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信仰百科》（工具书）2019年09月18日星期三，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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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甫盖尼•阿弗德库申：俄罗斯对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教训有切身体会。在苏联解体后的上世纪90年代前期，俄罗斯一批欧美理论经济学家在国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休克疗法”，具体内容包括价格自由化、国有资产私有化、财政稳定化等。由于急于求成，忽视国情，过分强调私有化，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国有资产被大规模侵吞等极其严重的后果。时至今日，很多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俄罗斯人仍对西式经济理论心有余悸，认为不应该实施“休克疗法”。在我看来，所谓完美的市场竞争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实际上，市场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甚至是恶性竞争，如果缺乏国家的宏观指导和管理，很容易重现俄罗斯曾经的“寡头”遍地的情况。
（13）权威论坛：新自由主义的三大弊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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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冠以“医治经济痼疾的万应灵丹”，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清晰地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的三大弊端：自由调节的危险性、群体的非理性以及自由的不对称性
王义桅：新自由主义、垄断资本国际扩张同经济全球化紧密交织在一起，颇具迷惑性。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导致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首先，金融危机与长期以来倡导的不加约束的金融自由化密不可分，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过度消费、过度投机，最终导致金融泡沫破裂和实体经济遭殃。
其次，西方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认为私有化必然能够带来自由民主和经济效率。但是，纯粹私有化与市场化结合，必然会导致过度追求利益最大化。私有化不仅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两极化，而且也导致生产和交易的盲目主义和无序竞争。
经济全球化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率，信息化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面对私有化的利益最大化和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和过度负债，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储蓄和过度投资，貌似“贸易平衡”，实则不然。所以，危机愈是继续，愈是有“危”无“机”，我们就愈是感受到“金融衍生品创新”背后的贪婪和无节制，感受到私人利益集团暗中操纵金融机构的肮脏和残忍，感受到纯粹强调经济私有化的荒谬和伪善，感受到全球化扩散机制使得危机蔓延更快、破坏性更强的险恶，同时也就深切感受到全球化产业分工和价值链分工所造成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结构性失衡和分配不公。
李文：任何国家的发展都要符合自身的逻辑，须在自己历史的延长线上前进，都是继承与创新的结合。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际社会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地位，在许多人眼里，美国的成功主要在于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充分实践。新自由主义的推行还曾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度重新焕发活力，继续保持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相对较强的国际地位。因而，新自由主义曾被冠以“医治经济痼疾的万应灵丹”的美名。
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影响的长期性，清晰地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的三大弊端：自由调节的危险性、群体的非理性以及自由的不对称性。西方国家私有化浪潮不断高涨，社会福利大幅削减，政府管制全面放松，经济金融化和自由化程度持续提高，其结果必然是无限放大了市场失灵的风险；当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个体都在无限制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往往会滋生从众心理和恐慌心理，导致群体理性的严重丧失；在这样的情景下，所谓的自由，必然蜕变为富人贪婪掠夺财富的特权和穷人无底线的牺牲。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研究表明，目前，号称最自由、最民主的美国，最上层1%的人，每年拿走将近25%的国民收入，若以财富而不是收入看，则他们控制了40%的财富，而在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则分别是12%和33%。
朱安东：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各种矛盾。由于取消了对资本的限制，资本对劳工和政府的谈判能力大幅提高，在绝大部分国家出现了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下降，贫富分化加剧的现象，有效需求不足这个资本主义的痼疾在全球范围内加剧。而金融泡沫带来的大量投资导致全球性的生产能力过剩，为经济增长缓慢以及经济危机的爆发奠定了基础。同时，实体经济领域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为经济金融化提供了动力，大量资本进入到金融市场。在不断壮大的金融资本的推动下，政府解除了对金融市场的许多监管，金融资本急剧膨胀，金融投机恶性发展，金融风险不断积累，金融危机不断发生。30多年来，每次危机都成了美国政府及其所主导的国际机构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机会，导致在实体经济中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不断加大，而金融投机、金融欺诈的规模和金融风险不断积累，最终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并迅速发展成全球性经济危机。
