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馆内派施昕更等人去孝丰一带发掘古生物化石，他们采回了三叶虫、贝类、鱼类等古生物化石数箱。
这个时候，就需要对这些化石进行一些古代文化地层的研究，但相关知识绘图专业出身的施昕更明显欠缺，于是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去图书馆查阅考古文献。
结果在图书馆，他读到了梁思永《城子崖》一书，一下子给深深吸引住了。也许这个时候，他就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而亲身参与考古发掘的机会，很快就给了他。
1936年，西湖博物馆对杭州一个叫古荡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施昕更先生也参加了这次发掘。
在对出土的文物进行整理时，施昕更发现有几样看上去很熟悉，尤其是一种长方形有孔的石斧，跟老家良渚一带散落的器物非常相似。
原来，在当时的良渚、安溪、长命这些乡镇，民间有一种叫“掘玉”的传统。这些地方的农民在翻耕土地时，不时会发现一些地下文物，最常见的有陶器、石器和玉器。
玉器常有一些古董商人前来高价收买。于是当地人往往在农闲的时候，就去空地挖挖看，赚点钱补贴家用。但农民只要珍贵的玉器，所以在一些盗掘现场，丢弃的陶器和石器往往到处都是。
施昕更从小就看到过这些东西。这次第一次参加考古发掘，没想到这些竟然是文物。
施昕更赶忙向馆长董聿茂汇报，很快，董聿茂就同意了施昕更回良渚去做考古调查的请求。
这就是海安青墩出土的陶斧，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有意思的是这件国宝，一般观众都不会注意，我还特意听了志愿者讲解，结果也非常失望，没有一个讲解员给参观者讲解这件国宝的发掘历史和重要性。
希望看过此贴的以后去参观南京博物院时，千万别错过这件宝贝。
施昕更很聪明，他回到良渚后，并没有盲目发掘寻找，他知道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去发掘，费力而且恐怕找不到什么东西。
他在乡下就是到处走，利用河岸池底来观察地层的剖面，顺便捡拾石器陶片，其实这是进行考古调查最简单易行的办法。
结果他在良渚镇附近棋盘坟的一个干涸池底，发现了一些黑色有光的陶片。这让他如获至宝，他觉得这些黑陶与他在图书馆读到的山东城子崖黑陶文化，为“同一文化系统的产物”。
很快，他将搜集的石器和陶片带回杭州，受到馆长董聿茂先生的肯定。他对施昕更的新发现非常重视，很快办理相关手续，让施昕更去负责正式发掘。
个人觉得董聿茂先生能让年轻的施昕更独当一面的去负责这项工作，确实是很有胆略的。
施昕更从1936年12月----1937年3月，开始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
考古发掘共进行了三次，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资料，由此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
有了第一手考古发掘资料后，施昕更先生便着手撰写考古发掘报告。
这期间，梁思永、董作宾等也先后来到良渚，施昕更陪同他们去观看了发掘现场，观看了出土文物。估计当时，这两位先生根据出土的黑陶，给出的意见也是这是龙山文化在江南地区的一支地方类型。
所以，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施昕更的报告完成，题为《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在报告里，将良渚归为黑陶文化（龙山文化）的一支。
可惜的是，在施昕更还想继续发掘考证的时候，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变爆发，粉碎了他的计划。
这篇著名报告的出版也是命运多舛。
1937年4月，施昕更其实已经写完了《良渚》报告承印。卢沟桥事变爆发，西湖博物馆为躲避战火，必须南迁，可是此时，《良渚》报告还在印刷之中。施昕更独自坚持继续负责印刷的工作。但战火还是烧到了杭州。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良渚》的印刷被迫中断，没有印成，连已经制好的图片锌板也无法带出。
施昕更把报告的校样寄存良渚，自己带着一部《良渚》旧稿，赶去博物馆所在的地方。
此时，博物馆已经迁到兰溪。看到稿子完好无损，馆长董聿茂决定，再度重新印刷。但是他当时手上已经经费枯竭，再想重印根本没有经费。
董馆长带着稿子冲到已经迁往丽水的浙江省教育厅，以珍惜学术著作为重，要求拨款付梓。秘书长看完稿子，同意由省教育厅出资印刷。所以如今，我们在《良渚》报告封面上，还能看到“浙江省教育厅”的字样。
1938年，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良渚》一书才得以在上海勉强出版，而被视为珍宝的许多出土器物则因来不及搬迁而毁于战火了。
更不幸的是，施昕更先生在1939年5月因患猩红热无药医治而英年早逝，非常令人惋惜。联想到李济先生也是由于战争无药医治，在抗战之中痛失二个女儿，就觉得国家民族那时候真是多灾多难。
随着施昕更先生的病逝和战争，良渚的考古工作沉寂下来。
直到解放后，江浙沪包邮区的考古工作者像开了外挂，一步步把良渚的地位提高，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了近两年中国最炙手可热的考古发现之一。
要谈江浙沪包邮区联手推动良渚发掘的故事，就得先谈一个人。
解放后，新中国考古人才奇缺，有田野考古经验的基本都集中到后来的考古研究所，按理全国大家都一样，都得等国家慢慢培养出来。
可在南京，就是这么巧，漏下了一员考古猛将，就是这个人，建国后把江苏的考古推到一个全国领先的地位，培养了一大批江苏田野考古人员，可以称为江苏考古之父。
他就是尹焕章先生。
当年史语所殷墟发掘，李济带了10个青年学生。
这十个人后来成就斐然，被考古界尊称为“考古10兄弟”，比如我们前面说的挖了H127的王湘、派去商丘调查的李景聘等人都是这10兄弟中的一员。
尹焕章先生后来没去台湾，也没上调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纯属偶然。
1933年，蔡元培倡建国立中央博物院，后来成立后的第一任院长，就是李济。
