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心态变化

　　试一下

　　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没有延续中日甲午战争以及日俄战争的好运，靠以小博大险胜过关。其根本的原因当然不是日本的“天照大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抛弃了“神国日本”，使得日本好运不在，武运无法长久。而是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对于当时的中国与俄国来说，都还是旧式的王朝战争。从根本上说，这种旧式的王朝战争，其实只是各国君主之间的一种游戏而已。其实只要不威胁其王朝的统治，输赢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打输了，无非就是割地赔款而已。就好比大家一起打麻将，输了就要愿赌服输，付钱走了，下次再赢回来就好了。如果不知道收手，由于坚持战争，而引发内部问题，那就得不偿失了。反过来说，各国民众对于战争的胜负其实也并不太关心。因为打胜了，对于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切身的利益。
　　具体到中日甲午战争来说，在战事不利时与日本妥协求和，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远比坚持战争要安全许多。割地赔款，并不会直接动摇清政府的统治，而如果坚持战争，使得战争长期化，从而引起内部问题的激化，反而会是致命的。尤其是，满清是用处于少数的族群统治处于绝对多数的族群，更不敢动员举国的力量实施如抗日战争时的全面抗战。因为动员举国力量，必然伴随着唤醒民众（要动员民众，首先必须让民众明白为什么而战，要让民众明白为什么而战，便必须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而唤醒民众，对于满清统治阶层来说，其威胁远远大于以割地赔款的代价谋求与日本妥协。
　　自从法国大革命开启了全民战争的时代以来，国家之间的竞争便成为了举国力量的总体竞争，以前那种游戏般的旧式王朝战争，已经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旧式的王朝国家，由于无法动员举国力量，必然在这种新式的国与国竞争中败下阵来。旧式的王朝国家，如果想要继续生存，要么根本变革，转化为新式的民族国家（日本的明治维新，便是这种转变）；要么便会被淘汰（满清统治被辛亥革命终结，便是这种模式）。由于其非汉族统治的根本性质，满清不可能转化为新式的民族国家，所以其被历史淘汰，也是历史的必然（如果转变成功，满清必然会失去统治地位。所以，当时的中国，基本上没有实现中式“明治维新“的可能）。穿越回去，靠变法或“金手指“挽救”大清“，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中国要想复兴，必须成为新式民族国家；要想成为新式民族国家，必须推翻满清的统治。

　　为什么说近代的中国，要建立新式民族国家，必须推翻满清的统治呢？鉴于辛亥革命后中国几十年的动荡，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危机与痛苦。是否有可能以一种较为缓和的方式，来完成改良式的转变（例如以日本明治维新式的变革来建立君主LI.Xian式的国家）？由于满清王朝少数人群统治的性质，决定了这种可能基本上是不现实的。现代民族国家，其立国的核心便是Zhu体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如果Zhu体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不一致，由少数人群占据国家的统治地位，如白人统治的南非，则国家迟早会面临危机）。现代民族国家之所以在于旧式王朝国家的竞争中，具有降维打击一般的优势，便是因为现代民族国家可以调动整个国家的潜力，参与国际竞争。现代民族国家发挥全部国家潜力，与只能调动部分国家潜力的旧式王朝国家进行竞争，当然如降维打击一般。而要调动整个国家的潜力，要求广大民众自觉地为国家竞争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即唤醒民众）。而要唤醒民众，则国家必然要以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为导向。也就是，只有Zhu体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整个国家的潜力。而满清少数人群统治的性质，决定了其要维持统治，必须压制占据绝大多数的汉族（占据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群，不可能既唤醒民众，又继续占据统治地位），而不可能唤醒民众。所以，中国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只有推翻满清一途。只不过，可惜的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虽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但已经初步唤醒了民众。所以，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不仅仅是政府的战争，而是民族的战争。所以，蒋政府即使节节败退，也必须坚持到底。如果蒋政府违背全民族的意愿，与日本妥协投降，其结果必然是为民族所抛弃。即使蒋政府妥协投降，必然有其它的集团（如中共）坚持抗战。而只要有集团坚持抗战，即使蒋政府投降，最后也会由于同盟国的胜利而胜利（参见二战中的法国）。
　　顺便说一句，二战时的中国还未完全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是当时的日本还有可能侵略中国的原因。一旦中国建立起完全的现代民族国家，潜力的巨大差异，便决定了日本基本上不可能与中国竞争（。加上东北、台湾、朝鲜的日本，已经基本具备了与中国竞争的可能。但即使加上东北、台湾、朝鲜的日本，虽然拉近了与中国的差距，还是有不小的差距）。这可能也是日本急于全面侵略中国的原因。

　　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东亚的正常国际格局都是中华一家独大，其它众多周边小国自觉或不知觉地接受中华文明的影响（感谢中国人的老祖宗，在遥远的古代，便基本上将东亚地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至少在名义上，东亚的各个地区都曾经有归属于中原王朝的经历。只有日本，从来没有即使在名义上臣服于中原王朝（虽然中国史书上有册封“倭王”的记录，并在日本有中原王朝颁发的“倭王”印信出土。但是，这些接受中原王朝封授的并不是当时的日本最高统治者。日本从来没有采用过中原王朝的年号，便是一个证据）。所以可以说，虽然日本也受到中华文明的巨大影响，并且是公认的东亚儒家文化圈之一员，但是，还是说日本乃东亚体系中的一个“另类”。
　　于是，在历史上，日本屡屡有挑战中华东亚共主地位的尝试。纵观东亚历史，只要一有机会，日本便会企图登上东亚大陆，挑战中华的地位，而且每次登陆均以侵略朝鲜开始，而中原王朝，也会出兵朝鲜，帮助朝鲜抵御侵略（历史上，中国曾经四次出兵朝鲜，协助朝鲜政权抵御外来强权的占领：唐朝时期出兵朝鲜抵御日本，明朝时期出兵朝鲜抵御日本，清朝时期出兵朝鲜抵御日本（即中日甲午战争），上世纪五十年代出兵朝鲜抵御美国。除了甲午战争，其它三次，中国均在朝鲜半岛获得了成功，实现了自己的战争意图。唯一的一次失败，便是甲午战争，从而开启了其后一段中国近代史上最危险的时期。而恰恰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真正开启了中国复兴的征程。可以说，朝鲜半岛，是中华政权的死生之地，不得不争。）。
　　虽然日本屡屡挑战中华，但是日本民族有一个十分特别的地方，那便是对于强权的承认。在与对手战斗时，日本会极为疯狂，但是一旦对手彻底打败自己，日本便会突然变得十分恭顺。唐朝时期败给大唐后，便开启了“全面唐化”的历程，以至于当今世界保留最多唐朝特色的竟然是日本（建筑、服装、生活习惯。。。）。二战时败给美国后，有开启了“全面美化”的历程。所以，日本对于转换立场，依附强者，没有任何心理障碍。京叔相信，当中国全面超过美国，将美国势力逐出东亚与西太平洋时，日本一定会好不犹豫地“脱美入华”。

