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考古将上古历史逼到了十分尴尬的角落

　　


　　此为四千五百年前龙山文化的玉璋。


　　玉璋的作用就是祭司沟通神灵的媒介和工具，商代的祭祀范围是用鼎加活人去祭祀先祖，这完全就是两种上层建筑，两种文明形态。

　　其实一直以来，对于长江以北的地区，无论是红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一直到后面的商代，都有人牲现场。

　　比如有代表性的就是六千五百年着的西水坡大墓，属于仰韶文化：


　　


　　以前的考古重心全放在北方地区，特别是以黄河为中心的方面考察，就把人牲当成是理所当然的，认为那是还是古文明。

　　但后来在南方的各个遗址出土后才发现，原来只有北方才搞人牲，或者说，黄帝系才搞人牲。这个习俗在商代时达到了顶峰，从出土的甲骨文中提到最多时连续几年都是几年奴隶用于祭祀。

　　而这就是文明上的差异。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陕西石峁古城里一些奇怪的考古现象组合。

　　石峁古城存在于大约四千三百年到四千年之间。

　　先看一下两则与良渚相近的文物：

　　一，神像


　　


　　前不久，针对石峁古城周边一些发掘情况 看，有农耕和放牧两种生活情况 的混杂体现，最后推断为黄帝族群中的一支。

　　但从其各种风格的雕刻为一体看，可以看出，石峁古城原先是与良渚和三星堆相关的华夏文明，后来被黄帝族人攻占，把先前精美的雕刻推倒，把俘虏的石峁居民搞人殉。

　　所以才有了各种风格的文化集中到了一个城里。

　　三星堆为什么价值难以估量，因为其历史发展上，可以说躲过了五千年前的南北大战，也躲过了在三千六百多年的东西大战。

　　可以说完整的保留了华夏文明的特点，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在影响着各地的文化，其中有一个更明显的例子，并未得到关注:

　　象牙雕：


　　


　　在三星堆囤积了大量的象牙，当时的四川是有象的这一点没什么好奇怪，而且三星堆也具备了青铜器，玉器，和象牙雕刻的技术能力，可以说从北方一些遗址里出土的象牙饰品，其本身并没有打造的能力，基本上属于交易中得到。

　　为了这个生意，三星堆的象牙储备原因找到了，后来因为发生大战，洪水，等等情况，使得原本的生意伙伴城市要不毁于战火，要不毁于洪水，使得原本的交易通道不能再用了，所以只有把积累的象牙埋起来，以备后用。

　　而这个情况从三星堆一直保留到了金沙，硬要把三星堆定位到三千三百年，现在已经是考古界的笑话了，特别是石峁古城挖出来之后，有些脸已经打得很疼了。

　　而且三星堆的重要价值并不在于年限，而在于证实了山海经的记载真实性。

　　可以这么说，良渚和石峁证明了三星堆并不是孤立性文化，而三星堆丰富的文化特点人物，祭祀体系，则证明了山海经中的记载是真的，有些方面超过了上古史的记载。

　　大汶口文化年代距今约6500—450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遗址在河南和皖北亦有发现。

　　与马家窑差不多，主要特点是大量的彩陶，所以马家窑出土的青铜刀，并不可能是其自己制造的。

　　我们看看大汶口里出土的这个玩意：


　　

　　而相比而言，良渚这个要粗糙得多。

　　那么如果大汶口的象牙梳通过三星堆以物易物的流转到的，请问三星堆应该断代在多少年？

　　由此也说明在北方还很荒蛮的时候，南方的文明程度已经很高了。

　　也许很多人不相信历史被乱改， 考古被政治。

　　其实三星堆和山海经的相互印证，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我们先从山海经讲起，山海经被收录整理之后，根据山经里的描写去找山，无一对得上，于是山海里被司马迁的一句，他不敢说里面的是真的，就被归入到了神话。

　　但问题是当我们这个时代看见非洲的斑马，对应山海经里的鹿蜀，看见河马，对应经中所记有一种鱼体形像牛，看见娃娃鱼，对应帝鱼，看见美洲的臭鼬对应中山经里这样的描写：

　　又北四十里，曰霍山，其木多楮。有兽焉，其状如狸，而白尾有鬣，名曰朏朏，养之可以已忧。

　　在汉代时的神话书，到如今这个时代还能说是神话？


　　我们再说回三星堆，三星堆的青铜立人，手持什么呢？


　　