殷墟考古工作因抗日战争而进入停顿状态后，尹焕章辗转迁移来到重庆，李济把他调到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工作，后来又让他管理中央博物馆南迁近千箱珍贵文物的工作，所以后来，他的官职就是中央博物院保管部主任。
49年，溃逃台湾的国民党将原中央博物院的大批珍贵文物运到台湾，成立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尹焕章先生并没有去，而是留在了南京。
可这时的中央博物院的地位就非常尴尬了。首先是名称，1950文化部批准正式改为“国立南京博物院”，性质仍是全国综合性历史艺术博物馆。现在国立二字好像也去掉了。
然后是展品，精品流失殆尽。同时南京的地位下降为江苏省会，于是把原在苏州的江苏省博物馆迁至南京博物院，所以现在的南京博物院有江苏省立博物馆的性质。
看上去似乎有点惨兮兮的南京博物院，不但没败落下去。却涅槃重生，大放异彩，因为南博有人才。
当时南博的院长，是曾昭燏女士，她是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的长曾孙女。中国杰出的女博物馆家、考古学家，终身未嫁，对中国文物的发掘和保护作出了突出贡献。
她和尹焕章，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好的考古组合。
建国伊始，尹焕章首先回归了他的老本行-田野考古，在当时，有他这样级别考古经验的人全国可以说凤毛麟角，他甚至担任了华东文物工作队队长，这个工作队主力就是南博，来帮助华东地区其他省的考古工作。1954年后，他们才回归江苏考古。
所以江苏省至今考古的主力部队还是南京博物院。
这个部队估计把江苏的地下挖遍了，找到的考古学文化之多，连教科书都赶不上全编辑进去。例如他们找到的江苏最早8000年的泗洪顺山集文化，现在大学教材中都找不到相关资料，好在已经在南博展出，可以看到一点实物资料。
这个部队有多狠，看看南博的展品就知道了。
别的博物馆展品是论件展览，到南博，你看到的文物是搓堆儿展览的，一般都要放三排。不然好东西没地放；更令人发指的是，还有许多文物连正式展台都不给，就找一资料室。从地上到天花板打的5-6层柜子，一堆堆的展品就放里面。连个名牌都没有，我前面给大家看得北阴阳营7孔石刀就是资料室里搁着的。
记得我第一次到资料室参观时候有点懵，这里面的东西完全可以搞个像样的高等级博物馆，好多在别的博物馆都能当主角，在这就一群众演员的待遇。
所以，国内目前三大博物馆，一般公认是故宫、台北故宫、南博。
顺便插一楼聊聊现在国内博物馆的情况。
目前国内所有正式登记、注册并接受年检的中国博物馆，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一级、二级和三级。
目前最高等级的一级博物馆有130家。这其中除了历史文物外，还有一些革命历史（比如中共一大）、行业（比如农业博物馆）、科普（比如天文博物馆）等等。
大家比较喜欢去的以历史文物为主要展览的博物馆，在一级博物馆中，感觉也是分几个等级的。
第一级，国家级别的有两家：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
第二级，国家和地方共建的博物馆，有8家：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湖北博物馆、湖南博物院、浙江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河南博物院、辽宁博物馆（其实就是第一批《国家宝藏》的博物馆）
第三级，剩下的省级博物馆和一些重点城市的博物馆
第四级 其余
一般前三个等级的博物馆都精品荟萃，一生都值得去看一次。
国家的博物馆对展品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允许用复制品冒充真品，如果是复制品展出，必须注明。
另外说说国博，《国家宝藏》国博应该是没法参与的，不是因为国博的展品不好，而是因为这些好东西都不是它的。当年国博成立的时候，所有的藏品都是从其他博物馆借调过去的，比如南博出了司母戊鼎、上博出了大盂鼎，各地都是把最强的鳞给了国博，没办法，那是国家的面子。
可惜的是，这一借就永远不还了。所以就算现在，各地出土了好东西，都怕国博来借，现在博物馆们都有句话“防火防盗防国博”---都给借怕了。
谈到国博我想起个事：
前几天在网上听北大考古系王迅教授的讲座，他在讲座中就愤愤不平的说，当年北大考古队在陕西省华县发掘到了国宝陶鹰鼎，一直收藏在北大。结果XXX从北大调到国博后，知道北大有这个宝贝，就胳膊肘向外拐，从北大借到国博展出，一借就不还了，北大人都骂他是叛徒。
陶鹰鼎
这就是陶鹰鼎，纪录片《国宝会说话》第一季还是第二季里面提到过这个宝贝，有兴趣的去看看，这个记录片前2季都挺好的。
尹焕章从保管部回归田野发掘后，立刻组建了一支非常专业的考古队伍，队伍刚组建完毕，南京市郊的牛首山南唐二陵就被调查发现，这次抢救发掘让尹焕章的队伍在南唐二陵完成了南博考古队的一次练兵。但这种砖室陵墓的发掘和文化层的田野发掘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还要看他下面田野考古工作成绩。
江苏不像河南、陕西这些文物大省，田野考古需要肩负着寻找中国古史的历史使命，江苏的考古工作，配合国家建设需要的任务更紧迫一些。
这时，江苏地区第一个重点项目来了。随着老人家1951年为治淮题字“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新中国治理淮河的战役打响了。
尹焕章的队伍为了配合淮河治理，开始在苏北地区，进行了紧张的考古勘察工作。
1950至1951年南京博物院组织发掘的南唐二陵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祖堂山南麓，包括李昪的钦陵和李璟的顺陵，是五代十国时期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墓。这两人就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词人李煜的爷爷和父亲。目前已经开发成景区，可以游玩。
南唐二陵发掘时发现已经被破坏的很严重，发掘者根据发掘情况和史书记载认为是当时的吴越进攻时指挥部队盗掘的。但还是出土了比较重要的玉质谥册和哀册碎片，还有一些陶俑，这些陶俑非常重要，弥补了我们国家文物记载中的一些空白。
舞蹈俑，这个疑似胡人，这两个俑有两对，目前一对在南博，一对借给了国博。。。
仪鱼和墓龙都是高等级的墓葬中才可以陪葬的镇墓辟邪之物，似乎只有唐末宋初在墓葬中才有陪葬，所以在别的博物馆很少能见到，南博有个小展厅，可以看到，而且不止这两只，只不过一般的文物爱好者已经不知道这两个俑的名字了。
