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秉琦鼓励下，郭大顺信心百倍：如果在自己手上，在远离中华文化核心地区的辽西，能发现中华文明的一个文化起源地，这是多么大的荣誉，为中华文明起源探索做出贡献这也是每一个考古人一辈子的梦想。
郭大顺决心去实现这个梦想。那下一步工作的地点选择在哪里呢？
他并没有继续在东山嘴一带调查，而是突然有神来之笔，他跑到了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一个叫牛河梁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2年前，他就有不寻常的发现。
事情要从两年前说起：
1981年，朝阳市文化局长的宫殿东亲自到建平县城坐镇，集中全县32个公社文化站站长到县城进行文物培训，作为专家的郭大顺亲自授课。
郭大顺强调了发现红山文化遗址的重要性，讲解了红山文化的特点。将自己在东山嘴和胡头沟的发掘情况给大家做了汇报，同时，将内蒙发现的红山玉器特点也做了介绍。
这本是一次文物普查的战前动员，但宫局长的亲自到来，让文化站长们听的比以往更加认真。
会议休息时，富山乡文化站长赵文彦反映，说马家沟生产队长家有一件“笔筒”似的东西很像郭先生讲的红山文化玉器。
郭大顺听了简直不敢相信，红山玉箍型玉器当时只发现过一件，它制作工艺的精巧，让考古学家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几千年前的古人能制作出来的，他迫不及待的想去一探究竟。
第二天，培训班刚一结束，郭大顺就与赵文彦赶到了马家沟生产队长马龙图家。
一进屋，他就看到了柜面上摆放着一个似笔筒又不是笔筒的筒状器，里面还真的插着几支笔。当他上前拿起“笔筒”仔细端详过后，他确定，这就是红山文化玉器中重要的一类——马蹄状玉箍。
而发现这个玉箍的地方，就是牛河梁。
本来想上玉箍图片，突然发现上不了，只能后面上了。
出土玉箍的是牛河梁的中梁，郭大顺费力的爬到山上。
而这时的他并不知道，他来到的是后来牛河梁最重要遗址之一的第二地点。
估计这时山上长满了植被，所以他还没能发现什么异样。否则后来的惊世发现，肯定会让东山嘴的发现一下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他顺着山丘在周围转了转，发现了一些红山文化的陶片，让郭大顺确定这又是一处红山文化遗址。
但这时东山嘴的发掘进入了关键时刻，他并没有那么多的力量来这里做工作。
也许是出于考古者的直觉本能，他还是派了一支几个人的小部队过来做考古调查。没想到，就这么一支小部队，居然在一条沟边清理出一座墓葬。
红山文化的墓葬非常有特点，红山人不像其他地区的古人，多多少少会陪葬一些陶器。
红山人不陪葬陶器。
如果高等级的墓葬，红山人喜欢陪葬玉器，当然等级越高玉器越多。
这次，郭大顺的队伍发现的墓葬，算是一个小贵族，因为在墓主人头顶部左侧，发现一件玉环。这座编号为第二地点M1的小小的墓葬，竟然是考古工作者第一次发现红山人的墓葬，当时也算是重大发现。
所以，郭大顺觉得，牛河梁这个地方，应该有更大的发现。
东山嘴的发掘工作一结束，郭大顺的主要力量，全部移师牛河梁，开始了发掘工作。
他的直觉是对的，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地方的发现是如此的重要，竟然导致苏秉琦先生重新审视我们文明的定义，并且赶在他的生命最后几年，将他的研究成果合盘托出，成为我们学界中华文明起源的理论研究基础。
这是一件红山文化马蹄形玉箍。这是网上找到的图，不知道是不是郭大顺找到的“笔筒”。
一般这种玉器呈现扁圆筒状，一端作平口，一端为斜口，平口两侧各有一小孔，斜口外敞。注意这个玉器的空腔，是下小上大的椭圆。
这种玉器之所以有名，因为它的制作工艺太复杂了。网上有些人说这个是用管钻法制作出来的，这是错误的，因为已经分别发现了籽料、玉芯，表明不是管钻法能够形成的。
考古学家们的结论，是红山人首先在玉料上钻出一个孔洞，然后用线切割的办法将芯掏出，再用兽皮一点点的打磨孔洞，非常费时费力。
玉箍的用途多数学者推测为束发器，因出土时一般置于头骨下。
使用这种礼器陪葬代表了墓主的身份、地位和等级。
1983年国庆节后，考古队在发现小墓的牛河梁遗址持续的发掘，在发掘的间隙，考古队也在四周进行考古调查。
为牛河梁发掘立下头功的富山乡文化站长赵文彦，一不小心，又立下一功。
一天傍晚，考古队结束一天的工作，步行回驻地。路上在牛河梁的另一道山梁处的山岗上坐下来休息。赵文彦独自一人来到僻静处方便，结果他一低头突然发现了露出地面的陶土块，荒郊野岭的陶土块绝不是大自然的产物；他回到队伍，赶忙报告给考古队员们。考古队员们都十分惊讶和兴奋，一下冲了过去，仔细探寻。
果然，工夫不负有心人，更多的陶土块露了出来，使他们更惊喜的是捡到了有陶塑的耳朵，鼻子等。
这里就是后来所称的牛河梁第一地点，考古队之前发掘的命名为牛河梁第二地点。之后。陆陆续续，考古队员在10多公里的山梁顶上，找到连绵不绝的8个地点，这8个遗迹地点一直顺延到转山子遗迹，组成了一幅神秘的地图。
网上找不到这幅图，只好用我手机中的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红山人这样做代表的精神意义，考古学家们还不能解答，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是某种特定的安排。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推测这个安排的精神意义，这也是考古的有趣之处，没标准答案，可以各抒己见。