　　前面几天“跑题”谈了一下京叔对于“七七Shi.Bian”的一些思考，今天再回到前面的话题，继续聊京叔在美国管理工厂的经历。京叔在前面谈了厂房、人员及设备供应商，今天再来谈谈零部件供应商的情况。
　　严格来说，京叔所在的公司的工厂，都只是最终产品的总装厂。这些总装厂要想顺利地进行生产，按时按量按质地交付产品，必须依靠大量的零部件供应商的协作与支持。与设备供应商的情况类似，美国曾经拥有完整的供应商网络。仅仅在十几年以前，在美国便可以采购到几乎所有的零部件，而且主要零部件的最有实力供应商也几乎都是美国公司。当时公司的亚洲工厂，也大量从美国进口零部件（尤其是关键零部件），以满足亚洲工厂的生产所需。可是仅仅十多年以后，情况却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美国零部件供应商的情况甚至比美国设备供应商的情况更加糟糕。
　　由于美国的生产相比于十几年前大幅萎缩，不少非关键零部件美国供应商的生产量也大幅萎缩，有不少供应商甚至已经消失不见。关键零部件的美国供应商，虽然绝大多数都还在运行，而且不少还是行业的领头羊。但是这些供应商中，绝大部分也将其主要的生产基地迁离了美国（迁离美国的绝大多数迁到了亚洲）。结果便是，不管是关键零部件，还是非关键零部件，绝大部分都没法在美国本土解决，而需要从其它地区进口（主要是从亚洲进口）。从亚洲进口，必然面临额外的物流成本，从而使得美国工厂产品在成本上处于不利的地位。
　　相对于成本，更加严重的问题可能是物流周期与供应商配合程度。由于亚洲到美国需要经过漫长的海运，使得零部件的交货期（即从工厂下订单到收到所订货物的时间）必须以“周”，有时候是“月”为时间单位（而在中国，基本上是以“天”，有时候以“周”为时间单位）。大大延长的零部件交货期，使得美国工厂的交货期也大大延长，从而大大降低了工厂生产的灵活性。另一方面，漫长的交货期也使得美国工厂不得不增加零部件的库存量。而库存量的增加又进一步增加了美国工厂的总成本。由于遥远的距离与昼夜颠倒的时差，以及语言的差异，当工厂需要零部件供应商提供支持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又更多的延误。而这种延误的存在，也不可避免地进一步降低美国工厂的整体效率。

　　对于没有从事过制造业的人员来说，在谈到一个行业时，往往关注的是“品牌”。比如当我们谈到智能手机时，首先想到的是各大手机品牌。其实，对于现代制造业来说，由于贴牌生产与全球化以及技术进步停滞而照成的技术水平均一化，真正重要的已不是外在的“品牌”，而是背后的供应链。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可靠的供应链，所谓的“品牌”只不过是镜花水月。例如，某国产手机品牌便是由于没有掌握完整的供应链，从而在美国打压时面临了极端困难的局面。不掌握完整的供应链，即使有“品牌”，以及所谓的完全“知识产权”，也谈不上真正掌握了自主权。
　　反之，如果掌握了完整的供应链，即使没有所谓的“品牌”与“知识产权”，其实也已经占据了该行业的优势地位。例如备受诟病的中国汽车行业（主要时乘用车领域，在商用车领域中国自有品牌已经建立了牢固的优势），开放已经几十年，但是依然被各大外国品牌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自有品牌依然处于弱势地位，各大合资汽车厂的“知识产权”也牢牢被外方所把持。不掌握““知识产权”与“品牌”，看是应该随时被外方“卡脖子”。但是，看似如此不堪的状态，为什么却从来没有任何外国对手用来威胁中国呢（即使是特朗普当政时的美国也小心翼翼地避免这一领域）？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是由于中国的市场广大。但是我们的手机市场也是最大的，为什么美国就敢于动手呢？又有朋友可能会说，是由于汽车领域有美国以外的厂商，比如德国厂商，可以不受美国控制。但是，美国借以打压中国手机的却是荷兰公司，并不是美国公司。可见，如果美国下定决心要打压中国的汽车行业，也是可以胁迫其它国家一起参与。
　　真正让美国不敢对中国汽车行业动手的，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建立起来的完整供应链。由于具有完整的供应链，中国可以随时相对容易地推出自己的品牌，生产出自己的产品（一旦撕破脸，所谓的“知识产权”，也不过一张纸而已）。如果外方在汽车领域打压中国，无非是为中国自有品牌让出市场而已。所以，京叔曾经与朋友在聊到中国汽车行业时，半开玩笑地说，“中国的自有品牌汽车汽车行业，已经万事俱备，只欠Zhi.Cai”。

