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政治学（7）《书剑》里的政治婚姻
6、陈家洛没有其他选择
前文说到乾隆与红花会从来就非平等的，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红花会的既定方针决定的。
应该说，红花会有聪明的一面，或者说于万亭有聪明的一面，他很清楚靠几万人的小打小闹，或者搞搞暗杀什么的，很难真正达到“恢复汉室江山”的目的，他们走的路线是策反乾隆，让满清的皇帝带头来反清——当然，前提是乾隆本人是汉人。
乾隆是否汉人，在野史上是一大谜案，民间传闻也多，既然这里以金庸的小说为准，那就选择“雍正偷梁换柱，陈阁老儿子变女儿”这个版本吧。在书中，于万亭和乾隆生母“青梅竹马”，恰恰知道这个惊天秘密。也正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本为汉人的乾隆身上。
其实，这确实是一个曲线救国的好办法，毕竟，虽然所谓的康乾盛世有令人质疑之处，但经多年统治，大清江山已经趋于稳定，老百姓日子就算过得不好，也没到水深火热的程度，揭竿而起一呼百应的可能性很低。但也恰恰是这个方向导致红花会对乾隆的迁就，导致了陈家洛的割爱。
另外，从情爱角度来说，乾隆对香香公主神魂颠倒，而香香公主对陈家洛的痴心，只会加强乾隆对香香的占有欲望——对感情有过些经历的人都应该清楚这一点，有时候你不一定真的很爱一个女孩子，但如果有一个事事和你角力的人去追她，那女孩子在你心中的地位也会拔高，说到底就是为了一口气。
也正因此，乾隆才会“猛见对面梳妆台上大镜中自己的容貌，想起陈家洛丰神俊朗，文武全才，自己哪一点能及得上他？不由得又妒又恨，猛力一挥，温玉掷出，将镜中自己的人影打得粉碎，玻璃片撒满了一地。”
而恰恰是这种妒忌，断送了红花会的希望。乾隆的心理活动值得玩味，他心想“我贵为天子，这个异族女子却不肯顺从，原来是这陈家洛在中间作怪……他劝我驱逐满洲人出关，回复汉家天下，别要大事不成，反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现今我要怎样便怎样，何等逍遥自在，这件大事就算能成，亦不免处处受此人挟制，自己岂非成了傀儡？又何必舍实利而图虚名……这回族女子一心一意都放在他身上，好，咱们两件事一并算帐。”
乾隆本来就对“回复汉室”这个事情首鼠两端，犹豫不决，生怕大事不成反而累及自身，又怕成功后自己也只是个傀儡，陈家洛和他“抢”香香公主，就完全成了导火索。
一个人要是龌龊起来，确实是永无止境，乾隆要“两件事一并算帐”，着实阴险。陈家洛呢？他面对“百世难遇的复国良机”，自然不会与哥哥乾隆决裂。这场政治婚姻注定发生，他没有第二种选择。
金庸政治学（8）说说李可秀与曾图南
1、李可秀的机会
李可秀是李沅芷的父亲，也是书中着墨最多的高级武官。
李可秀的升迁之路，大致如下：在湘西做参将（其间生了女儿李沅芷），在陕西扶风延绥镇做总兵，其后调任甘肃安西镇总兵，乾隆二十三年在平定伊犁一役中有功，升任浙江水陆提督，最后调到京师。
清朝的武官官制是这样的：全国划分为十一个战略军事区，每区下辖一至数省，区的最高军事长官为总督，不设总督的区，则由兼领提督的巡抚为最高长官；省的最高军事长官为提督或兼领提督的巡抚；省下为镇，镇的长官是总兵；镇下分协，协的长官为副将；协下设营，营的长官为参将、游击、都司、守备；营下设汛，汛的长官为千总、把总、外委千总、外委把总。
《书剑》一开场，是乾隆十八年六月，李沅芷14岁，李可秀则是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而李沅芷出生在湘西，当时李可秀是参将。也就是说，这14年间，李可秀提升了两级——由营长官参将升为协长官副将，进而升任镇长官总兵。
考虑到不到两年后，李可秀就平调甘肃安西镇总兵，那么本书开始时，李可秀应该在扶风延绥镇已经担任了三年左右的总兵职务，因此才有机会调岗，换言之，李可秀由参将到副将，再到总兵，基本做到了五年一升迁。
这个升迁速度并不快，绝对不会像福康安那种太子党一样，年纪轻轻就成为高官，但也基本顺利，一步一个脚印，中间没有停顿。
对于一个基层武官来说，李可秀已经做到最好了。但是，前文曾提过，武人的升迁之路较为单一，仅有内廷系统（如御前侍卫）、禁卫军系统（如张召重所在的骁骑营）和地方军系统这几条路子。内廷系统的起点较高，查阅史料便可知道，较高等级的御前侍卫一旦外放，基本都是提督级别的，这个与文官系统的情况是一样的，领导秘书调任地方，起码也是个地方副职领导；禁卫军系统离皇帝也比较近，而且外派办公机会多，属于那种既让领导看得见，又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也有优势；而地方军系统，要想顺利升迁，那就得吃点苦，要立军功，要扎根边疆。李可秀此前在湘西和陕西扶风呆，前者属于内陆地区，后者虽靠近边疆，但还是属于第二道防线，立功机会很少。
而平调甘肃安西镇总兵，则是李可秀的一个大机会。
金庸政治学（8）说说李可秀与曾图南
2、逮住了立功机会
李可秀由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平调甘肃安西镇总兵，看似是在升迁之路上停顿一步，没有做到“五年升一级”的目标，但其实等于是一次变相升迁。
这种变相升迁在官场中极多，比如由一个清闲衙门调任一个有审批权的部门，级别不变，权力却大了；又比如下基层，有时级别不变，却是一个积累基层经验、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为下一步升迁打下基础。而有时候领导要提拔人，也习惯把提拔对象在各个岗位都放一放，历练一下，丰富履历。