尹焕章的队伍为了配合治理淮河来到苏北地区，很快就有了发现。
在江苏省淮安市宋集乡青莲岗这个地方进行野外调查时，他们发现有新石器文化的痕迹。
但这时治淮工程非常紧张，根本没有时间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尹焕章只好采用非常规的办法，派队员于1951年底、1952年初、1953年冬先后作了四次调查清理，发现了距今五千余年的新石器遗址，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器等材料。其中就有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有特色的穿孔石斧。
没有系统发掘是非常可惜的，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发现有新石器文化，但由于没有系统发掘，地层情况不清楚，导致青莲岗文化的面貌、定位、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这些问题，当时都没有解决。后来，没有发掘的青莲岗文化因此也吃了大亏，后面我们再说。
尹焕章当时去发掘了花厅遗址。这也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这个遗址位于徐州市新沂市西南一处丘陵地代上，1952年12月，花厅遗址进行了第1次发掘。第二年进行了第二次发掘。这样花厅遗址的面貌就比较清楚了。
花厅遗址占地面积大约有70万平方米 ，遗址文化层距离地表10-50厘米不等。他们发掘到大量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玉器、绿松石器等。
但尹焕章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花厅是后来命名的南方的良渚文化和北方大汶口文化交汇的产物，所以包含有两种文化的特点。后来80年代对花厅的重新发掘，收获非常大。花厅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殉人现象，严文明老师对此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化碰撞论文，有机会给大家介绍。
当时花厅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绿松石配饰、组玉佩等，尹焕章根据它出土的陶器、有孔石斧等特点，把花厅归于青莲岗文化。
这是1987年在花厅发现的玉琮，玉质极佳，它高达19节，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高的玉琮，更难能可贵的是，它的上面有一大汶口文化的标记日月纹图案，见证了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融合。真正国之重宝，目前也是被国博借走了。。。去国博千万别忘了看它
1954年后，随着各省的考古队伍建立起来，华东工作队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以南博为主的考古队得以把精力全部放回到江苏地区
很快，南京的发现让尹焕章和曾昭燏的注意力回到了南博的大本营南京。
1954年南京大学建造教工宿宿舍，意外的在南京叫北阴阳营的这个地方发现了古文化遗址。而地方这完全就是南京市中心的位置。
为了保证南大的施工进程，南博自1955年到1958年，连续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发现这个遗址有4层堆积，其中第2和第3层是新石器时代向商周青铜时代过渡的文化遗存，这个时候他们还不能确定这两个堆积层的文化性质。最底下的第4层为新石器时代遗存，这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南京北阴阳营文化。
但当时，对这个文化的性质还不清楚，尹焕章根据出土的器物类型，觉得和他在青莲岗发现的非常相似，就它归属于青莲岗文化。南京又在长江的南面，这个文化和淮安青莲岗和新沂花厅也有所区别，所以不久又定名为青莲岗文化江南类型，或称青莲岗文化北阴阳营期。
北阴阳营文化分布区域还是很广的，主要分布在南京、镇江地区的河旁台地和丘陵上，向西到巢湖东岸与薛家岗氏族为邻，向东到太湖西部常州一带与崧泽文化相接，主要遗址还有江宁区太岗寺，六合区卸甲甸，浦口区蒋城子，安徽滁县朱勤大山等。
后来的发展就有些奇怪了，这个文化成了江苏地区唯一用江苏本地名称命名的新石器文化，其他的发现都归于别的文化命名。
尹焕章发现的北阴阳营第2、第3层遗迹。在他们手上后来也确定了，是南京地区的湖熟文化，这是中国青铜时代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的一种考古学文化。
经过充分调查和试掘论证后，曾昭燏、尹焕章于1959年在《考古学报》上发表《试论湖熟文化》。
几十年来，通过对大量湖熟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考古学界确认，湖熟文化距今约3000-4000年，其存在时间相当于中原地区商代迁往殷墟之前，代表了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灿烂文化。
我们暂时不多探究这个文化。
北阴阳营文化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尤其是这种玉璜，制作精美，个体较大，有些还有缀合孔，目前基本收藏在南博。
尹焕章们把力量集中在了苏北和宁镇地区，错失了在太湖地区首次揭示重大发现的机会，这个机会，幸运的被浙江的考古工作者抓住了。
首先在太湖地区的西南，1957年，浙江考古工作者发掘了浙江湖州市邱城遗址，词遗址分上、中、下3个文化层，先后叠压关系明显，是新石器石器的考古学文化，上层是城墙部分，城墙就建筑在丰富的文化层上面。而它的中、下层堆积，明显比良渚出土的器物原始，是一种更早的文化。
1959年初，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省博物馆、杭州大学历史系、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等6个单位组成考古队进行了发掘嘉兴南湖乡天带桥马家浜遗址。这次发掘的成果更加丰富，从出土的器物和遗迹看，生产工具中磨制石器有孔石斧、弧背石锛；生活用具中的夹砂红陶素面腰沿釜、牛鼻式双耳罐、带嘴平底盉，以及地面木构建筑住房、公共墓地和俯身直肢葬式等等。
