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心态变化

　　试一下

　　本次访美之前，京叔虽然已经接触了许多各种各样的美国工厂，也与形形色色的美国工人有过较多的交集。总的来说，京叔对于美国工人群体的评价还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中西部与南部的工厂）。这些工人（也包括基层管理技术人员）一般来说都比较朴实，也大多能吃苦耐劳，比较习惯服从严格的工作纪律与流程，也能较好地协作，并没有太多非分与过分的要求（国内曾经有不少“鸡汤文”曾经宣扬一种观点，说中国人不善于协作，所谓“一个中国人是龙，两个中国人是虫“。京叔完全不同意这个观点，应该说中国人是最善于协作民族之一。京叔在后面会专门讨论这一话题）。以京叔的个人意见来说，美国工人与中国工人其实有许多的共同点，所以中美两国能够相继成为“世界工厂”应该也不是偶然现象。
　　但是本次到访美国之前，京叔并没有深入的与美国工会接触的经验（也曾听别的美国同事提起过“工会“，但并没有直观的印象）。本次（以及其后的多次）到访这家新英格兰工厂的经历，使得京叔终于有了第一手的经验。

　　工会的确对于员工的利益有一定的保护作用。首先，由于工会的存在，员工对于工作报酬具有了一定的“议价能力“，而不是简单被动地接受资方的决定。但是由于报酬最终还是由市场所决定的，这一能力其实并不能使得工会会员的报酬长期显著高于当地市场价，否则便会危及企业的生存。由此，京叔认为这一点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其次，工会可以保护较为弱势的员工不被企业任意解雇。京叔职业生涯中接触的很多企业（尤其是美资企业与中国私人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有时候其实只是个别管理人员为了追求较好的财务数据），惯于随意裁减员工，而完全不顾忌员工的感受与个人困难（京叔曾经供职的一家美国工厂，便会在每年年末生产淡季时裁减相当一部分员工，然后在来年生产旺季时再雇佣）。而工会的存在，便可以基本上避免这种现象。京叔到访的这家工厂，生产不饱满已经较长时间，其实现有员工已经远远超过实际需求，不少员工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工作可做。但即便如此，工厂还是没有裁减员工，只是停止了新员工的招聘。所以，工会的存在，对于员工（尤其是弱势员工）的保护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每年的六月七、八、九日，对于上千万的中国家庭，无疑是一年中最为重要的日子。原因很简单，这三天是每年中国高考的日子。对于京叔来说，今年的高考尤其与往年不同，京叔的儿子今年也是参考的千万考生之一，而京叔也成为了千万送考家长之一。
　　一大早，京叔便驾车将儿子送到了考场。考场门口已经“人潮汹涌”，“赶考”的考生、送考的家长与老师、以及维持次序的警察，几乎将考场门口围的水泄不通。望着儿子打开车门，义无反顾地投身汹涌人潮的身影，突然感觉就在这一刻，儿子终于离开了家的港湾，一头扎入“变化莫测”的社会大潮，去迎接那属于他的挑战，去拥抱那属于他的未来。
　　回想当年，京叔抱着对于未来的憧憬与期盼，与千千万万的同龄学子一起，进入了高考的“战场”。那时的京叔，也如今日的儿子一般青涩；那时的中国，却远没有今日的辉煌。弹指一挥间，三十多年已匆匆而过，今日的京叔，已过知天命之年，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豪情，但多了一份淡定与超然；而今日的中国，也早已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中华的复兴，也从当日的美好愿望，变成了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
　　回首京叔这三十多年，与广大的同龄人一样，有过希望，也有过失望，甚至还有绝望，但今日的京叔对于未来充满期待；有过喜悦，也有过失落，甚至还有愤怒，但今日的京叔对于过去满怀留念。过去的三十年，京叔对于西方社会由仰视，到平视，再到俯视；对于中华传统由蔑视，到接受，再到推崇。
　　与绝大多数的同龄人一样，京叔今日所得远远超过当年最最乐观的妄想。当京叔大学毕业之时，所有的同学没有一人奢望能够有朝一日，如电影中的欧美人一样，拥有自己的汽车住房。能够在五年内拥有自己的全套家电与一辆摩托车，已经是最“大胆”的“小梦想”了。而能够移民欧美日，更几乎是京叔那代人的终极梦想。当年的京叔，以及京叔的同学们，绝对不会相信，在有生之年，还能够亲眼见到中国的城市如未来世界般梦幻，中国的交通令全世界惊艳，中国的战舰能够纵横四海，中国的空间站能够遨游九天…
　　能够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亲眼见证中华的复兴，幸甚至哉！

　　今天是2021高考的最后一天，一大早驱车送儿子去高考。送完以后，开车回家，突然间，京叔意识到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大清早送儿子上学（赴考）了。一时间，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惆怅，慢慢地溢满心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与千千万万的中国家长一样，京叔生活中的一个重心便是儿子的学业。突然之间，这一切都要结束了。儿子终于要离开京叔的呵护，独立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充满希望的未来；而京叔也需要学着放手、学着默默地欣赏。时间过得真快呀，京叔还清晰地记着儿子成长的几乎每一个瞬间。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到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一切都仿佛就在昨天。
　　从记事开始，便似乎一直被各种人生的“小目标”所驱动。幼儿园时期待着快快长大，上学后期盼着尽快成为“高年级的同学”；逐渐长大，便为了能够考上一个好中学而努力，然后又奋战高考，以便能够“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大学毕业以后，又整日为了所谓的“事业”，升职加薪而奔波。然后便是成家生子、陪伴儿子一直长大。以至于已经习惯于忙忙碌碌，劳心费力的生活。突然间，似乎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失去了驱动自己的“小目标”，对于未来竟有一了一点迷茫。
　　回头看看来时的路，悠悠五十多载，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京叔这一代人，可以说非常幸运，见证了天翻地覆般的社会巨变，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人生变迁。小时候，这代人度过了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京叔这代人可能是最后一代真正感受到“饥饿”威胁的中国人。虽然京叔自己并没有真正“饿肚子”的经历，但是却亲眼见到过“吃不饱”的人）；年轻时，这代人度过了精神极度绝望的年代（面对国门打开以后中外极度差距的冲击，几乎所有的人都丧失了迎头赶上的勇气。苏联解体、东欧变色，更是让当时年轻的京叔们深信“历史已经终结”）；再后来，这代人又度过了否极泰来的年代（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快速缩短与西方的差距，其追赶的速度快到包括我们自己都无法适应。与我们的国家一样，大多数的个人也迎来了自己事业家庭的快速“腾飞”）。京叔对于我们下一代的生活非常乐观，相信京叔儿子及他的同龄人们，他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好！

