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等雨才能继续发掘。
这天晚上，兴奋的考古队员买了几瓶酒，多炒了几只菜，大家在住地开怀畅饮，兴奋地谈论着这次发现将会产生的作用和意义。听着屋外不停的雨声，心中有些不放心，睡前队员杨楠、费国平到反山转了一圈，安排第二天的排水。
6月1日，天雨不止，考古队员叫了几个民工，冒雨开了排水沟，墓口筑了土坎，尽可能保护现场。看天一时还放不了晴，傍晚王明达赶回杭州，向所、局领导汇报反山的重大发现。
6月2日雨止后，王明达和赶到的史前考古室主任牟永抗及录像人员先赴工地，下午省文物局、所的领导都来了，反山大墓终于开始发掘了。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反山发掘出一大批良渚贵族墓葬，而其中的M12，更被称为王陵级的大墓。
反山M12出土玉器的单件，就达到647件（不包括玉粒和玉片）。学术界公认良渚文化最硕大的琮王、钺王，均出土于此墓葬中。从反山M12发现的琮王、钺王等玉器上刻有众多的神人兽面象征。另一方面，反山M12神人兽面的微刻技术，展示良渚玉器中高端的绝技，反映王者惟我独尊的身分。
这一下，浙江的考古工作者终于扬眉吐气了。
他们再接再厉，1987年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人员进行了瑶山的抢救性发掘，
瑶山的表土不深，仅有20多厘米，所以发掘进展得很快，短短一个月时间，就挖了近600平方米，发现并清理了11座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出土玉器上千件。
瑶山的发掘，不仅又一次获得了十余座大墓的大量精美玉器，而且还第一次发现了一座良渚文化的祭坛。祭坛的发现为良渚文化的研究，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
接连在祭坛发现良渚大墓，这时良渚墓葬与祭坛的关系，也被考古工作者热烈讨论。大家应该记得红山也是大墓建在祭坛边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古人习惯。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是复合的，即建立祭坛既是为了祭祀，同时也是为了埋墓，这些埋葬在祭坛上的墓主人，同时也是被祭祀的对象。
不久浙江考古工作者又发掘了距离反山仅仅2公里的汇观山，这又是一处贵族大墓，说明这个地区绝不是一般的普通聚落。
考古工作者这时就在考虑，葬在反山、瑶山、汇观山的这些权贵人物，生前生活在哪里？
不久，在良渚遗址群的中心地带，发现了莫角山遗址，解决了这个疑问。
这是一个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人工营造土高台，发现大片夯土层和夯窝等建筑遗迹，以及成排的柱洞，说明上面曾经有大型建筑，另外还有6个供祭祀时用的大土坑。
这处良渚文化建筑群遗址，从其位置、布局和构造来看，有“中心祭坛”和“中心神庙”的性质，不少人认为良渚时期的中心就在这里，上有宫殿，生活着王和贵族。
这一系列的重大发现，说明了余杭良渚地区在良渚文化的位置是最中心的。
良渚的三叉形器
最后聊聊带钩，良渚出了一件玉带钩，如下图：
故宫博物院珍藏的玉如意
从现在回头看，良渚遗址发掘、良渚文化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1936年是一个阶段，主要是施昕更先生发掘良渚并写出《良渚》报告；
1973年发掘开始是第二个阶段，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有1959年夏鼐为良渚文化命名、1973年开始认识良渚玉器、1984年开始认识高台贵族墓地、1987年发现莫角山宫殿等等；
2007年之后到今天，良渚又一次大热，主要标志是发现了古城和水利系统，这次的高潮标志是良渚申遗成功。
07年之后的发现者已经是新一辈的考古工作者，现在大家在电视上经常见到，浙江考古所的刘斌。
在2006年6月—200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了了解良渚遗址重点保护区域内农民住宅外迁安置点的地下情况，在瓶窑葡萄畈村高地西侧发掘时，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时期的南北向河沟。
当时刘斌很想搞清河东岸的高地与河的对应关系，因此利用民房之间的一小块空隙，做了2×4米的局部解剖。在挖到距地表3米多深时发现了一层石块，这些石块呈散乱分布，高低不平，所以不是一个生活的地面。
刘斌非常细心，他没有放过这些寻常的石块，不然巨大的发现就与他失之交臂了。
他想着这些棱角分明的石块显然应该是人工开采的石块。那么这些石块会取自哪里呢？它们又是怎样被运输过来的呢？而从石块以上的堆土看，是较纯的黄色黏土，中间也没有间歇的活动面，因此这3米多高的堆土应属于短时期一次性堆筑而成。
那么这条压在村子下的长条形的高地会不会是良渚人的苕溪大堤呢？
于是他们向当地工人打听，问他们在高地的其他位置挖井时是否也曾发现有类似的石块，好几个工人都反映在打井时他们挖到过石块。
这下他激动了：如果一公里多长的葡萄畈高地是良渚时期人工修建的苕溪大堤的话，那该是多么浩大的工程啊！
于是他向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曹锦炎所长作了汇报，请求发掘葡萄畈遗址。根据葡萄畈遗址的发现和推测，国家文物局批准了2007年莫角山周边的考古调查、勘探计划。
2007年3月开始，考古队以葡萄畈遗址为基点，向南北做延伸钻探调查和试掘。
他们的目标就是找遗迹，弄清这个人工遗迹的规模和分布情况，所以制订的标志是：一、这一遗迹是用较纯净的黄色黏土堆筑的；
二、黄土的底部铺垫石头；
三、黄土和石头遗迹以外是当时的沟壕水域分布区，上层为浅黄色粉沙质淤积层，底部为青灰色淤泥层，靠近遗迹边缘有良渚文化堆积。
根据这些标准，2007年上半年考古队就通过钻探确认了南起凤山、北到苕溪，宽约60米、长约1000多米的遗迹分布。当时虽然还没能确认是否是城墙，但4000多年前这样大的工程也足以让考古队感到震撼。
2007年6月9日，在继续钻探寻找中，在河池头村路北的高地下面又发现了一片石头遗迹，这时，这个建筑是良渚古城的城墙的可能性变大了。
与葡萄畈相关的遗迹，到底是古代苕溪的大堤，还是围绕莫角山遗址的城墙，成了摆在考古队面前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刘斌召集考古队开会，大家都觉得不能排除这个建筑遗存是城墙的可能性，大家心里都清楚，如果是城墙，那约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绝对是一个巨大发现，比陶寺都要早800年。
接着大家一起研究地图，踏看现场，围绕着是城墙还是大堤的问题，做了各种可能性的推断，如果是围绕着莫角山的城墙，那么北墙可能在哪个位置；南墙可能在哪个位置。
接着，考古队开始兵分两路，一组沿着凤山向东寻找，另一组沿着河池头的南面向东寻找。可是几天下来，一点苗头都没有。