书中提到，安西北连哈密，西接大漠，乃关外重镇。调任安西总兵，无疑是领导对李可秀的信任，并在为下一步提拔进行铺垫，毕竟，此前李可秀虽然有副职经验，也有地方军区一把手经验，但却缺少了一线经验——对于武官来说，无论盛世还是乱世，边疆或者重镇的工作经验都是很重要的。
李可秀在安西镇任职至乾隆二十三年的时候，平定伊犁的战役发生了。按照书中描述，他此时应该已经在安西任职了三到四年的时间，应该说，有这么长的时间，他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边疆工作经验，加上他的一把手经验，距离下一步升迁只是一步之遥——但要注意的是，在官场上，“一步之遥”的情况太多了，僧多粥少，与李可秀有同样条件、同样只差一步的人不在少数，但能够迈过这一步的却终究是少数。在一个呈现金字塔形状的官员系统中，越往上走路就越窄，升迁的比例也就越低，竞争也就越激烈。自身条件达到了升迁要求，但领导给不给你这个机会，那是另外一回事。书中并没有提到李可秀在朝中有靠山，那么，他靠什么迈出这一步？
伊犁叛乱无疑是李可秀的机会，当时，由于上一代的康熙打下了良好基础，连续打赢多场边疆大战，乾隆执政期间，边疆压力已经远比清初减轻，虽然也打过几场大仗，但绝对无法跟康熙年间的频率相比。边疆武将的立功机会自然也相对减少，逮住一个伊犁之战，自然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了。
李可秀没有错过这次机会，他立下军功，升任浙江水陆提督，节制定海、温州等五镇，统辖提标五营，兼辖杭州等城守协，太湖、海宁等水师营。
金庸政治学（8）说说李可秀与曾图南
3、前任留下一个烂摊子
李可秀升任浙江水陆提督，无疑达到了人生的一个高峰。
那个时代，海防区域较为局限，较为重要的仅是防倭，整个国家的边防重心主要还是集中在西部与北部，但是，浙江的战略地位还是极其重要。首先，浙江处于长江下游，战略意义很大；其次，江浙一带向来是富庶之地，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拥有杭州、扬州和南京等经济重镇；最后，定海和温州等地向来都是防倭重地，海防重镇。
换言之，李可秀作为一个重要省份的最高军事长官，地位甚至不亚于一些小省份的封疆大吏。但让李可秀抓头的是，自己的辖区突然之间成了朝廷与红花会的“正面战场”。
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文泰来在这里被捕，而且乾隆的生父陈阁老的老家也在自己的辖区内——换言之，乾隆非来不可，红花会也非来不可。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乾隆与陈家洛相约西湖，彼此斗法，乾隆自恃实力雄厚，妄图将红花会一网打尽，于是安排了大队人马，包括御前侍卫和数百名京城骁骑营的人马，还有就是李可秀在本地的驻军——杭州的旗营和绿营兵丁。也就是说，这是一次清廷武人系统三大势力的协同作战。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红花会在本地势力极大，有数千名兄弟，而且在李可秀辖下的绿营中，也有不少红花会会众，在陈家洛亮明身份后，这些绿营兵丁甚至公开出来行礼，给乾隆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见自己军队中有这许多人出来向陈家洛行礼，这一惊非同小可，今晚若是动武，御林军各营虽然从北京卫驾而来，忠诚可恃，营中亦无红花会会众，但无论如何难操必胜之算，自己又身在险地，自以善罢为上”。
此时的李可秀，自然也是惊呆了，多半认为自己性命不保，而乾隆也确实迁怒于他，冷冷向他说了一句：“你带的好兵！”吓得他连呼“臣该死”。
实际上，李可秀还是挺冤枉的——他升任浙江水陆提督不久，绿营中红花会会众很多的情况，基本可以判定为是前任的“历史遗留问题”。官场之上，前任的遗留问题最难处理，如果前任只是平调甚至退休，那倒还好说，如若高升，处理遗留问题更得艺术一点。李可秀刚刚上任，还处于摸底阶段，指望他进行大规模调整并不现实。
而乾隆作为最高领导人，自然也有较高的管理能力，李可秀虽然当场遭到训斥，但书中并未提到他因此而遭受进一步处分，可见乾隆对这个事情还是心知肚明的，并未因为自己的颜面受损而难为李可秀。
这两个人，其实都是一种官场典型人物，细细留意的话，有很多东西值得写啊
金庸政治学（8）说说李可秀与曾图南
4、李可秀的第二次变相升迁
红花会在杭州几番营救文泰来，对手都是李可秀。最后，文泰来获救，乾隆的身世也终于瞒不过陈家洛，李可秀自然成了乾隆的出气筒，要是运气不好的话，丢官罢职甚至砍脑袋都有可能。不过因为大家都已竭尽全力，乾隆又要玩弄领导艺术的缘故，所以御前侍卫们没受处分，而李可秀作为直接责任人，也只是革职留任。
革职留任这个说法其实很艺术，说白了就是背个处分享受待遇，对于出错的官员来说也是进可攻退可守，起码保留了待遇，而且依旧掌握权力，有翻身机会，领导那句“日后将功赎罪”也在那里放着呢。
而且，封建帝王往往以“处罚艺术”为御下之法门，比如乾隆对李可秀的这次革职留任，就是对重大过失处以较轻处罚，以换得大臣的感激涕零。历史上还有一些变相的做法则更是高明，比如晚年康熙在将四皇子（也就是日后的雍正）定为继位人选之后，将四皇子的心腹大臣（如李卫等）以及一些不属于诸皇子势力、身份较为独立的能臣都借故打入大牢，这甚至使得许多人一度以为四皇子已经失去了继位机会，但实则不然——康熙之所以这么做，一是让这些能臣远离诸皇子的政治斗争，保持政治上的清白性，留一个有用之身，毕竟在当时的复杂情况下，大牢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二则是让雍正在继位后，有一个大赦群臣的机会，有恩于这些能臣，可以换得他们的忠心报效。
