼子顽固得很，还在往外打枪。实在不行我们就使用火焰喷射器，把里面的20多个敌人全都消灭了！
在山上的几天里，我主要是搜集敌人留下的资料，核查我军的确切伤亡数字及烈士遗物等。当然还有我的主要工作——侦听敌台、分析情报。4.28之战后第二天晚上，我听到了敌台用越语和汉语同时广播的被他们俘虏的某部副指导员汪斌的所谓“讲话”。他说我们收复老山是侵略行为……汪斌这个人我认识，备战训练时我到他们连教过战场喊话，还在一个床上睡过觉。他被俘后经受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变节了，供出了一些“情报”。战后双方交换俘虏时，他回到了国内，被解除军籍回乡务农了，据说生活得还行。
由于部队减员很大，所以必须补充新兵（预备队）。我记得在一个叫曼汶的苗、瑶族同胞居住的小村寨里，新兵们都在那里列队听首长做战前动员。当时新兵们看到我们这些老兵都悄悄地问：“老兵，老兵，越南人厉害不，好打不！”刘永新团长轻蔑地说：“小越南，不够打的，怕啥子！”由于我一直在搞敌工情报工作，也真实地体验了战场的残酷性。客观地讲，越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以抓俘虏为例，4.28之战我们只抓了那么一个俘虏。收复者阴山和防御作战期间也只抓了3、4个俘虏。我翻译的越军作战文件表明：他们对我军的战略意图、战术布置、人员装备及指挥员姓名、部队驻地也是比较了解的。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比越军还是要强多了。
老山作战期间，我们几乎破译了敌人的全部电报，而他们做不到。前沿阵地报话机明语通信，对方很容易截听到，我们改用云南少数民族语言通话，而且经常换。云南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越军情报人员有天大的本事也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再比如老山骑线拔点作战期间，西方和我国关系正在“蜜月”期，我们引进了不少先进的侦察装备，如从瑞典进的“辛伯林”炮位侦察雷达，对方一发射，数秒钟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门迫击炮的准确位置，马上来个炮火覆盖，他转移都来不及！后来我们又从美国引进了专门侦察身管火炮的炮位侦察雷达。这些高精尖装备都给了越南军队以沉重打击，再加上我们国内强大的军工生产力，这些都是越南人无法比拟的。
4.28之战后，战场稍微平静了一段时间，但我们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获知敌人正计划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准备夺回老山。我们师的部队也在紧锣密鼓地做准备、打敌反扑。果然，1984年7月12日凌晨，技侦大队破译了敌人的电报——“4点钟吃饭。”按照通常规律，吃完饭敌人就要开始进攻了。于是我们随即抢先对敌展开猛烈炮击……您已采访过刘昌友师长，详情我就不多说了。
119团正式在7月12日接手老山的防御。在146高地，可以听到、看见越军在喊话。我和杨工力参谋长要过封锁区时，战士们讲：越军看见穿四个兜、新军装、肤色白、挎手枪的就认为是当官的，他们的狙击手就会把你干掉。为了以防万一，我们用泥巴把皮肤弄脏，衣服也涂上泥浆，把手枪藏在衣服里面，又拿了根树棍装成伤兵，才安全地通过封锁线。
战场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有一次，当军工用骡子把战士的遗体驮下山时，突然听到有呻吟声，赶忙查看，原来那个战士并没有死，于是紧急救护……
战争中死亡的不仅有我们的战士，连战区的老百姓也不能幸免。我们的一个房东叫潘老三，他对我们非常好，也被敌人的流弹打死了。