这9处遗迹没有完全发掘。我们下面介绍一下第一和第二地点的发掘情况，因为这两处的发掘结果，太惊人了。
第一地点就是赵文彦发现的地点，经过完全的地表揭露，展现出一种庙台的结构。
主体是一个边长200米左右的长方形平台，平台内有大小不等的几处建筑遗迹。暂时没有搞清这平台内部几处基址的用途，有人推测这处平台是大的巫师居址，里面的小基址是生活设施。值得注意的平台外面现发现的二处遗存
一是在平台的东面60米，有一个11米长4.4米宽的坑，坑内堆满了红陶筒形器的残片，经拼对复原，有几百件之多。
二是南边18米处，发现了一个半地穴式的建筑，这就是考古队员发现耳鼻残件的地方。如下图
就在这个建筑内部，考古队员发现了女神像，这个地方由此被称为女神庙。
女神庙并没有全部发掘，从上图中，大家可以看到只有西侧室是完全清理发掘过的。
就是在这里，出土了稀世珍品“女神像”。
中央台有一个记录片，讲述那天的情景。
发掘当天，一个考古队员首先在西侧室发掘出一个圆圆的陶件的轮廓。这时在场的人都意识到这可能是人头塑像。生怕别人毛手毛脚，郭大顺赶忙过来，自己亲自动手发掘。
大家都不做声，现场静得只听到小铲刮土那清晰的缓慢的沙沙声。
慢慢的额头露出来了，继而是眼睛、嘴巴，一个完整的女性减低展现出来，她仰面朝天，双目圆睁，略带微笑，大家异口同声的喊出“女神”。
这是女神像当时出土的情景。
在场的大家都兴奋极了，这是5000年前中华古人制作的人头雕像，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大家一致决定，由当时考古队唯一的女队员，年轻的魏凡负责捧着这个雕像下山。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天的这个场景：大家小心翼翼地将女神请出来，放到绒布上，魏凡小心翼翼的捧着女神，昂首挺胸，身披晚霞，神圣地走出丛林，走下山岗，走回马家沟住地。男队员紧随其后，那神情，那神采，可想而知。
回到驻地，把女神放在炕上，所有人仔细端详，却发现女神少了鼻子，有人突然想起最早发现的那件鼻子残件，赶忙取出，一对比，正好安上，这真是神奇。
这是安上鼻子的女神。考古所编辑的《中国考古学（新石器卷）》中，唯一一次出现稀世珍宝这个词，就是送给了女神像。
女神的眼睛是用滑石质玉石做的，如下图
这是女神庙出土的陶器，左边的可能为熏炉，非常精美。右面的似乎是一种陶钵。
这些出土的器物，验证了这座建筑，原来应该是非常宏伟的一座庙宇，有宏伟的雕塑。
出于文物保护，女神庙只发掘了一小部分，可以想象，一旦全部发掘，会给人多大的惊喜。
女神像一直保存在辽宁省考古研究所，不知道有没有后来放辽宁博物院展出，以后去沈阳游玩的同学，可以去看看。
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地点的发现。这个遗址自1983年开始，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发掘，揭示出“五冢一坛”的结构：
这个就是3号祭坛的的形状。
这个三层祭坛的发现有意思了，与北京天坛的圜丘如出一辙。大家要知道，中国古代建筑形成了一定的规制，比如明清两代中国最高等级的建筑就是故宫太和殿，太和殿的最高等级，表现在丹陛上，就是三层。
为什么古人认为三层是最高等级，考古学家们现在找到了最早的根据。
我们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所以北京天坛为圆，地坛为方，看来这种学说的源头，滥觞于红山文化。
在牛河梁第三、第五地点，郭大顺们同样发现了类似的遗迹结构，中间为一祭坛，两边的积石冢中有数量不等的墓葬。但这些遗址的规模都较第二遗址小。
有所特别的是转山子遗址，这里是一座“金字塔”形建筑。整个建筑为正圆丘形的土石结构。这座土山全部是人工夯筑起来的，地上部分夯土堆直径近40米，高16米，夯土层次分明，总土量在数十万立方米以上。小土山的外形为圆锥形，上面是用3圈石头围砌起来的，山下面亦有3圈石头围砌起来。转山子没有经过完全发掘，不清楚内部的结构。
郭大顺因为在辽宁西部的红山文化中一系列的杰出发掘工作，被称为红山文化第一人。
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一系列惊人发现，完全超出了当时所有人的认知。在传统上，我们一直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是我们文明起源地，但牛河梁的一系列发现，使得所有学者不得不反思这一传统观念的对错。
同时，牛河梁时代的红山文化，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社会水平，也需要进行分析判断。
根据现有的发掘遗迹遗物材料，考古学家们得出结论：
女神庙、祭坛遗址---说明这时的人们已经有了生殖崇拜，有了原始宗教意识；并且有了固定进行祭祀等宗教活动的场所；
墓葬-----------------墓葬的陪葬品等级明显，说明社会已经产生不同阶层的人群，第二地点2号冢，独占一冢的大墓，埋葬的有可能就是首领；
大量精美的玉器------说明社会分工已经产生，有专门制作玉器的匠人，才能达到这么高的玉器工艺水平；
大规模的遗迹工程量---能完成这么巨大的工程量，只能说明社会已经有严密的组织；
。。。。。。