于是刘斌改变策略，集中力量在一起重点寻找北城墙。河池头南面没有，又到河池头北面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直到2007年9月28日，钻探确认了从苕溪大堤到雉山的800多米长的墙体。北墙找到了。
到2007年10月下旬，又在金家弄村北面的一块叫“外逃顶”的农田里钻探到了下面的石头。有了目标，考古队迅速向南北扩大，北面连接到了雉山的东面，南面一直到小斗门村。
当确认无疑是东城墙后，刘斌终于可以开始理直气壮地宣布：“这回可以肯定是城墙而不是苕溪大堤了。”
有了东西北三面，南面的城墙位置就容易确定了。
2007年11月5日确认了南城墙的分布范围，东起小斗门村西，西至东杨家村与凤山东坡相连，全长约1600米。
至此一个东西1600~1700米，南北1800~1900米，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四面围合的良渚古城，已经真真切切地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真的不敢相信它竟是那么的庞大，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对于良渚文化的认知。
2008年4月8日，良渚古城的考古发现，被评为200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良渚古城的发现将以往发现的莫角山遗址及反山贵族墓地乃至良渚遗址群内的许多遗址组合为一个整体，为研究良渚遗址群130多处遗址的整体布局和空间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插入一张古城的地图，大家对照看。
良渚古城规模巨大，面积达290万平方米，而且城墙非常厚。修筑城墙的黄土和石块都取自远处山上，这是一项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才能完成的浩大工程。良渚博物院的资料显示，考虑开采、运输、修筑等几个主要环节，按5人1天完成1个土石方计算，城墙的修筑就需要1000人工作20年以上。
在没有发现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大量石料如何开采、材料如何运输也都是待解的难题。
良渚古城发现之后，学界即产生了不同的认识，目前在中原、江汉等地已发现的五六十座古城的城墙大都在十几至二十米宽，而良渚古城的城墙达到四五十米宽，有的地方达到近百米，在城垣上还发现了房屋和墓葬的遗迹。有人据此，并结合区域构造沉降史以及城墙所用泥土和基石的性质、来源等，对古城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持赞成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应放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看待良渚古城。当地的水位很高，如果按照中原较为干旱地区的筑城方式，城不可能筑起来；城墙上的房子，可能是良渚古城衰落之后人们才住上去的，也可能具有居住、防御双重功能。
觉得还是应该同意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这是一座古城
再简单介绍一下之后发现的良渚水利系统：
良渚遗址的水利系统图
2007年良渚古城发现后，浙江省考古所对古城的整体结构进行了重点研究；2009年以后，以岗公岭水坝的发现为契机，采取遥感、航测等多种手段对该区域进行长期调查，发现良渚古城外围存在着庞大的水利系统。
良渚古城遗址外围水利系统位于良渚古城的西北部和北部，由自然山体组成，共有11条堤坝遗址，主要修筑于两山之间的谷口位置，分为南、北两组坝群，分别为塘山、狮子山、鲤鱼山、官山、梧桐弄等组成的南边低坝群及由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秋坞、石坞、蜜蜂弄组成的北边高坝群，构成了前后两道防护体系。
根据初步的考古认识，该水利系统兼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功能，与良渚文化遗址群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
良渚现在越来越火，当地政府也建成了遗址公园，将当地近50平方公里作为遗址范围保护。
良渚遗址考古的最大贡献是把中国的文明史提前1000多年，我们之前的文明史，还没有到达5000年的实证，所以良渚一下成了国家的文明探源工程的重点之一。
2012年初，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全面启动。将“良渚古城+瑶山遗址+11条水坝”作为遗址申遗范围。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申遗项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32项世界文化遗产。
2017年9月1日，全国约1400万初一学生拿到了新版《中国历史》教科书。翻开《史前时期：中国境内人类的活动》，可以看到良渚文化的介绍，里面除了文字讲述的各类遗存、遗址，还选登了良渚出土的玉璧、玉琮等照片。
通过课本就能了解良渚文化对于中国历史的深远意义，知晓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良渚文化现在被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草鞋山、福泉山等为早期聚落中心，余杭良渚为中期的古国中心，常州寺墩为晚期聚落中心。
在良渚文化的中期，是这个文化最繁盛的阶段，控制范围北到江苏徐州花厅，东到宁镇地区，南到浙江北部。
同时良渚文化的影响力传播的更远。
这个文化的玉器加工水平是中国史前文化的高峰。目前国内公认的两大玉器中心是红山和良渚，但红山玉器只发现了几百件，而良渚玉器已经发现2万件以上。
但非常奇怪的是良渚文化的前身崧泽文化虽然有玉器，但没有达到这么高的程度。所以有学者认为是凌家滩的加工技术及人群在凌家滩文化衰弱后加入良渚文化导致的。
良渚玉器的影响力范围更广，西到金沙文化（三星堆文化的继承者），南到广东的石峡文化都发现了良渚的玉琮。同时，整个中国的龙山时代诸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前），都明显的受到了良渚玉文化的影响，都有了以玉为尊的礼制制度。红山和良渚的共同作用，应该是中国人玉文化的起源。
良渚的衰弱也是一个谜，在距今4300年左右，良渚文化迅速衰弱，原来良渚文化控制区的文化被中原龙山文化的王油坊类型影响，后继发现的马桥文化等，都和良渚文化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所以良渚先民的去向是一个谜团。
这么灿烂的一个文化，为什么会衰弱呢？考古学家认为，有内因和外因：
内因在于社会阶层分化的的太厉害，良渚贵族的墓葬可以出几百件玉器，而平民的墓葬有的一件随葬品都没有，说明贵族对底层的剥削非常严重；同时，在中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宗教力量过于强大的文明往往最后都衰弱了，比如红山、良渚，而以人为本的华夏族，最后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
