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刚
拿到标书之后不久，小刚的电话就来了。他兴冲冲地说：标书拿到了吧，听说里面的条款对你们不错啊。
我问他：我刚刚拿到还没看呢，你消息挺灵通啊？
“哦，我们和老徐的关系你也知道，昨天我们就知道标书的内容了，呵呵。”
我笑了：“哦，是吗？老徐还有什么说法？”
“咳，这个节骨眼上，老徐挺谨慎的。不过意思好象是让思科拿大头，剩下一个标段给别人平衡一下。”
这和我感觉中老徐可能会有的做法不太一致。我想，小刚恐怕还是着急了一点，他给我的这个电话打得太早。这个过早到来的电话只可能说明一件事：他也许是从我们的对手那里看到标书的。
我说：咳，照你这么说，我们的工作做得真是不行：拿到对我们不错的标书条款都只能跟人家分，那要是标书条款对我们不利的话不是得全盘输吗？
小刚嘿嘿笑了两声说：也不是这么说，也不是这么说。这样，我约了晓晨晚上出来大家一起碰一下勾兑勾兑，你看在哪里比较合适？
我琢磨了一会儿，说了个酒吧的名字。我想那里喧闹繁杂活动着各类三教九流的人物，会是进行这类谈话的合适地点。
晓晨
酒吧里确实热闹，热闹得有点超出我的想象：尽管台上的萨克斯演奏的只是轻柔舒缓的佐餐音乐，但每张台面上喧嚣的掷骰子和划拳的人声几乎要将那个用寂寞无比的神情演奏萨克斯的乐手掀下舞台。当时坐在舞台不远处的我心想：这是个什么样的乐手啊，居然愿意用他的萨克斯来为这个场景伴奏。
过了一会儿，小刚和他那个如影随形的顾问带着一个瘦高个儿的人来了。大家用近乎喊叫的方式才能有效地相互寒暄，交换名片就不必了，他不会有，我的也不会给。
晓晨面容很白净，可以说长得很斯文，他戴着一副这个时代已经很少见的玳瑁边的眼镜，嘴角在说话时会不时地抽动，好像老是有伤心的往事被触及。
我们四人围坐在一个不大的四人台前，我和晓晨面对面，小刚和他的影子随从在两边。小刚叫了洋酒，我发了一圈烟。
晓晨扭头专注地看着台上的萨克斯演奏着，好像挺欣赏。见他这样，剩下的三人也都注目于那个孤独的乐手。喧嚣热闹的酒吧里人头攒动混乱不堪，只有一张台面上的四个人头齐刷刷地朝向舞台好像都在欣赏几乎已经完全淹没在噪音里的音乐。
这真是一副有趣的画面，我想。
晓晨
过了一会儿，晓晨回过头来，对我说了一句：你们想全拿？
小刚他们的头也整齐地转向我。
我说是。
晓晨又回过头去看那个乐手了。
小刚他们的目光还在我的脸上，我看了看他们俩，笑了笑。
萨克斯乐手的演奏不错，在这种嘈杂的背景声中居然保持着一种悠扬和平缓。他现在吹的这支曲子我挺熟，就是一时想不起名字，好像是一部著名电影结束时的片尾音乐。
过了一会儿，晓晨的头转回来了，他重新续上了一根烟，小刚眼明手快地帮他点上了。晓晨没有再扭头回去欣赏乐手的演奏，他长长地吐出一口烟，低着头用手把玩那个印着海尼根啤酒广告的烟灰缸。我低头用手机给坐在边上的小刚发了一条短信：你说我深沉，有人更深沉。
小刚看到手机亮了连忙把手机拿起跑到一边，过了一会儿笑着回来坐下了。
我的手机出现了一条他发来的短信：你俩都深沉，我们可以等。
我也笑了。
晓晨终于又说话了：上次好像你们没有全拿。
我说：是啊，所以这次想全拿。
晓晨说：“里面本来局都布好了，这次本来想给别人更大的份额。他们。。。”他用下巴朝小刚的方向点了点说，“。。。做了些工作，现在还是让你们拿大头，这应该是个双赢的结局。”
我笑了。我想，要不是之前泡在那栋大楼里的几个月，此刻的我肯定感激涕零千恩万谢地从了。小刚他们肯定已经带着这个人和我的对手们进行了接触，他们所谓的做好的局不过是想让我接受一个他们不需费力就可实现的结果，同时还得对他感恩戴德山呼万岁。而所谓小刚他们做的“工作”，也仅此而已。
我问：那其他几家都同意了么？
晓晨没说话，小刚说：只要你这边同意，其他人基本上没问题。
“这样，”我说，“我跟老板请示一下吧，回头给你们答复。”
晓晨马上露出要走的意思，小刚他们则按兵不动地看着我，那意思好像应该我买单。我执着地看着那个还在寂寞演奏的乐手，这厮好像已经进入了令自己陶醉的境界而不能自拔，居然开始摇头晃脑起来。那的确是一支美妙的乐曲，让人心思明澈而头脑清醒，即使在巨大的背景噪音干扰下也卓然可闻。
僵持了一会儿，小刚他们叫来服务生买单，大家握手散去。
Kevin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面对那个已经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我的钢笔在手里转了好半天。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在“小刚”这个条目的前面打了一个小小的“X”。伴随着这个决定，我知道又一扇曾经充满希望的门在眼前关上了。
高经理还在大言不惭地向我论述他深厚的上下关系；徐经理还在沉着耐心地等着我给他开出合适的价码；小刚在上次会面之后更加焦急地希望得到我的最终答复。我每天的电话变得应接不暇，同样的车轱辘话也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不同的人复述。他们现在都知道我正在五内俱焚地做最后的思想斗争，他们都暗自冷笑着在一边等着我最后的抉择。