当把这一条条信息罗列起来后，大多数学者们认为，红山文化在牛河梁时期，应该已经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这引起了整个学界，开始了一场对中华文明国家形成和发展模式理论大思考大探索。
牛河梁这样的一次田野考古发现，一下子将中华民族的起源研究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已经发现了几千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产生了大大小小约有上百的文化类型，怎样分析这些文化类型和相互间的关系，需要系统的考古学理论。
苏秉琦先生从牛河梁和东山嘴入手，对文化进行了分析：
1、东山嘴遗址规模不大，选址在面对河川和大山山口的高岗，布局为以中轴线南圆北方左右对称。这点完全不同于诸史前文化，却与后世建筑特别是礼仪性建筑的布局相近。
2、牛河梁起三层台阶的祭坛和积石冢，堪称中国古代建筑三台的“鼻祖”，“从牛河梁庙与墓组合的演变及冢和坛的结构，红山文化都已体现出后世中国建筑传统的特点，为其渊源之所在。”
3、红山文化玉器大都有抽象化和规范化的特点。红山文化特殊的埋葬习俗中最重要的一个现象是唯玉为葬。红山玉雕龙与商代玉龙在造型上的一脉相承，说明红山是中华民族玉文化的起源。
由此，苏秉琦得出一个结论：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不是一地，是“多元一体”。
于是，他进一步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
我们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至今我们仍在使用的框架理论
他认为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
这些板块之间类型文化在自身发展的一定阶段，自然而然便会产生各有特点的文明因素。这六大板块是：
一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黄河文化中心；
二是以泰山地区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苏北、豫东地区的文化，其突出特点是不同于仰韶文化红陶的黑陶文化；
三是湖北及其相邻地区，其代表是巴蜀文化和楚文化；
四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
五是西南地区，从江西的鄱阳湖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
六是从陇东到河套再到辽西的长城以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和甘肃的大河湾文化。
与此同时，各个文化之间也碰撞融合，相互之间文化交流促使区域内文化不断进化。
中华文明在这么广大的区域内，文明萌芽开始出现，在内部形成“古文化、古城、古国”三步曲的文明发展脉络。
对中国国家的起源，苏秉琦1994年又提出的“古国－方国－帝国”理论，这个理论迅速被学界接受，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1、古国时代是指距今五千年前后出现的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所以我们今天会说良渚古国、神木石茆古国，包括我们第一楼提到的双槐树古国。这些古国已经迈入文明的门槛。
2、方国时代，古代中国发展到方国阶段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前。与古国是原始的国家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
3、帝国时代。这个比较好理解，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后建立的秦帝国为标志。
苏秉琦的理论提出后，又有不少学者提出了新的理论，但基本没有超出他的范围，只是在他的理论基础上有所改进。
唯一对“满天星斗”说，北大严文明教授提出了“重瓣花朵”说，严文明认为中华文化还是有中原地区这一个核心，就像花朵一样，周边文明像花瓣一样对中心有影响。目前这两个理论并存。
对于西方的文明标准和中华文明的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基本上现在大家接受的是张光直先生的观点：
西方文明起源有三个标志：文字、金属和城市，但这是西方的标准。
张光直不这么看。他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西方是以技术和贸易改造自然的“破裂性文明”，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是通过人与神沟通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连续性文明”。所以我们更注重的是精神层面的标准，而不把金属冶炼技术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不过我们的具体标准是那些，确实也没有决定性的说法，这个我们确实有瑕疵。西方学者不同意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史，是有它的道理的，我们也应该理解。