外因应该是洪水的影响，这在考古地层学上已经发现，良渚等地都有厚厚的淤泥层，联想到我们今年的洪水，几百年时间里长江下游地区发生毁灭性大洪水的概率一定是有的，大洪水将这个古国摧毁，而底层人民不堪压迫而离开，应该就是这个文化消失的原因。
还是按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良渚也是中华文化的来源之一，它也是一颗明亮的星星。
本来，这个帖子想随便写写。
想的是写到李济确立了中国田野考古，然后介绍介绍殷墟、二里头、陶寺几个大遗址就可以了。
后来观众们有点热情，想想中国考古最激动人心的篇章就是夏商的探索，就是郑亳说和西亳说的二十年学术大论战，所以写了三代考古。
写完三代就是大坑了，新石器考古非常难写，没有主线，只好按文化的线自己凑合着写，想到先写玉文化，把玉文化交代清楚，估计看得人会有点兴趣。
现在玉文化写完了，又开始头疼了，面对中原地区那多如牛毛的考古发现，完全不知道怎么动笔。还有长江上游的大溪-屈家岭-石家河、山东的后李文华-北辛文化-大汶口-典型龙山，都挺难写的。
完全写成教科书上的，也没什么意思，大家也不会喜欢看。。。。。。
我得慢慢想想，又或者此贴就此打住。
怎么写其他的考古发现，这几天想了一个思路，将就着写，大家将就着看。
我们先认识一位先生
傅斯年先生
前面我们提过这位先生的大名，傅斯年先生不是考古学家，他是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和史语所的创办人。
上世纪20-30年代，史语所网罗了全中国最顶尖的考古人才（除了最邪门的苏秉琦），这批人奠定了中国考古的基石。
可以说，没有他，中国考古的腾飞，要落后很多年。
我们今天提到他，是因为他在1934年，基于当时史语所的考古发现和历史资料，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夷夏东西说》，这篇文章网上可以找到，有兴趣的不妨一读。
我们下面介绍一下这篇雄文，借此拉开中华文明本源考古学探索的艰辛历程。
在文章中，傅斯年通过古史与地理的考察，提出在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之前期，大体有东西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
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斗争，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
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其文章分为四部分来论证其观点：
第一章，亳—商—殷，探讨商族起源的路线问题；
第二章，夏迹，分析当时夏人的活动区域；
第三章，夏夷交胜，提出夏人主要和夷人作斗争；
第四章，诸夷姓。指出史书中的太皞少皞实为夷人，并总结出当时中国两大文化系统的存在的事实。
夷夏东西说提出以后，影响很大，胡适、顾颉刚等许多的历史学、考古学学者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该说的影响。
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但这篇文章横空出世，在理论上成为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在苏秉琦的区系类型理论没有出现之前，此文是研究中国史前考古学史和三代考古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观点。
在考古学文化上，华夏我们知道是中原地区或者说黄河上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等一系列文化，东夷具体是什么的呢？这就是指在黄河下游地区的包含山东、苏北、豫东和安徽北部地区的一系列考古学文化，距今4500-4000年的典型龙山文化（或称山东龙山文化）以及随后发展起来的岳石文化。
大家会本能的觉得东夷是外族，我们中华民族和他们没有关系。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我们中华文明的起源地，绝不是不是一地，是“多元一体”。我们之前说的红山、良渚、龙虬庄、南京北阴阳营文化的因素，都出现在我们后来的生活习惯中。
从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发展角度看，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演变，尤其是历史上的多次实质上的分解及重组，仍保持了一种延续性，这是和我们几千年前祖先就有的文明特质分不开的，比如汉语语言文字系统、历史学传统、祖先信仰等。
说个题外话，中国文明是连续的，而其他古代文明均表现为中断了，即所谓的断裂性。所以，中国人对文明的崩溃研究极少关注，至多是从传统王朝兴衰角度对夏商周诸政权给予一定的关注和研究。而在西方学术界，对文明的崩溃研究则是文明课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新石器时代的多元文化，经过三代的强化交流和融合，奠定了中国文化认同的核心。本帖我们先了解新石器时代的东夷文化，大汶口-龙山文化，来看看它们有哪些因素进入了我们的文明体系之中。
我们为什么称中国？可能因为在商周之际，我们认为核心的文化区就是中原地区，其他有东夷、北狄、西戎、南越都被认为是野蛮人。
这件是珍藏在宝鸡中国青铜器博物馆的何尊，顶级国宝。
1963年在宝鸡县贾村镇（今宝鸡市陈仓区）被一对农民夫妇发现，1965年被卖到废品收购站，后被宝鸡市博物馆抢救回来，在1975年出国展览前夕，被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中国青铜器鉴定第一人）发现铭文并命名为“何尊”。 铭文中“宅兹中国”一句，是中国一词最早出现的记录，自此何尊身价百倍，“何以为尊，因为中国”，何尊永久禁止出国展出。
当然我们今天说的中国和那时的中国地理意义上已经完全不同了。
西周早期周王朝的四至
这张依据考古发现而作出的地图，说明了西周早期周王朝控制地区的大致范围，此图来源于邹衡先生弟子北大刘绪教授的相关讲座，感兴趣的可以自己上网搜索一下听听。
结论是我国东面的东夷文化是一直独立发展而来。也是满天星斗中的一部分。
图片为啥会旋转90度呢？我重新搞一下试试
再来
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来自于他那个年代获得的新石器考古学成果，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其中来自东方的龙山文化，就是被认为是东夷文化。
1931年，梁思永先生发现后岗三叠层之后，龙山文化层叠压在仰韶层之上，似乎证明了着仰韶文化比龙山文化早，但龙山和仰韶文化的关系，在当时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也有可能是仰韶的人早已在此地生活，然后龙山文化的人较晚到达这一地区，造成了文化层叠压的先后关系，但不能就结论龙山晚于仰韶。