我合上笔记本，把钢笔也丢到了一边。我知道自己在等一个电话，在这个电话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不想作出任何决定。
标书早已被我发到Kevin那边，由他组织工程师们分头开始书面答标工作。每次这样的标书出来，都会让team里的每个工程师都忙上一阵子。Kevin会把整个标书分成若干个零散的部分交给不同的工程师分别作答，最后再一并由这个项目的主管工程师汇总校订。至于标书的商务部分，那就是销售自己的事情了。
按照惯例，在工程师们着手做配置和报价之前Kevin会主持一个小范围的碰头会，最后确定一些报价的思路和策略。这天我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开着电话的免提和那头满屋子帮忙坐标书的工程师兄弟们开会，大家嗡嗡地坐定讨论了一番标书里的细节问题之后，Kevin发言了：“这是我们这位老兄第一次上大菜，大家尽量帮忙做好一点。”
那边又是一阵嗡嗡声，一个尖细的声音传来：“喂，晚上还睡得着觉吧？”
这是毛黑黑。
“准备掉几撮头发吧。”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响起，这是阿伦。
我听着电话那头七嘴八舌的打趣和调侃，心里觉得挺温暖。我掏出一根烟，打开火机点上。毛黑黑的声音又传来了：“我听到了，丫还有心思抽烟。”
我嘿嘿地笑了。我想念他们，真的有点想念。
Hshen2007
那天我所在的会议室灯火通明，整个大楼的外立面有无数个这样灯火通明的玻璃窗，大楼边上的大街上车来车往热闹喧嚣。路灯点亮了，每个路灯的周围晃动着一圈蒙蒙的雾霭，城市上空压得低低的云层也被地面无数盏橙黄色的路灯照亮，显得有些怪异。
在怪异的橙黄色云层的笼罩下，正值下班高峰的街道上开始出现了拥堵。在红绿灯的停车标线后面很快就能聚集起大量的汽车和人流。他们一群群地聚集，然后又一群群地匆匆散去。在众多目不斜视急急赶路的骑车人流中，许多人戴着很显眼的口罩。
惨白的口罩在路灯照耀下映衬着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微风乍起，角落的几张纸片飞扬到半空，像是在祭奠。
会议结束后，我收拾东西离开办公室。我背着那个沉重的电脑包坐电梯来到地下停车场，按开车门，把包丢到副驾驶座，然后开车上路。
在一个路口等绿灯的时候，我打开了收音机，这个时段的节目大多都是新闻。本来想找一个音乐台的我后来放弃了努力，就让那个滔滔不绝耍贫嘴的主持人在耳边念叨。这时我发现那个站在马路当中晃悠的交警也戴着白口罩，我觉得挺有趣，看着他的白口罩发了一会儿呆。
这时收音机里传来那个主持人朗诵的一段政府通告：为了切实有效地防范非典传染，本市大部分政府公务部门将从即日起施行外来人员隔离措施，尤其是对来自疫区的出差人员。
一开始我还没有太在意，过了半天脑袋里的继电器才通过运算得出一个结果，我对自己说：这下惨啦。
老徐
果然，第二天老徐的Email就群发给了参加本次项目的各个厂商销售代表：办公大楼从即日起禁止外来人员进入，必要的交流会将安排在外面的宾馆，与会者不得有来自疫区的人员。
我打了个电话给老徐：不会吧，搞得这么吓人啊。
老徐笑了：人命关天啊，领导说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重中之重。事态如果继续恶化，所有在谈项目暂时停止也不是没可能的。
我承认当时我的喉咙都发紧了：“拜托啦，项目不做了我的生命财产就没人保障啦。”
老徐哈哈大笑：这不是还没恶化嘛，需要交流的时候我会通知你的。
我颓然靠在椅背上说：那这意思是我们的工程师都不准参加了？
“是，只要是疫区来的。”
当时的非典，以突如其来排山倒海般的气势迅速席卷了全国。很多人听见周围有人咳嗽便睁大了警惕的眼睛，很多人终日戴着口罩就连在办公室里也不例外，很多人每晚关注新闻联播里的各地疫情汇报，很多人干脆休假在家以避祸端。一直相信自己在盛世之中的人们冷不丁遭到一个真实的恐吓，感觉对平日毫不在意的身边的一切都充满了珍惜，生命这个概念陡然变得真实起来。
记得在非典刚刚肆虐的那几天我还出差去过一趟南京，临行前打了一个电话给南京的兄弟问那边有没有病例，回答说还没有。飞到的时候是晚上，当时机场的防范措施刚刚开始实施，还没有后来到处架设的红外线测温计，检疫人员居然给黑压压的一大群人发放水银温度计，还是腋表。于是大家狼狈不堪地解衣服缩袖子把温度计夹在腋下双肘紧抱目光惶然。当时我想如果腋表数量不够而不得已需要采用另外一种更准确的水银温度计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结果次日来到南京办公室见到那帮兄弟们的时候，大家都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我不解，其中一个兄弟指着当天的报纸说：昨天还没有，现在有一个了，是疑似。
自从那次出差之后，我再也不敢离开半步。一是怕陷入疫区的人盯人防范无法自拔；二是在这种非常的时候，我总觉得和家人呆在一起更让人觉得靠谱。
也许当时所有人都是这么觉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