　　接着前面的话题，京叔继续聊美国工会这个话题。前面说过由于工会的存在，对于员工的确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作用，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是，当今美国工会体现的更多的却是负面意义。
　　首先，美国工会早已不是当初工人自己的组织，而蜕变成了一种官僚组织。工会的领导者也早已不是工人领袖，而是利用工会谋取自身利益的政客或官僚。工会的工作人员也不是工人中的积极份子，而是领取薪水的雇员。这种性质上的变化，使得现在的美国工会并不是以工人长期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自己的宗旨，工会领导层也不是真正地替工人谋划。替工人谋取利益变成了“拉人头”的手段，如果有利于“忽悠”广大工人，即使损害工人的长远利益也在所不惜。业界公认，美国汽车工业的衰落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强势有着直接的关系。而美国汽车工业的衰落，受伤最重的便是美国汽车工业的从业人员。京叔到访工厂的工会，便是某一大工会组织的分支机构。在京叔与工会的沟通过程中，工厂内的工会负责人由于贴近工厂的实际情况，也了解具体的困难，同时也比较容易明白一些短期不利的措施会带来长期的利益，所以相对比较容易沟通，也易于达成共识。但是，工厂内的工会领导人受制于其上层组织，而那些上层工会领导人由于没有直接的切身利益，表现得十分官僚，难于沟通。
　　其次，美国工会的一个很大的负面作用便是严重制约工人的劳动积极性，而这一点，京叔有很深的切身感受。美国工会的一个重要原则便是“同工同酬”，也就是说从事同样工作的员工（比如说操作同样机床的操作工），他们获得的报酬是一样的，工厂不可以某员工工作效率较低、产品质量较差、废品较多等原因随意克扣该员工的报酬。另外，也不允许工厂采用：计件工资“等所谓”Xue/Han工厂“的做法。这样一来，工人的工作便变成了“吃大锅饭”的性质，干多干少都一样，其后果不言可知。（由于这一做法严重不合理，京叔一直很怀疑这是否是美国人“忽悠“京叔这个”老外“的说法，不能确定是不是真的是全美通行的要求）。

　　第三，美国工会的存在，严重阻碍公司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而做出的改变。一般来说，工厂的工人由于知识水平、知识结构、对信息的掌握程度等方面的局限性，对于迅速变化的市场需求缺乏深刻的认识，也很难对于哪些变化最终会有利于自己缺乏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对于变化的长期效果无法清晰认识），工人们会对“改变“抱有本能地不信任。而美式工会由于已经严重地官僚化，绝大多数的工会负责人员也以迎合工人，从而能够最大程度地“拉人头”为目的，不会真正为工人的长远利益着想。于是，工会对于工厂中的变化基本上持消极，甚至抵制态度。
　　为了充分利用这家新英格兰工厂的闲置厂房与人力资源，京叔曾经计划为这家新英格兰工厂引入一条新生产线（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一计划并未实现，京叔在后面还会回到这个话题）。这一计划显然对于这家难以为继的工厂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消息。但是令京叔十分意外的是，工会居然反对这一计划。其理由是，新生产线的引进，有可能使得现有工人的技能无法满足生产的需要，从而威胁到现有工人的工作岗位。（客观地说，工人们的担心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引进新生产线的确可能对于现有工作岗位造成潜在的威胁，对于部分工人的利益的确会有冲击。但是如果不引进生产线，这家工厂唯一的结果便是关门大吉，从而使得所有工人的利益受损）。好在，这家工厂的员工并不是特别多，为了克服工会的阻挠，京叔要求召开全体工人大会，向全体工人宣讲这一计划，由全体工人来做出决定。由于引进新生产线明显对于绝大多数工人有利，所以京叔的这一计划在全体工人大会上获得了工人们的支持，从而克服了工会的阻碍（京叔也代表公司在大会上承诺，会为受影响的工人提供相应的培训，以便于他们能够平稳地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遗憾的是，这一项目由于其它的许多原因，最终并没有成功。这家工厂，最终也没有摆脱关门的命运。
　　所以，严重官僚化的美式工会，其利益与述求并不总是以广大工人的利益与述求相一致。更多的情况下，是裹挟工人以谋取其自己的最大利益。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大的可能最后反而会损害大多数工人的利益。

　　除了前述的对于引入新生产线表示疑问以外，工会甚至还会对于其它一些对于中国人来说十分正常的日常改进措施进行阻挠。由于该工厂的生产流程与技术已经有大约十多年没有任何进步了，所以其效率已经日益无法满足已经变化了的当今竞争环境。为了改进流程、提高效率，京叔希望在该工厂推行精益生产与六西格玛项目。令京叔颇为意外地是，推行精益生产与六西格玛项目这一在全球制造业中几乎已是常规的手段，在这家工厂居然不能随意推展。在开展每一个项目之前，居然还需要与工会协商，以获得工会的同意，然后才能开展。而工会同意的条件，便是不可以由于开展这些改进项目，而减少雇员人数。除此之外，引进新设备、新技术，也都需要事先获得工会的同意。
　　以京叔的切身体会来说，美国工会的存在，对于公司的管理与运作来说，的确是增加了极大的阻力，对于美国传统制造业的竞争力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负面因素。尤其是美国东北部及铁锈带的工厂，由于其一般成立较早，大多建有工会组织。这些老工厂由于技术与流程老化，正是急需技术、流程与管理革新。但由于工会的阻挠，使得在这些老厂改革极为困难，于是大多数公司选择关闭这里的工厂，迁往美国中部、南部等地区建立新厂（这一地区工资较高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而工资较高也与工会的存在有直接关系）。新英格兰地区由于国防工业、生物医药工业、新技术产业及金融服务业较为发达，还能够维持不错的景气度。但是五大湖地区的工业区，由于以传统制造业为主，便不可避免地急剧衰落，成为了著名地“铁锈带”。在中国十分出名地底特律，便是铁锈带地代表，由于三大汽车公司陆续将工厂迁离这里，曾经“世界汽车之都”地底特律成为了全世界著名地破败之地（三大汽车公司地衰落与工厂迁出与工会有直接地关系）。而在五大湖区，底特律并不是特例。京叔到访过五大湖区地匹兹堡、底特律、克利夫兰、芝加哥、密尔沃基等城市。在这些城市中，京叔都可以见到它们昔日地辉煌，也可以见到其今日地衰败与落寞。

