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家的姐妹都能在一起相处，即便长大了成家了。也会经常来往走动，时而在一起逛逛街，买买菜，洗洗澡，吃吃饭等等吧。这些看似简单平常的事情，在我就是奢求，不可能。
我的妹妹离我非常的远，到底有多远，这么说吧，我们不在同一个半球上。她的城市是白天时，我在的城市是黑天。不同步的时差，导致我们不能在自己的白天和对方联系。自己的黑天可能有时间联系了，想想她那里正是白天，她在上班，而上班是万万不能打扰的。只好就此作罢。
她的国度那么遥远，不是一次旅游就可以到达的。至今，妹妹生活的地方我一次也没有去过。暂且就叫那里远方吧。
她去远方的时候，我们的母亲还健在。当时她把要离开的消息告诉母亲时，我也不知道母亲怎样的心情。
我替母亲的第一反应是，你个不孝女，《三字经》上不是告诉你，父母在，不远游吗？你现在去那么远的地方，不思念母亲和家乡吗？
我估计在远方的妹妹也非常思念家乡，妹妹在离家的十六年里，曾经不远万里两次回来探亲，第三次回来的时候。母亲已经睡在墓碑下面两年半了。妹妹站在父母的墓前，声泪俱下地长时间哭诉着她的悲伤，歉疚，数算着父母的深恩，鼻涕眼泪不停地甩抹。
我在一边终于克制不住，被她的哭诉弄哭。她唠唠叨叨，断断续续地哭腔里句句扎心，她说，爸爸妈妈，女儿不孝啊，不是不回来看你们，也不是不想尽孝啊，是实在没有办法啊。
就拿妈妈您生病时说吧，女儿是多么想飞回到您的身边，在你的病床前端水，端饭，翻身拍背，力所能及。亲自服侍。你们养了女儿小，女儿何尝不想照顾你们老啊。
可如果女儿回来了，工作就没有了。没有了工作，我就无法给小弟拿钱治病了，那样你们在天堂也不能安心啊。多亏有姐姐在妈妈身边尽心尽力，全心全意地照顾母亲和病重的小弟，不然，女儿急也急死了。可是姐姐那么好的身体，现在累出了一身病，我没有办法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替她分担啊。
妹妹哭泣的声音嘶哑。六月的阵风，不时地吹动着她柔软的黑色长发，她清丽单薄的身体在海蓝色T恤衫和米色长裤下颤抖着。我的心剧痛，泪长流，没有父母的孩子多么可怜。
父亲在我们涉世不深时去世了。我们无法留住身体健壮还没有老迈的父亲离开。悲伤的心情一直都在。现在我也仍然没有办法把母亲给妹妹留在她回来的时候啊。
她不远万里回来，母亲不在了。小弟病倒了，家，散了。现在她对着墓碑说话，父母现在是冰冷的骨灰。埋在地下。隔着石板，隔着阴阳，隔着生死。隔着世界，隔着不可知。他们听到了吗？
妹妹在不停的哭诉，她说，爸爸妈妈。你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父母，你们一生兢兢业业，辛辛苦苦，养大了我们，供我们上大学，你们省吃俭用，上顾及你们的长辈，下养育儿女。现在女儿拿到了博士后证书，可你们不在了。我奋斗给谁看？我奋斗给谁看啊？爸爸妈妈，女儿没有娘家了啊，没有父母了啊……
一直陪在身边的妹夫和我丈夫，看着听着，示意我劝妹妹速度离开，妹妹实在太悲伤了，担心她身体承受不住。
我几次上前拉妹妹的胳膊，劝她离开。说实在的，我的悲伤和心痛和妹妹一样深重，只是经历小弟病重躺倒的四年多时间和母亲两次病重离开，已经让我的心半死，刚硬。我早已无数次的哭过了，悲伤过了。我若软弱给谁看？我若不刚强，谁能帮？还有谁替我顶起娘家这片天。