李可秀在革职留任之后没多久，就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二次平调——调任直隶古北口提督。
相比浙江水陆提督，直隶古北口提督似乎不太起眼，有许多人甚至以为这个提督只管古北口一带，其实大大不然。这个直隶古北口提督，实际上是直隶省的军事第二把手！
查阅史料可知，直隶省绿营营制为顺治元年所定，当时，直隶设巡抚，置抚标左、右二营，并设宣府、真定、蓟州、通州、天津及山海关六镇总兵官，并镇标以下各协、营、汛。后经改制，设总督、提督及七镇，总督驻保定府节制提督，提督驻北京古北口节制各镇。
也就是说，这个直隶古北口提督，其实只是驻扎在古北口，管的却是直隶绿营，要知道，绿营是清朝正规军的绝对主力，而当时的直隶更是囊括今天的河北、北京、天津，还有山东、山西、河南、辽宁、内蒙古的一部分，在这里做提督，实际上就是拱卫京师的驻军首脑人物，身份无疑比浙江水陆提督更为重要。
换言之，这次平调与之前的从陕西扶风延绥镇总兵调任甘肃安西镇总兵一样，也是一次变相升迁。
金庸政治学（8）说说李可秀与曾图南
5、进可攻、退可守的棋子
李可秀从一个革职留任的浙江水陆提督，摇身一变为岗位更重要的直隶古北口提督，他心里一定是在高呼“天恩浩荡”的——但对于一个“革职留任”的官员来说，这显然是一次非正常升迁。
在书中，因为乾隆是汉人的隐秘身世，雍正留下了遗诏，一旦国家有变，则由太后主持大局，与八旗亲王一起对乾隆进行制约。
可想而知的是，即便乾隆未有异状，太后也会未雨绸缪，暗中有所准备。当然，也恰恰因为乾隆身世极其隐秘，太后也很难公开培育自身势力，而且乾隆终究是盛世皇帝，掌控能力也超强，按书中所述，他的势力主要是上三旗和御前侍卫，而在太后让他将八旗旗兵分拨给八位王公统领时，几位王公都觉得这“大大的不符祖宗规矩了，摆明是削弱皇帝权力之意”，有的还心想“明日还是上折归还兵权为是，免惹杀身之祸。”由此可见，乾隆对局面还是能够较好控制的，太后势力相当有限。
但太后掌握有乾隆身世的秘密，这个秘密一旦公开，乾隆积累的所有政治资源大多都将变为无效——封建王朝向来追求“正朔”，满人的江山要是出了个汉人皇帝，那满人势力当然会即刻倒戈。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眠？乾隆自然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消灭太后的势力，同时把雍正遗诏烧掉——这么艰巨的任务，谁来承担？
福康安自然是一个人选，那是他的私生子，备极尊荣，绝对自家人，白振等忠心耿耿的御前侍卫也是心腹，但那些亲王呢？恐怕没有一个是能靠得住的——即便现在靠得住，但一旦知悉了乾隆的身份，那也会变得靠不住，说不定还会反戈一击，使得乾隆伤及自身。
乾隆不会冒这个风险，所以，他拒绝了满人将领，选择了汉人将领李可秀。
但这里要注意的是，李可秀并不是乾隆有此想法后才被调入直隶的——按照书中表述，从乾隆下定主意要一箭双雕，同时解决太后势力和红花会，并付诸于行动，不过一天时间，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李可秀在此之前已经到岗，成为直隶古北口提督。
那么，乾隆此前为何将李可秀调入直隶？按我的理解，红花会知悉乾隆身世，并以此逼乾隆反清，“创不世功业”，乾隆其实心眼是有点活动的，书中也曾提到他对此犹豫不决。而如果他有与红花会合作的打算，那么就要与诸亲王为敌，要大力培植真正属于自己的汉人势力，精明强干的李可秀自然是一个人选；如果他选择继续做满人皇帝，要剿灭红花会，那么与红花会有过丰富斗争经验的李可秀自然也是一个人选。也就是说，李可秀是一枚进可攻退可守的棋子。
金庸政治学（8）说说李可秀与曾图南
6、李可秀的人情味
李可秀的结局是很可怜的——在《飞狐外传》中提到，乾隆被红花会囚于六和塔、福康安被红花会掳为人质这两个事情，都是当事人的奇耻大辱、心头大患，所以数年来将知悉内情的人屠戮殆尽，李可秀作为这两件事情的“见证者”，注定逃不过这一劫。
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这本身就是官场的一大避忌，李可秀运气不好，遭遇了这档子事，下场自然悲惨。
但抛开结局不谈，李可秀还是很有一套做官哲学的。比如乾隆与陈家洛在西湖之上约谈，李可秀从旁跟随，乾隆问李可秀“玉如意是什么人？”李可秀的回答就很妙，他说“那是杭州名妓，听说她生就一副骄傲脾气，要是不中她意的，就是黄金十两，也休想见她一面，更别说唱曲陪酒了”，“听说”二字用得极妙，而乾隆反问“你见过她没有？”李可秀表现得十分惶恐，说“小……小人不敢。”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李可秀此时的表现十分狼狈，但这种狼狈其实是最恰当的表现——官场之上，该狼狈就得狼狈，该装傻就得装傻，适当的时候选择做个呆瓜，绝对不是坏事。比如说这些风月场上的事情，要是能像个小男生一样在皇上面前脸红，那效果肯定极好。领导不一定喜欢老实人，但最放心的就是老实人。至于拍着胸脯跟领导说“这事儿我最熟，我带您去乐乐”，那是弄臣才能做的事情——皇帝自然会养着弄臣，专门服侍自己开心，封疆大吏不该干这个，要做的是本职工作。
而在拘押文泰来，与红花会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李可秀也显示出了精明强干的一面。比如徐天宏命人在提督府外放火，李可秀则按兵不动，不中调虎离山之计。