　　要在某一个行业建立一个完整的供应链，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京叔之见，其困难程度甚至要大于打造一个世界著名的品牌。因为一个完整的供应链，即使是最简单的供应链，也涉及的是至少几十家的企业，而复杂的供应链，涉及的可能是几百家、甚至上千家的供应商。所有这些供应商，都需要具备相应的场地、人员、技术、设备、原材料、运输物流、资金等条件。要让一个供应链中的所有环节都能具备相应的条件，正常生产，而且还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发展壮大，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而当今的中国，坐拥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供应链。这一供应链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其实应该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成就，也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竞争优势。
　　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来料加工，其实不具备自己完整的供应链，而是依附于别的供应链而生存（中国改开前依附于欧美日供应链，目前日益依附于中国大陆的供应链）。所以这些东南亚国家，虽然曾经在中国改开初期领先于中国大陆，曾经涌现出以“四小虎”等经济体，大有继“四小龙”以后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之势。但是在中国大陆的强势确起面前迅速落后。时至今日，已经被中国大陆抛在了后面。
　　而发达国家的供应链，目前也受到中国的强势挤压。前述京叔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引进生产线的经历，便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案例。虽然美国曾经拥有该领域最完整、最强大的供应链，但是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其完整都已经远远落后于东亚地区供应链（东亚供应链的主体又在中国大陆）。由于供应链的残缺，使得即使拥有完整的技术，也不缺乏资金，京叔在美国引进生产线的任务依然举步维艰。而像京叔所在行业的情况，并不是个案。相反，却是一个普遍现象。
　　相反地，在中国大陆建立同样的生产线，却极为容易，大量技术实力不强的乡镇企业也可以迅速搭建生产线，生产出产品进入市场。他们的产品虽然比不上老牌厂家的产品，但确也足够堪用。具备一个完整的供应链，收益的并不是某一个企业，而是整整一个行业。无可否认，帮助中国建立了一个全世界最完整最强大的工业供应链，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可以说功不可没（京叔也算是做出了一点贡献吧，帮助中国小小地挖了一下资本主义的墙角）。而这个强大而独立于西方世界的中国供应链，可以说是欧美日目前困境的根源。而这个供应链，可能便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为了超额利润而出卖的“绞索”吧。

　　@宝庆熊大 2021-08-09 11:40:22
　　楼主能否点评一下这位的观点？
　　作者：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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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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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波德尔塔型新冠疫情之下，很多人陷入了更深的迷茫。疫情是否能终结，国家要去向哪里，个人要如何整理心情，外国为什么那么让人糟心……这些问题翻沸在整个舆论圈和很多人心中。这篇文章将基于公开信息，对这上述问题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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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叔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观点可能不正确。但以京叔个人看法，至少在现阶段，所谓“与病毒共存”的观点是不可取，也是不负责任地。因为人类对于新冠病毒的认识还很不充分，这种病毒的危害到底有多大，疫情会如何发展，是否会有更加致命的变异发生，都不清楚。现在开放，是拿大众的生命健康作赌博。至于以后是否会采取其它措施，现在来说，还为时过早。

　　除了在新英格兰地区的现有厂房中增加生产线，京叔所在公司也曾经尝试在美国的中南部建立新工厂。为了为这个未来的新工厂选址，公司的美国团队在广泛考察多个侯选地以后，推荐了一个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小城市。
　　内布拉斯加州是一个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内陆州，该州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全州的土地九成以上都是农场，盛产玉米、大豆、牛肉、生猪等农产品。据当地人说，该州的牛排是北美最好的牛排（从京叔的感受来说，可能是由于饲料与饲养方法不同，该州的牛排的确比中国的牛排好吃。）。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该州的工业相对来说不太发达，与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有加大的差距。但是，随着大量的美国公司将制造厂搬离传统的东部与五大湖地区，转而迁往中西部地区，该州的制造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总体而言，京叔的感觉是内布拉斯加州在美国的地位与中国的河南类似。
　　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该州的白人比例出奇的高（据说白人超过90%），而且这里的白人有很大比例是德国、英国、爱尔兰、东欧移民后裔（西班牙裔相对较少），该州的人口构成与美国东西海岸地区有明显的差异。另外，由于该州的农业发达，相当一部分人口与农业有关，京叔接触的不少工厂工人，也同时经营着自己的农场或养殖场，可以说是美式的“农民工”（顺便说一下，美国的农民与中国的农民相当地不同。与中国农民不一样，绝大多数的农活并不是由美国农民自己完成。一般来说，美国农民（其实应该算农场主，并不是中国意义上的农民）会雇佣专门的播种、除草、收割、运输等专业团队或季节工从事各种农活。京叔的一个美国同事，家里便有一个相当大的农场。每年播种季，便会雇佣专业团队，使用专业的机械将种子与化肥一起播到农田里；收割季节，再雇佣另外的收割团队；中间可能会雇佣除草、除虫团队进行除草、除虫。而他自己，基本上不会从事任何农活。）。
　　可能是由于超高的白人比例，以及相当多的农民成分，京叔感觉内布拉斯加州相对保守，内布拉斯加州人相对于东西海岸的美国人也更加简单淳朴，这使得相对于美国新英格兰与五大湖区等老工业区，内布拉斯加州更适合建立制造厂。