我已麻木。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现在我哭着妹妹的哭，悲着妹妹的痛。
我拉着妹妹，我们一行人离开墓地。回到了市里，心里空落落的。我每次去拜祭父母都有那样的感觉。可能至此，我们成为了父母的骄傲，可是却无处分享了。
第一章
父母给了我们一个忙碌的家。
说实话，我们兄弟姐妹几乎是在紧张忙碌，艰苦奋斗的家庭环境里长大。之后又各自分飞去努力将来的生活。没有预料到的是，兄弟姐妹的分开，犹如蒲公英的种子散开时一样，远近不一，异地扎根。想见一面都成了非常困难的事情。
疏于联系的同胞姐妹，直至有了智能手机，才绕过了越洋电话的高昂费用，语音联系交流。到底也受时差的限制。这就是大家从小都努力奋斗的结果。经过若干次的失望和纠结，我只能接受。
想说的所有知心话和急于商讨的大事情，只能在手机里和妹妹说，这个事实无法改变，我称妹妹是手机妹妹。这称呼的无奈和无助还有刻骨铭心的想念，其中的滋味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妹妹在远方。我的思念很绵长。
我和妹妹在一个家庭长大，年龄相差一岁，进进出出，无论学习还是做家务都在一起，是周围熟悉的人羡慕的姊妹花。父母给了我们一个温暖又忙碌的家。
因为父母都有正式工作，就是现在所说的公务员，我们小时候的家，特别忙，家务活特别多。特别是星期天，全家人一起上阵，家里的活到了天黑还做不完。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多干不干的家务。
记得一个深秋的星期天，早晨起来还没有吃饭，母亲就在厨房烧了一大锅的开水烫洗白菜，父亲在院子里用几个木凳子和面板搭起了一个临时案子，我在一边用菜刀修理着白菜。
去掉老叶和菜根，修理好一颗就递给妹妹一颗。妹妹接过来小跑着去厨房递给母亲，母亲接过来把菜头菜尾在开水里烫一下再递过来给妹妹。妹妹接过后又快步来到院子里把菜码在案板上沥水，备用。
这个码焯好的白菜还是技术活，只有事事仔细较真的嘉文做的最好，在面积有限的案板上尽量把白菜码放整齐又不至于掉下来，妹妹嘉文做的恰到好处。
来来回回帮忙的还有我的小妹妹嘉琪，她那个时候大概有五，六岁，弯生生的黑亮眼睛，齐眉的刘海垂在额头。
挥舞着一双小胖手，一跑一颠的样子非常可爱。她帮忙完全是主动自愿的，不让她伸手她就跑到母亲面前喊饿了。
大妹妹嘉文只好哄她说，好了，你现在帮我干活吧，一会焯完白菜，腾出锅来，就给你做饭。
嘉琪答应一声，欢快着去抱白菜，母亲怕她摔倒，就捡掉在灶台边的菜帮给她拿，嘉琪不接，说想抱二姐抱的那么大的。
帮助母亲烧火的刘健是嘉琪的哥哥，我和嘉文的大弟弟，他比嘉琪大三岁，比我小三岁，是家里的长子。
此时随着吹风机的轰鸣声，他正往灶膛里添煤。他站起身，走到嘉琪身边说，小琪，要不你烧火，哥帮二姐抱白菜。
嘉琪扬起小脸望着比自己高一头的哥哥，不知道怎么选择。她心里也明白她还不具备烧火的能力。
妈妈连忙说，刘健，你快别逗她了。她怎么能烧火，烫着怎么办？
就是。我就说嘛，小孩子逞能，添乱。快进去看看大成去，哄一会小弟弟啊。
嘉琪看看妈妈，又看看哥哥向屋里跑去。父亲一直在忙着刷洗两口大缸，那是腌酸菜用的。两缸酸菜和两千斤土豆几乎是家里冬天和春天的主打蔬菜。
父亲把两口大缸分别挪进厨房，亲自把我们递过来的白菜码放在缸里，一层白菜撒一层大粒盐，码上几层他就垫上麻袋站到缸里踩一次。如此反复，直到白菜装满大缸。