当时有多位军旅作家到前线体验生活，我向他们提供了很多越文的资料，包括一些越军的书信，对他们帮助很大，他们都叫我“熊猫”翻译。
云南边境那边很热也很潮湿，能喝到一口干净水，也是很幸福的。偶尔打开一瓶桔子罐头，谁先开的谁就会抢先把糖水喝光。那边蛇非常多，有一种金黄色的蛇，能在竹梢上飞，一闪而过。我瞅准了用刺刀砍去，蛇一分为二，把钢盔装上水，煮蛇肉吃，连盐也没有，但汤像牛奶一样，很白很鲜。
那时走路，尤其是晚上更要加倍小心，除了熟记口令之外，我们都唱那首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因为越南人不会唱这首歌，而邓丽君的歌他们都会唱，他们的特工也是很狡猾的。我们一边走一边叫“我是中国人不要开枪”。那时发生的事，喜怒哀乐的事情很多，就不说了吧……
战后我立了三等功，我用“大重九”烟盒纸写了入党申请书。后来参加了英模报告团，在贵阳等地巡回演讲。在部队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在全民下海热潮中我也下了海，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拼搏，也算是一个成功人士了。
1983年12月5日，原昆明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步兵师受领作战任务。收复被越军侵占的我老山地区，形成有利于我方的边境态势。118团被定为40师的主攻团。主要任务是攻击并占领老山主峰。部队经过短暂的准备后，于1984年2月16日夜采取昼伏夜进的方式摩托化开进，于2月20日凌晨一时抵达麻栗坡县城西南20多公里的南温河一带，集结完毕即转入临战训练。
为了确保夺回老山的绝对把握，原昆明军区领导根据中央军委“杀鸡要用牛刀”的指示，对四十师又加强了炮兵第4师、14军炮兵团、41师炮兵团、步兵第122团、昆明军区通讯团、军区工兵第7团、汽车第22团、军区敌后侦察大队、42师侦察大队和麻栗坡县民兵团。同时，原昆明军区为了在战略上麻痹越军，采取隐真示假的手段，调动了500部各种型号电台，并配以少量佯动部队，造成我企图向越南黄连山省进攻的假象，成功迫使越军调动其主力316Ａ师、311师向西移动，以加强其西线防御。
在临战训练期间，我参战各部队针对老山战区的地理特点和越军防御特点，组织部队熟悉地形、强化训练、研究战法、模拟演练，并对作战武器和器材进行了大量的技术革新。至1984年4月25日止，我军完成了进攻老山的一切准备。
这次老山作战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4月2日至4月27日，主要以部分炮兵对越军的军事目标进行火力打击，造成敌人的错觉；第二阶段，从4月28日至5月1日。主要任务是收复被越军侵占的领土，清除敌人在我境内的各种军事设施；第三阶段，从5月2日至8月30日。主要任务是转入防御，打击敌人可能发动的各种进攻。
此次老山作战，第40师在各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共歼敌7100余人；击毁敌人火炮188门；坦克四辆；军车78辆；摧毁敌弹药库、弹药所62个；营房350余栋。
在我军发起进攻的第一天，我“老山主攻团”即毙敌341名；俘敌7人；缴获冲锋枪264支；轻机枪15挺；重机枪17挺；高射机枪15挺；四零火箭筒17具；六零迫击炮12门；八二迫击炮8门；八二无后坐力炮13门；电台11部；各类炮弹8千余发；手榴弹5万枚；子弹32万余发。在后期的防御作战中，战果更为显著。
战后，“老山主攻团”涌现出史光柱、陈洪远、张大权、尹光中4名一级战斗英雄；8名二级战斗英雄；还有一大批英模集体。全团荣立集体三等功。
步兵五连是二营的尖刀连，九班是五连的尖刀班，主要任务是沿连队的攻击线路为全连开辟通路。