　　京叔公司之所以选择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小镇作为新建工厂的侯选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当地政府对于外来投资的优惠政策。当地政府为了吸引外来资金在当地投资建厂，提供了许多的优惠。首先，便是优惠或免费提供土地。只要投资达到一定额度，在当地的雇工达到一定的规模，当地政府便会补贴部分土地费用。随着投资额的上升，补贴的幅度还会加大，直到全额补贴。其次，便是税收优惠。与中国的开发区极为相似，新建企业可以免除很大一部分税收（但可以免除的只涉及地方税与州税，联邦税不可以免除）。还有，便是贷款贴息。新建企业可以由政府补贴部分贷款利息。除了这些显性的优惠以外，当地政府官员还承诺尽可能地为工厂的建立与后继运营提供各种方便与支持。
　　当各位朋友看到这些政策时，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些不就是当时中国各地政府招商引资时的套路吗？看来天下的道理其实都是相通的。不管在台面上这个理论，那个理论，讲的头头是道，其实要成功，背后的道理、所要经过的路径都是差不多的。即便是分处地球的两端，中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套路也基本上一样。
　　在与当地的政府官员接触的过程中，京叔也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这些美国的“乡镇干部”与当年京叔在中国接触的“招商引资干部“也有几分神似。也是大包大揽，只要能把外来”冤大头“留住，让他们掏出真金白银，一切都好说好商量。在京叔考察过程中，也是有专人全程陪同，好吃好喝招待。当然，与中国的干部不同，这些美国“乡镇干部”并不是由上级政府任命的，而是有当地人Xuan.Ju出来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其实官员（干部）如何产生（上级任命还是Xuan.Ju），并不重要。只要官员（干部）的激励条件与广大民众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官员（干部）便会自觉地为民众谋福利。反之，官员（干部）便会阻碍民众利益的实现。Xuan.Ju出来的官员，并不能必然保证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某些劣质Xuan.Ju中产生的官员，其实对于民众利益的漠视与损害，其实相对于所谓“Ji.Quan”方式，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印度便是劣质Xuan.Ju的一个典型代表，后面京叔聊到印度经历的时候再展开这个话题）。

　　一觉醒来，看到手机上推送的第一条新闻竟然是阿富汗总统跑路，塔利班进占首都喀布尔。美国慌忙逃离阿富汗，四十多年前的“西贡时刻”在今日的喀布尔重演。说实话，京叔从来没有怀疑过美国撤离后阿富汗政权必将倒台，但的确没有想到美国扶持的阿富汗政权居然如此“战五渣”，一天都没有坚持住，在美军还没有完全撤军之前便土崩瓦解了。毕竟当年同为美国扶植政权的南越政权，在美国撤军后还独自坚持了两年。当年前苏联扶持的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也在苏军撤军后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美式阿富汗政府徒拥数十万军警、大量精良的美式装备，几乎兵不血刃般便被几万仅有轻武器的塔利班部队彻底解决。美式阿富汗政府与阿富汗军队的崩溃之迅速，真的是让世人惊碎了一地的眼镜。套用中国解放战争时的一句名言，“就是几万头猪，共军三天三夜也抓不完呀！”。

　　不过再仔细一想，也没有什么奇怪的。阿富汗总统（现在应该称之为前总统）加尼，虽然出生在阿富汗，但其实早就移民美国多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也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任职。于其说他是阿富汗人，还不如说他是美国人更贴切。加尼到阿富汗任职，以至出任总统，并不是有什么远大的抱负与坚定的信念，无非是追求个人利益而已。现在树倒猢狲散，不要说个人利益，甚至性命都难保，此时不跑，更待何时？权且现在跑，说不定还能与塔利班做点交易。

　　从所谓阿富汗总统加尼的表现，便不难明白为什么塔利班能够如摧枯拉朽一般横扫Mei国扶植的阿富汗政府。说到底，Mei式阿富汗ZF成员，以及Mei式阿富汗Jun.Dui军人，都只不过是指着Mei国这个金主吃饭的Gu员与Gu.佣.Jun.而已。只不过是混口饭而已，犯不着玩.命。一个靠外力扶持、挟洋自重、没有信念的集.团，是不值得拥有一个国家的。

　　美国撤出后的阿富汗，将会何去何从，塔利班是否能够坐稳江山，一切还在未定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阿富汗，应该没有美国扶植的阿富汗政府的位置。下图中左侧是1975年美国逃离南越西贡美国大使馆的照片，右侧是现在逃离阿富汗喀布尔美国大使馆的照片。历史再次重演。

　　

　　美国这次如此狼狈地离开阿富汗，必定将会是一个历史上的重要事件。2021年美国撤出阿富汗的“喀布尔时刻”，一定也会与1975年美国狼狈撤出南越的“西贡时刻”一样，永远定格在历史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在见证历史。
　　美国撤出阿富汗，一点都不令人意外，但是以如此狼狈的方式撤出，却的确令人意外。以京叔了解的情况来说，撤出阿富汗几乎是当今美国这个社会的共识，也是美国两党当前少有的一致点。美国各界对于拜登政府撤出阿富汗的决策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异议，只是却对如此狼狈的方式颇有微词。
　　为什么说美国撤出阿富汗是必然之举呢？美国撤出阿富汗，其主要原因应该还不是美国以无力负担阿富汗这个包袱。虽然美国的经济能力大不如前，政府债台高筑，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年几百亿美元的阿富汗战费与七万多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年度财政支出相比，还是不算什么太大的项目。如果阿富汗战争对于美国的利益息息相关，咬咬牙，也不是负担不了。撤出阿富汗，根本的原因是美国丧失了在阿富汗获取最后胜利的愿望与信心。
　　美国开启的阿富汗战争，可以说是“先天不足”的战争。国内有许多评论认为美国进入阿富汗，是以反恐为名，乘机进入中亚，牵制威胁中俄。京叔并不太赞成这一观点（至少在当年小布什开启阿富汗战争的时候，应该没有如此深远的打算）。当年美国开启阿富汗战争的初期，京叔正好在美国。以京叔的观察与感受，小布什政府在911事件以后很短的时间内便开启了阿富汗战争，其初始的动机应该十分简单，便是一个自视甚高的“老大”，冷不防被一个“小混混”从背后拍了“一板砖”之后的恼羞成怒。这个“老大”被“拍砖”以后的第一反应便是捉住这个不识好歹的“小混混”，一顿胖揍，让“小混混”知道在老虎头上拍苍蝇的后果，同时也找回“老大”的颜面。这应该便是当时美国开启阿富汗战争的动机。当年美国开启阿富汗战争的初期，京叔正好在美国出差。看到当时的美国，可以说是“群情激愤”，举国上下一致支持小布什政府开启阿富汗战争，打击塔利班。《孙子兵法》中早有告诫“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美国开启阿富汗战争，可以说是典型的“怒而兴师”，“愠而攻战”。所以说从一开始便犯了兵家之大忌。