马家浜的发掘者认识到，马家浜和邱城遗址的这种文化，是一种与黄河流域原始文化不同的文化形态。于是将之命名为邱城文化，也有人因为这个文化与南京的北阴阳营文化有相似之处，将它命名为青莲岗文化江南类型。
这个时候的青莲岗这三个字，已经被命名了江浙沪地区发现的所有文化，同时良渚等又继续叫黑陶文化，导致每个文化往往有好几种命名，非常混乱。
这也不是包邮区一家的问题，整个全国都这样，往往发现了彩陶就叫彩陶文化，发现了黑陶就叫黑陶文化，然后又有地点命名，一个文化好几个名称的情况特别普遍，这对考古学研究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于是，1959年，夏鼐发表了著名的《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 》，着手对这个问题进行规范。
我们简单学习一下这个著名的发言。
夏鼐是在新中国“十年考古”座谈会上，提出了我国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
他首先打趣的说“有人问起京戏鸟盆计中张别古所拿着的鸟盆是否属于“黑陶文化”。这种看法当然是不正确的。”
他接着举例：在考古工作中，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陶器和某类型的石斧和石刀以及某类型的骨器和装饰品，经常地在某一类型的墓葬(或某一类型的住宅遗址)中共同出土。这样一群的特定类型的东西合在一起，我们叫它为一种“文化”。因为这一群东西是共同存在于同一文化层或墓葬中，这表示它俩是属于同一时代遗留下来的。
接着他继续阐述：考古学上对于原始社会的“文化”，大多数是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的遗迹的小地名为名。这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法国考古学家莫尔蒂耶发表他研究法国旧石器文化的成果时，他仿照地质学上地史分期的命名办法，用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迹的地方来命名。
所以，他认为现在正在使用地区来命名的，例如“河套文化”。以某一文化中特征的事物来命名的，例如“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用文字记录上的族名来命名，例如我国的“巴蜀文化”，这与考古学上含有特定意义的“文化”，严格说来，是要加以区别的。
所以他得出结论：旧有的名称如果并不引起误解的，可以保留使用;否则可以考虑另起一个新的名称。这种新的名称以及新发现的各种文化的名称如何命名，似乎可以采用最通行的办法，便是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迹(不论是一个墓地或居住遗址)的小地名为名。
夏鼐的意见，很快就被考古界采用，自此，我国的考古学文化，至今都采用了首次发现的小地名命名原则。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夏鼐的这个发言，只有命名规范了之后，苏秉琦才能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
这也是本帖所介绍的最后一个中国考古学史的标志性事件。
张忠培先生后来提出过中国考古学的六大标志性事件，这个发言名列其中，我们现在复习一下这六大事件：
1、安特生发掘仰韶
2、梁思永揭示后岗三叠层
3、苏秉琦发表的《瓦鬲的研究》
4、夏鼐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 》
5、苏秉琦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
6、针对牛河梁发现，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进化学说
大家由此可见苏秉琦是多牛了
夏鼐的命名理论提出后，损失最惨的就是青莲岗文化，首先是青莲岗文化江南类型这个词消失殆尽。
南京北阴阳营文化被单独提出来命名，并且成为江苏唯一一个本土新石器文化命名。
浙江的发现被命名为马家浜文化。这个功劳归于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吴汝祚（浙江省嘉兴市人），他在1975年第5期的《考古》上发文，率先提出了“马家浜文化”的命名。在1977年11月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学术讨论会上，由于夏鼐（吴汝祚的浙江大学导师）等考古学家的坚持，并确认嘉兴马家浜遗址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中下游、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代表。至此，马家浜文化才得以正式定名，而邱城文化的命名被放弃。
然后随着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原命名为青莲岗文化的广大苏北、鲁南文化都被归为大汶口文化，青莲岗文化这个名称现在只存在于淮安当地的博物馆中，想想它曾经统治的广大地区，还有比这更惨的吗？
同时，我们长江下游新石器文化的主角良渚，终于摆脱了江南黑陶文化这个名称，被夏鼐直接命名为良渚文化，但离它的爆发，还得再等20年。
1958年11月21日，原隶属于江苏苏州专区的川沙县、青浦县、南汇县、松江县、金山县、奉贤县和崇明县划给了上海。这给上海的考古工作者得到了施展机会的舞台。要知道最早的上海市区，在中国史前时代还是一片汪洋。
1959年在青浦县城东四公里处崧泽村，文物普查中发现了古文化遗迹，抓住机会的上海的文管会于1961年开始有计划地发掘，发掘出大量的石器、玉器、骨器、陶器和兽骨、稻种等遗物。
这时，上海考古工作者对这个文化的性质还不十分清楚，只是觉得和之前浙江发现的邱城和马家浜出土文物相近，似乎和南京北阴阳营也有联系，所以曾经以青莲岗江南类型为这个文化命名，直到1982年在中国考古年会上命名为崧泽文化。
对上海来说这是非常大的荣誉，因为崧泽文化 后来正式进入了长江下游的文化序列中，载入中国考古学史册。