最难得的，是李可秀的人情味，他对女儿李沅芷的爱护自不必说，而他宠爱的小妾被红花会掳去，他也并没有说上一句“女人如衣服”，便弃之不顾，而是就此与红花会协商，给了陈家洛一个与文泰来见面的机会——虽然涉嫌“滥用职权”，但在那个极其黑暗的官场形态下，相比那些肮脏龌龊、台前幕后的交易，这个“探监机会”绝对只属于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儿科事件，何况，他在府内安排了重兵，做足准备工作，严防红花会趁此机会混水摸鱼，忠心无需怀疑，处理也极得当。
作为人臣，李可秀无疑是合格的。
金庸政治学（8）说说李可秀与曾图南
7、办事漂亮的曾图南
曾图南是李可秀麾下的参将，也是心腹。在我看来，这个人的人生轨迹有着李可秀当年的影子。
曾图南的特点是精明干练，而且是凭着手底功夫累积军功升至参将的，唯一与李可秀不同的就是他的升迁速度很慢，四十多岁依然只是个参将，属于“金字塔官场”中为佼佼者作陪衬的那种。换言之，这是一个“减弱版”的李可秀。
曾图南出场时，任务是护送李可秀的家眷前往浙江。书中提到，他“使一手六合枪。他是靠真功夫升上来的，很得李可秀的信任”。护送领导家眷，这既是个光荣任务，也是个艰巨任务。我们都知道，如果领导非得带你出差，那起码证明不讨厌你，但沿途上接触领导的机会比平时更多，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你要是能把领导侍候好了，那敢情好，但要是做多错多，很有可能起到反效果，将此前辛苦建立的信任挥霍掉。而跟着领导家属出差，那往往比跟领导本人更麻烦——领导的喜好大家日常都知道，领导家属的喜好就得临时了解、“现学现卖”了，而且，服侍得好领导不一定知道，服侍不好领导就一定知道。
曾图南就是在这个“艰巨任务”中，体现了自己的能力。路上，李沅芷因为取笑章进，被章进砍断了她的马尾巴，她嫌不好看，便对曾图南说“曾参将，我的马尾巴不知怎么断了，真难看”，曾图南知她心意，说：“我这坐骑不知怎么搞的，今儿老是闹倔脾气，说甚么也制它不了。小姐骑术好，劳你的驾，帮我治一下行么？”李沅芷谦逊一句：“怕我也不成。”两人换了坐骑。曾图南那马其实乖乖的，半点脾气也没有，他还赞一句：“小姐，真有你的，连马也服你。”
这个片断看似简单，却藏了不少“道理”。首先，你得领会别人的心思，比如李沅芷说一句“真难看”，你就得知道她想换马，但这只是第一步，领会了人家的心思，你还得照顾人家的感受，如果贸贸然跟李沅芷说“我们把马换了吧”，大小姐的面子肯定下不来，领导和领导家属都是容不得你居高临下“施舍”的，所以，要想个借口照顾对方的面子，把自己置于下首，对方依然在上，曾图南找的借口是马不听话，需要骑术高明的李沅芷来驾驭，好话人人爱听，李沅芷自然高兴，顺顺当当下了台阶，痛痛快快把马换了。
封建官场上很讲究这一点，光看出领导的需要还不够，办事情还得讲究，要既满足其需求，又让其如沐春风。
金庸政治学（8）说说李可秀与曾图南
8、一次成功的谈判
红花会攻打提督府，营救文泰来，结果人没救成，却掳了李可秀的小妾。
徐天宏出了一个鬼主意，由陈家洛亲自修书，约李可秀谈判。信写得很文雅，颇为可观，值得玩味，“李军门勋鉴：今晨游湖，邂逅令宠，知为军门所爱，故特邀驾。谨此奉闻。红花会会主陈家洛拜上。”“邂逅”二字，让人看后发笑。
送信的人是精明强干的卫春华，这也算是红花会的一个招牌人物了，另外，孟健雄又负责引着使者，把一个玉瓶送到了巡抚府。李可秀对这个小妾显然很紧张，他一接到信，便收兵而回，加之玉瓶极为重要，丢失玉瓶很可能是满门抄斩的大罪，所以没过多久，他就派手下最精明强干的曾图南前来谈判，而“接待”他的则是卫春华。
因为有小妾在手，所以卫春华在这次谈判中心态放得十分轻松，妙语连珠，冷嘲热讽，而作为被动的一方，曾图南虽然心里不爽，但却把领导要求的工作放在了第一位，强忍怨气，好声好气跟对方沟通，他“心想我是朝廷命官，来见你们这些江湖草莽已是屈尊，居然他还搭架子不见，心头火冒，但既然是有求而来，只得强抑怒气”——李可秀信得过他，并非是没有原因的。
他与卫春华的谈判，并没有过多客套，总是一两句例行的客套话后就直入正题，因为他知道，“跟这些江湖汉子打交道，越爽快越有结果”。官场上讲究含蓄，江湖上讲究爽快，曾图南无疑分得很清楚，如果他摆出官场那一套，云里雾里绕上一套套废话，那肯定没有效果。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做不同的事，随机应变、举一反三，这也是混迹官场的基本素质。
而当卫春华提出要让陈家洛跟文泰来见面的要求后，曾图南并未大包大揽，贸然答应，而是沉吟半晌后表示事关重大，要请示李可秀。他回到提督府，得到了李可秀的指示后，回来继续谈判，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平心而论，曾图南作为谈判的经办人，分寸把握很好，该说的话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该自己做主的就自己做主，超出自己权限的事情立刻请示领导。毫无疑问，仅就谈判本身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谈判。
金庸政治学（8）说说李可秀与曾图南
9、一次惹祸的谈判
如果说曾图南与红花会的谈判是一次成功的谈判，那么，还有一次谈判则可算作惹祸的谈判。
在《书剑》尾声中，红花会大闹皇宫，掳走了福康安，李可秀带着曾图南赶来谈判，表示乾隆有指示，只要红花会放了福康安，可以答应对方任何要求。陈家洛则提出了重建少林寺、永不滋扰少林，不再加重回部赋税，不得怀恨缉拿天下红花会会众这三大要求。前两条对于清廷来说，其实影响不大，而且处理好了还可以收买人心，并非坏事，属于李可秀这位谈判代表的权限内之事，所以他一口应承。
至于第三条，就有点麻烦了，红花会经过此番争斗，已成乾隆的眼中钉，而且在杭州的对抗中，乾隆发现作为清朝正规军主力的绿营中竟然也有大量的红花会会众，这无疑对清廷的统治造成了隐患，这一条答应与否，其实已经超出了李可秀的权限。