自八十年代提出考古学的区系理论，到九十年代逐步完善，中国的考古学家们的艰难探索下，中国考古学已形成了适合中国历史实情的自己的理论体系。
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各区系的考古学文化的演变规律被逐步揭示，并不断完善。
现在在一些地区的文化演变已经较为完善，有些地方还有缺环，还依赖今后的考古发现。但就像拼图游戏，至少我们已经有了大致边框，现在就需要将一个个考古学文化填空进去。
我们后面，就大致按照苏秉琦先生的区块划分，来介绍各个区块的考古学文化演变。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划分和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
人类历史大概有2、300万年，其中绝大部分就旧石器时代。只有在距今10000-12000年前，我们才跨入新石器时代。
这个一直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经常有考古学家拿出来举例：人类的历史如果是一天的话，到了晚上11时57分，人类才跨入新石器时代的门槛，前面的23小时57分，都在旧石器时代探索。
人类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一直在缓慢的积累非常重要的原始技能，比如语言、用火、制造各种工具、采集和识别可食用的食物、狩猎、纺织等等，这个过程非常漫长却又必不可少。
这些行为也留在了我们现代人身上，我们潜意识中保留了这些能力，举个例子：
1、一般来说，男性开车的方向感比较好，考古学家们认为来源于过去男人的狩猎经常需追踪猎物好几天，然后需要回到聚集地。
狩猎造成人类的耐力也是自然界最强的。
2、女性现在逛商场，喜欢仔细的挑挑拣拣，考古学家认为这来源于过去女性过去多从事采集工作，而养成了挑拣最好的果实的习惯。
所以说，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和现在是不可分的，它让人类有了技术基础，可以发展到高级的新石器时代，这个时代的技术比起旧石器时代，开始有了飞跃。
新石器时代出现标志，考古学家提出了很多。比如农业、畜牧业、磨制石器、陶器等等。在中国，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农业的出现，只有农业出现了，人们才可能定居下来，然后制造陶器（要知道在古代，把陶器带着搬家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和房屋。也才有剩余粮食来养殖动物。
考古学家们把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划分为早中晚三期，后来又加上了末期。
其中早期基本是和旧石器并存时期，距今1万年先后
中期约距今9000-7000年
晚期约距今7000-5000年
末期约距今5000-4000年
按这个划分，目前国内新石器早期的遗存发现的较少，在学校的教材中，一般每个区域中，是以中期开始分别讲述考古学文化的。
目前红山文化的前身已经被考古工作者确定，是兴隆洼文化，这是距今约8000-7000年前的考古学文化，我们按考古所的分期把它分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期。
这个文化因首次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原敖汉旗宝国吐乡（现兴隆洼镇）兴隆洼村而得名。
分布范围广阔，除了内蒙古东南部核心区外，还扩散到辽宁西部及河北北部。这与红山文化分布范围是极为相似的。
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兴隆洼文化直接演变为红山文化。还有一种认为兴隆洼文化经赵宝沟文化再演变为红山文化，都有道理。
我们在这里只介绍兴隆洼文化的某些特点，由此可以看出与红山文化的渊源。
考古学上认为红山文化来源于兴隆洼文化的几点根据：
1、兴隆洼文化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用玉的文化，（2019年中国考古10大发现中，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入选，它的墓葬中发现有玉器，这个文化也是距今8000年左右），它的很多玉器，有可能就是红山文化的原始形制。
红山文化玉猪龙
是不是很像。
4、陶器的证据，这个就不多说了。
由此，红山文化基本确定了是从兴隆洼文化进化而来。
这个文化还有几点值得记住：
1、这个文化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骨笛之一，应该和大名鼎鼎的贾湖骨笛时代差不多。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研究员经过科学复原和专业测试，在2012年终于解开8000年前兴隆洼骨笛关于材质、音域和演奏指法的谜底，并用骨笛演奏出的七音阶古韵。
这个非常了不起。