面对浙江和上海在太湖区域西南和东南的巨大发现，尹焕章却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其实这时看看地图再稍加分析就能看的出来，环太湖区域一定有丰富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在太湖地区做工作是有基础的。
但尹焕章应该是自有他的打算，他完全无视苏南，而是再次去了苏北靠近中原的徐州地区，进行考古工作，先后发掘了徐州市邳州市戴庄镇刘庄村西南刘林遗址和铜山县丘湾遗址。
今天我们现在可以大胆猜测，他应该是希望在那个地区寻找早商文化，史语所发掘殷墟的后期，李济们一直希望在东方寻找殷墟的起源，还派过“十兄弟”之一的李景聘去商丘调查，而同为“十兄弟”，尹焕章自然在心里有完成这个心愿的目标。
结果这两地的考古结果也是非常显著的，刘林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彩陶，而铜山丘湾更为惊人，出土了一处社祭场所，这是中国首次发现社祭场所。但前者归于大汶口文化，后者归于商晚期，都和早商文化无关。
觉得应该聊聊丘湾社祀遗址。
大家去南博可以看到几块奇怪的石头和人骨展览，这就是丘湾社祀遗址了，可惜我在网上没找到图，没法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是商代晚期杀人祭社的遗迹。遗址位于丘湾商代遗址偏南部，面积约75平方米，中心竖立4块天然大石块，中间一块最大，略呈方柱形，高1米，宽、厚约0.23米。周围有人骨20具、人头骨2个和狗骨12具，头向都对着中心的大石块。这些人骨和狗骨又可分为2层。人骨没有墓圹，也没有葬具和随葬品，葬式均俯身屈肢，双手反缚在背后。死者皆为中青年，可辨性别者为6男4女。这种情况表明，这是一处祭祀社神的场所，中间大石块是祭祀的中心，象征“社神”即土地神，所埋人骨是祭祀时的牺牲者。有人认为这是商代东夷的祭祀遗存。
这个遗址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中国人从古至今，都有祭祀土地的传统，过去的帝王每年都要进行土地祭祀活动。比如北京故宫，南边有一个左庙右社的结构，而右边的社，就是社稷坛，就是这种土地祭祀用的。所以说，这个传统是从几千年前一直流传下来的。
让人遗憾的是，刘林的发掘成为尹焕章和曾昭燏领导的江苏考古的绝唱。
不久之后，二人相继去世，尤其是曾昭燏先生的离世让人惋惜，她当年力主中央博物院文物回归南博，并在她的努力下，有部分迁台文物回归，为南博做出巨大贡献。由于天涯的原因，此事我们不在此多做交代了。
江苏的考古事业和全国的考古一样，在那个时期开始沉寂下来，但这支考古队伍已经有了强大的积蓄，让他们在70年代之后迅速爆发。
我们现在称呼的“社稷”二字，过去社是指祭祀土地，稷是祭祀谷神，周以后，这二者合二为一，放一起祭祀，作为重大的国家典礼，历代帝王每年都要祭祀一次。而左庙右社也自周代成为定制。
因此后来又有了“江山社稷”一词指代国家，因为帝王才有祭祀社稷的资格。
全国的考古事业突然就停顿了下来。
那几年给考古事业确实带来了损害，连苏秉琦也下放改造了。不过大神就是大神，苏秉琦就是在改造期间将他的区、系的谱系理论研究发展完善，复出后立刻就推出，成为考古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南博的考古队员们也挺有趣，他们下放了也没闲着。
1970年，在南京博物馆工作了20多年的张正祥举家下放高邮一沟公社，结果张正祥在日常劳作中，凭借他看到夹杂在田地中的点点红烧土，就发觉有情况。然后他一个人独立调查，发现了鹿角、兽骨和陶片，尤其是发现了双弧圈纹彩陶钵片，与淮安青莲岗文化出土的一模一样……
这样，下放期间，南博竟然又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遗址------龙虬庄
龙虬庄目前是江淮地区东部最大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距今约6600-5000年。但它的文化面貌说法不一，早期似乎和马家浜文化有关，晚期有中原龙山文化的影子。
现在地方政府已经把它建成了一个遗址公园，做了旅游开发。
这个遗址后来出土了一些重要文物，比如有刻有类文字符号的陶片等，本帖提到龙虬庄，主要还是这个遗址出土了一批骨箸，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筷子。所以我们中国人用筷子的文化，至少可以推到6000年前左右。
二流壶和三流壶
流是指吐水口，这种壶只在龙虬庄发现，考古人员认为是装酒或别的饮料，然后用二人或三人用吸管共享。是不是这样，也不能完全确定。这两个壶现在南博
70年左右发生了许多有利于中国考古事业的事情。
比如法国政府高级代表团访华，乒乓外交、反击国外宣传的中国WG破坏大量的文物、古迹等，因此国家有一系列动作，比如故宫重新开放，举办包括满城汉墓的出土文物展等等，所以中国考古很快就恢复起来。
江苏的考古队员们也很快恢复了他们使命，这一次，他们的眼光终于放到了环太湖地区，很快，一个对长江下游地区文化序列的决定性发现，被他们找到了。
在现在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唯亭镇东北2公里处，有个叫“草鞋山”的土墩。据说起这么霸气的名字是因为传说这土墩下埋着一只玉草鞋，个人觉得这当地人的想象力真丰富。
其实，早在1956年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在文物普查中就发现了这个遗址。当地砖瓦厂取土时发现过一些文物并上报，但可惜的是当时南博工作重点没有放在这里，错失了最早发现这类文化的机会。
这次，刚解禁的南京博物院终于想起了太湖地区。
南博钻探后初步查明：地下古文化遗址东西长260米，南北宽170米，总面积4.4万平方米，而文化层厚度竟然达到惊人的11米！
惊讶不已的江苏考古队随后进行了两次正式发掘。第一次自1972年10月至1972年1月，第二次自1973年4月至7月。
发掘结果更加惊人，揭示出10层文化层，依次揭示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到春秋吴越文化的整个文化序列，这是第一次将之前浙江的马家浜和上海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层位关系搞清楚了，正式确立了长江中下游的考古学文化谱系。
发掘出的文物更加惊人，在良渚文化层。竟然发掘出土了玉琮和玉璧！
为什么发现玉琮这么惊人呢？
要知道在这之前，玉琮一直认为是周朝才出现的玉器，当时根本没有人以为这是比周要早两千年的新石器时代的产物，更何况这是传统意义上中华文化边缘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产物。