　　既然当时是“怒而兴师”、“愠而攻战”，所以美国入侵阿富汗在一开始便埋下了失败的祸根。由于是“怒而兴师”、“愠而攻战”，所以美国政府始终无法明确入侵阿富汗到底是要达到什么目的。无法明确入侵阿富汗的目的，便无法为阿富汗战争制订合理的战略与提供正确明晰的战争指导。所以美国的阿富汗战争便表现的漫无头绪，朝三暮四，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社会对阿富汗战争的分歧也愈演愈烈，无法形成共识，使得美国社会舆论对于阿富汗战争逐渐由支持演变为厌倦。
　　美国入侵阿富汗的目标可能有这样几种。第一，惩罚美国认定的911事件背后“黑手“，拉登。颇有点”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味道。这一点，应该是当时美国开启阿富汗战争的最初动机，也是美国社会支持入侵阿富汗的最大公约数。从京叔当年在美国的感受，以及与后来美国人的交流中，基本上没有发现不支持这一点的美国人。第二，以反恐的名义，惩罚美国认定的拉登的庇护者，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警告威慑世界上的反美政权（或潜在的反美政权）。这一点，也能被大多数美国民众理解与支持。第三，在阿富汗扶植一个美式社会的样板，从而彰显美式价值观与制度的优越性。这一点，大多数美国民众可以理解，如果不费什么代价，也会支持。但是如果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便不是多数美国民众可以接受的了。第四，利用阿富汗战争，在中亚地区控制一个美国势力的桥头堡，从而从背后威胁中俄。而这一点，更不是大多数美国公众所可以理解的了（绝大多数美国民众对于地缘政治并不了解，也不热心。孤立主义在美国社会中有着根深蒂固的支持者）。
　　以上的第一点与第二点，可以说是美国进行阿富汗战争的最初动机。这两点，能够在美国社会中获得极为广泛的支持，也是美国绝大多数民众所可以理解与接受的。这便是为什么小布什政府开启阿富汗战争的初期获得了美国“举国一致支持“的原因。同时，这两点理由在国际上也站的住脚，毕竟任何一个成熟政府都不可能不反对Kong.Bu主义（至少在台面上）。这也是除美国盟国以外，就连中俄也对美国开启阿富汗战争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支持（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

　　美国开启阿富汗战争的目的应该有四项：第一，报复拉登及基地组织；第二，惩罚塔利班；第三，进入中亚，牵制中俄；第四，推行美式价值观与体制。前面说过，在这四点中，第一与第二点应该是美国当初发动阿富汗战争的最初动机，也是得到美国全社会支持与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阿富汗战争理由。所以，在阿富汗战争的最初阶段，美军在国际国内社会的全面支持下（就连阿塔背后的最大支持者，巴基斯坦，也不得不加入美国阵营，向美军开放领空与地面交通路线），可谓气势如虹，以极小的代价与最短的时间推翻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
　　如果此时的美国能够较好就收，迅速“班师回朝“，历史中记载的可能就是美国另一场海湾战争式的大胜。可惜的是（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幸运的是），美国当时的领导层被胜利充昏了头脑，再加上美国国内部分利益集团夹带”私货“，使得美国阿富汗战争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性质，在以上第一于第二点目的之外，开始同时追求第三与第四点目的。追求第三与第四点目的的结果，便是美军在阿富汗的长期存在，从而陷入了阿富汗这个”帝国坟场“（阿富汗为什么会成为”帝国坟场“，京叔在后面再聊）。
　　与第一与第二点目的得到美国全社会支持与国际社会谅解不同，第三与第四点目的不管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其支持面都狭窄许多。在美国国内，大部分的美国民众其实并不能理解，也不关心“牵制中俄“这样的地缘政治话题（与冷战时期尖锐的两大阵营对立不同，现在的国际社会更加多元与复杂。虽然在美国的精英中已经形成共识，即中美对抗不可避免，但是美国全社会并没有做好为中美对抗长期付出代价的准备）。同样，”推行美式价值观与体制“，也不是美国社会大多数群体的首要关注点。当然，如果能够不付代价，或者以极小的代价实现第三与第四点目的（如科索沃战争与阿拉伯XX），美国社会与群众当然是乐见其成。但是，如果要付出巨大代价，就不是美国社会所可以接受的了。于是，随着阿富汗战争的延长，美国国内对于阿富汗战争的反对之声便日渐高涨。

　　如前所述，美国在阿富汗同时追求着多个目标，使得美国的阿富汗战争缺乏明确与一贯的高层战略，从而使得这场战争在战略层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而一旦战争的战略层面出现问题，在战术层面再好的表现都难以补救战略的错误。于是，美国在阿富汗便是“赢得了几乎每一场战斗，但是却失去了整场战争”。
　　其实，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参加的几乎每一场战争都可以说存在战略上的问题，几乎都存在战争目的不明，逐渐添油的倾向。首先是朝鲜战争，美国参加朝鲜战争的最初目的是在北朝鲜的进攻下挽救南朝鲜。但是在仁川登陆后，自信心爆棚，变成了占领整个朝鲜半岛，推翻北朝鲜。于是招致了中国志愿军的介入，损兵折将，溃退数百公里，退回了三八线附近。从美国的视角来说，可以说北进跨过三八线以后的几年战争都是白打的，其后付出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是毫无意义的浪费。
　　顺便说一句，现在有人以解密的美国朝鲜战争计划中没有威胁中国的打算为理由，来论证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是不必要的。京叔对此不以为然，以美国二战后的战争指导来说，当时没有威胁中国的打算，并不代表以后不会有那样的打算。就以朝鲜战争来说，当美国出兵南朝鲜，抵御北朝鲜进攻的时候，也没有北进越过三八线，推翻北朝鲜的打算与计划，但是仁川登陆后却迅速越过三八线，兵锋直抵鸭绿江。在中国志愿军越过鸭绿江的时候，美国的确没有进攻或威胁中国的计划，但这并不能代表美国在进抵鸭绿江后，会有其它的计划。一个比较现实的威胁，便是美国支持退守台湾的蒋政权，越过鸭绿江进攻中国东北。以美国战后多次战争的表现来说，进抵鸭绿江后，有极大的可能性得陇望蜀，改变计划，威胁中国。如此以来，中国面临的局势便会极为困难。不要忘记，50年的中国，刚建国不满一年，新疆刚刚和平解放，解放军立足未稳；西藏还没有解放，内地许多地区的剿匪还未结束，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远远谈不上稳如磐石。如果在东北边境出现美国支持的蒋政权反攻，很有可能引起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如果形势如此发展，则为中国的发展添加了不必要的变数。这可能便是“不参战危害极大”的考虑吧