开辟通路就是在部队发起攻击前，派人将敌人防御前沿的障碍物拆除，为攻击部队疏通道路。在老山地区，越军为了阻止我军进攻，在其阵地前沿设置了宽正面、大纵深的防步兵雷场。所埋地雷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压发雷，只要是有一定压力，它就爆炸；另一种是绊发雷，就是用头发丝粗细的铜、铁丝将地雷单个或串联起来挂在树枝上、草丛里或人行小道两侧，只要有人绊住铁丝，马上就会引起连锁爆炸。
我军的作战传统是阵地指挥员带队冲锋，这次老山作战也不例外。
步兵五连的进攻由游副营长带队。第一个进攻目标是21号高地，尔后顺22号、45号、50号高地向主峰发起进攻。
1984年4月28日凌晨1点30分，九班韩班长带着全班悄悄摸到21号高地前沿展开，开始秘密排雷。当时雾大天黑，伸手不见五指，再加上排雷不能出现任何声响，以免暴露企图，所以排雷效率相当低，一小时只能前进20来米。
凌晨6时左右，我炮兵开始向敌实施火力急袭。趁此机会，九班采用导爆索开辟通路，但由于草深林密，30米长的导爆索无法伸展开，连续三次发射都不成功。这时候，我军的炮火已经开始延伸射击，按战前部署，这预示着离发起攻击的时间仅剩25分钟。军令如山，如果在最后时刻仍不能按时开通道路，将会大大增加即将发起冲锋的连队战友的伤亡。
团指在急切地询问五连的位置，营指在不断催促五连采取措施加快进度，副营长和连长在焦急地等待着九班破障的消息，全连的战友都在为九班捏着一把汗。
这时的韩班长，心中非常清楚殆误战机将会产生的严重后果，更清楚在这种地形上破障开路的难度。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死神在一步一步地向连队逼近。韩班长思虑再三，将全班召集在一起，坚决而果断地说：“时间已经不多了，现在我命令：全班编成四个小组，组与组之间距离15米，用人体依次开辟通道。”话音一落，他就带着第一组的另外两名战士走向了雷区。
他用竹竿拍、用刀砍、用脚踩，走在全组最前面。当他们在雷区前进了约7米时，他的左脚踏响了一颗地雷，左小腿被炸伤，左脚掌被炸掉四分之一，头部和胸部也受了伤，战友们用了三个止血带才给他包扎好。他急切地对副班长说：“第二组向前走，一秒也不能耽误。”接着，他拉住本组战士小孟说：“背着我，跟在第二组后面。”小孟背着他走了不到5米，第二组的三个战士就被爆炸的绊发雷击中，全部阵亡、重伤，小孟也被一颗地雷炸断了腿，背着的韩班长被摔到两米多远的草丛里。他挣扎着将第三、第四组的战士叫到跟前说：“这里离越军第一道战壕大概还有50米了，地雷可能越来越多，要打开通路，伤亡肯定更大。听我命令，我先在前面爬，如果我不行了，你们再分别上，无论如何我们九班要在十分钟内完成任务。”
说完，他就拖着被炸伤的双腿，利用胳膊的支撑力，向前爬行、滚动……仅仅前进了4米，又一颗地雷被引爆，将他的右手炸飞，头部和胸部再次负伤。韩班长实在爬不动了，过多的流血和剧烈的疼痛使他昏迷了过去…… 就这样，九班的战士们炸倒一个，再上一个，炸倒一个，再上一个，硬是在总攻发起之前用血肉之躯在雷区开辟了一条宽3米、长72米的通路。当九班最后一名全身血迹的战士找到韩班长时，他已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两眼望着前方，双手伸向了主峰方向。九班的12名战士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了他们全班战前立下的“攻克老山洒热血，愿为祖国献青春”的钢铁誓言。
步兵第三营为“老山主攻团”的左翼攻击营，所辖的八连负责攻击54号高地，九连负责攻击50号高地。两个连队犹如两把尖刀插向了敌人的心脏。
九连二排是突击排，在第一次攻击过程中，排长身负重伤倒在阵地上。此时，全排被敌人的高射机枪和重机枪压在一片开阔地带，由于分队无人指挥，陷于被动挨打的危险境地，人员伤亡不断增加，形势非常危急。
在这关键时刻，四班长史光柱大声喊道：“全排注意，我是四班长，排长负伤了，现在全排听我指挥：四班的轻重武器一齐开火，压制敌人火力，掩护五班、六班撤退。”全排撤到安全地带后，史光柱将全排人员重新进行了编组，把轻重火器也进行了调配。尔后，用861指挥机向连长报告，请求继续向50号高地进行攻击。