　　总体来说，京叔对于美式工会地观感趋于负面。美式工会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部分工人的利益，但是这种保护却是以损害工人群体的整体与长期利益为代价。而且，由于美式工会的官僚化，其本身的运营成本与资源浪费也十分惊人。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美式工会其实与中国的消费者协会有一点点相像。正如消费者在消费时吃了亏，至少还有消协可以投诉一样（虽然对于投诉后的效果不要报太大的期望），美国工会会员至少还可以期望工会的协助（虽然效果也不怎么样）。两者虽然都效率低下，反映迟钝，但是起码是一个“希望”吧。也正如消协的存在多少会对于不良商家有一定威慑力一样，美式工会也多少会对不良雇主有一定的威慑力。由于工人相对于资本本身就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工会的存在，从本质上来说，对于平衡劳动者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是有利的。而美式工会的弊端其实是其严重的官僚化与资本化，其自身已经蜕变成了一种谋取利益的工具，而脱离了劳动者自发组织、团结互助的初心。而这也正是美式工会日渐式微的原因。
　　在美国，资方以及公司管理层，对于工会无疑是抱持着极为负面的态度。这种态度在一部有关曹某旺的著名纪录片中已有充分的表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有意思的是，作为资方及管理层对应面的工人，似乎对于工会的观感也比较负面。在京叔接触的工人中，大多数的工人（尤其是没有工会的工厂中的工人）对于工会也持批评态度。在美国新建立的工厂中（尤其是中西部的工厂），工会的设立率较低便是一个证明（在美国新设立工厂，雇主不可以阻止设立工会。一般来说，当一个工厂新设立后，美国一些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工会组织便会派人前来游说。各路工会的代表会来到新设立的工厂举行宣讲会，游说工会加入他们的工会。从观感上来说，与拉人头的某种销售活动极为相似。而工厂的工人有权决定是否加入某家工会（好像是需要赞成的人数超过总人数的一定百分比，这一点不太确定）。一旦工人做出决定，雇主不可否决。基于这种制度，在新设立工厂中工会覆盖率低，便说明多数工人不认可各类美式工会的价值）。

　　在京叔到访该美国工厂前十几年，公司的生产逐渐迁出了美国。到京叔到访的时候，公司在美国地区的生产份额已经微不足道，接近于零。而公司产品的性质决定，对于客户特殊要求的响应，以及交货时间是赢得订单的重要因素。由于公司绝大多数的生产已经迁出了美洲，难免会影响公司在美洲地区的这使得公司表现，于是公司产品在美洲地区的市场占有率日渐萎缩。为了重振公司在美洲市场的占有率，公司决定将某一重要产品的部分生产转移回美国，而京叔责无旁贷地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于是，早在特朗普提出“制造业回归美国”的“号召”之前好几年，京叔便已经实践了这一“号召”。而京叔在这一行动中的经历，也可以看成“制造业回归美国”之路的一个案例。
　　虽然京叔所在公司的几乎所有生产都开始于美国工厂，公司在亚洲的工厂都是在美国工厂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下建立与发展起来的。但是，当京叔参与回迁该产品生产线的时候，美国工厂已经几乎失去了所有该产品的生产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回迁生产线无异于在美国重新引入一项新技术。
　　需要引入的产品，虽然不是什么十分高精尖的技术，而只是一种极为成熟的参评，但是也面临着许多的困难。从事过传统制造业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现代化的制造业需要的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衔接的体系。要能有效地开展生产活动，最基本的要素包括厂房、设备、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能源、原材料、零部件、特殊服务（如物流运输、检验检测、特殊工序等）等供应要素。离开了能够有效提供上述要素的环境，现代化的大生产活动是很难有效开展的。
　　顺便说一下，一般人往往仅以人工成本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具有从事某种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其实，人工成本低廉绝不是生产成本低廉的充分条件，上述所有要素的综合优势才是生产成本是否具有竞争力的决定条件。所以，中国人工成本高于东南亚与印度，并不能等同于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失去竞争优势，制造业将会大规模前往东南亚与印度。至少在目前，如果综合考虑上述各项因素，中国依然在绝大多数的制造业中具有整体优势。

　　在美国建立新的生产线，以便在美国本土生产满足美国市场需求的产品，京叔所在的公司有两个可能的选择。其一便是扩大公司现有新英格兰工厂的生产规模，另一个则是在美国中西部地区建立新的工厂。这两种选择各有利弊，于是公司决定同时开展这两种方案的前期工作，待情况较为明朗时再作最后决定。
　　京叔在这个项目中，主要负责生产制造方面的工作。前面已经提到过，如果要想一个生产活动有效进行，有一些基本的条件是必须具备的。而在一个新的生产地点引入一种新的生产线，便需要逐一落实这些条件的有效供给。而这，正是京叔需要完成的工作。下面，京叔便分享一下京叔试图将制造业迁回美国的经历。以京叔之见，京叔的这些经历还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的。
　　首先，京叔聊聊试图将生产线迁入公司的现存新英格兰工厂的经历。其实，这家新英格兰工厂，在十几年以前还在生产这次计划迁入的产品，而且，这种产品的最早也是由这家工厂研发与投产的。事实上，公司其它工厂在初创时期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这家新英格兰工厂的支持与扶助。所以，按理说再次引入该产品的生产应该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只要资金到位，进展应该十分迅速与平稳（这可能也是绝大多数人在看待“制造业回迁美国”时的看法。对于哪些看上去并不高大上的传统制造业来说，在美国建厂并不存在技术困难，只要资金到位，政策到位，一切都会是平稳与快速的）。虽然在新英格兰共厂生产，有人工成本较高，以及有工会存在等不利因素，但为了缩短项目时间，减少风险，公司的大多数管理人员（包括京叔）均将利用这间工厂作为首选方案。但是，现实却与预想大相径庭。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京叔曾参与在中国工厂中引入美国生产线的工作。在当时，京叔最经常听到的美国同事抱怨便是，当时的中国，除了廉价而优秀的工人以外，几乎什么都没有。许多在美国只要打个电话便可以解决的事情，在中国不得不等上几个月。京叔当时参建的工厂，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来自国外。生产设备、检测仪器自不必说，甚至连照明灯、烟雾净化器都飘洋过海，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利坚。没想到的是，十多年后，京叔又再次面临类似的窘境。只不过，这一次京叔与美国同事调换了一个位置。