那么，龙山文化的源头来自哪里呢？是仰韶文化进化出来的吗？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需要新的考古发现，只有解放后，整个东方文化的序列，才得到较好的解决。
我们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仰韶和龙山的概念，现在与最初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后岗发现的龙山文化，后来发现它与山东城子崖发现的有很大不同，因此命名为后岗二期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区别非常大，仰韶和龙山，现代基本是时代的代名词了。
中国东方的考古学文化探索解放后在山东、江苏两地迅速发展起来。
最早是尹焕章1952年考古调查江苏省淮安青莲岗，这个新的文化被他命名为青莲岗文化，但没有系统发掘，所以没有获得重要的地层学文化关系。
几乎是同期，1952至1953年,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调查山东滕县岗上村,并征集到许多遗物。但山东也没有进行细致的考古发掘工作。
1952和1953年，尹焕章发掘江苏新沂花厅，这次出土的遗物更多，但对其文化性质没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现在知道，花厅是南方良渚和北方大汶口文化交汇融合，所以在当时条件下要区别出文化面貌是非常困难的。
突破点在1959年来到。
在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镇有一条大汶河，该河东西贯穿，将此处遗址分为南北两片。1959年6月，山东文管会在汶河南岸的宁阳县堡头村西进行首次发掘，揭露面积5400平方米，清理墓葬133座，出土随葬品2100余件。
如此丰富的文化遗存，显示出它与中原仰韶文化有显著差别，反映了一种新的独特的文化类型。
考古工作者觉得这是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并极有可能比山东龙山文化要早，但由于地层叠压关系不明显，他们还不能作出肯定性的结论。
于是这种新的文化，被命名为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的发现对中国新石器时期文化序列的构建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也引起了中国考古的国家队--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重视。
中科院考古所专门成立了山东队，对山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进行发掘研究工作，很快他们就锁定了曲阜市西夏侯村这个地方。
西夏侯遗址发现于1957年。山东队于1962年秋作了第一次发掘，又于1963年10月11日至11月11日，进行第二次发掘。当时参加发掘工作的有高广仁、任式楠、薛金度、胡秉华、吴汝祚和冯秉刚等人，这个队很强，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中国新石器考古的翘楚。
国家队出手就是不一样，他们清楚的揭示出山东龙山文化叠压在大汶口文化层之上，这弥补了之前山东、江苏两地考古工作者没有揭示的地层学关系。
这下山东龙山文化的源头找到了，这就是大汶口文化，这是完全不同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另一种文化，它是有着自己独立起源的一个文化。
今天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整个山东、苏北地区的文化谱系，并通过科技考古测出它们的大致年代，我们罗列一下：
后李文化，其年代大约距今8500——7500年之间；
北辛文化， 距今7400年至 6400 年之间；
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4500年，这个文化持续时间巨长，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
山东龙山文化；距今约4350─3950年。
暂时还没有放弃的想法。只是工作关系，有时想更力不从心。我更新需要用到工作电脑，最近很难挤出时间慢慢更。
谈谈对钟芳蓉事件的个人意见。
考古作为一种爱好特别好，但如果选择把考古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需要有足够的心里准备。
像钟芳蓉这样女孩，报考考古专业是因为梁锦诗先生也好，或者是“探索·发现”也好、《盗墓笔记》也罢等等，都可以。但距离产生的美，往往就像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一样，与其被现实的反差搞到崩溃。
考古人常常有一句话挂在嘴边形容自己：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捡破烂的，一问是搞考古的。对农村孩子来说，很多人都是考上大学是想脱离田地，可是一干考古，其实又是回村挖土，对他们来说似乎和自己的理想差距太远。
在考古工作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长期的野外生活和复杂的工地关系。常年野外工作的地点，主要是偏远农村，条件较差，主要打交道的是村民老乡，能见到的最大长官就是村长。脱离城市时间久了，再回城市，已不太能融入，很多老前辈，最后只有在工地才能感到舒服、轻松，略显悲哀。对家人来说，更是莫大的缺失，尤其是有孩子的男性，妻子、孩子在城市的生活，大到上学、看病，小到换灯泡、通马桶，统统帮不上忙，真正的“丧偶式婚姻”，考古界丰富的离婚案例了解一下。但也不能以偏概全，前辈考古人中，也不乏相濡以沫的贤伉俪。
再说复杂的工地关系，凌家滩时我们说过张教授的例子。考古队长在即将独自带队发掘的时候，能把10%的精力用在发掘、研究上就不错了，其他90%都要用来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各级各地考古所的一线人手，远远不够，一个人往往要带好几个工地。带队的光杆司令一人，要组建由若干技工、几十到几百不等民工组成的考古队。这些人中，只有你一个、顶多再配一个单位同事是正式人员，其他都是临时组建的。只有你和若干技工是外来人，其他都是有宗亲关系的人。涉及人的都是问题，雇佣哪些人，不雇佣哪些人；作物赔偿，赔多赔少；有些人干的多，有些人磨洋工，工资怎么算；还有考古队的吃住花销、村长家红白喜事随份子等等，都得你来协调，你来决定。在最底层的人情社会，你要滴酒不沾、兜里连包烟都没有，很多事情确实不好办。
最后再说科研：
学商周考古时，请通读夏商论战各方的论文。估计读完都是懵的，为什么同样的材料，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什么大家说的都是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对方的证据选择忽略，好像两个高手在隔空对战。只能说某一认识证据链更完整，有更高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