但此时非彼时，李可秀面临的其实是一个两难抉择，他的压力要比当初曾图南去谈判时的压力大得多，也不可能像当初曾图南那样掉头回去请示领导。因为清廷与红花会已经结下了再也解不开的血海深仇，远非杭州时期的打打和和可比，而且在杭州时，李可秀还掌握有文泰来这个“宝贝”，可以制约红花会，此时不但手上没牌，而且福康安这个乾隆最宠爱的人还落在红花会手里，谈判难度极高。另外，由于双方已经闹翻，红花会的人不可能停在原地等他回去请示领导，他只能自己拿主意——处理好了是份内工作，处理不好就得承担所有责任。
在这种无奈状况下，李可秀只能说一句“我也斗胆答应了。”
红花会在乾隆手上吃过大亏，当然不会把一句承诺当定心丸吃下去，陈家洛随即表示“明年此日，我们见这三件事照办无误，就放福统领回来。”换言之，福康安得做一年人质。
李可秀此时的反应跟此前曾图南谈判时的风格相若，十分爽快，说了一句“好，就是这样”——本来，领导要受罪了，做下属的总该拖延一下，说上两句软话，以示对领导的“关心”，但因为与红花会已然决裂的缘故，稍有点不爽快都有可能会激起对方的情绪，所以李可秀被迫爽快了一回，然后才向福康安说了几句安慰话。
而福康安此时的反应则是“默然不语”，倒也不是他气量小，换成谁要被掳去大漠做一年人质，都不可能还笑呵呵地跟没事人一样。《飞狐外传》提到乾隆与福康安将此事列为奇耻大辱，等同于乾隆本人被关于六和塔，也不能完全怪他们太爱面子，以他们的身份受这个罪，自然会将之视为绝密，加之乾隆身世隐秘，将知情人一一灭口也是封建帝王采取的固有办法。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惹祸的谈判中，曾图南是李可秀的唯一随从——领导几度升官，他始终是领导最信任的那个人。而在数年后，当他成为乾隆与福康安的灭口对象时，他是否会心生“不被李可秀信任该多好”的念头？
金庸政治学（9）那些御前侍卫
1、自成体系的御前侍卫
在《书剑恩仇录》中，御前侍卫是乾隆用于对抗红花会的主要力量之一。但与史实不同的是，书中的御前侍卫均为汉人。而在清代历史上，御前侍卫的人员组成决非如此。
清初，宫廷侍卫的组成仅限于满洲人、蒙古人以及宗室子弟，康熙年间才开始选用汉人，但也仅限于二等侍卫以下，汉人与一等侍卫依然无缘。到了雍正时期，将侍卫划分为一、二、三等和蓝翎侍卫，汉人则多数只能充任等级最低的蓝翎侍卫。而在宫廷侍卫中最为显赫的御前侍卫和乾清门侍卫，基本上只从上三旗内选取，并无汉人身影。
金庸也许是为了方便，才将书中的御前侍卫都变成了汉人——试想，如果书中的大内高手都是一群有着拗口名字的异族人士，读者的接受程度无疑会降低。
前文曾经提到过，御前侍卫属于内廷体系，属于独立派系，与骁骑营等京城御林军系统的关系并不算是十分融洽，尤其是争功劳的现象屡有发生。如余鱼同跟踪押送文泰来的人马时，在酒楼里偶遇御前侍卫瑞大林和朱祖荫，偷听了他们的对话。
先是朱祖荫说“瑞大哥，你们这番拿到点子，真是奇功一件，皇上不知会赏甚么给你。”
瑞大林是起先追捕文泰来的八名侍卫之一，而且是唯一“幸存”的一个，此时不免有些“英雄气短”，他的回答则是“赏甚么我也不想了，只求太太平平将点子送到杭州，也就罢了。我们八个侍卫一齐出京，只剩下我一人回去。肃州这一战，不是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现在想起来，还是汗毛凛凛。”
朱祖荫说：“现在你们跟张大人在一起，决失不了手。”
“张大人”便是张召重，他的武功还略高于书中的御前侍卫之首白振，所以御前侍卫们对张召重的“业务能力”还是认同的。但认同业务能力不等于心服口服，即便“英雄气短”，淡了争功劳之心，面子问题依旧重要，所以瑞大林的回答是“话是不错，不过这一来，功劳都是御林军的了，咱们御前侍卫还有甚么面子？”
换言之，御前侍卫的面子绝不能给御林军系统的人压下去。
而除了御林军系统外，由于乾隆与皇太后的微妙关系，御前侍卫与太后宠幸的近侍关系也并不融洽。在红花会群雄入宫时，迟玄和武铭夫这两个太后宠幸的太监要试探群雄的功夫，结果吃了暗亏。此二人平日骄横，与御前侍卫们面和心不和，所以白振对此故作不见，还暗暗高兴。
金庸政治学（9）那些御前侍卫
2、白振的上位顺理成章
在《书剑》中，白振是御前侍卫中的第一高手、领袖人物。虽说是反派，但这个人身上闪烁着不少可贵之处，他没有其他御前侍卫那样的卑鄙龌龊，却有着一代宗师的风范，更难得的是，他精明强干、处事圆滑，却又有一颗忠君之心。
在我看来，白振能够成为御前侍卫之首，其实是一种官场提拔思维的体现。
我们假设御前侍卫们都是没有后台的（书中并未提到他们有没有后台），那么，乾隆该提拔谁？官场的厚黑理论往往告诉我们，该选择脸皮最厚心最黑的，而一些对官场形态的黑暗描述，则往往让人产生谁最会巴结领导就提拔谁的错觉。
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哪怕是最黑暗的封建官场形态，都少不了一条真正属于人才的“通道”。虽然每个领导都爱听好话，但只要稍微有点智商，他就不会允许自己身边宵小云集——毕竟，活还是要有人干的，好话固然好听，但只听好话，屁股底下的位子就不太稳。
这个说法也许会与很多我们熟悉的史实相悖，有人可能会说：自古以来，难道忠臣、人才报国无门的例子还少吗？比如岳飞、比如袁崇焕……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怎样才算是真正的人才？
有着高智商，有着一腔热血，有着优秀的业务能力，就真的已经是一个人才的全部特质吗？很可惜，我们都知道，情商也很重要。
比如岳飞、袁崇焕等人，拥兵一方，承载着一个帝国的全部希望，本身就免不了遭人猜忌，而在真实的历史中，二人却又都有着骄横的一面，换言之，属于“难管”的军人。对于他们来说，业务能力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负担，在引来关注的同时也引来更多忌恨，会使得其性格上的弱点无限放大。这种人在封建官场上注定下场惨淡，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