　　在新英格兰工厂扩建新生产线的方案，几乎在一开始便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先来说说场地与人员。在预案中，这两点本来应该是公司现存新英格兰工厂的最大优势，毕竟那里有大量的空闲厂房与富余人员，理论上可以立即使用。可是就是在这两点上，也遇到了意料之外的困难。
　　首先，引进生产线遇到了工会的阻挠（这一点，京叔在前面也曾提到过，后来通过广泛的沟通获得了解决）。说实话，这一阻挠完全出乎京叔的意料之外（毕竟中国人与美式工会打交道的经验不多），虽然最后通过沟通，这一阻挠获得了圆满的解决，但是也拖延了项目的进程，也牵扯了项目组的不少精力。
　　其次，空闲的厂房面积，也不能立即使用。由于新引进的生产线会产生一定的废水废液，所以必须配套一定的处理措施，并获得当地政府的批准才能建立生产线（由于该工厂以前曾经生产过同类产品，但是当时并没有相关的要求，这些要求是近年来新颁布的）。而美国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京叔实在是不敢恭维，仅仅方案审核便拖了很长的时间。
　　以上这两点，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解决。人员中的技术工人与工程师解决起来就比较棘手了。由于长时间的生产脱节，当年的技术工人与工程师已经大量流失。所以现存的工厂人员虽然大量富余，但是却严重缺乏专业的技术熟练的技术工人与工程师（一般来说，这类技术工人与工程师是最容易流失的）。即使是还留在工厂中的极少数原来的技术工人，也由于长期未实际操作，而不免技术生疏；至于保留的个别工程师，也由于技术陈旧而需要重新培训。令情况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公司这种传统制造业企业，在新英格兰地区已经所剩无几，所以即使在外部招聘，也很难获得相应的合格人员（京叔前面也提到过，美国的优秀年轻人的首选进入金融、法律、医药等说为高端服务业，极少选择工科专业。所以，在美国要找一个优秀的会计师、律师、咨询师并不困难，但是要找一个优秀的年轻工程师，却并不容易）。最终，公司只得通过大量使用公司亚洲工厂的技术人员提供支援（正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并在美国其它地区招聘需要的技术、管理人员来解决这一难题（好在美国人对于举家搬迁到其它地区的接受度远远超过中国人。只不过公司不得不为此付出额外的成本）。

　　说到这里，京叔不由得想到网上的一个热门话题，那便是中国有大量的“顶尖”学子流失去了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大学进一步深造（例如以清华毕业生中有相当大的比例离开了中国），并且学成后大部分都留在海外，这将导致中国的发展后继乏力，并最终由于缺乏人才而败给美英等西方国家。
　　京叔相当不赞成这一观点。对于制造业来说，相对于人才的质来说，更加重要的是人才的量。由于当今世界处于一个科技停滞的时期，已经很久没有突破性的发明与京叔革新，目前的制造业所应用的基本原理可以说已经几十年没有变化了。再加上当今世界信息爆炸，可以说在制造业的基本原理上已经没有秘密。在目前的条件下，决定各国制造业水平的更多的是一个国家的工程能力。对于工程能力来说，一个国家有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足够数量具有一定水平的技术人才。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制造业人才条件是否具有优势，并不决定于该国处于学术金字塔尖端的人才，而是决定于金字塔中底部的人才得数量与质量。而中国，恰恰在金字塔的中底部人才方面，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具有无可否认的优势。
　　无可否认，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中国有大量的“顶尖”学子流失到了美英等西方国家（中国最顶尖的理工科学府，清华大学，便有相当数量的毕业生前往了美国）。同样无可否认的是，许多流失的学子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如果他们能留在中国，一定会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但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虽然缺失了这些“顶尖”学子，大量所谓的中国 “二流”、“三流”、甚至“四流”大学的毕业生依旧支撑起了中国经济的起飞。而广大的中国 “二流”、“三流”、甚至“四流”大学，每年培养的几百万毕业生，正是中国制造业最大的优势之所在。
　　京叔接触过不少定居海外的中国顶尖大学的毕业生。总的来说，这些毕业生都能在当地有一个不错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其平均生活水平一般来说都能大大高于当地的平均水平。这足以说明这些毕业生的优异素质。但是，京叔也几乎没有碰到能够突破中层（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职业发展）的中国大陆移民。反观留在中国大陆的同龄人，却有许多取得了极大的成绩。所以，京叔认为，即使有相当数量的所谓“顶尖”学子流失去了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并不能动摇中国在制造业人才方面的优势。