在田野发掘时，其实往往没有明晰的地层线，你画的地层线就是你的主观判断，别人画的也是别人的主观判断，如果一致，只是取得了共识，不一致，各说各话也大有存在。当你在室内整理的时候，往往器物两头的变化是明显的，但中间部分怎么排，你会有判断，但又是你的主观判断，别人也会有判断，当然也是主观判断，认同的有，不认同的更不少。看似科学的方法论，实践起来，却充满了主观的操作。
对于从事田野考古来说，就是以成败论英雄，挖出大发现，就能成大腕。除了业已瓜分的重要大遗址，其他重大考古发现往往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有些人在一个区域发掘十年，运气之差，连块夯土都没找到，有些人在接手后，立马发现了城墙，顺势挖出一座城来。一个重大发现，能让一个再平凡不过的考古人，一跃成为学术明星，仅靠一个话题，就能在聚光灯下参加各种论坛、讲座、节目，从此过上专家生活。而那些同样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人，他们没有挖到重大发现，只能作为一个再平凡不过的考古人，直到退出他的舞台。
所以，喜欢考古是一回事，真正从事考古，又是另一回事。各位同学自己一定要想清楚。要是自家的孩子想从事这条道路，也得把这些道理跟他说明白了。
@垅塬仁民i 2020-08-12 09:27:33
不更了吗？今天看到曹操墓布展了，当年此墓争议较大，楼主大神解答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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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墓的问题，其实考古界基本有定论。建议去网上找唐际根先生的《曹操墓真相》这个视频看一看。唐际根以前是安阳队的队长，找到过洹北商城。
就我个人观察，质疑曹操墓真假的，大多数不是专业搞考古的，而真正搞考古的，基本认可确实是曹操墓。相对来说，曹操墓的证据链还是比较充足的。
大汶口文化被正式命名之后，对大汶口文化的分期也确定下来，大家都比较认可按600年一期，分为早中晚三期。这个文化一直持续了1800多年，是和中原仰韶文化一样久远的文化。
它的分布范围极为广大，从山东、苏北一直到皖北豫东地区，都有大汶口文化的分布。代表遗址早期主要有王因、刘林，中期大汶口、江苏大墩子，晚期大汶口上层文化层等。
无论从持续时间、分布范围，文化特点等等来说，东方的大汶口和中原的仰韶两大文化体系完全是旗鼓相当的。
大汶口文化有许多特点也有许多奇观的风俗，让人匪夷所思。这个比较有趣，我们就大概说说几个：
1、考古工作者发现，大汶口文化在一些地区流行拔牙的风俗，就是成年人会拔掉自己的门齿，数量多少不等，最多的发现了上下各拔牙4个之多。。。且不说疼不疼，他们怎么啃水果呢？豁牙挺美吗？
2、有些地方存在人们日常口含石球或陶球的现象，这个也搞不懂原因
3、大汶口文化也盛行枕骨人工变形。。。。真搞不懂一个豁牙、再脑袋瓜变形的人，有什么美的呢？
在中国其他文化中，偶尔也有拔牙现象，但集中这么多怪癖在一身的，中国唯有大汶口文化，大汶口人这么做的精神意义，现在还没有人能研究出来。
这些怪癖自然没有留到我们现代中国人身上，我们是不是感觉应该离大汶口人越远越好，我们跟他们没关系？可恰恰相反，大汶口文化有一个习惯，深远的影响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一直伴随我们，并成了我们中国人的标志之一，这是什么呢？
我们中国人去国外旅游，往往会拿一个杯子到处找热水喝，现在搞得国外的酒店，为了接待好中国人，也往往在房间备一个电水壶，中国人为啥喜欢喝热水呢？现在看，应该是大汶口人给我们留下的习惯。
我们先看一件文物：
这种文物叫鬶（音念规），这种文物大量出现在大汶口文化分布区，最早出现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并且一直延续到后来的龙山文化，在中原龙山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后来也都发现了这种器物。这种器物一直延续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然后突然消失了，以至于后世约4000年没有人知道这个器物的存在，直到考古工作者把它大量的发掘出来，并经过学者们研究，按《说文解字》把它定名为鬶，严谨的说，这种器物4000多年前叫什么，并没人知道。
这种器物是干什么用的？大家也是说法不一，但有一点确定，很多出土的这种器物在腹部发现了用火加热的痕迹，内壁有水垢。所以说，这种器物的功能之一，就是专门烧热水喝的。
咱们中国人喜欢喝热水，极有可能是大汶口人传给我们的习惯，这个习惯可非同小可，没它，咱们也不会发展出茶文化，没茶文化，紫砂壶也不会存在了。
按习惯现在应该上一些大汶口文化的国宝级文物给大家瞅瞅，但今天晚上中央台10套，《探索发现》会播出有关大汶口文化的纪录片，所以先不急上图，请大家去电视上看看象牙梳、八角星豆、象牙雕筒等等国宝吧
现代科技考古，也揭示了一些超出我们想象的东西。
我们现在经常说一个词：五谷不分
那古代的五谷是哪五谷？现代考古证明，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确实只种植了五种粮食作物，它们是：稻、黍、稷、麦、菽；
稻就是水稻，黍现在还叫黍，稷就是指粟，也叫小米，麦是小麦，菽是指大豆。
这五谷中，粟和黍种植起源于中国，已经定论。
水稻起源过去有一点争议，但随着中国的考古发现，目前国际上主流观点也认可水稻起源于中国南方。
大豆的起源有点复杂，目前的研究还没有定论。
小麦的起源于中亚，这基本是定论了。
那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来了，既然小麦是于西方传入中国的 ，照道理应该是首先传入中国的甘肃、陕西地区，然后河南，最后才到山东对吧？但考古发现却恰恰相反，目前发现最早的小麦，是距今4600年左右在山东地区发现的，也就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交汇期那个时候。
这个发现有点颠覆人们的认知，不仅如此，“六畜”也有异样的情况。
中外考古学家们已经破案了。
在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开创丝绸之路之前，实际上通过欧亚大草原，一直存在着一条“草原丝绸之路”，如下图：
这就是草原丝绸之路的路线图
我们可以想象，东西方的文化和技术，通过上面的路径，缓慢的传播交流，而家马的出现，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
除了马、羊、牛等家畜的驯养，西方的青铜技术，极有可能是通过呼和浩特，从太行山的西部一路向下传入山西、河南的。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陶寺出现了中国最早合范铜制品：铜铃。因为石茆遗址正好处于这条通道上，所以我个人觉得石茆迟早也能发掘出青铜制品。