　　此为流落于海外的一块石板上，找到了答案 ，是双手持蛇。

　　而这个双手持蛇的祭祀仪式，在任何我们所见的上古正史里都没有记载过。然而山海经大荒经里却有诸多记载：


　　大荒南经：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

　　大荒西经：西海郩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

　　大荒北经：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



　　可见操蛇祭祀并不是神话，而是实打实的出土证据。那么由此证明了山海经的可靠性是完全高于所谓的上古正史。

　　同时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 过去人们一直误解的认为上古神话时代，其实并不是神话，而是历史，之所以认为是神话， 是因为历史被乱编了。

　　写此贴的目的，就是让人们都知道，过去认为的神话故事其实是考古不断在证实的历史。

　　而过去认为是正史的历史，其实才是编造的神话。


　　如果山海经记载的是历史，那么正史里记载的：

　　尧的时代，又是传说中的洪水时期。“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水势浩大，奔腾呼啸，淹没山丘，冲向高冈，危害天下，民不安居。尧对此非常关切，征询四岳（四方诸侯之长）的意见，问谁可以治理水患，四岳推荐了鲧。尧觉得鲧这个人靠不住，经常违抗命令，还危害本族的利益，不适宜承担这项重要的工作。但是四岳坚持要让鲧试一试，于是尧任命鲧去治理水患。鲧治水九年，毫无功绩。

　　看看山海经里记载的：

　　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这就可以看出如何将帝俊的历史编造成尧的历史，然而编造尧仅仅是整个编造体系的一小块。

　　要完成象牙梳那样的超级工艺品，必须要有三大条件：

　　一，对青铜器工具的精巧使用，也就是能制造量化的精美的青铜器。

　　二，对玉石打磨钻孔有成熟的技术。

　　三，有大量的原材料，象牙。


　　



　　此为大名鼎鼎的禹王碑，其文字还早于夏代，但是中国的史学界却统一将其定义为伪书，问题来了，你们没能力解读，凭什么去定义？关于这个定义在学界到现在都有争议，很多有良心的学者一直在批判此事，但是为了饭碗别人就能这么无耻。


　　如果换成英国人的尿性，早就吹到四千年前了。

　　而如今当考古发现的展开，已经不是丢饭碗的问题了，可能以后还要追责。

　　这种造假其实古已有之，再来看看上古正史里的乌龙：

　　禅位虞舜
　　尧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不传子而传贤，禅位于舜，不以天子之位为私有。尧在位70年，感觉到有必要选择继任者。他早就认为自己的儿子丹朱凶顽不可用，因此与四岳商议，请他们推荐人选。四岳推荐了舜，说这个人很有孝行，家庭关系处理得十分妥善，并且能感化家人，使他们改恶从善。尧决定先考察一番，然后再行决定。
　　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大舜，从两个女儿那里考察他的德行，看他是否能理好家政。舜和娥皇女英住在沩水河边，依礼而行事，二女都对舜十分倾心，恪守妇道。尧又派舜负责推行德教，舜便教导臣民以“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美德指导自己的行为，臣民都乐意听从他的教诲，普遍依照“五典”行事。尧又让舜总管百官，处理政务，百官都服从舜的指挥，百事振兴，无一荒废，并且显得特别井井有条，毫不紊乱。尧还让舜在明堂的四门，负责接待四方前来朝见的诸侯。舜和诸侯们相处很好，也使诸侯们都和睦友好。远方来的诸侯宾客，都很敬重他。最后，尧让舜独自去山麓的森林中，经受大自然的考验。舜在暴风雷雨中，能不迷失方向，依然行路，显示出很强的生活能力。
　　经过三年各种各样的考察，尧觉得舜这个人无论说话办事，都很成熟可靠，而且能够建树业绩，于是决定将帝位禅让于舜。他于正月上日（初一），在太庙举行禅位典礼，正式让舜接替自己，登上天子之位。尧退居避位，二十八年后去世，“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人们对他的怀念之情其为深挚。 [6]


　　这段历史的问题在哪里呢？现在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包括商以前的一些碑文，其行文的风格十分简约，就算是国家大事，都是几句话一带而过，绝对没有一个例子是记载着生活状态，心理想法，政治目的，文中居然还有什么恪守妇道的穿越思想都出来了。


　　我们看看山海经里关于娥皇与帝俊系的记载：


　　大荒西经：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大荒南经：　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荣水穷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

　　这才是上古时代应该有的记载情况 ，没有细节与谁商议，没有写细节为什么而结婚，没有写细节夫妻生活如何，相比而言，正 史中的描写更像是后人为了强加于自己的意图和思想进行的乱编乱造，特别是尧在位多少年也记载得那么清楚。

　　以前有些网友们总在问，儒生们有什么条件改史，其实不是改，是编造，就那条“恪守妇道”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其实常羲，羲和，娥皇，都是母系氏族的部落首领，被帝俊吞并了，而不是什么尧的女儿那么乌龙。