以史光柱为原型的油画
当史光柱带领全排冲到距敌人阵地前沿只有5米左右时，他踩响了一颗地雷。在地雷爆炸的一瞬间，他只觉得两眼一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史光柱用手拍拍脑袋，正常；用手一擦脸上的泥土，摸到了一团血糊糊的肉，原来是他的左眼球被弹片削出了眼眶，只剩一些肉丝粘连着挂在脸上。史光柱又揉揉右眼，右眼球也被弹片带动的热力严重烧伤。战友们要给他包扎一下，他一把将掉出眼眶的眼球扯掉，大喝一声：“快去拿下高地，向连长报告火速增援我们。”说完，剧烈的疼痛使他昏迷了过去。
战斗结束后，史光柱被送进了后方医院。由于伤势过重，他的左眼做了眼球摘除手术，右眼也处于失明的危险状态。当时的军委副 杨尚昆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指示总后由全军乃至全国抽调最高明的眼科医生，务求保住史光柱的右眼一线光明。但是，尽管军内外的专家们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终因伤势过重，史光柱的右眼最终被摘掉了。
双目失明的史光柱，没有悲观，没有泄气，相反还经常安慰、鼓励其他受伤的战友。当战友们到医院看望他时，他轻松地说：“相对于那些牺牲了的战友，我虽然双目失明，但毕竟还活着。我的眼睛看不见了，但我的心里是一片光明。”
战后，中央军委根据他的英雄事迹，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史光柱伤愈归队以后，就主动与有关部门联系，抓紧时间自学盲文。他的英雄事迹见诸报端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深圳大学破格录取他为该校的一位盲人学生。大学毕业后，他经常在报刊、杂志发表自己的诗歌和散文，并且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于1990年12月出版了自己的诗歌专集《黑色的河流》。
他的诗歌通俗明快，热情奔放，朴素中流溢出风韵，自然中浸透着情趣，散发出强烈的时代气息。他的诗歌既有对生活的热爱，又有对战友的怀念，既有对邪恶的鞭挞，又有对弱者的启迪。他在《小草歌》中写道：“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春风啊，春风把我吹绿，大地母亲把我紧紧拥抱……”这首诗被作曲家谱成曲子后，妇孺皆唱，响遍了全国。
张铚秀司令员给战斗英雄史光柱佩戴军功章
步兵一营为穿插营，主要任务是在战斗打响前越过国境线沿46号、47号、48号、76号高地，秘密摸到越军防御阵地后方的纵深地带。
首先攻击76号高地、77号高地一带，并设法打掉敌人的营指挥所，使其群龙无首，失去指挥。尔后，攻击1072高地，截断越军的退路，阻击越军第二梯队对老山主峰的增援，配合二营、三营形成对老山守敌的围歼态势。
通过介绍“老山主攻团”所属三个步兵营的主要任务就可以看出，“老山主攻团”所采取的战术手段是：隐蔽接敌，秘密穿插，侧翼突破，侧后攻击，分割包围，多路向心攻击。
对这一战术手段的运用，外行人是很难看得透的。但对越军来讲，对此却并不陌生。因为越军的营以上军官大都在我国各级、各类军事院校培训过，所学的技术、战术与我军基本一致。其中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一般都在前苏联的军事学校和我国高等军事学府深造过，他们对我军的作战思想、战役企图、兵种编成、火器配置等都比较熟悉。
在战前，越军根据老山地区的的地形，已预计到由46号高地至1072号高地一线，很可能是我军的穿插路线（这从后来缴获的越军作战计划上得到证明）。据此，越军除在沿线各高地设置了大量障碍设施外，还对沿线各高地准备了炮火射击诸元。