2、兴隆洼有一种奇特的居室葬风俗，往往在古人日常生活的居室中发现墓葬。最著名的从一墓葬中发现：墓主与雌雄两头猪同穴并列埋葬。
它应与当时人类的祭祀活动有关，生者为了获得某种超自然力量或祈求保佑，便将死者作为崇拜和祭祀的对象。
兴隆洼先民们对猪灵的祭祀具有图腾崇拜的意义。但考古所对所陪葬的猪进行了考古学分析，认为不是家猪，也就是说当时家猪还没有驯化成功。
3、发现最早的粟作农业遗存，兴隆沟遗址用浮选发，对出土的炭化粟和黍经过碳14实验室年代测定，证实兴隆沟出土粟的年代距今约7650年，这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小米实物遗存之一。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丁·琼斯领衔的课题组研究发现，欧洲的小米应该是从东南亚通过欧亚草原通道传播过去的，考虑到兴隆沟遗址所处位置，其有可能是小米向欧洲传播的起始点。
考古学已经勾勒出这个文化的扩张轨迹：
兴隆洼古人经过1000多年的繁殖发展，逐步扩张到辽西、河北地区，在自身文化升级和当地文化结合后，孕育出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继续经过早、中期的1000年的发展，向四周扩张。在晚期（距今约5500年至5000年），红山文化的一支在到达辽西的牛河梁地区后，与中原文化仰韶庙底沟文化的一支相遇，相互融合，碰撞出牛河梁文化。
这过程的考古学推论根据如下：
1、一般说来，土木建筑在中原地区较常见，而积石则为北方民族所喜用，但是在牛河梁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具有当地特点的积石冢和祭坛在红山文化中大量存在，但处于牛河梁遗址群中心位置的女神庙并未使用石砌，而是像中原地区的土木建筑。
2、早在20世纪红山文化发现之初，梁思永、裴文中等老一辈考古学家就已注意到该文化以红泥陶、彩陶与沙灰陶压印纹筒形罐，打制、磨制石器与细石器共用为特点，是长城南北文化的结合。这表明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已进入该文化的主体部分，是两种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化因素的融合。
3、苏秉琦曾经将这一南北关系提高到新的层次，“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刻画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强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与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苏秉琦认为，这一交汇是牛河梁坛庙冢出现的原因，从而实现了华（花）与龙的结合，是中国人自称为华人和龙的传人的历史渊源。
这就是考古学告诉我们的文化历史。
红山文化的去向，在考古界没有确切的说法。
牛河梁人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之后，那个地方被遗弃了。红山人的去向成了一个谜，但这个谜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蛛丝马迹，是比较有意思的，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第一，留在本地应该有一部分红山人。
目前比较认可的是，红山文化的一部分后来发展成夏家店下层文化，这个文化因为内蒙古赤峰夏家店发掘确认而得名。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1400年之间，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文化相当。分布范围大致是红山文化分布地域。
这个文化有了铜器，至少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
但发展到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时候，文化面貌又大不相同，考古学家们认为这两者没有太多的继承关系。也就是说后来这一批红山人也消失了，不知到哪里去了。
所以，又产生了一个有趣的说法，就是夏家店下层这个文化，很可能就是先商文化的一支。从商文化特点来看，这种可能是存在的，比如商人重视祭祀，喜欢玉器。在殷墟出土的玉龙，很明显就是玉猪龙发展出来的。
我个人猜想，考古所用殷墟的出土玉器做自己的标志，是为了纪念殷墟发掘是中国考古的开始吧？
红山人离开故土的原因，被认为是气候变冷当地开始不适合农耕。红山人是以旱作农业为主，采集狩猎为辅的经济模式，天冷了粮食收获变少或没有，大量的人口就无法生存。
在红山人的时代，气温比现在要高，后来由于变冷，导致大部分红山人迁徙。
谈到这里，我们借此谈点科技考古的知识。
古人迁徙，大部分是因为环境的改变。环境是怎么改变的，就需要环境考古了。
现在考古学中，科技考古发展迅猛，原来我们国家考古学是类型学和地层学两条腿走路，而科技考古给现代考古学可以说插上了翅膀。科技考古的大量新科技来源于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发展，许多手段都是国外引进的，比如我们最早引进的碳十四测年法。
