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继续讲儒家，在我看来，儒家能有后来的地位，主要因素是三点，重视历史，广收门徒，有教无类。先说重视历史。昨天说了，因为儒家思想的最高标准是上古的三皇五帝，和周公，这些人在孔子时代就都已经死了，所以要把标准树立起来，就要通过对历史的书写，记录和传承，我甚至怀疑孔子本人对于记录历史这件事本身是否有兴趣，更不知道他和他的弟子门生们在记录历史的时候有没有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写，这些都不是我有能力讨论的事情，但是客观事实是，从此中国有了记录历史的传统，而且通过孔子对忠实记录的史官的称颂，也有了忠实记录历史的传统。现在我们看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和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同时代一比就知道了，这个传统只有我们有。只有我们拥有三千多年一年不断的，重要人物一个不缺的历史。这就如同某些人有记日记的习惯一样，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而各个文明，在文学作品还不发达的时代，学习历史都是掌握文化的必要手段，而历史又都是儒家弟子写的，于是就出现了两个可以算是互为因果的状况，有文化的人，都是儒家弟子，儒家弟子，都有文化。当然在近古时代，可以放宽到有文化的人都是受过儒家思想教育的。包括我虽然没有什么文化，而且从小就思想倾向道家，但是四书也是读过的，五经也是看过的，前四史和通鉴也是浏览过的。这种情况直到上个世纪本朝建立才发生根本性改变，我们国家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代和第二代没有受过儒家思想熏陶的，有文化的人。希望不要有第三代和第四代了。
第二是广收门生，以影响最大的道，墨，儒，法四家来说，道家给我的感觉是似乎都只有一两个徒弟，似乎不收徒弟也算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经常传不下去了。墨子倒是收一大堆徒弟，数量比孔子还要多的多，是数以百计的，加上总是病死，累死，战死，恐怕先后总数上千都很正常，但是成材率很低，这个下一段说。法家的成名人物都在忙于搞政治，似乎对传道授业也没兴趣。所以，儒家像办学校一样收百十个徒弟这件事，就成为了后世一种珍贵的传统，而且儒家对弟子的要求也非常宽泛，德行好，很好，适合当官，很好，适合游说，很好，能写文章，也很好。这几乎涵盖了社会所需要的所有种类的人才，所以儒家弟子，可以千人千面，却都能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而墨子的徒弟，最高标准就是和墨翟本人一样。而孔子那么多学生，如果在庄子看来，可能除了颜回勉强之外，剩下的全是废物。
第三是有教无类，孔子的学生，有贫民，也有贵族，有天赋高的，也有心性差的，孔子照单全收，而且能将很大一部分培养成才。而同样广收门徒的墨翟就不一样了，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墨家弟子有高富帅，一水的纯屌丝，天天光着脚跟着墨翟全世界跑，而且绝大部分人的工作就是从事体力劳动和打仗。这样的情况，成材率无法保证就非常正常了。更重要的是，儒家有这样有教无类的传统，到了后世，无论社会如何动荡，阶层如何变迁，儒家永远有人在朝，有人在野。无论是皇子还是流民，只要好学，都能轻易找到一个本阶级的儒家老师，从而使得文脉千年不绝。而道家除了乱世，开国等特殊情况把极个别人推上历史最高舞台之外，绝大部分人都在野，向他们学习，若得真传，几乎一定要脱离原先的生活状况和阶级，这个情况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改变。而法家的得真传者几乎都一定在朝，一个农民放下锄头说谁给我讲讲法家的道理，他一定找不到人。墨家就不用说了，虽然依附于上层建筑，企图施加对上层建筑的影响，却从来无心也无力向上层建筑渗透，那么这一群人自生自灭，然后就慢慢没有然后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荀子，他有两个徒弟，韩非和李斯，从他们后来很熟来推测，很可能是同学，那么韩非是韩王歇的儿子，王子，高级贵族。而李斯是楚国上蔡一个掌管文书的小吏，相当于最低级的公务员。他俩竟然是同学，一起在老师身边学习，这种事在战国时代，也只有儒家能做的出来，当然后来他俩都被老师给带偏了。