　　再回到京叔在美国新英格兰工厂建立新生产线的经历。前面谈了场地与人员，虽然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但还是都得到了一定解决。场地方面的困难，算是最容易解决的，无非是增加了一些投资，可能会拖延一点项目进度。人员方面的困难就比较棘手了，通过努力，得到了暂时的解决（毕竟靠亚洲工厂的支持，并不是长久之计，长期来看，还是必须培养本地的技术力量）。
　　与京叔将要在其它方面遇到的困难相比，场地与人员方面的问题，还是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长期来看，人员的问题其实也十分棘手，甚至可能是最大的困难之一，但毕竟有短期方案可以不影响项目的进度）。京叔下面便来聊聊其它一些因素。
　　除了场地与人员以外，建立新生产线另一必备条件便是设备。在项目的计划阶段，京叔便已经预见到了设备方面将会面临的困难。美国毕竟是曾经的第一工业大国，即使当下，也具有强大的工业实力（其实美国的工业实力在除中国以外的世界中还是第一位的，其制造业实力弱也只是相对于中国而言），所以对于一些诸如焊机、空压机、工业机器人、喷涂设备、传送带等通用设备来说，解决起来并不困难（只不过普遍成本要远远高于中国，而且交货期也较长。与中国供应商的最大差距可能应该是服务。中国的这些设备提供商一般都会尽量满足客户的各种合理与不合理的要求，最大限度地配合客户的工期进度，而美国供应商则在很多时候要求客户去适应他们的产品与他们的内部要求。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比较傲慢）。但是对于一些特殊设备，解决起来便相当困难了。
　　京叔的项目中，需要用到一种特殊的测试台。而设立这种测试台，便遇到了较大的困难。这种测试台只应用于京叔所在的这一行业，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设备。而且这种测试台需要根据不同的产品类型与生产线情况特别设计与制造，所以每一台都不一样。其实这种测试台的设计于制造并不需要很高深的技术，也并不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壁垒与难度。但是其设计、制造与安装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与技能，并不是任意一个供应商都可以提供的。美国的公司曾经是这一细分领域的领导者，当年公司马来西亚工厂与中国工厂设立时，最初都是在美国同事的帮助下建立的这种测试台。

　　为什么帖子又发不出了？

　　虽然美国供应商曾经是该测试台领域的王者，但是在过去的十几年间，由于大量的非美国供应商（尤其是中国供应商）的不断涌现，使得美国供应商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雪上加霜的是，由于作为该测试台几乎唯一应用行业的京叔当时所在行业，其制造基地在十几年间迅速向亚洲（尤其是中国）转移，所以亚洲（尤其是中国）的该种测试台供应商得到了长足得发展。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供应商，其产品已经完全可以与美国供应商想媲美。于是，美国供应商的市场份额大量萎缩。由于失去了规模效应，其产品无论在成本，还是交货期方面，相比亚洲供应商都有较大的差距。于是，京叔公司在新英格兰工厂建立生产线时，便不得不付出比在亚洲工厂更多的资金与时间成本。
　　顺便说一下，京叔近三十年的制造业从业经历，使京叔认识到了一个事实。这便是，在当今的工业领域，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技术壁垒，只要有足够而持续的人力物力与时间的投入，最终都可以获得突破（京叔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参加工作的时候，京叔毕业时所从事的行业还是不择不扣的“高新科技”，中国企业在该领域与国外的差距远远不亚于现在中外半导体企业的差距。但不到三十年，中国已经变成了该领域无可争议的领导者之一）。能否突破并不是问题，突破只是时间问题（比如说当下热点的光刻机，只要中国能够坚持投入，突破也不是什么很遥远的事情）。但是持续坚持不懈的投入，却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企业可以轻易做到的。
　　某一领域一旦被先发的国家或企业占据了优势地位，后发的国家与企业往往会面临“造不如买”的局面。开发自己的能力在短期内是经济上不划算的，而且还有相当的风险。所以在资本主义模式下，合理的选择便是购买先发者的产品或服务，而不是开发自己的能力。另外，长期持续地投入一项已有技术的开发，从资本获利的角度来说是低效的（对于资本来说，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与其在后发者处另起炉灶开发一项已有技术，还不如投资先发者更有效率）。于是，在资本主义的模式下，后发者很难做到持续的投入。

　　如前所述，在资本主义模式下，后发者很难做到持续的投入，从而动摇先发者的优势，所以一般来说，占有竞争优势的先发者会越来越强，从而使得后发者越来越难于涉足相关领域。在中国崛起前，这些先发而占据竞争优势者基本上均集中于欧美日等西方国家。于是，欧美日等西方国家在中国崛起前的国际社会中，“小日子“一直过得挺不错（西方七国集团的GDP总值一度超过全世界的一半）。虽然有前苏联的挑战，但也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领域，在经济领域，前苏联集团远不是西方国家的对手。
　　但是，上述情况并不是绝对地，也存在例外情况。第一，由于某些经济以外的政治或战略上的原因，某些国家或地区为了追求自主性，可以不计经济效益，而持续投入。例如，二战前，德国坚持在人工合成汽油上持续投入，在经济上相对于进口石油是不合算的。又例如，前苏联坚持在民用飞机上的投入也是一个例子。第二，由于某种原因，后发者无法后的先发者的产品，从而不得不自己研发。中国的航天便是一个例子。第三，后发者在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优势足够巨大，从而能够抵消先发者的优势。例如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所拥有的巨大人工成本优势（相对西方国家，当今中国的制造业成本优势已经不如改开初期那么巨大，但依然优势明显。但现在中国的优势更多的是依靠全产业链的优势，而不是低廉的劳工成本。有关这点，以后详述）。第四，后发者掌控了市场，用市场的力量扶持本国的相对低效投入，直至其超过先发者。例如中国高铁的发展，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是，上述每种情况均尤其一定的副作用或局限性。例如第一种情况，由于违反经济规律，往往难以持久；第三种情况，优势难以持久，例如原本低廉的人工成本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消弱，从而使后发者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第四种情况，并不具有普遍性。所以，总体来说，工业革命后确立资本主义以来的两三百年间，直到中国这个”异类“开始崛起以前，西方国家的先发优势，基本上无可动摇。中国的不同在于，中国几乎包含了上述的每一种情况，再加上巨大的体量，从而能够互相补充，弥补每一种情况的局限性，全方面威胁西方的整体优势。