而太行山东部的河北、山东，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小麦遗存，这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了。
下面我们来聊聊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序列，这是传统概念上华夏族的区域。
切入点我们还是从安特生发现仰韶，又去西北发现马家窑文化，之后创建“中华文化西来说”说起。
自梁思永发现后岗三叠层，认为黑陶龙山文化迟于彩陶仰韶文化开始，西来说就开始受到中国新生的考古学家的挑战，但任何一个考古结论都是漫长的，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西来说才彻底被否定。
第一个直面安特生考古发现提出质疑的，是尹达。
1937年，在当时已获得的考古学发现和研究基础上，尹达对安特生著名的三篇文章：《中华远古之文化》、《甘肃考古记》和《黄土地上的儿女》进行了仔细研究，他敏锐的发现，安特生例举的仰韶文化器物中，同时含有当时李济西阴村和龙山文化的器物的遗存，据此，他大胆的推想：当年安特生的发掘，由于没有按文化层来揭示文化层，而混淆了两种文化堆积？
同时，他指出，安特生命名的甘肃仰韶文化（即马家窑文化），和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是否是同一种文化，尚待研究。这一点上他的判断非常准确，马家窑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经石岭下文化发展而来，其实图案和器物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不同。
尹达将他的研究成果，于1937年发表在《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中，这是中国考古人第一次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作出的研究文字。
但否定西来说，还需要考古证据，这个证据的第一次获得者，是夏鼐。
由于抗日战争，中国考古基本停滞下来。后来由于解放战争，也没能重启。但也有一些特例。
比如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为重启全国考古工作，夏鼐被傅斯年派去甘肃做过一次考古调查工作。
大家知道夏鼐是新中国考古的掌门人，后来亲自参加考古发掘的机会实际是几乎没有的，但通过这次的调查考古结果，以我个人观点，他的考古发掘水平绝对是国内顶级的。
夏鼐首先在甘肃定西的临洮县寺漥山进行考古试掘，这里出土了安特生命名的甘肃仰韶文化的彩陶，经过细致观察，夏鼐认为，这些遗物与中原仰韶文化的遗物存在显著区别，不如就将临洮的马家窑遗址作为此类文化的代表，命名为马家窑文化，从此马家窑文化被确定下来。夏鼐可以说是文化命名小能手，后来中国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不少都是他决定的。
紧接着，夏鼐在宁定阳洼湾发掘了几处齐家期的墓葬，这次发掘中，在墓葬的填土中，出土了“两片带黑色花纹的彩陶碎片”，夏鼐没有放过这个现象，而是通过思考，夏鼐给出一个考古地层学上重要原则：
墓葬的填土不可能早于墓葬的埋藏年代。
所以，彩陶代表的年代（马家窑文化），一定是早于齐家文化的。
夏鼐的细致工作，第一次将安特生的排序错误从考古学上证明了。
接下来，1947年裴文中先生（就是北京人头盖骨发掘者）也在甘肃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他在临洮的瓦家坪发现了齐家文化半地穴式房址，是直接建在马家窑文化的文化堆积层之上的，这样又进一步佐证了马家窑文化早于齐家文化。
此时，学术界对这一结论基本认可，但对于齐家代表的黑陶文化在中原地区和仰韶文化的关系还有许多不同的观点。
当时大汶口文化还没有发现，很多人认为黑陶文化发源于东方，然后来到中原地区，和同时发源于中原的彩陶文化产生了一种混合文化，所以虽然在甘肃，是黑陶晚，但在中原地区，也许是早到晚到的关系。不能说明黑陶文化就比彩陶文化晚
这就需要在关中、晋南、河南这些黄河中游地区的考古发现来进行验证。
这就是解放后考古学家的工作了。
中科院考古所建立后，立刻对新石器时期考古进行了一系列工作，其中也有走的弯路。
但苏秉琦的发现，让仰韶文化的研究前进了一大步。当时苏秉琦带队，去西安从事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他在西安斗门镇一个叫客省庄的地方，有了重大发现。
在清理一处断崖上的灰坑的时候，他发现了黑陶文化打破西阴文化的现象，验证陕西关中地区的黑陶文化同样晚于彩陶文化。而苏秉琦的发现不止于此，这个类型学的大师，敏锐的发现，其实关中地区的黑陶器物，和后岗及山东龙山的黑陶有很大区别，比如一种单把鬲，其他文化都不见。这时，苏秉琦隐隐觉得，光用彩陶和黑陶，或仰韶和龙山来命名这些区别非常大的文化，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发掘报告中，他将这两种文化叠压关系，暂时命名为文化一和文化二，这也是中国考古人开始思考文化区域细分的问题。
黑陶文化的命名细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比如一段时间里，苏秉琦在西安客省庄发现的文化，被称作陕西龙山文化，后岗叫河南龙山文化，山东的叫典型龙山文化。
到现在，这个文化最终命名为客省庄文化，而且进入了渭河和豫西晋南地区的文化序列中。
苏秉琦的发现，后来陆陆续续被其他考古发现一再证明，人们终于确信，在整个黄河流域范围内，仰韶文化的时代，都是早于龙山文化时代的。
大家知道，在碳十四测年等现代科技手段没有引入到中国考古界之前，对一个文化的时代判断，是非常困难的，只能从出土遗物的原始程度、地层学、类型学等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但这与事实往往有较大的偏差。
1949年后，新中国的考古工作一日千里，大量的史前遗迹现象被发现、发掘，这时，考古界已经发现了一个问题：一直命名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史前文化来代表的彩陶和黑陶文化，在全国范围里大量发现，而这些文化特点是如此不同，除了地域，是不是有可能有早晚之分？
很快，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出现了。
在西安，1953年发现了半坡遗址。1954年－1957年，考古所由石兴邦先生主持，先后对半坡遗址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发掘，总计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发现有房屋遗迹45座，圈栏2座、窖穴200多个，陶窖遗址6座，墓葬250多座以及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约1万件 。