两缸酸菜终于腌上。我满意地对着全家人的劳动成果，看了又看。回头看看父亲，他搬起墙角那两块年年压酸菜的石头，放到灰色的洋铁洗衣盆里洗刷干净，又稳稳地放在缸里的白菜上面。
爸，你怎么什么都会？ 我看着父亲微微出了一层细汗的脸，语气充满崇拜地问。
他微笑了一下，自豪地说，爸爸嘛，爸爸就该什么都会。要不，怎么能当爸爸 呢？
父亲笑的自信，骄傲。 三十三四岁的父亲，有了我们姐弟五个孩子，最小的刘成两岁，最大的我十一岁。父亲看待每一个孩子都如眼中的瞳仁一样宝贵。
那时我们虽然年幼，但内心能感受到他满满的父爱。就拿眼下全家腌酸菜的劳动来说吧，父亲做的都是最重最难最多的活。稍有超出我们能力的家务活，他绝不让我们插手。
方才他搬石头时，刘成过去帮他，他大声制止说，不用你，你还没有长成，累弯了骨头可不行。刘成不甘地说，我妈说过，男孩子不吃十年闲饭，我八岁了，长的高，也顶十岁了。能帮你。
母亲听见，快步从厨房出来，边走边在白色围裙上擦手边说：刘健，你听你爸说的，你还太小，不能搬。
说着母亲去帮忙，父亲对母亲说，你去一边刷你的锅去吧，你一个女人家，搬不动石头。孩子们都饿了。该做饭了。
母亲做了简单的午饭，土豆疙瘩汤，吃过饭，我和妹妹嘉文帮母亲洗全家的衣服，被罩，褥单子，又收拾家里的卫生。
刘成和父亲打扫院子，把菜叶子，垃圾，用小推车运到外面的垃圾堆。直到天黑，院子里的两千斤土豆也没有时间下到窖里。看来，晚上要挑灯夜战了。父亲有些歉疚的对我们说。
爸，土豆下个星期天再下窖不行吗？我看看四周渐渐围拢过来的夜幕，有点不情愿。
我当时已经上小学三年级，还有作业没有写呢。再说了我还是班长，哪有班长不交作业的。如果想明天交上作业，今晚就得贪大黑写，还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停电。
下周土豆怕冻在院子里，今天大家都辛苦一下， 争取把土豆都下到屋里的土豆窖里，就把握了，父亲态度坚决的说。
嘉文走过来，看着窗户下面麻袋盖着的土豆山，轻叹了一口气，对拿着柳条筐子的母亲说，妈，我们家怎么这么多的活？总也干不完。
母亲轻声细语地说，孩子，生活，生活，没有活就死了。秋天活多，三春没有一秋忙，家家都这样。秋天储存，冬天用。
嘉文没有说什么，蹲下来开始和母亲一起往筐里捡土豆。
她这一天也没有时间摸到作业本，也一个字没有动。明天她也必须交作业。她不但是班长，还是学校大队部的大队长。
她比我低一个年级，但在学校，她名声比我响亮，她就像我姐姐。她经常在早晨与执勤的老师和学生干部一起，去我们班和高年级检查纪律和卫生。
那凌厉的小大人一样的眼神扫过教室的边边角角和每个学生的的脸，就像钦差大臣光临。
我尽量回避她的目光，不想影响她工作中的注意力，班里同学都知道她是我妹妹，偷看我的表情，我面无表情地维护她的尊严。中国的老话有一定道理，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嘉文这家伙，从小就比我厉害。
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很晚才把土豆都倒腾到屋里的菜窖里，父亲小心盖严窖上的木板，又踩了几下，确认和周围的地板衔接平整牢靠，然后去院子里取下了临时拉在外面的电线和灯泡。
我和嘉文，刘健趴在写字台上写作业，母亲给嘉琪和大成掖好被子，父亲看看他们熟睡的小脸，眼睛里全是怜爱，这两个小东西，睡的呼呼的。
母亲轻声说，你也快睡吧，明天上班的，上学的又开始忙了。
深夜开始变得寂静，柔和的灯光包裹着我们温馨的家。忙碌的一天，过去了。