　　后发者一旦挺过开始的困难期，赶上先发者的步伐（当然能够挺过这一困难期的后发者少之又少，自欧美社会凭借工业革命获得先发优势以后，真正能够成功逆袭，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可谓屈指可数，也就日、韩、台、新等寥寥几个。不出意外，中国大陆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跨过人均GDP20000美元这一门槛，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先发者的先发优势便会逐渐丧失。而先发者由于已经习惯于靠先发优势赚取超额利益，所以势必难以再次筚路蓝缕地与后发者竞争（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于是，先发者便会在竞争中节节败退，而败退将首先发生在制造业。先发者一旦失去某一个行业，想再要进入该行业，实际上便成为了后发者，将会面临“前代后发者”所要面临的困难。而这，便是“制造业回归美国”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原因。作为“后发者“的美国不可能像当年的中国那样，筚路蓝缕，吃苦耐劳；当今的美国政府也不可能如中国政府一般统筹全局，长远规划（其实更重要的是，当今美国的资本有更容易赚钱的渠道，不可能自讨苦吃，投身前途难测的“制造业回归美国”）。
　　京叔前面提到的测试台，当时便面对这种情况。该种测试台的美国制造商，虽然曾经是该细分行业的“先发者“，但是由于亚洲制造商（尤其是中国制造商）的赶超，其实在当时已经失去了竞争优势。亚洲制造商无论在技术、成本，还是交货期、服务上都已将美国供应商远远地抛在了后面。美国制造商已经完全失去了北美以外的市场，而该测试台的北美市场又极其有限（主要的用户基本上都在亚洲），于是曾经的行业领头羊已经彻底边缘化，仅能艰难地维持。由于该测试台的建立牵涉许多特殊设计、安装、调试，基本无法使用域外制造商，只能依靠本地制造商（也就是美国制造商）。而使用美国制造商，成本、工期、服务都无法与亚洲制造商相比，从而使得同样的测试台，在公司美国工厂的设立与运营成本大大高于亚洲工厂。而这种成本也会反映到最终的产品中，从而影响公司美国工厂产品的竞争力。尤其令人无法接受的是，美国制造商的员工们依然”活“在过去的日子中，依然以为自己还是行业的领军者，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成为了落后者，需要放下傲慢，埋头苦干。

　　前两天的七月七日是“七七Shi.Bian”84周年纪念日，京叔今天就来聊聊“七七Shi.Bian”。“七七Shi.Bian”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应该都或多或少地了解这一事件。按照最正统的说法，“七七Shi.Bian”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由于这一事件的知名度与普及度，京叔便不再赘述这一事件的过程，而是与各位朋友分享一点自己的思考。以京叔之见，首先，“七七Shi.Bian”是中国近代国运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其次，“七七Shi.Bian”使得中国避免了本有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结局；再次，“七七Shi.Bian”注定了日本帝国的败亡。
　　首先，“七七Shi.Bian”是中国近代国运的一个重要分水岭。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运可谓每况愈下，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历史的走向几乎每次都走向了最不利于中国发展的方向。其间虽然也有一些貌似能够振兴的阶段，但无不以更大的灾难收场：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同光中兴“被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彻底葬送；推翻满清帝制、建立共和以袁氏复辟、军阀混战而收场；第一次世界大战跻身战胜国行列的虚幻荣光被巴黎和会的屈辱大的粉碎；Min.国“黄金十年”也被国Min.政府在全面抗战中的表现证明为成色不足。
　　“七七Shi.Bian”之前，中国以及中华Min.族可谓跌倒了谷底，可谓内忧外患。仅就当今中国版图内的地区来说，台湾、东北及热河已被日本人控制，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已经事实上处于Du.Li地位。国Min.政府能够统治的地区已经基本上缩回到传统的汉族地区，周边地区几乎丢失殆尽（即使汉族地区，也有大量地区处于半Du.Li状态，国Min.政府并不能完全控制）。而中国的Min.生远远不如当时称之为“南洋”的东南亚地区，甚至不如我们如今看不上的邻居“阿三”（其实，直到印度Du.Li，以及Du.Li后的一小段时间内，印度无论国际地位，还是Min.生建设都是优于中国）。如此孱弱的形象，也难怪日军号称三个月解决“Zhi.Na事件“。
　　而“七七Shi.Bian“之后，中国国运触底反弹。虽然中国依然道路崎岖，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以及建国后的种种磨难，但是总的趋势却是一直向上，上升趋势几乎从未改变，直至今日世界”G2“的地位。时至今日，上升势头依然强劲。

　　如果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视角来看，日本军方与政府错误应对“七七Shi.Bian”，将“七七Shi.Bian”这一局部性事件上升到中日全面战争，基本上已经注定了其后来的败亡。由于“七七Shi.Bian”所引发的中日全面战争初期，虽然日军节节胜利，迅速占领了中国大片最精华的国土以及几乎全部的沿海重要港口，但是中国政府的坚持抗战大大出乎日本的意料之外（按照以往中日冲突的模式，当时的中国政府往往会在冲突爆发后，经短暂抵抗便寻求妥协。以让步换的冲突的缓和，长城抗战、淞沪抗战等无不如此。于是，日本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将蒋政府“打痛”，蒋政府便会妥协求和。这便是日军“三个月解决Shi.Bian”的信心来源。事实上，蒋政府在“七七Shi.Bian”后的初期也始终为中日妥协留有余地，中日之间在“七七Shi.Bian”以后始终未正式宣战（中日之间正式宣战实在“珍珠港事件”以后），蒋政府并未停付“庚子赔款”均可说明这一点）。由于中国没有如预般迅速妥协，中日冲突便陷入了长期化的泥潭。
　　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列强，可以容忍日本占有中国的东北等局部地区，但是绝不能容忍日本支配整个中国本土。因为一旦日本实现对中国本土的实际支配，并完成整合。中日两国的总体力量将会极大地改变远东太平洋，以至整个世界的格局。这其中，身处太平洋东岸的美国尤其忌惮中日的整合。所以，由“七七Shi.Bian”所引发的中日全面冲突可以说触碰了西方列强的底线。而长期化的中日冲突，又为西方列强提供了干涉的机会。
　　于是，由“七七Shi.Bian”所开启的一系列事件便逐次发生，并最终导致“珍珠港事件”，使得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便注定了日本的失败。美英（尤其是美国）无法容忍日本完全占有中国本土，一方面从经济上与军事上支持蒋政府，另一方面逐渐加大对日经济制裁的力度，直至采取对日石油及石油制品禁运这一终极手段（当时的日本控制区内石油产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记，其石油与石油制品主要依靠进口，而进口来源主要是美英荷控制范围。而美国解除对日石油禁运的核心条件便是日军撤出中国大陆（即关内地区））。