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是95年设立的，现有15个实验室，分别从事年代测定、环境考古、土壤微环境、人骨考古等等的实验。大量的仪器设备是国外引进的。但中国的环境考古，发轫却不是考古学家，而来自一位大科学家：竺可桢
竺可桢是浙江省绍兴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最著名的天文学家。
考古就是这么一项有趣的学科，可以说它是集结所有自然学科的人文科学。
就竺可桢这么一位大科学家，竟然掺和了一把中国考古学，而且成了现代考古学中环境考古的鼻祖。
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位跨境大师在1972年的《考古学报》上，发表一篇雄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这篇论文结构之缜密，推断之精彩，令人击节。建议感兴趣的去网上找来读一读。
简单的说，竺可桢发现，考古工作者对不同时期的遗址、遗迹和墓葬的发掘，会获得不同的植物孢子、动物骨头等，他通过研究这些竹鼠骨头啊、植物种子啊，也充分利用了我国古代典籍的记载，得出了中国5000年天气变化的曲线。
他文章指出：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的二千年间，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温度大致比现在高2℃，此后的一系列冷暖变动，幅度大致在1—2℃，每次波的周期，历时约400年至800年；历史上的几次低温出现于公元前 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在每一400年至800年的周期中，又有周期为50—100年的小循不，温度变动的幅度0.5— 1℃。。。。。。
这篇文章是如此的有名和重要，以至于后来好多历史学家据此论证：天气变冷，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略中原的时期。
而考古学家们，也会根据这篇文章来分析当地的环境变化对当时人类生活的影响。
总之红山人因为气温变化，被迫离开了他们的故土。他们去哪了呢？
有考古学家认为，一部分去了辽东半岛，加入了新乐文化，因为新乐文化陶器上的“之”字纹，是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陶器纹饰的典型特点。
另外还有一部分，向北，成为了游牧民族。
还有一部分，南下，可能加入了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中。
但很可能，注意，这里只是推断是很可能，最有意思的一支，跑的非常远，他们到了安徽含山县，创造了凌家滩文化，因为凌家滩文化太有意思了。
中国有一个玉文化，以玉为中心载体的玉文化，不仅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而且成为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华夏文明的玉文化怎么来的，好多人搞不清楚，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从考古发现上来看，玉器起于中国的东部地区，不是中原文化的产物。
在5000年以前中国土地上，中国有两大玉文化起源中心，一个就是内蒙东南辽西的红山文化，一个是苏南浙北的良渚文化，其中红山文化要早于良渚。其他更早的文化比如屈家岭文化，也偶尔发现一两件玉器，但都只占本身文化极少的一点，不是主流。
在公元前3000-2000年这个阶段，玉文化向西传到中国各地，比如距今四千多年的陶寺，石峁，已经有相当多的玉器了。
至于夏商周三代，已经以玉为尊了，成为重要的礼制。
安徽凌家滩文化的发现，将5000年玉文化的势力范围，从辽西-河北东部-山东-江苏-浙江一线，西进到了安徽。
由于凌家滩玉器出土的精美和数量较多，也有人将凌家滩称为中国史前第三大玉器中心，但这个论断值得商榷，因为凌家滩的玉器大多继承了红山文化的特点。
我们下面了解一下凌家滩的发现
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有个村庄叫凌家滩村，在一条叫后河的小河边上。
这里离巢湖比较近，基本位于巢湖和芜湖市连线的中间。
1985年的时候，村中有一位老人去世了，家人在离村子不远的一处高岗上为她挖墓穴，却意外的挖到石器、陶器和玉器。当时挖的村民认为陶罐中可能有宝贝，就现场把陶罐打碎了（这个非常可惜），结果什么都没有，于是就把石器和玉器带回来了。
带回来的石器非常漂亮，磨的非常光滑，光亮的可以照出人的影子，工艺相当高。
于是这家人就开始试着把这些东西卖钱，结果是没卖出去，给乡
这件事很快就给当地文化站站长（很遗憾我没查到这位站长的名字）知道了，他赶忙赶过去，跟村民宣传了政策，将这批东西收缴回来，并按规定给了村民300元做奖励。
文化站站长将此事上报到县里，县里就往市里报，最后上报到安徽省。
安徽省当时主持考古工作的是张敬国，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那时虽然安徽也有一个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但和其他强省比，这个省的考古力量和经费投入是非常少的。