在危机爆发时，西方国家政府用公共资金挽救了岌岌可危的金融资本和大的产业资本，西方主要国家的阶级力量对比未能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国际垄断资本仍然牢牢控制着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在这一大背景下，人们发现，西方国家除了在危机爆发初期采取了少量有利于劳工的政策以及略为增加了一些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外，基本政策导向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的，有学者把这个现象叫做“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这些国家所采取的以量化宽松为代表的货币政策主要维护的是金融资本的利益，并未达到向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的目的，从其效果来说，最多可以算是“扬汤止沸”。它们所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恶化了广大民众的生存处境，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和有效需求不足，可以说是“饮鸩止渴”。以美国为例，自危机爆发后，新增收入的95%被最富有的1%的人所攫取。如果不计资本收益，这些人2012年在全社会总收入中的份额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达到19.34%，仅次于1928年的19.60%。总体来看，这些政策不仅没有缓解导致危机的矛盾，反倒加深了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同时金融投机和金融风险进一步发展。
尼•安德鲁：新自由主义过度强调市场的作用，也造成了其本身的局限性。如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机构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账户，让资本自由进出。由于这些国家缺乏完善的监管机制，同时资本量有限，又往往采取和美元挂钩的汇率体制，于是导致投机现象的出现，而且造成持续的金融动荡。此外，新自由主义容易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严重影响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
弗雷德里克•博卡拉：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市场自由，就是可以不顾一切地解雇的自由。一个国家越是实践这一自由学说，就会失去越多的民主权利，遭受金融资本的专制统治。债务危机就是新自由主义对欧洲造成的破坏。
戴维•弗莱舍：经验表明，不能完全照搬新自由主义。以巴西为例，目前巴西政府开始将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交由私营部门去建设和运营，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公共部门的负担，同时充分发挥了私营经济体的灵活性。此外，巴西电信市场分散经营、效率低下，对此政府立法加强监管，同时兼顾市场自由，最终迎来了巴西电信业的春天。事实证明，一味推行新自由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本报记者吴乐珺、王芳、谢亚宏、廖政军、王海林采访整理）
（14）主导西方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已死
曾因对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贡献在2001年获得诺贝尔奖，并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 的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近日称，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共识已经终结。其在新书《欧元：统一货币如何威胁欧洲未来》中表示，在西方过去30年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已奄奄一息。
自上世纪80年代末，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正式具化新自由主义以来，新自由主义一直牢牢占据着全球主要西方经济体和组织，如IMF及世界银行的思维框架。简单而言，新自由主义倡导自由贸易、市场开放、私有化、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开支等，以增加私人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和作用，并认为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佳方式。
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美国英国的施政方针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经典范例。而之前英国奥斯本和卡梅伦的经济政策实际上仍是新自由主义的延续。
然而，08年经济危机让学界和政界均开始质疑新自由主义是否还能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全球经济在过去几年的增长迟缓和不平等加剧让这种质疑愈发具有现实意义和影响力。
斯蒂格里茨本人就是坚定的质疑者，他认为自80年代以来主导世界的新自由主义乐观情绪已经终结。在接受Business Insider采访时，斯蒂格里茨从学界和政界两方面简述了终结的原因：学生们对于新自由主义如何发挥作用已经兴趣全失，他们现在的关注点在于理解市场失效原因，以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市场失效的例子在全球俯拾皆是。目前的这种学风不管在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很流行，已经成为主导性思潮。
在政界也同样如此。当然，美国的有些右翼人士并不认同这点，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市场运行确实不完善，他们的问题关注点在于政府仿佛也无力改变这一现实。
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市场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可以最有效地提升经济增长，已经被广泛质疑。人们已经意识到，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总是有效的并不成立，并将关注点转移到政府如何运作才能降低市场的无效性。可以说，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已死。
斯蒂格里茨并不是唯一一个宣称这一观念的“大佬”。IMF的三位经济学家Jonathan Ostry、Prakash Loungani和Davide Furceri虽然没有直言新自由主义的生死，但是均已公开质疑新自由主义的有效性，特别是其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
金融开放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本身就会阻碍经济增长，这让新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大大下降。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不平等问题会大大降低经济发展水平和持续性。（文 / 王维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