《周礼》中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这一次，玉琮的历史被江苏的考古发现改写了。
发生了许多有利于中国考古事业的事情。
比如法国高级代表团访华，乒乓外交、反击国外宣传的当时破坏大量的文物、古迹等，因此国家有一系列动作，比如故宫重新开放，举办包括满城汉墓的出土文物展等等，所以中国考古很快就恢复起来。
江苏的考古队员们也很快恢复了他们使命，这一次，他们的眼光终于放到了环太湖地区，很快，一个对长江下游地区文化序列的决定性发现，被他们找到了。
介绍一件神人兽面纹玉琮，这件玉琮是南博的镇馆之宝
玉琮外方内圆，有人解释这是反映了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
孔为两面对钻而成，琢磨光滑。上下两节各饰造型不同的神人、神兽面纹。上节是人面纹（此人圆眼方嘴，犄角连鼻，头戴着冠，琮的扉棱正是他的鼻梁），下节是兽面纹。这种神人兽面图案，为良渚人原始宗教信仰的直观反映。
玉琮神人兽面纹图案，线条十分细腻，甚至能在1毫米宽度内精刻出四五条细线来，技法十分娴熟。在放大镜下观察，这些细如发丝的阴线往往由若干条刻痕连接而成，这也是鉴定良渚文化玉器的主要依据之一。
南方出土的玉琮往往呈现一种“鸡骨白”色，这是由于南方都是酸性土壤，玉常年埋在地下被腐蚀的结果。
顺便把六玉的样子给大家贴一下
妇好墓出土的玉琥
但是草鞋山的奇迹还没有到此为止，后来中日联合考古，在草鞋山又发现了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水稻田，是中国发现最早有灌溉系统的古稻田。其出土的炭化稻确定为人工栽培稻，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栽培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是中国水田考古与研究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这个水田的发现，得益于一种新科技：植硅体
我们大概了解下，下面这段不喜欢的可以省略：
植物硅酸体（plant opal） 简称植硅体，是指高等植物的根系在吸收地下水的同时，吸收了一定量的可溶性二氧化硅，这些二氧化硅经过植物的输导组织输送到了茎、叶、花、果实等处，而后在植物细胞间和细胞内沉淀下来，形成非晶质二氧化硅颗粒。
由于植硅体主要存在于植物的茎叶中，一般生长过该种植物的土壤，就会保存着相应的植硅体，所以植硅体具有鉴定植物种类的意义。因此，通过从土壤中分析出的硅酸体组合，可以判断这里曾经生长过什么植物，寻找古人种植作物的地点；从古人生活遗址的灰烬中分析出的硅酸体，可以判断古人用过什么植物做燃料。
目前考古是对植硅体应用最广的领域之一。
深受鼓舞的南博紧接着发掘了江苏吴县张陵山良渚遗址。整理出成组的玉器陶器共三百件。此处遗址自下而上是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以几何印纹陶和原始青瓷为特征的吴文化。
此次的考古挖掘发现，为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古代文化序列又提供了新的列证。
于此同时，南博多线作战，又发掘了另一处重要的遗址：海安青墩（就是之前我们介绍出土陶斧的地方）。这个地方跨过长江，是在传统上认为是不适合古人类生活的古滩涂之上，所以这个发现让人也吃惊不小。
1976年春--1979年5月，南京博物院对青墩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其中最后一次揭露面积达490平方米，出土新石器文物1000余件。确认了青墩是崧泽文化向北方扩张的产物。
张陵山发现的一件原始的玉琮（也有人认为是玉镯），上面有原始的兽面纹。
这件器物揭示了良渚文化典型兽面纹的起源，所以弥足珍贵。目前收藏在南博。
我们后来在商周青铜器上，经常会看到后世称为饕餮纹或兽面纹的图案，现在有专家认为，来源就是良渚玉器上的这种兽面纹。
顺便说一下，兽面纹一直留在中华文化中，比如大门上的铺首，就是兽面纹转化过来的。
顺便聊聊饕餮纹。
饕餮，是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秘怪物，有头无身。
北宋的时候，兴起了金石学，当时的金石学家们把商周青铜器上常见的一种只有头部没有身子的凶狠兽面纹，认为就是传说中凶猛的饕餮，所以给这类纹路都起名为饕餮纹。今天我们到一些博物馆，也会看的一些青铜器上还会注明XX饕餮纹器物。
但到近代，随着考古学家的深入研究，发现兽面纹在5000年前就存在了，而饕餮一词，是东周才发明出来的，那么，这些青铜器上的纹路称为饕餮纹，就不合适了。所以，很多地方，将饕餮纹改称为兽面纹。
当然，继续叫饕餮纹的也可以，只是有点不严谨了。
江苏的考古工作者在苏州地区连续重大突破的同时，浙江的考古工作者也齐头并进，他们在70年代，发现了重要的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在宁波余姚市，原来是河姆村和渡头村的合称，位于四明山麓的宁绍平原，流经平原的姚江将河姆村与渡头村一分为二，好像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升级为河姆渡镇了。
1973年7月，当地的公社红星大队接受了排涝站基础工程任务。开工后不久，发现地层下有些陶器碎片，再往下挖时，又陆续发现鹿角、象牙等物，这个情况引起人们的注意，于是逐级上报到有关部门。浙江的考古工作者很快赶到现场，经过考证，认为这是一处新石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
1973年，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对河姆渡遗址进行了首次大规模发掘 ，1977年，上述单位对河姆渡遗址又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发掘，这两次发掘基本掌握了河姆渡文化的文化面貌。
有个纪录片讲述了河姆渡发现及发掘的情况，有兴趣的可以在网上找来看看。
河姆渡遗址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堆积厚度4米左右，上下叠压着四个文化层。
通过两次科学发掘，河姆渡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近7000件。