考古其实是非常花钱的，如果省内的财政不支持这个工作，考古工作就非常难开展。
可以说凌家滩的第一次发掘，是我看到最贫寒的考古发掘工作之一了。好在现在国家对考古越来越重视，大遗址建设拉动旅游又成为地方政府的热点，现在的考古工作者生活条件和物质条件都非常好了。
张敬国看了这批东西，当时就认为是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据说他自己买了些肉，用出土的石器一试，肉就被切断了。
最初，张敬国对此是并不奇怪的，凌家滩地区就是安徽当地新石器文化薛家岗文化的分布范围，薛家岗文化约在距今5000-6000年之间，是安徽的一个本土文化。
但是，他还是准备去凌家滩看一看，完成必要的调查工作。
1985年张敬国到了凌家滩现场，不亏是北大考古系科班出身，他一眼就认定这是重大遗址，准备大干一场。但是很快他的发掘申请就给浇了一头冷水，所里领导跟他说所里没钱，这事只好停下来了。
他之后一直念念不忘，总觉得这个遗址特别。直到两年后，他结束了另一个课题，有了两万块钱的经费奖励，于是，张敬国就用这笔钱，和三四个同事一起就去了凌家滩，开始试掘凌家滩，这就是凌家滩的第一次发掘。
没钱，也请不起那么多民工，他精挑细选，小心翼翼选择最好的位置布了四个探方，只有200平方米，开始挖掘。
考古人就是这样，有时候你不但要管考古，还得协调许多考古之外的事情。张敬国曾经接受采访时说他曾为了摆平凌家滩的大队书记，将使用村民的民工工资降下来，带着3个考古队员和大队长一晚上喝了两箱白酒。
凌家滩的第一次试掘，很快给了他巨大的回报。
更正一下，上楼写错了，第一次只有5乘5的探方两个，发掘面积只有50平方米，不是200平方米。
1987年6月第一次试掘，结果取得惊世的发现。
探方内发现墓葬4座。出土文物200多件。其中的几件，让专家们目瞪口呆：这其中包括现在国宝级别的玉人、玉版、玉龟、玉勺等一大批精美绝伦、工艺精湛的玉器。还出土了一个重达4.25公斤的石钺，这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迄今发现的最大一把石钺。
薛家岗文化可没出土过这么高级的陪葬品，而且之前薛家岗文化发现的玉器不多，多是玉璜、玉玦之类，就没见过这种。
这些高规格的器物出土，表明凌家滩绝非一般的聚落，这里埋葬的人一定是规格非常高的首领或巫师级别的人物，不然不能享有这么顶级的陪葬品。
凌家滩的玉版
出土时，这片精美的玉版夹在玉龟壳中间，应为一套组合。
现在学术界，对这片玉版是最感兴趣的，有人说它和星象学有关，有人说这是数字起源的数字卦，也有人说它和历法相关，还有人说这是传说中的洛书。
你们仔细看玉版的图形，它中部琢有小圆圈，并以直线→准确分割为八等份，大圆外又有四个→，指向玉版的四角。这个图形代表什么含义，现在没有人能解答出来。
我所知道的是，这个玉版中心的八角星符号是个古老而有趣的谜团，它也是我国山东苏北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典型标记，八角星图案的意思，至今也是没人破译。
有了重要的发现，经费的情况也好解决一点。安徽所很快募集了资金，对凌家滩进行再次发掘。
1987年11月，对凌家滩遗址进行了第2次发掘，发掘面积350平方米，出土文物300多件，玉璜的种类20余种。这次发掘，揭露出墓葬11座，灰坑2个，发现人工构筑的遗存3处，初步认定凌家滩墓葬区是一处人工营建的墓地。
但这次发掘取得的成果比第一次小许多，随着后面的经费又一下子吃紧，凌家滩又一次沉寂下来了。
这一下就断了十二年，张敬国对此非常着急，那时他自己经常去看，惦记着它的安全，怕被盗。
后来他回忆说：“有一年浙江省来了两个人盗掘，被当地百姓逮到了，第二天跑掉了。当时很多盗墓贼打着我的旗号，说张教授让我们来的，说（上工）张教授给你们多少钱，我再加一倍钱。村民说你给张教授打电话，他说干再干。”
张敬国很感慨，当地村民保护遗址的意识非常强，“凌家滩遗址，锹挖下去就可以挖到东西，但是一直保护很好，非常感谢他们，没有他们，这些东西我们真见不到。”
凌家滩的再一次进入人们视野，来自于第三次发掘。
转眼到了98年，国家的经济状况好了很多，在张敬国努力下，凌家滩的发掘终于重启了。
1998年10月，安徽考古所的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第3次发掘。
这次准备充分，经费也比较充足，发掘面积扩大到1300平方米，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
1、墓地的整体面貌被揭露出来，并发掘了29座墓葬；
2、明确了第2次发掘中发现的人工构筑遗存是祭坛遗迹。这个祭坛是用石块在周边堆砌，中间有墓葬。（和红山文化是不是很像）
3、出土了500多件文物，包括玉龙、玉鹰、石钻等国宝级重要文物在内。
第三次发掘之后，凌家滩的发掘工作基本就走上正轨，每隔2-3年就进行一次发掘，至今进行了至少8次，我前几天在中央台还看到今年又开始了新的一次发掘工作。
目前得到的考古学资料，凌家滩遗址面积达160万平方米，是巢湖地区唯一的特大型聚落。
同时还发现了周长超过2000米、最宽达30米的壕沟、近3000平方米的大型红烧土遗存、周边聚落遗存等，这些考古成果不断丰富了人们对于凌家滩遗址和凌家滩文化的认知。