　　朝鲜战争以后的越南战争，美国的战争指导依然十分混乱，再一次犯了目标不明，逐渐添油的错误。美国介入越南战争之初，其实只是简单地为南越政权提供后勤、训练等支持；然后开始为南越军队提供空中支援；为了保卫在南越的机场，开始派驻地面部队；然后逐渐升级到大规模介入，以至主导地面战斗；最后达到轰炸北越的高潮（由于有朝鲜战争的前车之鉴，以及中国的威慑，这一次美军地面部队始终不敢越过南北越分界的北纬十七度线）。而越南战争的结局，想必世人也都已经熟知了，以美军撤出南越，北越完全击败南越而告终。美国在越南死亡五万多人、直接经济损失超4000亿美元，却一无所获。
　　冷战结束后美军参加的几场局部战争，两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也存在战争目的不明，战略指导混乱的毛病。就以美军在军事上最辉煌的两次海湾战争来说，虽然在军事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除了推翻萨达姆政权以外，美国并没有实现在伊拉克确立美式政权的目的，最终也是半途而废，撤出伊拉克了事。至于当下的阿富汗战争，更是再一次诠释了目的变幻、指导混乱的痼疾。
　　美国的这种表现，其实并不奇怪。由于美国的Zheng.Dang政治，战争指导不能不受其影响。两党各自的立场，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以及社会舆论的变幻都会影响到战争的指导。所以难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维持社会共识，持之以恒。表现在战争指导上，便是目的变幻、指导混乱，颇有点“中二”的意味。其实，这种“中二”性正是美国社会与体制不成熟性的表现（毕竟美国建国只有两百多年，不要说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相比，即使与欧洲各国相比，都显得颇为稚嫩。在相对实力悬殊时，还可以靠绝对的实力，以力取胜。一旦碰上无法靠实力取胜时，便不免应对失措）。也是由于美国社会与体制的这种不成熟性，美国的政策也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时常会做出一些极为欠缺考虑，与其自身利益相悖的决定。例如，如果有朝一日大陆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梧桐对岸，美国为了对岸而自己下场参战显然是错误的选择，正常的决策者应该都不会做出这个决定。但是，对于‘中二“的美国，却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

　　聊到这里，顺便提一下东西方社会对于调和社会种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处理方法。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社会（尤其是英美式社会）提倡各利益集团自己争取与维护各自的利益，各利益集团通过博弈与妥协来调和协调各自的利益述求，从而最终形成全社会的利益述求。当今英美社会的主流意识从根本上不信任任何高于各社会主体的某种“权威”来看护全社会的利益的想法，他们将这种“权威”当成一种“恶”的表现，必须百般限制，以免侵犯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对于结党，则持开放的态度。认为结党是公民的自由，以及保护自身利益的有效手段，是一种必须保护的基本权力。从根本上说，这种方式其实是一种“丛林模式“，必然浪费社会资源，影响社会总体效率。处理不当，极易造成社会的撕裂，难以形成社会共识，最坏的结果便是社会的瘫痪与崩溃。
　　而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历来很排斥明目张胆地追求个人及小集团利益，而崇尚为了“大义”（可以理解为全社会的利益）牺牲“小我”的“大公无私”精神。而且历来鄙视完全以私利为导向的行为，在儒家文化中“君子耻于言利”。儒家文化希望有某种超脱于社会各集团之上的“权威”，来协调社会各部分的利益，从而最终形成全社会的利益述求，并提供“最终的正义”（即期望“明君”与“包青天”的存在）。儒家文化将“党争”当作一种“恶”的表现，必须排斥，所谓“君子不党”。从根本上说，这种方式其实是一种“大一统模式“，理论上具有社会总体效率较高的有点，但也有其弊端（由于总所周知的原因，京叔就不展开了）。
　　基于个人对于美国的观察与感受，京叔认为造成当下美国政府决策越来越混乱的重要原因，便是“丛林模式“越来越失控。而“丛林模式“失控的原因，则是美国社会正增长乏力，使得各社会团体的利益之争越来越表现出“零和性”（虽然以GDP、股市等指标来看，美国经济的发展可以说依然强劲。但是这种强劲却更多地体现在金融等虚拟领域，除了有利于少数资本拥有者以外，对广大社会成员的意义并不大）。