相比起这些因悲剧而名垂千古的英雄人物，另一些人则不太起眼，他们同样生于一个黑暗时代，但IQ和EQ同样出色的他们，在固守大节的前提下，有时候也做一些虚与委蛇、曲意逢迎的事情，为的是保全一个有用之身，即便不能挽狂澜于既倒，起码也可以做点实事。
事实上，在封建官场上，无论政治清明还是黑暗，一个官员想做点实事，都少不了做些违心的事情，张居正就是个典型例子，而那些固守道德底线的清官，却往往只是一个道德楷模，缺少工作实绩，明朝的海瑞，清朝的于成龙，都属此类。
白振当然没有这么“高档次”，但他同样是一个业务能力与情商并重的人，虽然乾隆喜欢和珅这种八面玲珑的人物，但御前侍卫还得有保护皇上的能力，白振武功高强，但又不同于那些大老粗，处事很有分寸，成为御前侍卫之首也是顺理成章。
金庸政治学（9）那些御前侍卫
3、白振的无奈
让我们来看看白振的表现吧，有几个细节很值得玩味。
首先是乾隆与陈家洛初遇时，双方比武较量，白振出手试探心砚的功夫，陈家洛看出他的高明，于是“手中折扇一挥，张了开来，刚挡在老者与心砚之间”，白振的反应呢？只见他“手爪疾缩”，因为“主人对此人既以友道相待，毁了他的东西便是大大不敬”，白振不是空有血气之勇的莽夫，由此已然可见。
当晚，陈家洛夜探抚台衙门，被白振发现，追至西湖边，陈家洛好整以暇，说起了客套话，什么“月白风清，如此良夜”，还约白振来喝一杯，白振算不上文化人，说不出那么有诗意的客套话，但话还是说得很到位，“阁下夜闯抚台衙门，惊动官府，说不得，只好请你同去见见我家主人，否则在下回去没法交待。我家主人对阁下甚好，也不致难为于你。”
陈家洛进而约乾隆来此处谈心，白振明知此事有鬼，但却没有像一般侍卫那样思维简单，一口拒绝，而是想到皇上对此人十分眷顾，如果得罪了他，只怕皇上也要怪罪，但这人毕竟夜惊圣驾，不捉拿也说不过去，进退两难之际，就跑回去请示领导，并未擅作主张。
后来，白振在钱塘江边为免乾隆的折扇落入江中，险些被大潮吞噬，陈家洛施以援手，他上岸后，话也说得十分漂亮——“刚才多承阁下救我性命，十分感激，只怕此恩不易报答。”
在我看来，此话语带双关，一是说陈家洛对其有大恩，肯定要有所报答，另外还有一层意思，则是说陈家洛与其主人有敌对关系，早晚有一天要刀戈相见，涉及到原则问题时，就免不了不记挂这个情分。
白振确实说到做到，比如红花会群雄到了京城，赵半山和心砚去找白振，他极为热情，连忙出迎，还非得约着出去喝酒聊天，换言之，他在心里已经把红花会群雄当成了朋友。但对于乾隆的恶毒计划，他心知肚明，却绝不透露一丝半点，只是在看到红花会群雄不带兵刃入宫时，心底暗暗叹息。
但作为一个有底线的武林宗师，白振尽管精明干练，却仍逃不过悲惨结局——在那个时代的官场中，人才若有道德底线，宿命是相似的，要不就是被猜忌，要不就是鸟尽弓藏。
楼上兄弟，哈，这楼盖得不歪，这个圣斗士阴谋论的帖子，也是我当初爱读的阿。
不多说，又去医院照顾孩子……
回恝凼荹：哈，你女儿哪天出生的阿？
回虎躯狂震：哈，注明“封建”有利于和谐
回羡慕李白：其实填坑时间是有的，只是这几天要往医院跑，回到家就能坐下来了。
回恝凼荹：哈哈，端午前一天
回羡慕李白：我本来想按照顺序来写啊——金庸写书的顺序，哈哈，但如果下一个写碧血剑，估计大家都不捧场了
金庸政治学（9）那些御前侍卫
4、乾隆的选择很正确
除了白振之外，《书剑》中出场的其他御前侍卫，普遍人品低下，令人鄙视。
比如龙骏和范中恩师徒俩，前者用卑鄙手段暗算心砚这个孩子，后者不顾李可秀被胁，点燃火药线，险些让李可秀与红花会群雄一起粉身碎骨——至于动机，则是因为他“日前在西湖落水，在皇帝面前出丑受辱，怀恨甚深”，所以不顾李可秀死活。
至于瑞大林得到陆菲青写给周仲英的信，意图以此敲诈铁胆庄，大捞一笔，人品同样也卑鄙得可以。
相比之下，曾在陈家洛手下丢丑的朱祖荫，在提示同伴小心陈家洛的独门兵器时，以“兔崽子”三字问候陈总舵主，“犯罪情节”上倒是轻得多了。
在你感叹于这些御前侍卫的丑恶嘴脸的同时，你也不能不佩服乾隆的眼光——他选择这批人品虽差、但武艺不错的人做“苦力”，选择让白振做他们的头，确实是有道理的。
首先，这批人是乾隆应该使用的对象——御前侍卫就得能打，虽然他们在红花会群雄面前狼狈不堪，但基本都还能被纳入高手的范畴，起码与红花会排名靠后的几位当家旗鼓相当，乾隆要用的就是他们的“硬条件”。作为领导，不能指望手下人个个都能力超群、善于揣摩领导意图、人品一等一，人总是有缺点的，关键要看用哪个方面的能力。
其次，乾隆将他们放在了合适的位置上，将他们定位为专注于业务的普通员工，而非中层干部——这是他们的缺点所决定的。
比如龙骏与范中恩师徒二人，属于典型的“不考虑领导感受型员工”，龙骏在众目睽睽之下暗算心砚，连自己人都觉得“这一手不太漂亮”，乾隆也不免觉得面上无光；至于范中恩，他虽然与李可秀分属不同系统，但李可秀起码也算得上是高官，他置李可秀于险地，若是事后追究，不仅仅他本人要被问责，他的分管领导也得担责任。朱祖荫也属此类，他以“兔崽子”三字问候陈家洛，可以用白振的表现来做参照——白振从一开始就对陈家洛十分恭敬，处处想着主子乾隆对此人极为喜爱，不可折了他的面子，朱祖荫跟他比起来，水平实在差了不是一点半点。
而瑞大林则属于“私德有亏型员工”，很多时候，领导对下属的私德或说私生活方面都是比较宽容的，比如说小打小闹型的吃拿卡要，比如说离婚，只要不闹到单位里来，不少领导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种宽容是有限度的，在提拔干部时，私德就会被纳入考察范畴，比如两个人在业务能力、年龄、协调能力和背景相当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美满，一个夫妻矛盾不断，那么领导提拔的对象肯定是前者——家庭问题很容易影响工作情绪，这是一条考察干部的定理，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同样，在各方面条件相当的情况下，一个爱贪小便宜，一个小节无亏，领导的选择则会是后者。