这样的生活节奏几乎伴随了我们整个的童年和少年阶段，虽然四季不全是秋天，秋菜也不必每个星期天都要处理储藏。
但每个季节，每个周末，甚至每一天我们忙忙碌碌，学习，家务，玩耍，照顾弟弟妹妹，这些内容填满我们的生活。我们在学习，劳动中成长，姐妹之间，互相依托，互相鼓励，亲情，友情，姐妹情日益深厚。
父母的工作非常忙，他们工作时间不是朝五晚九。早晨七点一定要走出家门，中午十二点回来吃饭，下午一点半又去上班。正常下班时间应该五点半，路上半小时，六点可以到家。
但正点到家的时候非常少，两个人的单位几乎每天都要开很长时间的大尾巴会议。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他们总有参加不完的会。
单位会议频繁，他们几乎每天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养活这个家，家里有五个像小燕子一样嗷嗷待哺的孩子，是他们疲于奔命，不懈努力的动力。
好在我和嘉文只相差一岁，相互仗胆，哄着弟弟妹妹，苦熬父母加班的夜晚，我非常感谢嘉文，她胆子大，给了我守护弟弟妹妹，硬撑黑暗夜晚的勇气。
如果父母晚上加班开会，他们中午会告诉我：嘉敏，爸妈晚上又要回来晚了，你和嘉文早点做饭经管弟弟妹妹吃了。挂好大门，关上闸板，注意防火防盗。
这时，我的心就开始缩紧，闷闷不乐，心事重重的计划着晚上要做的事情，不敢深想黑暗的夜晚又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担惊受怕。
嘉琪和大成会不会哭哭咧咧地反复问我，大姐，爸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害怕。但其实我比他们害怕，我不能说。
父母和老师经常告诫我的话此时比任何时候都清晰，防贼防火防盗防坏人。嘉琪和大成太小。少不更事，无知可无畏。
他们害怕的层次肯定非常初浅，只限于没有父母陪伴的夜晚，少了温暖多了冷清。我害怕的原因很多。
我怕如果真有知根知底的坏人，小偷，趁父母不在家的夜晚，撬开暗锁或砸碎玻璃闯进来，就凭我们五个小毛孩子，大的十一岁，小的两岁，还不是白给的货吗？
我还恐惧一些莫须有的东西，比如，《西游记》里的白骨精，《画皮》小人书里面的恐怖鬼脸，还有周围一些微小的动静等等，轻微的一点声音，都能使我的神经高度紧张起来，心跳加快，头脑嗡嗡作响。
我不但自己害怕，还非常担心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万一有突发情况，我真的顾不过来。
妹妹嘉文就不会想这么多，她的性格大大咧咧，像男孩子一样独当一面。那天我又悄悄告诉她父母晚上加班开会，她听后是一贯泰然自若的样子。
放学后，她和我还有刘健一起先写作业。然后他们打扫卫生，做饭。我去幼儿园接嘉琪和大成回家。
嘉琪所在的幼儿园，位于大成幼儿园的路上。靠近县城唯一的豆腐坊，距离红光旅社有五六分钟的路程，大成的幼儿园就在红光旅社的后院，一排整洁的红砖平房里面。我通常是先接大成，回来顺路再接上嘉琪。
春天的午后，微风习习，我快步来到仁和街口的红光旅社门前，红光旅社位于街口的南侧，是一栋南北走向的两层建筑，两扇漆成天蓝色的木质大门对着街口向北开，门上方挂着一块长方形牌匾，上面是苍劲的四个大字，红光旅社。