　　当年的孔子，看到上古史的纷争后，不敢留给后人，因为当时人们习惯性以效仿先人为借口进行叛乱，

　　西汉官方《纬书》记载孔子将周朝《尚书》3240篇烧毁2689篇留 120篇古籍丧失96 /100 以上。

　　孔子这一行为，直接影响到他的徒子徒孙，于是当他们那些徒子徒孙们将儒学政治化，卖于帝王家时，就搞起了伪造历史的勾当。

　　所以把什么炎帝黄帝蚩尤，全都写到山西山东去了，以至于后世的史学者们一错跟错。

　　现在考古发现，这三个，都不在山西山东，这就十分尴尬了，不敢说，因为这个真相会让大批研究史料的在编人员全部失业，因为他们研究了一辈子的“历史小说”。


　　于是，在湖南城头山遗址出土后：

　　DNA基因检测得出：湖南城头山首领属于华夏始祖伏羲太昊氏

　　尚一网讯（记者 陈集亮 王敏 通讯员 谢晓婷）5月5日，记者从澧县城头山遗址管理处获悉，经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提取城头山首领墓DNA基因检测，城头山首领属于华夏始祖太昊氏。

　　太昊，是上古东夷文化时期的祖先和首领，是三皇之首，也有东方天帝一说。亦作大嗥、太皞、大皥，风姓，号伏羲氏。

　　负责这项研究的是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分子人类学专家、博士生导师李辉。他所在的实验室，目前已建立起覆盖全国和东亚大部分地区的数据库，其中现代人群的DNA样本数据约有40万份，古代遗骸DNA样本数据约有4000份。

　　李辉和合作团队在研究中发现，中国有接近一半的男人来自3个谱系，这3个谱系的扩张时间非常早，速度也非常快。这3个谱系中，目前后代最多的是第一个男性始祖，中国男人约有五分之一都是他的后代，他大概生活在距今约6800年前的那个时代，并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了很多孩子，其中儿子很多，数量或达上百个，随后，他的后代又在很短的几代里，迅速繁衍至上万人，“所以这个人不可能是普通农民，应该是一个帝王级的人物。”

　　考古发现显示，中国最早的城市湖南常德城头山古城，初建年代就在约6800年前。李辉判断，这个男人很可能就是城头山古城的首领。“城头山古城出土的白陶盘上面刻着八角星，这在中国早期文化中相当于国徽，这和伏羲演八卦有没有关系？他会不会是我们古代传说中的伏羲呢？这是很值得探讨的。”

　　缘于这种分析，2016年10月，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专家来到城头山，提取了首领墓中的DNA，经过长达半年的科学分析，终于有了城头山首领属于华夏始祖太昊氏这一重大发现。


　　这个足以震惊所有中华儿女的考古发现，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大力宣传，而且这一考古成就有力的回击了什么华夏起源什么苏美尔，起源什么古埃及。

　　同时也代表着中国的考古验证能力从土层的碳十四，到了DNA群体验证的水平上。这种科学论断比以前的考古推测学更加有说服力和权威性。

　　其实不宣传的原因很简单，试想一下，如果这个遗址出现在山东，山西，恐怕早就恨不得传达到每个人面前去。这就是中国上古史学界的再度尴尬，而且城头山的考古判断，十分巧妙的跳过了三星堆断代时的话语权问题。

　　根本不去对比什么出土物，直接提取DNA，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夏商周断代工程全面破产，而且再不会有资金供给。

　　在西方，由于没有历史，所以考古学就是他们的历史学，而在中国不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就是最反感挖掘先人，不共戴天之仇，而同时中国又有非常完整的史学，无论是地方人，传记史还是编年史，还有野史，官方史的区别，这些西方人听都没听过。

　　所以中国人在解放前都没有重视考古学，认为老祖宗的玩意 就有定论了，只是偶然发现一个才保护 一下，直到西方在考古学上对文化的直接冲击下，比如什么黄帝西来，比如华夏西来说，加之疑古派的兴起，让延续几千年的整个中华史学开始接不了招了，问题就在于证据上。