这是中国第一次完整揭露出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生活聚落遗址，遗址居住区由一条大的人工壕沟围绕，区内被1条小沟分为2片，每片中心有1座大房子，周围是小居室，据此我们分析，这是由两个家族组成的一个氏族在一起生活。
半坡成为中国第一个大遗址原地保护地，在这个遗址基础上，建立了半坡博物馆，这是西安众多国家一级博物馆中的一员，但去西安旅游的人，90%会去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不到1%去这里看看。
半坡是仰韶文化的一员，它的彩陶盆我们在本帖一开始就贴过，纹样非常有特点，半坡的发现，验证了仰韶文化的宽度和广度。
值得一提的是，石兴邦先生作为中国第一代的考古学者，发掘工作做的非常扎实，在半坡文化分层中，他清楚的表明了，半坡文化的最下层，还有一层更古老的文化，但这层文化的性质，当时还没有定论。直到老官台文化发现之后，在1965年，苏秉琦指出，这一层就是老官台文化。
不久，仰韶文化一个更重要的发现出现了。
1956一1957年为配合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在陕州古城南庙底沟，考古人员在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共发现房屋3座、灰坑194个、窑址11座、墓葬156座，出土文物极其丰富。
庙底沟文化彩陶，就是我们熟知的以花瓣形彩陶，本帖也已经贴过。这个文化是仰韶时期最强势的文化，存在的时间长达1000年，以豫、陕、晋三省为中心，分布在东至泰岱，西至湟水，北至河套，南至淮汉，对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非常大。
尤其是它富有特点的彩陶的传播，更是掀起了中国史前非常壮阔的一次艺术大潮。庙底沟文化彩陶向四方播散，对文化差异明显的南方两湖地区影响也非常强烈。这种影响一直越过长江，最远到达洞庭湖以南地区。
就此，仰韶文化最重要的两个阶段，半坡和庙底沟都被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这时的中国考古工作者们，开始比较这两个文化特点，试图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这个探索的过程是非常艰辛的，最早进行了有益尝试的是安志敏先生。
安志敏在《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一文中，明确指出仰韶文化大体上有两种类型，半坡和庙底沟，并排出黄河流域的文化序列：
庙底沟类型-半坡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
这个排序将半坡和庙底沟的时间顺序搞反了，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有正确的认识确实很困难。
这时，北京大学在陕西的工作带来了突破性的进展，他们的陕西华县队通过对元君庙、泉户村和渭南一带的考古发掘，得出了一些突破性的结论：
1、确认了早于半坡文化的是老官台文化；
这是第一次发现仰韶时代文化的起源，具有突破性
2、对属于半坡文化的元君庙和西阴文化的泉户村进行了分期，确认出西阴文化（就是李济发掘的西阴村文化）是由半坡发展而来的；
3、确认出泉护二期文化。这个文化叠压在西阴文化之上。
根据这些重要发现，北京大学重新排列出一个文化谱系：
老官台文化-半坡文化-西阴文化-半坡四期文化-泉护二期文化-庙底沟文化-客省庄文化
这个文化序列，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现在的认知了。
现在在各种教科书上，对渭河地区和豫西晋南的文化序列排列有所区别，我们在此列一个答案，供大家参考：
大地湾文化（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细分为半坡-史家-庙底沟-王村四个连续的时期）-庙底沟二期文化-客省庄文化（豫西晋南为三里桥二期文化）
豫西的文化序列排列完成了，那么河南中部的文化序列是什么样的呢？之前我们提到过邹衡先生在1959年带领北大学生实习的时候，在洛阳王湾，获得惊人结果，将中原地区的仰韶到龙山文化序列排列出来，所以这一段暂时略去，我们介绍一下豫中地区早于仰韶期的文化探索情况。
先看一件文物
裴李岗文化石磨盘，多出土于河南地区。
这是专门用来脱壳用的工具，有时候参观博物馆，观众说这是擀面杖，这是不对的。
这个东西非常沉重，我们介绍这件文物，是为了更好的讲述裴李岗文化的发现经过，顺便说一句，这是我看到的最有意思的一个文化发现过程，别的文化发现，多是取土啊，建设啊，而因为这个这么重要的文化的发现，却来源于一次村民的打架事件。
在河南新郑，有一个叫裴李岗的小村子，这个村子的居民，基本都是裴姓和李姓，也许这就是这个村名的由来。
1977年3月，这个村组织村民们平整土地，以裴姓为主的村民小组，意外挖出一处古墓。
这是一处明代的砖室墓，那个时代其实大家的文物保护意识不强，这种事在农村往往不了了之。但在这个村，事情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裴姓的村民小组把这个墓挖开，想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时姓李的村民们听说了此事，立刻赶来，说挖了他们的祖坟，气愤之极。姓裴的这一边当然不承认，双方争执不下，几乎发生打群架，气氛很紧张。
村里的干部可吓坏了，挖个墓在当地不算什么，可要是打起来出了人命就是大事了，赶紧向县里汇报。
县里一方面派公安系统去平息事态，一方面听说有古墓挖出，立刻通知县里的文物保管所去清理文物，保管所的薛文灿，赶忙骑车赶到了现场。这次意外，把薛文灿推到了裴李岗文化发现者的位置上。
薛文灿来到现场，发现是一个明代砖室墓，规模很小，也遭破坏，文物已经流失。
于是他还是把群众召集起来，对双方的群众讲了国家的文物政策，批判了挖到墓葬、文物不通知政府的行为，做了一次文物普法教育。这次裴姓村民们的表现确实不怎么好，在薛领导的批评下他们默默的低下了头，而李姓村民们默默看着他们犯了国家法律，心中吸取了教训。
群众的情绪平息下来了，薛文灿接着通知县文化馆来人将墓清理后，赶回县里，参加由开封地区文管会、新郑县文管会联合在新郑县文化馆，举办的亦工亦农文物考古短训班。
裴李岗村东南地经过一段时间平整土地工程结束后，社员转移到裴李岗村西地进行平整。结果没几天，这次轮到李姓村民们发现文物了，就是我们上面给大家看到的石磨盘和磨棒。
这此可不能让姓裴的看我们的笑话。二话不说，4月2日，裴李岗村社员李铁旦，背着沉甸甸的麻袋，一个人赶了几十公里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来到县文化馆，去找薛文灿。大家到博物馆看看这种磨盘磨棒就知道了，我感觉自己一个人都不见得搬得动，亏好铁蛋兄有力气。
他来到正在举办的短训班，把薛文灿找出来，说：“薛老师，前些时你在俺村说，再发现器物报来，我把俺村西地平整土地出土的器物送来了，现场保护着。”
薛文灿打开麻袋一看，是一件几十斤重的石磨盘，真是喜出望外！
为什么呢？因为石磨盘和磨棒在河南地区不是第一次发现，早在60年代，新郑当地就曾收集到石磨盘、石磨棒。但弄不清是什么时代的文物，也叫不出器物名称，于是就把像长石板，两头圆形，一面有稍凹的面，另一面有四个矮足的器物，起了个名字叫“石碾盘”。