推开旅社的大门，就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侧全是房间。一扇扇的绿色木门整齐的排列着。
因为我要去的是旅社的后院，所以很少去注意那些绿色房门的客房，我匆匆穿过走廊来到后院。因为那个长长的走廊后面的幼儿园有我最惦记的小弟弟刘成，我每次都恨不能几步就穿过去，接到我的小弟弟。
若干年后，我和小弟都长大了，时空早已变换，但午夜梦回，我曾好多次梦到我疾驰奔跑穿越着类似的长廊，不同的是，每穿越一段，就有两扇类似的关着的木门，我跑到近前会奋力推开，继续奔跑。
似乎永远跑不到长廊的尽头。清早醒来，筋疲力尽。那大概就是我人生最初的跑道，让我全力奔跑，冲刺，不断地推开阻挡。
但，到底也不知道为了什么，那么奋勇。没有观众，没有同伴，只有耳边的呼呼风声。
我疾步到达小弟大成的幼儿园时，正是幼儿园一天中最不好管理的时候，长托的孩子到了喂饭的时间，日托的孩子见天快黑了，闹着要回家。
幼儿园的房间很大，略显长方形，居中的位置摆放着十几张蓝色的木头小床，小床四周的围栏有近一米高，里面的孩子从两三个月大到一周岁不等，他们是幼儿园里最小的孩子。
几位阿姨正在这些小床边忙碌，有的拿着奶瓶给只会躺着的孩子喂牛奶，又的在给小孩子换尿湿的裤子，也有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两手扶着床围栏站着，向周围观看，还有一些或躺或坐或站的正在哭闹。
也有安静地吃着饼干，水果的。靠近南北窗户的白色墙壁下面各有一排略微大一些的儿童床，每排大概有十几张左右，每张床上都铺着整齐的儿童被褥。
大成的床就在靠着北面墙那排床的中间位置，床围栏上晾着他的手巾，床上有他的玩具和小背包。
现在不是午睡时间，这些大孩子都在地上活动，地面是刷着红油漆的地板，二十几个孩子，蹲着围成圆圈，两位阿姨带他们玩丢手绢的游戏。
大成没有参加游戏，他正一只手拎着他的鹅黄色小帽子，另一只手拿着他的玩具小汽车，对着一位年轻阿姨说：小张姨，我要回家，我要找妈。
小张阿姨二十多岁，圆脸大眼睛，齐耳短发，身穿白大褂。此时，她正在扫地，大成站在她面前，重复着，我要回家，我要找妈。哭哭咧咧稚嫩的声音里充满了急切，期盼，执拗。
唉，又开始磨人了。她显得无奈，把笤帚放下，直起腰想抱起大成哄一哄他，这时她看见我走过来，笑了笑，点点头。
大成立即感觉到了她脸上的表情变化，急忙回头，一眼看见我，大姐，他欢呼一声，扬起小手，蹒跚着扑过来。
我急忙抱起他，去他的小床边拿起毛巾给他擦脸，小脸儿花蝴蝶一样。一看，就知道白天多次哭闹过。
小张阿姨拿来大成的背篼，一块凳子垫大小，两层韧性十足的花色斜纹布做成的布垫，四角结实地缝着钥匙环一样的铁圈，一条土绿色的针织带子对折成三四公分宽，穿过铁环，那便是背孩子用的背篼。
好多家长，在六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都用过这样的背篼背孩子。
小张阿姨把背篼铺在床上，然后把大成的橘粉色线毯铺在上面，在线毯上面铺上紫色碎花薄棉被，我小心把大成放在上面，小张阿姨帮我一层一层把大成包好，抱起来放在我背上。
我俩手背到后面，托住大成，小张阿姨把那条土绿色的带子穿过背篼上面的两个环，把带子两头甩在我的肩上。
她在后面托着大成，我拉过带子两头往下拽，在胸前打一个斜着的十字，把带子又送到身后，小张阿姨接过又把带子两端穿在背篼下面的两个环里，找好松紧度，在我后面大概是腰的中间部分系上带子。
检查结实无误后，给大成戴上帽子，和阿姨说再见，我提醒大成。再见。大成开心地看着小张阿姨。