　　从“七七事变”开始，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几乎如宿命般导向美日大平洋战争。由于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如日本预想般在南京陷落后迅速屈服，而是向中国的广阔内地深远撤退，所以日本不得不扩大侵华战争的规模。尤其是日本政府为了促成蒋政府的崩溃，由错误地发表了“不以蒋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宣言，从而表现出吞并整个中国本土的态势。而吞并整个中国本土，是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所绝对不可能答应的。于是，美英对于日本侵华的态度日趋强硬（在”七七事变“后的一小段时间内，美国对于日军侵华的态度十分软弱。即使侵华日军在长江上击沉了美国炮舰”帕奈“号，造成美军死伤多人的严重事件，也仅以日本赔偿损失这种轻描淡写的方式了事）。
　　美英帮助中国抵抗日本，其根本原因并不是历史书上通常所说的，日本的侵华威胁到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而是害怕日本整合中国本土的资源以后成为美英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强劲对手，从而威胁到美英为首的西方列强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整体态势。至于美英等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并不足以促使美英为此与日本翻脸（其实，日本在侵华战争初期，也十分注重保护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日军对于上海租界的态度便是一个明证）。美英反对日本侵华当然也不是为了所谓的国际道义或锄强扶弱等“高大上“的口号。其真正的原因是不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一个世界级的对手。日本仅靠其自身的资源，即使加上朝鲜、台湾、中国东北等当时的日占地区，也很难真正威胁到美英在远东太平洋的整体态势，所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列强可以容忍日本实际上占领中国东北，但是绝不能容忍日本事实上控制整个中国本土。更进一步看，当时的英美（以及现在的美国）的目的，便是出现一个有能力威胁其整体态势的竞争对手，至于这个对手是德皇的德国，还是希特勒的德国，以及整合中日的日本，后来的前苏联，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而这个对手是否有挑战的意愿也不重要，关键是有挑战的能力。所以，美国可以在二战时全力扶持中国对抗日本，也可以在当下扶植日本对抗中国，一切皆是地缘政治使然。

　　由于“七七Shi.Bian”之后日本全面侵华态势，以及其后几个月摧枯拉朽般的进攻，几乎完全占领中国的精华地区，使得日本鲸吞中国本土，实现某种形式的“日中Xie.He”成为了可能。整合了东亚资源的日本，必将严重威胁美英等西方列强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既得利益。于是，美国与日本围绕日军全面侵华的矛盾逐渐升级（当时受到日本威胁最大的西方列强主要是在东南亚拥有广阔殖民地的美英法荷。而美国，除在菲律宾的殖民地以外，还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有广泛的冲突。当时由于欧洲的紧张局势，英法荷均无太多余力在远东对抗日本，所以美国作为西方列强的代表，在与日本的冲突中，表现的最激进。而英法荷基本上以支持美国为主。除美英法荷以外，对于日本在远东的扩张，前苏联也极为警惕。中日全面冲突爆发后，也积极支援中国抗战。除提供大量武器以外，甚至排除志愿军直接参战。甚至连德国，在”七七Shi.Bian“后的一段时期内，也为切断对中国的武器供应。由此可见，当时日本挑起全面侵华，的确极为不智，失道寡助）。

　　在“珍珠港事件“前的美日谈判中，美国的核心述求就是日军全面撤出中国本土（即中国关内地区）。为此，美国对日本采取了以经济Zhi.Cai为主的逐渐升级的措施，直至联合英荷对日实行石油禁运。众所周知，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没有石油，现代工业便会停摆。以飞机军舰坦克为标志的现代军队也会完全丧失战斗力。所以，对于控制区内石油产量微乎其微的日本来说，石油禁运便具有致命的效力（当时日本控制区的石油年产量只有几十万吨，对于达数百万吨年需求量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面对石油禁运的日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便是对美国全面妥协，答应美国的要求撤出中国本土。要么便是在库存石油耗尽前获得新的石油来源（当时日本约有一年消耗量的石油储备）。全面撤出中国本土，意味着日本放弃“七七Shi.Bian”以来，付出巨大代价获得的所有利益。这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军部所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如果日本政府强行接受美国条件，从中国本土撤军，当时骄横的日军极有可能发起Zheng.Bian，推翻ZF，实行军部统治。

　　不能与美国妥协，日本便只有一条路可走，那便是在库存石油耗尽前获得新的石油来源。由于当时世界上主要的石油资源都掌握在英美为主的西方列强与苏联手中，日本想要绕过西方列强与苏联，以和平方式开辟新的石油来源基本上不可能（当时世界上唯一产量可观，又不被西方列强与苏联控制的石油来源只有罗马尼亚。但是罗马尼亚的石油资源连德意的需求都无法满足，当然不可能解日本的燃眉之急）。于是，日本只能以武力获得石油来源。而且还一定得快，毕竟其石油储备有限。如果在石油储备耗尽之前，无法获得石油来源，日本唯有妥协，全面撤出中国本土一个出路。

　　不能与美国妥协，日本便只有一条路可走，那便是在库存石油耗尽前获得新的石油来源。由于当时世界上主要的石油资源都掌握在英美为主的西方列强与苏联手中，日本想要绕过西方列强与苏联，以和平方式开辟新的石油来源基本上不可能（当时世界上唯一产量可观，又不被西方列强与苏联控制的石油来源只有罗马尼亚。但是罗马尼亚的石油资源连德意的需求都无法满足，当然不可能解日本的燃眉之急）。于是，日本只能以武力获得石油来源。而且还一定得快，毕竟其石油储备有限。如果在石油储备耗尽之前，无法获得石油来源，日本唯有妥协，全面撤出中国本土一个出路。