同样，我军的各级指挥员也已预料到穿插分队必有一场恶战。因此，除对一营的人员、武器进行加强外，并由一个炮兵团随时支援一营的战斗。同时，对一营的战术运用和运动的方式作了专门规定。
4月28日，我军发起的第一次炮火急袭刚过，一营先头连队步兵一连已进至76号高地北侧，并击毙了敌哨兵、占领了其警戒阵地。步兵二连则向48号高地展开攻击。同时，步兵三连在张副营长的率领下向47号高地发起了攻击。
一时间，在越军防御阵地的前方和后方到处是炮声、枪声和喊杀声。在穿插路线上，各个高地的越军无法搞清我军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只有固守一地，仓促应战。至早7时30分，一营的三个步兵连已经夺取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对各高地守敌形成分割包围之势。
直到此时，越军的指挥官才弄清我军的战术企图。为了挽救败局，他们用电台向其上级请求炮火支援，对整条穿插路线和沿线诸高地进行覆盖射击。
几乎是同一时间，“老山主攻团”为了加快一营的战斗进程，以便尽快占领1072高地、形成对主峰的围攻之势，也要求上级炮兵和本团炮兵对穿插路线上的各高地之敌实施炮火急袭。
起初，是越军的炮火对我穿插路线进行轰击；紧接着，就是我军的炮火对穿插路线上各高地进行轰击。到后来，是双方的炮火在所有地段和高地轮番轰击。整条穿插路线和诸高地转眼间变成了光与火的世界。
阵地上到处都是弹片撕破空气的尖叫声，到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这令人胆寒的爆炸声中，还有一个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情况，满山遍野的原始次生林和高大的毛竹在空中就将各种弹药引爆，这大大提高了弹片在空中的覆盖面和杀伤范围。敌我双方的士兵在这排山倒海般的呼啸声中一片一片地倒下去。
7时40分：步兵一连吴指导员被地雷炸伤头部，肋骨被炸断四根，重伤倒在了阵地上；跟随一连的顿副营长也被炸成重伤；一连副连长遭敌重机枪射击，中弹阵亡。
7时50分：二连丛副连长带领突击排向48号高地发起冲锋，遭敌重机枪射击中弹阵亡；二连王连长在指挥战斗中遭敌炮火袭击，重伤阵亡；二连高指导员遭敌炮火袭击，被弹皮削断左腿，重伤倒地。
7时55分：机枪一连陈连长与陈指导员在指挥作战时双双中弹，几乎同时阵亡；三连副连长在率队攻击中中弹阵亡；随三连指挥作战的张副营长（代理）遭敌炮火袭击被炸成重伤，倒在了阵地上。
战斗打响后不到两个小时，在穿插路线的各个高地上，已到处是伤兵和尸体。树枝上、竹林里、草堆里、灌木丛中到处是横飞的血肉和断肢残臂。有的尸体被弹片削去头颅，头断之处在咕嘟咕嘟地冒着血泡；有的尸体被炸成几截，五脏六腑被高挂在枝头上，令人惨不忍睹。阵地上那呛人的火药味、刺鼻的尸体焦糊味和令人作呕的血腥味相互交织到一起。
炮火急袭之后，战场上的敌我双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营的情况是：刘营长、卢政委及在一营参与指挥作战的向副团长率领营指挥所位于48号高地南侧，并指挥着一个60人的营预备队向1072高地运动；步兵三连的建制被炮火打乱，郑连长带领20多名战士由1048高地向1072高地运动；步兵二连的阵地指挥员几乎全部伤亡，剩下的战士群龙无首，失去组织；步兵一连的17名战士，在胡连长率领下，正在继续向1072高地的残敌进行攻击……
从整体上看，一营的战斗力已是基本丧失。就在这残酷的情况下，步兵一营的官兵却没有一个退却，没有一个溃逃。他们从不同的阵地，不同的连队，不同的方向，自动组织起来：或三五个人一组，或十来个人一班，或单枪匹马向有枪声响的地方去，向有喊杀声的地方冲。老山地区的27座山头，几乎每一个阵地都有一营的兵。
步兵三连的两个战士被打散后，在树林里摸索了一个晚上，次日凌晨，正巧碰到友邻部队122团正向敌人攻击，就主动加入了该团的战斗。由于他们俩作战勇敢，击毙数敌，122团分别给他俩记了二等功和三等功。