让白振领导这群缺点不少的人，乾隆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
回羡慕李白：哈哈，还有啥地方好推荐？
回骠骑：14个大坑，挨个填，哈哈
金庸政治学（10）乾隆的权谋
1、“学政无目”背后的权谋之道
历史上的乾隆，爱附庸风雅，到处留字，糟踏古迹，书中的乾隆同样如此，但切莫以为此人才学有限，做皇帝的水平也有限，仅从《书剑》中的表现而论，乾隆的权谋之道，远远超出了红花会群雄。
初遇陈家洛，是乾隆在《书剑》中的首次出场。此时的乾隆，志得意满，在不知道陈家洛身份的情况下，生出笼络之心。
乾隆虽然爱卖弄，但起码不是个草包，他作为太平天子，恰恰符合有钱有闲这两大玩艺术的必备条件，对音律也颇为通晓，与陈家洛堪称知音。他听出陈家洛曲中隐含的胸臆，便问起陈家洛的功名，甚至说出了“难道是学政无目，以致兄台科场失利吗”这样的话。在我看来，此句体现了帝王艺术——“学政无目”导致真正的人才无法从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这其实是自有科举以来始终存在的弊端，因为主考官是人，只要是人为的选拔，就肯定存在不同程度上的不公平，至于那些舞弊、走后门之类的事情，又进一步影响了科举选拔的公正性。而作为皇帝的乾隆，其实并未被蒙在鼓里，他对此心知肚明。
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既然知道了，为何不改变？
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科举有着进步性——在隋唐以前，门阀制度等级森严，在两晋南北朝时代达到顶峰，名门望族可以轻松做官，寒族出身者则缺少了做官的渠道。而科举制度彻底打破了门阀等级，穷书生寒窗苦读，也有光宗耀祖的可能。而且，科举制度在考试形式、范畴保持一致性的情况下，也是相对公平的。其实这就好比如今的高考制度，高考确实扼杀了许多“偏才”、“奇才”，也扼杀了大多数学生的创造力，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确实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如果因为高考如今暴露出的种种问题，抹杀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种种贡献，那显然失之偏颇。
而抛开科举制度本身，乾隆的“知而不变”，也隐含着权谋之道——很多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是领导的最好选择。
首先，乾隆给了学政官员选拔人才的权限，就应该给予足够的信任，放手让他们干活，这是做领导的最大艺术，只要不是极黑暗的政治形态，不存在严重的科场舞弊，没有闹出群体性事件，那么在整套科举制度的保障下，学政官员的选材其实还是能做到基本靠谱的，换言之，能够满足大多数人需求就行，让所有人满意是不可能的。其次，“学政无目”往往是皇帝慧眼识英才的铺垫，说白了就是，没有下属的犯错误，又怎么会有领导的英明神武？一些人才流落民间不是坏事，反倒可以成全皇帝的一段逸事，那么多学政官员都没发现的人才，就皇帝发现了，多牛啊。而且，这还有助于皇帝笼络人心，这些科举不得意的人才，更渴望得到认同，一旦皇帝发现了他，这知遇之恩往往让他们以死相报。
哈哈，其实倚天和鹿鼎记、笑傲绝对是最好的三个选择了。
哪里人气比较高啊？哈哈
金庸政治学（10）乾隆的权谋
2、乾隆是个好领导
当得知陈家洛无功名在身时，乾隆表示，“此间浙江巡抚，是弟至交，兄台明日移驾去见他一见，或有际遇，也未可知”——作为皇帝，只需说上一句，浙江巡抚自将奉为圣旨，妥善安排陈家洛。
说这句话的时候，乾隆无疑是居高临下的，他认为自己贵为皇帝，对任何人都可以施舍予荣华富贵。换言之，乾隆是一边希望隐瞒身份，一边有心卖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比一个暴发户头一次开保时捷上街，既怕别人看不到，又怕别人盯上自己。但让他意外的是，陈家洛的反应相当“大逆不道”，他用了“与其残民以逞，不如曳尾于泥涂耳”这句话来回答。
而当说到红花会这个“造反谋逆的帮会”时，乾隆依然志得意满，自夸说“方今圣天子在位，朝政修明。当道只要派遣一二异才，红花会举手间就可剿灭。”
陈家洛这次的回答更加不客气，“小弟不明朝政，如有荒唐之言，请勿见笑。据弟愚见，朝廷之中大都是酒囊饭袋之辈，未必能办甚么大事呢！”
这可是大大折了乾隆的脸面，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手下全是酒囊饭袋，说明领导水平也不怎么样。稍有点水平的领导，都不会允许外人说自己手下水平低，更不会自己说这样的话，内部怎么批评怎么不满是一回事，“家丑”绝对不可外扬，如果一个领导对外宣称自己属下的水平都很低，只能证明此人压根不具备领导素质。事实上，领导为手下适当“护短”也是一门必修的功课，有利于内部凝聚力和个人威信，若是工作一没干好就把责任归咎于手下素质不行，只会让下面的人鄙视。
乾隆之后的表现也体现了领导素质——到底行不行，拉出来遛遛就知道，所以，他说“且不说朝中名将能吏，济济多士，即是兄弟身边这几位朋友，也均非庸手”，意在让自己身边这些御前侍卫中的精英人物表现一下。