　　不能与美国妥协，日本便只有一条路可走，那便是在库存石油耗尽前获得新的石油来源。由于当时世界上主要的石油资源都掌握在英美为主的西方列强与苏联手中，日本想要绕过西方列强与苏联，以和平方式开辟新的石油来源基本上不可能（当时世界上唯一产量可观，又不被西方列强与苏联控制的石油来源只有罗马尼亚。但是罗马尼亚的石油资源连德意的需求都无法满足，当然不可能解日本的燃眉之急）。于是，日本只能以武力获得石油来源。而且还一定得快，毕竟其石油储备有限。如果在石油储备耗尽之前，无法获得石油来源，日本唯有妥协，全面撤出中国本土一个出路。

　　而当时，以日本军力有可能占领，又具有可观产量的石油资源，只有荷兰控制下的荷属东印度（即现今印度尼西亚）的油田。以当时日军的能力，欺负欺负已经被德国灭国的荷兰，占领其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油田，并不是什么难事（毕竟，连更强的法国，也不得不接受日军进驻法属印支（即现今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但是，日本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航道，西有英属马来亚（即今马来西亚）、新加坡；东有美属菲律宾。一旦日军攻击荷属东印度，美英基本上不可能袖手旁观。而美英在太平洋地区威胁日本的最大军事存在，便是驻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

　　日本欲拒绝撤出侵华日军，维持在中国本土的存在，便必须获得对荷属东印度油田的控制权。欲占领荷属东印度以获得油田，便不得不占领英属马来亚（即今马来西亚）、新加坡；及美属菲律宾以解除侧翼威胁。而欲占领英属马来亚（即今马来西亚）、新加坡；及美属菲律宾，又必须解除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威胁。而偷袭珍珠港，便是解除美国太平洋舰队威胁的最佳手段。这便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逻辑链条。众所周知，偷袭珍珠港事件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导火索。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帮助中国。这种说法，从表面来看，的确有一定合理性。但是，美国参战，其本质在于美国无法接受一个强大到可以威胁其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利益的势力（至于这个势力是叫“日本”，还是“苏联”，还是“中国”，甚至是“印度”，并不重要）。即使没有珍珠港事件，只要日本坚持扩张势力与美英在远东太平洋地区争霸的政策，美日战争便不可避免。

　　如果这次从事后诸葛亮的视角来看，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最危险的并不是日军的全面侵华。从后续的发展来看，只要日军全面侵华，便不可避免地会激化与美英等西方列强以及前苏联之间的矛盾，在全面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得不站到美英苏的独立面。而以现在的研究来看，在二战中，只要美英苏中为首的盟国阵营坚持到底，德意日的败亡便是不可避免的，毕竟综合实力差距太大。对于抗击日军全面侵华的中国来说，只要坚持不投降，最后也一定会由于盟国阵营的全面胜利而胜利。不管前期失去多少，最后一定会全部翻盘。而抗日战争最后的走势与结局也真是如此。
　　在当时的时间点，从长远来看，对于中国以及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恰恰是日本政府能够遏制日军的好战倾向，采取保守态度，坚决避免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全力消化已经控制的朝鲜、台湾、东北，避免与德意结成轴心国阵营，与美英苏中保持尽量友好的关系。日本如果采取这种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远东太平洋形势，极有可能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与结局。美英苏为首的同盟国阵营，为了争取当时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最强者日本，大概率会再次牺牲中国的利益。如果日本能够投机加入同盟国阵营，则有极大可能成为战后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而中国，很有可能再次面临一战后巴黎和会时的屈辱。如果形势如此发展，则可能在一个可预见的将来，中国都将于东北、台湾无缘（参见外蒙古的状况）。另外，完全消化了朝鲜、东北的日本，其实力将大大提升。将有与实力大大消弱的中国在东亚形成对峙的潜力（东亚的正常情况是中国一家独大，这也是东亚历史的常态。甲午后出现的日强中弱只是中国自身极度衰弱时的不正常状态）。
　　幸运的是，缺乏战略家的日本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从而错失了这个可能是日本历史上最好的机会。其实，号称“昭和唯一战略家”，“七七事变”时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九一八事变”幕后推手的石原莞尔，便力推采取上述保守战略。在“七七事变”爆发时极力主张“现地处理事变”，反对事变扩大为中日全面战争，只是未能如愿。

　　如果我们纵观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对外战争史，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主要进行了三次事关国运的对外战争，即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是投机，并不事关国运，也没有参与太大的战斗）。这三场战争具有一个共同点，即是冒险挑战实力远强于自己的对手，如果对手坚持到底，日本实际上并没有实力获得最后的胜利。（以结果来看，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日本似乎实力远强于当时的大清，日本获胜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真相却是，如果以硬实力来衡量，当时刚经过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同光中兴“的大清，事实上远强于当时的日本。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到甲午前的大清，其实对外战争的成绩相当不错，左中棠驱逐中亚浩汉国阿古柏收复新疆，迫使沙俄交还部分伊犁地区，中法战争抗衡法军促使当时的法国内阁倒台，袁世凯平定日本支持的朝鲜政变。不管大清，还是日本，或是西方列强，均认为甲午战前的大清是毫无疑问的远东第一强国。）
　　甲午战争中的大清，如果采取抗日战争时蒋某人的策略，坚持战争不妥协，以当时日本的国力，绝无可能完胜大清。而日俄战争中的俄国，更是日本不可能完败的。俄国在停战谈判中坚持绝不赔款，使得谈判拖延，便几乎令日本破产，最后不得不接受俄国不赔款（最后俄国以支付被俘俄军生活费的方式象征性地给了日本一点赔款，但与日本期望的12亿日元赔款于日本18亿日元的战费，相去甚远）。如果当时的大清或俄国，坚持战斗到底，日本的崛起之路绝不可能如此顺利，如有神助。
　　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的日本，其战略如出一辙。首先以不宣而战、突然袭击开启战端，然后以一场或几场海陆会战重创对手，然后迫使对手坐上谈判桌，妥协停战。到了太平洋战争时，日本完全采用了一样的战争计划，以偷袭开启战争，迅速重创对手，然后谋求与美国谈判结束战争。可是这一次，事态没有按照日本的剧本发展。首先是中途岛海战的失利使得彻底重创美军的计划落空。更重要的是，美国坚决不与日本妥协谈判，使得美日战争必须以国力决出胜负。比拼国力，当时的日本当然只有失败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