所以说，在春秋战国时代，一个国家统治几个，几十个邑，一个邑无论从面积还是人口算，都只相当于现在一个小县城或者大乡镇的水平，那么这个邑的统治者，大都是由贵族，也就是诸侯的亲戚和远房亲戚担当，对他们的能力其实要求并不高，直到现在很多乡镇干部的水平也很让人无语的。那时候，一些诸侯已经发现用孔子的弟子当官很好用了，到秦汉之后，改封建为郡县，国家需要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的地方官员和公务员的时候，只有儒家有能力，有传统批量生产有文化，拥有符合国家利益道德的人才，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董仲舒多么厉害，也不是汉武帝的个人喜好，而是历史政治发展的必然。
第二是广收门生，以影响最大的道，墨，儒，法四家来说，道家给我的感觉是似乎都只有一两个徒弟，似乎不收徒弟也算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经常传不下去了。墨子倒是收一大堆徒弟，数量比孔子还要多的多，是数以百计的，加上总是病死，累死，战死，恐怕先后总数上千都很正常，但是成材率很低，这个下一段说。法家的成名人物都在忙于搞政治，似乎对传道授业也没兴趣。所以，儒家像办学校一样收百十个徒弟这件事，就成为了后世一种珍贵的传统，而且儒家对弟子的要求也非常宽泛，德行好，很好，适合当官，很好，适合游说，很好，能写文章，也很好。这几乎涵盖了社会所需要的所有种类的人才，所以儒家弟子，可以千人千面，却都能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而墨子的徒弟，最高标准就是和墨翟本人一样。而孔子那么多学生，如果在庄子看来，可能除了颜回勉强之外，剩下的全是废物。
第三是有教无类，孔子的学生，有贫民，也有贵族，有天赋高的，也有心性差的，孔子照单全收，而且能将很大一部分培养成才。而同样广收门徒的墨翟就不一样了，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墨家弟子有高富帅，一水的纯屌丝，天天光着脚跟着墨翟全世界跑，而且绝大部分人的工作就是从事体力劳动和打仗。这样的情况，成材率无法保证就非常正常了。更重要的是，儒家有这样有教无类的传统，到了后世，无论社会如何动荡，阶层如何变迁，儒家永远有人在朝，有人在野。无论是皇子还是流民，只要好学，都能轻易找到一个本阶级的儒家老师，从而使得文脉千年不绝。而道家除了乱世，开国等特殊情况把极个别人推上历史最高舞台之外，绝大部分人都在野，向他们学习，若得真传，几乎一定要脱离原先的生活状况和阶级，这个情况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改变。而法家的得真传者几乎都一定在朝，一个农民放下锄头说谁给我讲讲法家的道理，他一定找不到人。墨家就不用说了，虽然依附于上层建筑，企图施加对上层建筑的影响，却从来无心也无力向上层建筑渗透，那么这一群人自生自灭，然后就慢慢没有然后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荀子，他有两个徒弟，韩非和李斯，从他们后来很熟来推测，很可能是同学，那么韩非是韩王歇的儿子，王子，高级贵族。而李斯是楚国上蔡一个掌管文书的小吏，相当于最低级的公务员。他俩竟然是同学，一起在老师身边学习，这种事在战国时代，也只有儒家能做的出来，当然后来他俩都被老师给带偏了。
所以说，在春秋战国时代，一个国家统治几个，几十个邑，一个邑无论从面积还是人口算，都只相当于现在一个小县城或者大乡镇的水平，那么这个邑的统治者，大都是由贵族，也就是诸侯的亲戚和远房亲戚担当，对他们的能力其实要求并不高，直到现在很多乡镇干部的水平也很让人无语的。那时候，一些诸侯已经发现用孔子的弟子当官很好用了，到秦汉之后，改封建为郡县，国家需要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的地方官员和公务员的时候，只有儒家有能力，有传统批量生产有文化，拥有符合国家利益道德的人才，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董仲舒多么厉害，也不是汉武帝的个人喜好，而是历史政治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