　　由于当今美国政府的决策越来越混乱，这种混乱势必体现在对外战争的战略指导之中。这种混乱体现到对阿富汗战争的战略指导中，便注定了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必然失败的结局（京叔从来没有怀疑过美国在阿富汗将以失败收场，至少也是虎头蛇尾。只是没有料到其撤军会如此狼狈）。
　　前面提到过，美国开启阿富汗战争的目的应该有四项：第一，报复拉登及基地组织；第二，惩罚塔利班；第三，进入中亚，牵制中俄；第四，推行美式价值观与体制。其中第一第二项是开战的最初目标。而后两项是某些利益集团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夹带进去的私货。而造成美国阿富汗战争困局的便恰恰是这夹带进去的两项私货。
　　如果美国将战争目的控制在第一第二项目的，在推翻塔利班政权以及击毙拉登以后，便果断地结束战争，退出阿富汗。如果是这样，既顺应了美国社会惩治911事件幕后黑手的民意，也震慑了美国国外的反美势力，同时也不至于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其实要完成这两个目标，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大规模卷入阿富汗的地面战争，只需要排除少量特种部队加上强大的空中打击便足以胜任）。可是，阿富汗战争开始阶段，美军一帆风顺，高歌猛进的一时成功，使得美国社会，更重要的是战争决策者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追求前述后两项目的。即“进入中亚，牵制中俄”与“推行美式价值观与体制‘。
　　首先来说说“进入中亚，牵制中俄”。从军事角度来说，阿富汗对于美军来说，可以说是一块不折不扣的“死地“。四面受敌，无稳固后方，交通线漫长脆弱。在这里与中俄对峙，美国天然便处于极大的不利地位。美国如要在这里威胁中俄，唯一的可能，便是借助美军在这一地区的存在，鼓励中亚国家内部不稳势力，颠覆现存的格局，反水投入美方阵营（如果能造成中俄内部濒临地区的不稳，则更加理想）。我们可以看到，中亚地区也确实出现了内部矛盾激化，政权危机，甚至更迭的现象。但是，由于中俄携手努力，使得这一地区的形势没有失控，依然在中俄的联合管控之中。随着中俄携手稳定中亚局势的成功，便基本上可以宣告美国“进入中亚，牵制中俄”这一图谋的失败。

　　至于“推行美式价值观与体制“，这可能是美国在阿富汗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一个几乎还处在封建制前期的部落制国家推行以资本主义及基督教清教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美式价值观与体制，其实就类似于试图在前“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推行西式Yi.Hui制度，其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在贫瘠的阿富汗山地，每日为衣食而操劳的绝大多数阿富汗民众来说，虚无飘渺的美式体制中“权力制衡”、“程序正义”、“身份平等”等美国人引以自豪的诸多元素基本上毫无意义。广大阿富汗人民更关心的应该是“安全”、“温饱”、“健康”、“稳定”等基本生存条件。可以说，美国在阿富汗所试图推行的美式价值观与体制，在阿富汗与阿富汗人中间完全没有任何共鸣。在阿富汗本地势力中，没有任何一支重要的力量会自觉地加入美国在阿富汗的努力中（连所谓的阿富汗总统加尼都是一个来自美国的“前阿富汗人”）。没有本地人的理解、支持、参与，并最终自我发展，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外来强权试图为本地人“空降‘一个政权与治国理念，不论这个政权治国理念有多么地”高大上“，其失败其实在一开始便已注定。而阿富汗，便很好地诠释了这一规律。这个外来强权，不管是号称“社会主义”的前苏联，还是自诩“人类社会灯塔“的美利坚，都逃不开折戟沉沙的命运。另外，这一目的也无法在美国国内获得
　　现在再回头看一下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四个可能的目标：第一，报复拉登及基地组织；第二，惩罚塔利班；第三，进入中亚，牵制中俄；第四，推行美式价值观与体制。前两项目标是可以凭借美国的实力实现的，也是得到美国社会广泛支持与国际社会理解的现实目标。如果仅限于实现此目标，美国阿富汗战争是有很大可能成功结束的。第三项目标，客观说，如果中俄应对失误，也是有一定成功的可能性。但中俄应对得宜，其成功的可能性便十分不乐观了。而第四项目标，在阿富汗的环境中，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美国被阿富汗战争前期的顺利冲昏头脑，战争目的从第一第二项目标偏离，开始追求第三第四项目标时，便注定了美国阿富汗战争失败的结局。

　　美国政府决策日益混乱的原因，除了前面所提到的难以凝聚国内共识，社会撕裂日益严重以外，京叔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美国社会对于专业人士及专业意见的日益漠视（其实在这一点上，欧洲社会表现的更加严重）。自从由于前苏联的解体从而使得美国“躺赢”冷战之后，美国社会对于美式体制与价值观可谓自信心爆棚。觉得只要“高举美式体制与价值观这面大旗“，坚持作”自由世界的灯塔“，便可以无往而不胜。于是，美国社会以及美国政府在决策中，日益强调”政治正确“，以政治正确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对于各种专业意见日益漠视。由于对于专业意见的漠视，使得只精通喊口号的政客充斥决策层，专业人员日益边缘化。
　　这一现象的一个最好的例子便是这次美国防疫的表现，本应发挥领导作用的CDC被边缘化，充斥美国媒体网络的是如特朗普、拜登、纽约州长、加州州长等等政客的言论，另外便是各种稀奇古怪的信息，居然还会有“喝消毒液防疫”这种完全反智的说法。这些或无脑、或别有用心的荒谬言论，完全淹没了严肃的专业意见。在国际政治层面，自基辛格、尼克松、布热津斯基以后，美国政坛也再没有出现熟悉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的“大佬”。当然也就再没有基辛格秘密飞赴北京破冰中美关系，从而奠定冷战后期国际格局，并助力美国赢得冷战的神来之笔，反而是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挑唆格鲁吉亚乌克兰对抗俄罗斯这样的败笔随处可见。
　　这种排斥专业知识与专业人员的现象，不仅体现在国家层面，在大型欧美企业中也是日益严重。当下充斥欧美大型企业管理层的很多都是MBA出身的所谓“职业经理人”，或者是财务人员，再或者是销售出身的业务人员，极少有懂技术的、懂生产的人员能够跻身高级管理岗位。即使是研发、质量、环境安全这样专业性极强的领域，其高级管理层中也充斥大量外行。这些外行擅长于各种PPT、KPI、报表，以及大谈貌似高大上的废话。这些人其实与改革开放前老式国企中的“X委”人员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外行领导内行。