但最值得一提的是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质构件。江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地理条件不同，由于江南地区地下水水位高，所以很多有机质物质泡在水中容易保存下来。
考古界早就有“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只半年”的说法，所以大家会发现保存特别好的墓葬和文物往往是在长江以南发现的，有机质文物在北方很难保存下来。
这次，在河姆渡发现了许多桩柱、立柱、梁、板等建筑木构件，构件上有加工成的榫、卯（孔）、企口、销钉等，这些组成了中国最早的干栏式建筑。
所谓干栏式建筑，就是在地上立许多排柱子，然后在柱子上搭建房子，这样可以防止地上的湿气，现在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还能看到这种干栏式建筑。
河姆渡的建筑构件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榫卯结构部件。我们把柱子两端凸出的小方形称为榫、柱上凿出可将榫插入的孔为卯。
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技术，是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基础，后来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斗拱、架梁等木工技术，都是来自于此。
河姆渡也出土了许多精美文物，我们找几件著名的了解下：
黑陶盆，上面有一只憨憨的小猪
河姆渡文化的4个文化层，后来根据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距今约7000--5500年。
这个文化的来源，可能是跨湖桥文化。
这个文化的去向还不明朗。研究发现，它的一部分文化因素，出现在了良渚文化中。
现在河姆渡也建成了遗址公园，有机会的童鞋也可以去看看。
河姆渡也成为了长江下游文化谱系中重要的一环。
面对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接连重大发现， 1977年，由南京博物院和文物出版社联合发起《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结果这个会议的规模和档次迅速提高，夏鼐、苏秉琦这些领军人物都参加了，对该地区文化特征、序列、命名、演变等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好像1977年是中国考古的大年份，前面我们也说过1977年登封告成会议是邹衡“郑亳说”横空出世的时间。
《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对良渚文化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明确提出了良渚文化出现私有制、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等看法。
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当时几位学者对良渚文化的认知：
南京博物院的代表汪遵国认为，良渚文化中造型丰富多彩的玉器、特别是玉制礼器，是良渚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提出良渚文化正是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
吴汝祚认为能享有这种玉琮的人，在社会上是有特殊地位的，这就反映了阶级社会正在产生或处于前夕。
牟永抗、魏正瑾认为良渚文化的这些发达的农业部落，已经饲养家蚕，出现丝麻织品和相当进步的竹编工艺，再加上大量精美玉器，特别是大型玉琮、玉璧的制作，说明了当时的江南地区更已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比较先进的地区之一。
但这次会议更重大的意义个人觉得有以下几点：
1、苏秉琦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得到进一步确立。这个理论是1975年，苏秉琦复出不久，吉林大学考古学的创始人，他的张忠培邀请他去吉大做讲座时首先提出的，在这次会议上，他结合长江下游地区的重大发现进一步阐述，同时这里的发现也是对这个理论的有力证明。
2、将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基本明确下来。
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确定了名称，将青莲岗文化江南类型这个命名基本从该地区去除。
3、整个地区的文化谱系的建立：
马家浜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类型（后来独立出来直接命名为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另外南京北阴阳营和河姆渡文化作为并列的地方类型文化。
4、根据碳十四测定结果，确定了各个文化的大致时间：
马家浜文化（距今约7000-6000年）
马家浜文化崧泽类型（距今约6000-5300年）
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
南京北阴阳营（距今约6000-5000年）
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5300年）
会议上对良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认识，引导着江浙沪考古工作者对良渚文化墓地与墓葬的进一步探索。
在1978年至1985年内，包邮区的考古工作者又发掘了本地区十几处重要的良渚文化遗址，这时形成了探索良渚文化的一个高潮期。
南博首先有了重大发现，1978、1979、1982年南京博物院发掘了武进寺墩遗址。
看看地图就知道，这个遗址是处于太湖的西北角，也就是说良渚文化在环太湖地区都有较大的聚落分布。
寺墩是目前发现的良渚晚期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它本身就是一个祭坛，很诡异的是，整个遗址看上去就像一个地上的玉琮。