二连四班有个新战士小李。小伙子入伍后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临战训练中，刻苦训练，认真钻研，在团队组织的军事对抗赛中，他获得了单兵战术和个人技术第一名。就凭着这过硬的军事技术，使他在血与火的厮杀中成为幸存者。在战斗打响后，他们班呈前三角队形向敌发起冲锋，冲至48号高地前沿。小李正在集中精力向前跃进，突然感到脚下一软，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踩中了越军埋设的压发地雷……在这性命攸关的一瞬间，小李以一个极其敏捷的侧滚翻，摔倒在一个炮弹坑里，地雷随之爆炸，但他却活了下来。
在二连攻克48号阵地以后，他们班就只剩下他一人了。随之而至的越军大规模炮击，又使他与连队失去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他考虑了一下下步的行动，然后就从阵亡烈士的遗体上找来了子弹、手榴弹作为补充，顺着山梁向枪声激烈的1072高地摸去。
此时，一连胡连长正带着本连17名战士向1072高地残敌进行攻击。但是，由于敌人火力太猛，加之攻击力量不足，连续两次攻击都受到挫折，这时，战场上的敌我双方都在调整兵力准备着新一轮的拼杀。阵地上一时处于对峙状态。
小李从1072高地的两侧（也就是越军防御阵地的后面）摸到了第一道战壕。可能是由于残余越军正在全力对付一连的进攻，居然没有察觉到一名中国士兵已经进入了阵地。等到小李摸到第二道战壕时，才被越军发现，他们马上组织了5名士兵从三个方向向小李包围过来。
小李见状，立刻隐蔽在堑壕内的小猫耳洞里，开枪击毙一名越军。接着，他又沿战壕迅速转移到一块盖沟水泥板的下面，突然出击，又击毙一名越军。正当他悄悄地准备转移到另外一条战壕时，却在战壕的拐角处和一名悄悄包抄的越军突然碰了头。于是，战场上出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在极近距离内，敌我双方士兵同时举枪，同时射击，同时倒下……越军头部中弹登时毙命，而小李却没有死，越军发射的子弹击中了他胸前的子弹夹。
正当小李准备爬起来转移时，他听到又跑来一名越军，此时，由于敌我双方距离太近，小李已经来不及转移，于是，他就干脆倒地不动装死，手中紧紧握住冲锋枪的扳机、眼睛的余光则盯住越军士兵的身影。等到越军靠近用脚踢他时，他突然跃起，一枪将其击毙。
就这样，小李在1072高地上东打一枪、西打一枪、上打一枪、下打一枪，搅得整个1072高地上的越军乱了套，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这为步兵一连最终夺取该高地做出了突出贡献，战后小李荣立了二等功。
@细雨无声2018 2019-12-19 11:35:26
战前的准备为什么考虑不到密草丛中的排雷开道？战士以肉身滚雷，太不应该了！
-----------------------------
血战老山，尖刀班长为何以身踏雷？
众所周知，在老山战役中，118团2营5连副连长张大权是夺取主峰的标志性人物。通常认为，他是首位登上老山主峰且壮烈牺牲于主峰阵地的人。老山主峰上矗立的塑像，即以他的原型塑造。
相较而言，张大权手下有一位班长，虽然也被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但知者甚少。在我能看到的关于老山战役的战史战例中，大多只有一句话：“5连遇敌雷场，9班长触雷牺牲。”没有姓名介绍，没有具体事迹。
战例中说的“9班长”，就是118团2营5连3排9班班长韩跃奎。老山战役结束后，5连有两人被授予荣誉称号，一位是张大权，另一位就是韩跃奎。
韩跃奎是贵阳人，1963年4月生，1981年1月入伍，打老山时21岁。他的牺牲过程，远远不是“触雷牺牲”4个字那么简单。
118团5连9班班长韩跃奎（1963-1984）