虽说在心砚的干扰下，御前侍卫出了丑，但不能因为结果否定过程，乾隆的做法是绝对没有错的。
在手下不幸丢丑后，乾隆依旧不甘示弱，借观看陈家洛的折扇之机，评价纳兰容若，客观来说，乾隆（其实是金庸）对纳兰的评价十分到位——“纳兰公子绝世才华，自是人中英彦，但你瞧他词中这一句：‘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未免自恃才调，过于冷傲。少年不寿，词中已见端倪”，他希望以此反击陈家洛，告诉对方年轻人恃才傲物，绝无好下场。
仅从这一场交锋来看，乾隆是个好领导。
金庸政治学（10）乾隆的权谋
3、肯吃亏的乾隆
说到乾隆的权谋，肯吃亏这一点是必须要提的。很多人提及官场之道，总爱强调什么眼明手快、什么城府深沉，其实都是些小儿科的玩意儿，官场上最需要的，莫过于“肯吃亏”。
换句话说，最眼明手快、最能揣摩上意的，莫过于肯吃亏的人，城府最深沉的，也莫过于肯吃亏的人。而乾隆作为万人之上的皇帝，也肯吃亏，更为难得。
想想太刚易折、过犹不及这些词吧，老祖宗早已用一系列的词句告诉我们，退一步海阔天空。金庸更是在《书剑》中借乾隆之口，说出“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这一至理。而在官场之上，很多东西争是争不来的，机关算尽到最后也大有可能一场空，水到渠成才是最好的形态。
在现实中，刚出校门的人最爱抱怨工作中的不公平，但几年之后，脱颖而出的往往是那些不声不响不抱怨的——肯干活，不计较，老实本分外加心胸豁达，哪个领导不喜欢这样的人？事实上，肯吃亏就是一种最好的积累，无论是工作成绩还是人脉关系，都在那些看似吃亏的小事中慢慢积淀。退一万步说，即便日后没有回报，肯吃亏起码也意味着承担工作的机会比较多，对自己的能力与心胸都是一种锻炼。
把话题引伸一下，通过这些年的观察，我个人觉得最可怜的就是那种年纪轻轻就很“成熟”，看起来极其醒目，做事情滴水不漏的人——抛开领导的忌惮、同僚的妒忌不谈，如果一个人“成熟”到一出校门就几乎没有缺点，那领导还有什么可以教他的？封建官场讲究“师生关系”，高官最爱提拔自己的门生，一来是官场上的派系需求，二来则是热衷于“言传身教”的成就感。心机最深沉的人，总会留一些无伤大雅的缺点“等待”领导指正，这种成就感的激发，能够让领导产生这样的想法：他是我栽培出来的，他是我的“自己人”。
说回乾隆，西湖一役，乾隆安排了重兵，加上大批御前侍卫和骁骑营人马，自以为可以马到成功，谁知道却处处被动，甚至绿营兵丁里也有不少红花会会众。虽然以骁骑营的实力可以一战，但终究不保险。乾隆的选择是放弃面子，知道小不忍即乱大谋，扔下一句“今晚湖上之游，赏心悦目，良足畅怀，多谢贤主人隆情高谊。就此别过，后会有期”，便撤退了。
很多人提到这一段时，都关注红花会的表现，我却认为乾隆的表现虽然狼狈，却更值得一提，从开始的踌躇满志到最后的隐忍退让，反差愈大，就愈难得。
哈，回羡慕李白：可能我当时刚好不在线吧——我一般更新帖子的时候才上线，其他时间都做游客啦，哈哈。
回月上海棠慢：我的是端午前一天，也是剖腹，哈哈
哈哈，都还是天涯的地盘呢，不过仗剑人气虽然不行，但终究名正言顺阿。
现在很少混论坛咯，哈哈。
金庸政治学（10）乾隆的权谋
4、一场宫廷内的博弈
在《书剑》中，红花会的“斗争策略”为争取乾隆，相约一起光复汉室江山。这个斗争策略的前提为乾隆的汉人身份，而红花会恰恰掌握了这个秘密。
事实上，这条路线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胁迫式的合作是不具备多少成功基础的，陈家洛曾经用唐高祖李渊和宋太祖赵匡胤为例来说服乾隆，但乾隆要是因此而就范，那他就是不折不扣的傻瓜——李渊要是自己不想当皇帝，儿子说啥也没用，赵匡胤若真的忠于后周，那身黄袍也不会任由人家披在身上，这两个所谓的“胁迫式登基”，实际上都是再明显不过的政治阴谋。乾隆则不同，皇帝做得好好的，而且恰逢盛世，要啥有啥，被人逼着造自己的反，最后的成果顶多也就是从满人皇帝变成汉人皇帝，还得付出极高的机会成本，弄不好还就此玩完，感觉能爽吗？
也就是说，乾隆的合作意愿不大，只要稍微有些外力左右，就会让他改变主意。而让他彻底打消与红花会合作念头的，则是太后。
太后的出场看起来颇有气势，貌似心机深沉，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确实也有不少人认同过她的老谋深算，但在我看来，失之于锋芒太过，牌打得太快，这固然会使乾隆转变立场，决然放弃与红花会的合作，但同时又等于把乾隆逼向另一个极端——铲除异己，巩固自己的统治。
按理说，太后出场之时，气势上是占据了绝对上风的——此时的乾隆，正身穿汉装，最怕被人发现。面对一个心里有鬼的人，其实不需要声色俱厉，只需静静往那里一坐，就足以压倒对方了。
但太后的表现却是满面怒容，言辞也十分刻薄，乾隆说他吃了油腻的烤羊肉不舒服，太后回敬一句“那是咱们的满洲菜呀，嗯，你做满洲人做厌了”，后面又来一句“你现今四十多岁啦，还要娘做甚么……你是皇帝，是天下之主，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爱撒甚么谎就撒甚么谎。”
如果就是这几句，也无伤大雅，毕竟老人家闹点别扭，发泄一下，做子女的也不会觉得有啥，但之后的话就有点火爆了——“怪不得你穿起汉人衣衫来啦！干么你还不杀我……你真要恢复汉家衣冠么？要把我们满洲人灭尽杀绝么？”
这就等于明摆着告诉乾隆，他的所作所为都在太后掌握之中。乾隆也确实害怕了，毕竟他原本就心中有鬼，但这种撕破了脸、毫不含蓄的对话，也很容易把乾隆逼向另一个极端——毕竟，只要宫内有人知道他的身世，握有他的把柄，他的帝位就不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