　　其实疑古派也是有一定的证据的，因为商代时只知有禹，而到了春秋才知道有颛顼，越往后史书里则越有前人，这个现象其实也是史学界不敢直面的。

　　中国人的精神信仰上从来不是神，而是祖宗是历史，所以西方人来动摇中国人的信仰时，田野考古就开始了。

　　商以前的遗址都能与历史对上号，于是中国的考古学几乎就是为了验证历史而存在的，也就是寻找历史证据。

　　一直到挖到四千年前的遗址时，就和历史完全对不上号了，本是为了验证历史真实性的田野考古，却成了推翻上古史的有力证据。

　　大约十多年前，考古界不得不委婉的提出，在史书上的五帝时期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由上至下的继承体系，而是同时并存的，那么这就很直观的讲出了上古史的编造性。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断人饭碗，所以不得不提出了中华先祖多元化的新命题。回到国家史和文明史的层面，这也是一个不正确的命题，因为考古考的是文明史，而不是国家史更不是民族史。

　　然而不搞这么一个假大全的命题，那么有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人设就全崩了，那就是中华祭拜了两千年的黄帝，居然还成了始祖，居然还成了文明开创者，居然还成了中华信仰中心。

　　说到底，黄帝不过是一个历史人物，而历史需要的是还原真相。

　　在中国，文明史的始祖是帝俊，其后人发明创造了那些，特别是舟车，可直接 可以让西方的车轮起源于巴比伦破产。

　　我们的国家始祖应该是古天子蚩尤，我们的民族始祖就比较不好说了，汉人本身并非是民族，而是汉朝文明区域内的人，而其中最多的是古羌人的一支。

　　黄帝这一支人马，在历史上干了些什么事呢？发明创造 是没他们的份的，但是侵占有文明的城市那是有证据的。

　　黄帝后裔中，在颛顼时就不行了，然后在二禹的时候强大了一次，从二禹到商的这个阶段中是黄帝族占据主要权利。

　　不过周人就未必是黄帝族人了，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犯西周的犬戎却是黄帝的直系后代，犬戎被打败后逃向北方，与北方其他游牧（其实也是黄帝后人）共同形成了匈奴，匈奴的一支就是后来的蒙古。

　　蒙古侵占了当时中国文明最强盛时的宋朝，可以说从古至今，黄帝一族的人就对文明 没干过什么好事，一直是破坏，侵占，再破坏，再侵占。

　　祭拜黄帝和祭拜成吉思汗就是一回事，作为宋代的后人，绝对不会去祭拜成吉思汗的。

　　一直到汉代尊儒开始，黄帝才正式推上了神坛，同时把蚩尤污蔑成魔的化身，而同样作为五方帝的，少昊，被边沿化，共工被魔化。

　　而黄帝则将历史上所有文明 之功的人事，全都加到了他的身上，就如尧来讲，真的是黄帝的后代？根据记载尧更有可能是帝俊的后代之一，而考古出土的石峁与陶寺的关系上看，也可以肯定当时尧与禹是敌对关系。

　　当重新来观察这些历史的时候，有一重要的分界线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

　　不过最有意思的是，从古至今，文明似乎就没有战胜过野蛮，除了汉武帝霍去病。

　　在三星堆挖开之前，殷墟是认为最能代表华夏文明 的，但是从商代青铜器的造型上无论发展到多久，其本质仍然体现出野蛮族群现代化的标志。

　　商人的历史很久远，但商的文明史却是二禹治水之后的事，四千年洪水时，二禹就是通过挖开堰塞湖，由西向东，向东北进发，一边考察水文，一边聚集被洪水冲散的人群。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问题，这些人群在失去家园，失去田地，失去森林，他们跟着二禹，吃什么喝什么？


　　他们会一边组织生产一边治水吗？恐怕 就是想多了，所谓的二禹将洪水导归大海，其实就是挖断一个堰塞湖，借着水流沿途进行抢掠，这个推断也有考古证据支持。

　　河南贾湖村，九千年前的情况下，已经有初步的农业种植，有古酒，有七音骨笛，这个骨笛，早过苏美尔，早古埃及近两千年。

　　但这个与世无争的农耕部落，被拿着石头兵器的抢掠部落打败并奴役。也就是上古时代有两类人，一类是老实本份的农民，一类是野蛮的猎人，当猎人们打猎收益不高时，就到处抢掠本份的农民。

　　而二禹先祖的本质就是野蛮的猎人，他们借助泄洪的力量，一路抢掠破坏本就受到重创的华夏文明的城市 ，抢人抢物质抢吃的抢用的，其中就包括青铜技术。

　　商人就是这个抢掠体系里的一支，而这支人一开始被二禹分封属地，后来启夺了伯益位后，就渐有造反之心了，在商人眼里伯益和他们是同宗同族。伯益失位后，他们有资格再从夏人手里夺回来。