磨人精，快和姐姐回家吧。小张阿姨摸了摸大成的小脸。
然后对我说，你注意点儿啊。大成本来就长的大，再加上包了两层毯子，被子，真够你背的了。
没事，我答应着往外走，听后面一个年纪大一些的阿姨和小张阿姨说，唉，大孩儿背小孩儿。大成姐真好。
出了幼儿园，穿过红光旅社的大门，刚刚拐过仁和街口，一阵风吹过来。感觉大成在我后背上几次往后面扭头，咿呀几次，没有说出什么，我以为他被风呛了一下，也没有理会。
一个中年男人紧走几步，大声说，小姑娘，还往前走呢？那孩子帽子掉了。
我吃力地回过头，见大成的鹅黄色鸭舌小布帽落在了几米远的路上，正在被一股小风吹赶着往远处滚着。
由于还没有到下班时间，路上行人不多。有几位经过的路人有些好奇的看看我和大成，事不关己地从身边走过去。
一位穿着银灰色立领外衣，深蓝色裤子，梳着齐肩短发的中年妇女看见地上的帽子，又看看我，紧赶几步，捡起帽子，給大成戴上。
谢谢阿姨！她看看我，大咧咧地说。
不用谢。
你多大啊？
十二。
唉，才十二岁，就背这么大的弟弟。他几岁？
三岁。
不用问，父母都上班吧？嗯。真不易啊。
说着，她快步走了。
我注意到她拎着一个花布包。包里的东西不会超过五斤。唉，我有点羡慕她的轻松。
远处的天际，太阳已经变成了盘子大小，呈现着暖暖的橘色，我知道，这是太阳落山前的样子。
落山前的太阳速度很快，太阳一旦落山，离天黑就不远了。父亲说过。太阳是早晨骑马，中午骑牛，晚上骑个葫芦头。我问骑葫芦头什么意思？快呗，叽里咕噜的。
我记住了父亲贴切的比喻，格外珍惜夕阳西下这段宝贵时间。我打怵黑天，怕黑。想到这些，加急脚步，我还要去接嘉琪。
小敏来了？
大杨姨。我亲热的叫一声。
大扬姨还是那件半长白大褂，还是整齐的短发，两侧各别着一个大号的一字型铁卡子，她中上等身材，清瘦干练，双眼皮似乎比别人多一层，眼角细密的皱纹透出岁月的沧桑，也让人感觉踏实可靠。
又接小不点儿去了，来，让我看看这臭小子。
她笑呵呵过来帮我把背在后背上的大成往上提了提，摸摸大成的小脸，这孩子又重了，难为你这小姐姐了。
周围二十几个六七岁的大孩子都围过来看大成，叽叽喳喳的。
大杨姨，刘嘉琪的小弟弟怎么不来我们托儿所啊？
是呀，让小弟弟来这儿多好啊。
哎呀, 你们别操闲心了，咱们托儿所没有小班，小弟弟哭了，你们能哄吗？大扬姨耐心的解释着。
我要看看小弟弟。几个女孩踮起脚伸手摸大成的脸。去小吴阿姨那边去。
别吓着小弟弟，大杨姨像赶小鸡一样让他们散开。
我看见小吴阿姨正給嘉琪穿她那件红色的棉花绒外衣，帮她带好粉色绒线帽子。
去和姐姐回家吧，她柔和地说。
她留着两条过肩辫子，长相很好看，白色工作服领口露出黑白小方格子线尼上衣领子。她是年轻阿姨，大概二十几岁。
大姐，嘉琪跑过来抱住我的腰，实际上是抱在了小弟的腿上。又抬脸看看大成，她高声问大成，看见三姐了吗？嘉琪摆动着小手，大成笑了一下。
到底是一家的，你看嘉琪弟弟看见她多亲。小吴阿姨和大扬姨议论着，会意笑笑。
路上注意啊，这领一个，背一个的。大杨姨把我们送到门口，她慈祥的面容，給我的感觉是亲切。
她四十多岁，比我父母年长十多岁。我和嘉文，刘健都在这家宏业托儿所住过，就是说，大杨姨带过我们三个姐弟，加上嘉琪，她看顾过我们四个。
她性格温和，对我们耐心又宽容，因此我们对她有着一份特殊的亲近感和尊敬。我们三个大的，都相继在这个县城里最大，条件最好的长托托儿所生活过两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