1973年，国家文物局组织“文化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向全国各地征集文物，新郑县文化馆推荐送上石磨盘、石磨棒。但据说在准备展出时，专家对石磨盘、石磨棒出土的具体地点和具体时代提出疑问。
国家文物局立即责成河南省文化局调查清楚。河南省博物馆驻新郑工作站、新郑县文化馆派出四位同志去调查，也没有弄清楚石磨盘、石磨棒出土的地点和时代。调查结果上报后，因石磨盘、石磨棒出土的地点和时代没有调查清楚，石磨盘、石磨棒撤掉、退回。
1975年春，就是薛文灿去省博物馆取退回的石磨盘、石磨棒，他当时心里沉甸甸的。想这样好的文物，弄不清出土地点及具体时代，感到很遗憾。
从此后，他便把这个问题挂在心上，处处留意，渴望早日搞清它。
这次，他的机会来了。
4月3日一大早，他和李友谋、赵世纲到裴李岗村西地，这次铁蛋兄给力，现场保护得很好。
出土的石磨盘印的痕迹原样没动，清晰可见，还有人骨和碎陶片，是一座墓。
他当即将石磨盘取来放进去恰好，就在此出土。
薛文灿初步认定裴李岗村西地是一处比较重要的古文化遗址，要求村干部立即局部停工，一定保护好现场。
当天中午回到县城。就电话向主持短训班的开封地区文化局文物科科长崔耕汇报，崔耕汇报给开封地区文化局，晚上七点多钟，崔耕就得到消息，回电话告诉他说：“裴李岗发现遗址很重要，地区文化局领导很重视，我马上回新郑，准备一下，进行局部试掘。”次日崔耕一早回到新郑短训班，再次察看裴李岗遗址后，立即向省文化局请示，省文化局同意试掘。
4月8日，经过短暂准备，短训班负责人崔耕同志派赵世纲带领学员马金生、唐福梅、游永奎到裴李岗村正式试掘。
虽然这次试掘，因经费奇缺，参加人员很少，时间很短，但在试掘短短的十二天中，发现8座墓葬，五个灰坑。共出土石器25件，陶器21件，骨器1件，兽骨2件，绿松石珠2枚。这是裴李岗遗址第一次科学发掘得到的实物资料。
赵世纲据此写了一篇简报，题目是《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他在简报中大胆首次提出命名为“裴李岗文化”。这个挺牛的，此文化就此命名载入史册。
崔耕、李友谋和薛文灿带着试掘简报和部分出土器物，乘火车去北京，到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向处长陈滋德汇报。
陈处长听了汇报后，也认为裴李岗遗址很重要，当即把他们介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夏鼐和安志敏听了汇报后，看了试掘简报和带去的器物，非常惊喜。立即叫碳十四实验室将他们带来的出土木炭标本取走，尽快测定出年代。后来我们知道，这一测可了不得了，测出是距今8000年的遗存。
裴李岗文化是豫中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它的一个地方类型也大大有名，就是舞阳贾湖。
我们现在知道，贾湖骨笛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管乐器。经音乐家对其中一支七孔笛测试，知其已具七声音阶，并能完整吹奏现代乐曲。它把人类音乐史向前推进了3000多年。
而且贾湖遗址还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酿酒遗迹，可以说，贾湖遗址是最重要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可惜的是，这个文化的命名，被裴李岗先占去了，裴李岗村的村民们，那一架打的挺值得的。
我们现在可以给出豫中地区的文化序列了:
裴李岗文化-大河村文化-秦王寨文化-王湾三期文化
下面介绍一下大河村文化。
大河村文化在2000年以前一直是作为仰韶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被归于仰韶文化的，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在的主流观点认为，原归于仰韶文化的众多豫西和豫中的考古学文化，和典型仰韶文化还是有很大区别，应该独立出来。因此，大河村类型被命名为大河村文化。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在河南临汝（今汝州市）中山寨遗址发现大河村类型的文化遗存叠压在裴李岗文化之上的地层关系，说明大河村类型是由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至此确定了新的文化序列关系
大河村遗址的发现还是比较早的。
1964年秋的一天，郑州市杨槐村的一位村民在市东北的慢坡岗上挖红薯窖。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村民而言，挖红薯窖是年年秋天都要干的活。他一锹一锹地向下挖，当挖到地下两米深的时候，铁锹突然碰到一件金属器。他蹲下身子，用手翻刨，发现是一面带有纹饰的铜镜。随后他带上铜镜到了当地文物部门，报告了铜镜出土情况。
考古人员闻讯赶到后，在铜镜出土地点发现了两座唐墓，于是进行了清理。出土了一批唐代的文物。但在清理唐墓的过程中，在墓葬填土及周边大家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其中有彩陶，所以大家确定当地还有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并将之记录在报告中。
但随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河村的考古发掘工作一直没有开展起来，该地的首次发掘是直到1972年。
70年代初，全国的考古工作逐渐恢复之后，河南的考古工作者在梳理WG前考古资料的时候，发现了大河村的相关材料。
河南所随后进行了大河村考古调查工作，结果让大家都很吃惊，大河村的整个遗址范围达到了40万平方米，这在仰韶时期的聚落中，已经是当时发现的最大聚落遗迹了。
这也引起了考古所的兴趣，于是，在1972年，双方组织力量，进行了大河村第一次考古发掘，没想到这一发不可收拾，至今已经进行了26次系统发掘，总发掘面积接近7000平方米。
这是因为1972年的第一次发掘，就轰动了中国考古界，出土的遗迹和遗物，都是国宝级的，大河村因此建立了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永久保护，大家有机会去郑州也可以去看看这个博物馆。
我们下面聊聊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
前段时间写帖子，突然被打断了节奏。现在想提笔再接上有点费劲。想修整一段时间，再写。
主要的考古学序列，还有两个没写，一个是黄河中游的磁山-后岗一期-大司空一期-后岗二期；还有一个是长江中游的大溪-屈家岭-石家河，也不多了。
这些在这个帖子里，写的都是简单介绍文化序列，没有太具体，间或插一两件文物说说。
所以以后要动笔写，可能会专门写重大考古发现，比如陶寺、秦始皇陵陪葬坑等，那时会写详细一些，把每件文物写清楚一些，让大家去博物馆有东西可看，有兴趣看。
等忙过年前这一阵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