大概的形制是高出地面约20米，呈椭圆形。中心祭坛东西长100米，南北宽80米，遗址外围有三圈河道，总面积约80-90万平方米。
祭坛按十字分为四个区域，发现了好几座大墓。其中的最著名的M3，出土了24件玉璧和32件玉琮，是国内发现最多玉璧玉琮陪葬的墓。
寺墩的玉器制作非常精美，以至于南博在评选镇馆之宝的时候，在强手如林的南博瑰宝中，寺墩竟然有两件入选，其中一件就是我们上面给大家看的那件玉琮。
寺墩良渚文化层的年代，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为公元前2790年左右，这已经是良渚文化的中晚期了。
在发掘武进寺墩之后，南博又先后发掘了昆山绰墩与少卿山、吴县张陵山东山等一系列遗址，都出土不少精美玉器，让浙江和上海的同行们羡慕不已。
浙江的考古工作者也毫不示弱，相继发掘了海宁千金角与徐步桥、平湖平丘墩、余杭吴家埠、嘉兴雀幕桥、德清辉山、海宁三官墩与郜家岭等遗址，但让浙江同行郁闷的是，自己发掘出的墓葬不少，但无一例外都是陪葬品太少，玉器更是寥寥无几。
这就有意思了，人家家的地里连年大丰收，自己家就是长不出好庄稼，这不是气人吗？用后来良渚博物馆馆长蒋卫东的话说，浙江的考古队员们那时都要有心理疾病了，明明良渚一带遗存这么密集，但玉器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任他们在浙江哪个地方发掘，最后出来的陪葬品大都是陶器，或者品质很差的一、二件玉器，难道是浙江良渚文化的风水不好，玉器全跑人家家里了？
随着遗址越挖越多，大家也越来越沮丧，每个遗址的工作队一碰面都是垂头丧气，这种情况直到上海的考古工作者的发现，突然敲醒了他们。
在发掘武进寺墩之后，南博又先后发掘了昆山绰墩与少卿山、吴县张陵山东山等一系列遗址，都出土不少精美玉器，让浙江和上海的同行们羡慕不已。
浙江的考古工作者也毫不示弱，相继发掘了海宁千金角与徐步桥、平湖平丘墩、余杭吴家埠、嘉兴雀幕桥、德清辉山、海宁三官墩与郜家岭等遗址，但让浙江同行郁闷的是，自己发掘出的墓葬不少，但无一例外都是陪葬品太少，玉器更是寥寥无几。
这就有意思了，人家家的地里连年大丰收，自己家就是长不出好庄稼，这不是气人吗？用后来良渚博物馆馆长蒋卫东的话说，浙江的考古队员们那时都要有心理疾病了，明明良渚一带遗存这么密集，但玉器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任他们在浙江哪个地方发掘，最后出来的陪葬品大都是陶器，或者品质很差的一、二件玉器，难道是浙江良渚文化的风水不好，玉器全跑人家家里了？
随着遗址越挖越多，大家也越来越沮丧，每个遗址的工作队一碰面都是垂头丧气，这种情况直到上海的考古工作者的发现，突然敲醒了他们。
1977年重固中学师生在青浦县福泉山旁边的田间劳动时，发现古文化陶器，于是1979年开始，上海市文管会就在福泉山四周农田中开始试掘。
大家知道上海地区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是不多的，而上海本身的经济实力又非常强，所以上海的考古工作者在考古发掘上比较富裕，有了发现，上海做的考古工作既细致又充分，上海对这个遗址是采用的大规模揭露的方法。
青浦福泉山遗址在1982年发掘了一座良渚文化墓葬，出土随葬品119件，有大玉璧、玉琮、玉镯、玉钺等一批玉石器，又是一次大丰收，不知道那时浙江的兄弟们心里是不是又酸了一下。
1983～1984年对福泉山遗址又进行大规模发掘，除了发现一批良渚文化的墓葬，出土一批精美的玉器、陶器等遗存外，更重要的是，这次发掘明确了福泉山这一土墩上的良渚文化墓地，是当时人工堆筑起来的高台墓地，其规模长约84米、宽约74米、高约8米，苏秉琦先生誉此为“土筑金字塔”。
这一认识对良渚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浙江的考古工作者突然明白了：寻找、研究良渚文化的墓葬应与墓葬所在的遗址形态进行综合考察，良渚文化时期的一些土台遗址，可能大都是良渚文化时期的贵族墓地。
原来找大墓，要到高台上去找，怪不得浙江的弟兄们费了那么大在地上挖出来的，都是平民的小墓。
浙江的考古工作者突然醒悟过来，这下，良渚文化最精美的玉器，终于要向我们走来了。
这就是南博另一件良渚文化的镇馆之宝透雕人鸟兽玉饰件
该饰件出土时放置在墓主右脚下的一个石钺圆孔处。透雕人鸟兽玉饰件应是钺上附加饰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工艺价值，是我国出土时代最早的人鸟兽图案透雕精品。
这个小人手托一兔子，和帽子上的鸟连在一起，鸟飞天上，兔走地上，所以也有人认为这是代表中国人原始的天地人三才的概念。
浙江的良渚大墓发掘过程很有意思，有一个纪录片《良渚》专门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我们这里大致了解一下。
起因是在70年代末期，在余杭地区一个叫反山的地方，当地农民挖防空洞的时候，挖出了一些玉器，然后这个农民就偷偷拿到市场上去卖，被当地公安擒获。考古工作者当时介入，确定这些玉器就是良渚玉器，但在出土地点没有进一步发现。
现在，浙江的考古工作者重新审视，发现反山是一座人工堆筑的、相对高约4米的熟土堆，这与他们之前认识到的良渚墓葬“土筑金字塔”的规律很吻合。所有准备发掘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很有信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达当然领队，更是肩负重任，信心满满。
一开始，发掘进行得很顺利，在反山上连挖了11座墓，可惜都是汉代墓葬。
不死心的王明达将汉代墓葬清理后，又向下发掘一米多深，终于发现了很可能是良渚时期的墓葬形状遗迹。可是当挖到这个遗迹下五六十厘米的时候，还是未见任何器物，大家就有点着急和狐疑了，是不是又挖错了呢？想想江苏和上海的收获，估计王明达他们这时又开始焦虑了。
突破的时刻是1986年5月30日的下午，这个日期和当时的情况王明达记得异常清楚，在纪录片中他描述道：
当时，天目山那边的乌云已经涌动过来，我在遗迹的东北角发现一些白色的小颗粒，白色颗粒的周围是与泥土混起来的红色颗粒。在早期墓葬里出现的这种颗粒多为腐烂的木竹器等有机质，而木竹器内部或者附近总会出土珍贵随葬品。经验告诉我，这下面应该有“大东西”。
当时我手都发抖了，但是为了考虑文物的安全，又要应付即将来临的大雨，我就跟旁边的技工说：“不吭声，不吭声。”我找来一小块塑料薄膜把它盖起来，然后用土盖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