　　于是大量发展青铜器，这个青铜器技术到了商人手里，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

　　一祭器造型离不开游猎本质：

　　一口大锅，打完的猎物放到锅里一煮，然后分给族人吃，族人越多，锅就越大，然后代表着兴盛的象征就是鼎。


　　二财富意识离不开食物：

　　四羊方尊，无论青铜器技术 发展到什么地步，仍然以羊为财富的代表，也就是还未脱离食物即财物的原始意识形态。


　　三不了解青铜器的作用，将青铜器作为生活用具：

　　青铜材质里含铅，久用就会产生铅中毒，而中毒后就以为祖先发怒，为了平息祖先，就用人祭。

　　对比一下三星堆青铜器，从青铜大立人上看，祭祀的核心是人神合一而不是大锅分肉，从人神共舞的祭祀体系上看是有完整的分工阶层构架，早已脱离了用食物去祭祀，而且三星堆里也有了原始的货币，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不用青铜器吃喝。

　　当三星堆这些呈现出来时，其文明程度高于商人不知几个层次，原以为的发达的中原文化，其实本质只是野蛮人学会了青铜器技术 而已。

　　可以说青铜器的产生，不可能是由游猎或游牧族群中产生的，因为任何技术的产生，首先要一个稳定 的生活环境，一个可靠的食物供应，一个不断壮大的族群，然后从不断提升的需求中产生技术性的跨越。

　　所以认为商人自创了青铜器，在三星堆青铜器面前，恐怕就是笑话了。

　　同样，看看西方文艺复兴时，不是露MM就是露JJ，他们还自认为是文明，在华夏，五千年前的玉人都 是穿着衣服的。

　　千万不要认为什么人体艺术，那就是西方人对自己的野蛮强行安上的皇帝新装。

　　在中国就一个九千年前的七音骨笛，一个五千年到四千五百年的象牙梳子，无论年代材质工艺，就甩了苏美尔和古埃及几条街不止。

　　湖南城头山六千年前造城墙的时候，苏美尔还处在原始部落阶段，古埃及那块地还泡在海里。而且这两个地方，有很大可能都是由中国迁出去的人马建立起来的。

　　相比而言，西方的诺亚方舟之前的神话时代，就是中国华夏文明时代，也就是他们所讲的史前文明，而大洪水过后西方的原始启蒙时代，就是中国的中原文化时代。

　　夏商的鼎文化，以前一直认为文明的标志，其实本质就是仰韶文化的标准传承：


　　一个大的陶器锅，下面一堆柴火，围着这个中心，最近的就是首领的茅草房，也就是黄帝，左右为巫师和将军，其族人就由中心扩散建立自己茅草房，当这个地方的猎物差不多时，茅草房就不要了，扛上锅就走下一个地方。

　　哪个地方有猎物就停下来，把锅一支，然后一边打猎一边建新的茅草房。

　　当四周猎物都差不多的时候，就把锅扛上去抢其他部落，侵占了别人的领地后就把锅往中间一支，就成了他们的领地。

　　这就能明白为什么二禹分九州而制九鼎，鼎又是怎么成为权力象征的。再强调一次，这不是华夏文明 。

　　有网友问如果北方挖到了五六千年前的城市 呢？

　　一个抗锅蛮族，族人多了以后就分锅，一分再分，就是黄帝生弄明，弄明生白马，然后像蝗虫一样四面八方去打劫老实本份的农民族群，这个范围一度达到了湖北北部。

　　整个北方可想而知，因为农民族群有稳定的粮食，有稳定的人口，才有文明萌芽的基础，但是在萌芽之初就像河南贾湖村那样被一锅端了，文明就夭折了。

　　然后在南方的农民族群开始建起了城墙，然后成功挡住了蛮族入侵而且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黄帝族人，于是整个南方开启了进阶城墙的研究，至于与北方相抗的一千多年后，良渚的完整体城墙形成了。

　　因为有了城墙，本份农民族群才有了安全生活繁衍，社会进步，科技突破，这一系列的文明之光。

　　这时，南北差异就非常明显的划分了。接下来从图腾上看华夏的面目。

　　考古出来的族徽，与历史记载的其实完全不同。

　　比如以年代和区域上，将仰韶文化与黄帝联系在一起，上古史中，黄帝为有熊氏，图腾是熊，然而在仰韶文化里没有看到什么熊图腾，哪怕一陶器上，从来没有这样的族徽。


　　

　　四神鸟太阳图腾。


　　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华夏文明带，其实是以鸟为中心的图腾，而北方有部分是龙文化为主。

　　这才是真正的族别不同，也是图腾的不同，这里回答前面网友的话，在战国时帝俊的形象就是太阳神鸟，所以可以肯定的讲，整个南方鸟图腾，包括良渚 在内都是帝俊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