　　前几天由于有感于美军撤出阿富汗而引入了一段“随想“，今天再回到原来的主题，继续聊京叔在美国引进生产线与建新工厂的经历。如果朋友们还记得，京叔在前面吐槽了在美国建厂的几乎各个方方面面。从人员、服务，到供应链，几乎在任何方面都不如中国。今天，京叔要聊一聊美国几个好的方面。
　　首先，京叔对于美国的工业环境感触最深的一点便是省心。在中国，由于供应商素质良莠不齐，对于某些供应商的承诺是不可以轻易相信的（尤其是一些民营中小供应商）。为了争取到生意，某些供应商有很大可能承诺一些他们不可能做到（或难于做到）的要求，或者接受不合理的低价格（有可能是为了得到生意而虚假承诺，也有可能是由于经验不足而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困难）。而在后面实际供货（或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这些供应商有极大可能忽略那些他做不到的承诺，或者偷工减料以补偿他当初接受的不合理低价。作为采购产品与服务的厂商，不得不花费极大的精力与资源和这些供应商玩“猫鼠游戏“，监督这些供应商提供产品与服务的进度与质量。即使这样，还是有可能由于漏检而造成极严重的后果。京叔曾经供职的一家公司，便曾经由于某中国民营供应商为了节省成本，在未获客户批准的情况下私自改变热处理工艺，从而使得公司由于质量问题不得不全球召回产品，损失达数千万美元。而在美国，供应商基本上不会做出超出自己能力的承诺。一旦承诺，也基本上会严格恪守承诺。所以，在美国开工厂基本上不用与供应商玩”猫叔游戏“，自然大为省心。另外，在与供应商的谈判中，对于中国供应商（尤其是中小供应商），采购方还必须小心鉴别供应商哪一句话可信，哪一句话不可信。而在美国，基本上不用作这种鉴别。
　　中美之间的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中小私营供应商方面。大型的供应商（比如跨国公司）则相对来说差别不是太大。一个可喜的现象是，随着近年来中国供应商在能力与规模方面的不断提升（以及劣质供应商的不断被淘汰），京叔感觉到中国供应商的整体水平与诚信度都在不断提高。毕竟，最终决定竞争力的还是实力，提高自身水平才是赢得竞争的王道。靠歪门邪道，赢得了一时，但赢不了一世。

　　在美国创办与运营一个工厂相对于中国的另外一个明显的优点，便是“应酬“大大少于中国（尤其是那种大量酗酒，”疯狂娱乐“的应酬）。在中国，不管做生意也好，还是开工厂也好，“应酬”几乎已经是一个“必须”条件。而作为一个企业的运营者，“应酬“也几乎成为了工作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逢年过节，各种各样的应酬更是多不胜数。时间被浪费了不说，身体往往也吃不消。相信许多京叔的国内同行，也一定有同样的感受吧。求人办事要应酬，被人求也要应酬。求人办事不应酬是不懂规矩，被人求不应酬是不给人面子，总之都是”不上道“。”不上道“的人和单位，就会面临许多必要或不必要的阻力，自然办事就不顺畅。
　　但是在美国，至少以京叔的感受来说，应酬的”频率“与”强度“都大大低于国内。以京叔在国内的经验，逢年过节，企业总是会请相关的关联企业或关系人一起聚一聚，吃一顿，然后在来点”余兴节目“，从而联络联络感情。同样地，别的有求于我们的单位或个人也会想方设法地来“应酬”我们。在中国，这种逢年过节的应酬已经几乎成了过节时的一个固定的“节目”，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恰巧有一次，京叔在美国的时候，正好遇到一个什么节日（具体什么节日记不清了，肯定不是圣诞节，但也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日）。京叔虽然知道在美国应该不会有像国内那么多的应酬，但还是觉得多少应该有一点吧。但是，出乎京叔意料的是，直到节日假期结束，什么也没有发生。京叔居然静悄悄地在入住的酒店自己孤零零地过了一个假日。
　　除了应酬少以外，美国式应酬的”强度“也大大低于中国式“应酬”。一般来说，多数情况下也就是一起吃一顿饭而已。吃饭也比较安静，一般不会喝大量的烈酒，当然也不会“拼酒”。吃完饭以后，最多也就是再去酒吧坐坐。总之，在美国，“应酬”基本上不会是工厂管理者的一个大负担。当然，也有可能是京叔接触的范围有限，没有真正进入当地的“应酬圈”。但是以京叔的了解来说，在美国运营工厂需要面临与中国类似的应酬压力的可能性，应该不大。

　　在中国与美国开办及运行一个工厂，还有一个方面有显著的差别，这便是与政府的关系。在中国，一般来说，与当地政府的良好关系，几乎是一个企业能够成功运行的关键因素。企业也一般会想方设法与相应的政府部门维持一种尽量“良好的关系“。各个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都会小心应对有关的政府部门。姑且不论某些“非正常”的做法，至少在态度上都不免“卑躬屈膝”。相对来说，中国政府对于在中国运营的企业的介入较深，对于企业运营的影响也相对较大。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对于企业日常运行的许多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在美国，企业的日常运营中，几乎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税收是一个较明显的例外）。一般的工厂似乎也不会刻意地与政府维持一种“良好的关系“。除了税收方面以外，京叔在管理工厂运营的过程中，与美国政府打交道的经历只有两例，其一是有关环保，其二是有关设立新厂。（当然，京叔的美国同事一定与当地政府有更多的交集。但不管如何，美国政府这个因素在美国工厂运营中的重要度，要远远小于中国政府在中国工厂运营中的重要度，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美国政府在企业运营中的存在感较低，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便是，企业不用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维持与政府的“关系“。同时，政府因素对于企业运营的干扰也相对较低，企业运营基本上可以按照经济规律进行。而坏处便是，企业运营中，一般来说也不能指望获得政府的扶持与支持，有任何困难都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当然，情况也有例外，前面京叔也提到过，京叔公司计划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小镇设立新工厂时，便获得了当地小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那只是一个个例，绝非普便现象。另外，美国各级政府互不统属，所以当地镇政府的能力有限，也无法指望上级政府的支持，所以对企业的扶持力度也极为有限。相反，在中国，就连招不到工人，都可以求助政府帮忙，而政府也会认为替企业解决劳动力问题是他的一项职责。当京叔与美国同行聊到这一点时，美国同行均表示不可思议，同时也不免流露出羡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