一）临战训练，连长问韩跃奎：出现意外怎么办？答：踏雷
为阻止我军进攻，越军1979年占领老山骑线点后，经多年经营，在各个高地构筑了大量工事，特别是在主峰阵地设置了以防步兵雷场为主的爆炸性障碍物，距阵地400米至1000米的地段设警戒雷群，30至250米则设正面宽、密度大的雷场。这些雷场与铁丝网、陷阱、防步兵壕结合，地雷、竹签等多被林草覆盖，难以发现，更难以排除。
越军在雷场设置大量竹桩，防止我军进攻
5连所在的118团2营，系右翼攻击营，奉命沿21号、52号高地向主峰攻击。而攻击主峰，开辟通路是最关键、最艰难也是最危险的任务。韩跃奎代表9班，受领了这一任务。
1984年4月28日凌晨1点30分，韩跃奎带9班摸到了21号高地前沿，开始秘密排雷。由于雾大天黑，又不能发出声响，战士们排雷效率很低，1小时只能前进20来米。
5时56分，我军对老山实施炮火准备，炮击撼天动地，老山的天空被呼啸的炮弹映红。至6时30分，炮击结束，持续34分钟。
按照作战方案，炮击一结束，5连就要发起冲击。所以，当炮击开始后，9班不再秘密排雷，而是借着炮声作掩护，用60迫击炮将导爆索射出，试图炸开一条雷场通道。
让韩跃奎没想到的是，红色的导爆索射出后，越过灌木林，晃悠悠地挂在了2米多高的树上，轰然炸响，枝叶飞散。由于导爆索没有贴地，未引爆一颗地雷。韩跃奎试了第二次、第三次，依然如此。
战前，118团专门训练和研究过如何开辟雷场通道。在老山这种丛林环境中，机械扫雷根本不管用，用迫击炮发射导爆索诱爆地雷，是战士们的智慧发明，却万万没料到会遇到“空炸”情况。
图：老山主峰现景，35年前收复老山时，这里同样林木茂密，导爆索很容易挂在树上。
在临战训练中，5连连长秦德勇曾问韩跃奎：“如果开辟通路遇到意外，你怎么办？”韩跃奎答：“铁丝网炸不开，我就伏在上面让大家踩着我过；遇到崖壁，我们搭人梯；雷区打不开，就踏雷。”
这样回答连长，更多的是一种决心宣示，谁也没料到，真的要以身踏雷。毕竟当时已是80年代，胸口堵枪眼、肩顶爆破筒、手举炸药包，在大家看来很遥远，没有太大的可能发生，也没有太多必要。
二）以血肉之躯开路，保证张大权冲上主峰，韩跃奎停止了呼吸
5连距发起冲击的时间越来越急促。作为突击队长，5连副连长张大权在等待，二营指挥所在等待，团长刘永新在等待。韩跃奎非常清楚贻误战机的严重后果，他不能再等，对全班喊：“全班分三组，跟我前进，踏雷！”
张大权虽然心急如焚，但听到韩跃奎这一声喊，不禁惊呆了。他来不及制止，5班正副火箭筒手一左一右，间隔5米，和走在前面的韩跃奎成三角形，步入了雷场。
韩跃奎用竹竿拍、用刀砍、用脚踩，5米、10米、20米……3人往前走了一段，但幸运没有继续眷顾他们，“轰”一声巨响，韩跃奎踩响了一颗防步兵地雷。
二排长于建国冲了上来，见韩跃奎倒在地上，左小腿被炸断，右脚掌被炸掉四分之一，额头、胸部、下颌多处负伤，鲜血染红了军衣。战友们立即为他包扎，依然血流不止，眼睛也用纱布蒙住。
于建国排长命令战士将韩跃奎抬下去，被韩跃奎坚决拒绝：“我活不了多久了，让我再爬一段！”新战士孟金红不肯：“不行，班长，我来！”
韩跃奎没同意，甩开他的手，开始向前爬。他的血染红了草地，铺成一条20米的血路。
9班副班长胡远琪、机枪手何永志和任永贵3人赶了上来，扑住了韩跃奎，没让他再往前爬，此时的韩跃奎已奄奄一息。班长无惧生死的壮举，极大地震撼了胡远琪。他将韩跃奎放在草丛中，向班长敬了一个军礼，转身，带何永志、任永贵往前踏行。
没有任何侥幸，他们3人全部被炸死炸伤。重伤的任永贵，拼着最后一口气，冲到了雷区尽头。9班12名战士，炸倒一个，再上一个，炸倒一个，再上一个，终于在冲击发起前，用血肉之躯开辟了一条宽3米、长72米的雷场通路。
张大权自始至终，看到了9班的壮举。他含着泪，带着一排、二排开始冲击主峰。战至11时37分，5连及4连、3营7连协力，全歼主峰越军，标志着老山回到了祖国怀抱。
此时，韩跃奎正在被军工紧急送往医疗所的路上，英雄伤势太重，停止了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