能够充分表现凌家滩文明高度的遗存是编号07M23的一座墓葬，它是凌家滩遗址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墓葬。这座墓位于墓地的核心位置，也靠近祭坛的顶部。墓葬的填土中发现了一件大型玉雕猪形器，全长约72厘米、宽32厘米，重达88公斤。墓中出土遗物共计330件，包括玉器200件、石器97件、陶器31件，另有碎骨和绿松石各1件。玉石器以钺、环、镯、璜、玦、璧、锛、凿等器形为主。在墓坑中随葬的玉、石紧凑成层排列，中部位置还有3件玉龟，龟的腹腔内还有2件玉签。
其他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些颇具特征性的玉器，如87M1出土的玉人；87M4出土的玉版及玉龟；98M29出土玉人、玉鹰等，都是极为重要的文物。
因为这些重大的发现，有学者认为凌家滩已经进入了古国文明时代。
98年之后出土的这批珍贵玉器和石器等，现在在安徽博物院常设展出，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我们再看看一些凌家滩的玉器：
凌家滩的遗址，通过热释光测出的年代是距今4500+-500年，应该略晚于红山文化晚期，种种迹象说明它和红山文化有联系。
所以，我们要是猜测，有一支红山人不远千里，来到了凌家滩，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考古，有意思的就在这里，大家都可以根据现有材料大胆推测，但不做准。
中国古人是怎么加工玉器的，目前考古上已经基本给出了答案。
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古人所推崇的玉，是透闪石之类的软玉（硬玉类的翡翠是清朝以后才流行的），它的硬度是6.5左右，这在没有金属工具的古代是很难找到比它硬的工具加工的。但是，石英类的矿物质它的硬度是7，所以利用含石英的解玉砂是可以加工玉器的。
在切割的时候，用绳子沾上解玉砂，用线切割的办法，可以将玉料进行切割。
再利用石器、木杆、竹子、骨片、绳线、皮革配合解玉砂进行锯、磨、使玉材成形。
需要在玉器上钻孔的时候，用细小的工具沾上解玉砂，进行正反两方面管钻，就可以得到小孔。所以大家去看新石器石器的石器和玉器上的孔，基本都是外面大里面小的，这就是古人加工的办法。除非极大的孔工具对穿了，不然绝不会孔壁光滑。现在造假的人好多不知道，用现代工具加工的孔就没这个特点。
在玉器上划线，主要用燧石，燧石的硬度可以超过玉石的硬度，所以我们有句话“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良渚人利用尖锐的燧石。可以在玉器上1毫米加工出5道细线条，这在现代人都很难办到。
上两个图：
凌家滩人有特殊的管钻工具，就是这种石钻，石头前部被加工成了极细的钻头。目前只有去安博可以看到这类文物，并且出土了不止一件。
这个石板的图形，其实还是有一个较合理解释的，并且被写进了考古所出的《中国考古学》。
长方形的玉质底板代表大地，中间线刻的圆形图像代表上天，然后四角有四根柱子支撑天地，考古学家们认为这反映了中国古人最早“天圆地方”的概念。
但不影响大家继续各抒己见，这个并不是不可推翻的结论。
良渚文明这两年大热，本帖接下来介绍良渚。这样中华的玉文化起源就基本讲全了，也借此介绍长江下游这个区域的新石器文化。
今年7月6日，也就是4天前，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南入口东侧，一座崭新的施昕更先生铜像揭幕。雕塑高达2.8米，上半部雕塑完整展示了施昕更先生的仪态，望向远方的坚定眼神展现出他对良渚文化的深深热爱。
可以这么说，施昕更先生不长的有限的生命，都奉献给了良渚这个重大发现。
施昕更先生
施昕更先生不是考古专业出身，甚至没有上过大学，他进入考古学领域，完全是一连串偶然的产物。
1912年，施昕更出生在杭县良渚镇。这时他的家中已经很败落，但江浙地区历史上就非常注重教育，家人借钱让他读完中学，随后施昕更考入省立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主攻绘图。这个专业对田野考古来说，还算有一些帮助。
他的机遇在于浙江举办的一次会展。
1929年6月，在杭州西湖，浙江省政府举办了一次博览会。这个博览会的内容是比较多的，其中有一个古物和矿物展示的博物馆临时招聘讲解员，眉清目秀的施昕被选上，并出色完成了讲解任务，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博览会过后，当时的浙江省政府就利用西湖博览会的展品，成立了永久性的文化机构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就是现在浙江省博物馆的前身。
博物馆下面有一个自然科学部地址矿产组，而施昕更因为在西博会工作出色，得以进入博物馆任自然科学部地址矿产组助理干事，担任地质矿产组绘图员。
在西湖博物馆的最初几年里，施昕更就是做这个绘图调查工作，在浙北地区翻山越岭，考察地质。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施昕更可能会一辈子和地质矿产打交道，也许会成为一名地质学家。
但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的名字与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