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启示录——解密中华文明的峥嵘岁月（版权所有）

　　刚看了一下，确实87 88楼又掉了，是第十一和第十二砸，难道又敏感了？再发一下 试试

　　十一砸：尧、舜、禹三代遭遇了亘古未见的滔天洪水？非也，十年不遇或二十年不遇的大洪水在历史上是常态（参考《中国水灾年表》），黄河改道泛滥更是常态，所以说洪水滔天到改天换地的地步，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据古气候专家多年研究和实地考察华北、中原地区4000年前气候温润，且偏旱（假定正确），似乎也不能支持洪水换天说，反而长江中下游有洪水频发的考古迹象（淤泥层）；在生产力低下的上古时期，水害是所有自然灾害里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对水害的恐惧是人类大脑对大灾难深刻记忆的投射，同时也有利于后世模糊解释说不清道不明的曾经过往；虞幕曾是颛顼麾下活动于江淮地区的一支（盖 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江淮地区（廊道）是继“南阳之争后”南北势力争斗最为剧烈的地区；有虞氏（虞幕）虽然实力不突出，但他在颛顼西迁后撑住了颛顼在黄河下游的大旗不到；距今4200年前后虞舜在经过惊心动魄的“继位”斗争后，成为了造“良渚古国”贵族反的江淮区领袖，即“舜的起义”（舜 东方最早的斯巴达）---这算得是中华历史上最早的平民起义（泛良渚文化区）；遭遇了东南地区气候异常和内部矛盾争斗（兴化蒋庄遗址等），不得已北上的虞舜把意图东进南下的崇伯鲧打得丢盔卸甲授首羽山，良渚文化自此从太湖出发，经江淮北上，沿黄河西进与陶唐争雄，北上与颛顼论剑，由此开创历史上难见经传但赫赫有名的“虞朝”；帝舜命皋陶（东夷）做刑（鉴蚩尤五刑）、设九官置十二牧（疑似），搭建起了初级的国家框架；孔子说的“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不过是美好的愿景，大抵可理解为后人对上古文明开创者的崇敬；尧和舜之间禅让大抵是不存在的，这不过是后人的美好愿景，我们要打破古代是黄金世界这样的观念（顾颉刚）；那声名显赫的陶唐氏帝尧有没有建立“唐朝”呢？答：没有。什么？那被学界尊为“尧城”的陶寺是摆设？答：陶寺不是摆设，陶唐氏在当时是很有影响力的酋邦方国，能令天下罢兵自有其说道，但说不上建立了“唐朝”；陶寺遗址的考古表现说明真实的历史跟传统文献记载可能大相径庭，其实帝尧时期正处在“上古战国时代”；

　　舜帝 塑像
　　

　　十二砸：“四凶”不是四个人，也不是四个族群，它是儒家对居于华夏中原“四夷”的历史蔑称，给敌对方或失败方冠于蔑称的做法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正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饕餮”（缙云氏不才子）之谓是出自历史上最早富裕起来的泛良渚文化区（环太湖及江淮地区），社会上层的贪婪和享乐成风，制玉文化极度盛行，巨大的贫富差距最终导致了舜的起义，“饕餮”的本意是禁止享乐和恫吓贪婪，有警示的意思，但后人却误解为贪恶；“梼杌”（高阳氏不才子）是形容行事蛮横不明事理的三苗地区，即所谓“南蛮”，并非三苗不讲道理，而是三苗讲的“道理” 与中原地区不一样；“浑沌”（帝鸿氏不才子）指西方族群复杂说不清道明，“穷奇”（少昊氏不才子）指北方游牧族群来无影去无踪，这些都是后世历史认知的形象折射；大约在龙山文化时期，在主观思想意识和客观地理条件的双重影响上，中原与四方的实力剪刀差逐渐出现，二者文化的发展方向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局面，前者走向融合对外扩张，后者拒绝融合小国寡民，中华文明从此走上了“华夷之争” 漫长而辛酸的发展道路；“华夷之争”产生了一些副产物，如把本有瑕疵的人格（人性、氏族、部落）上升到完美无瑕的神格（神）以满足自身的精神追求，即“造神”，可惜人终究不是神，人格也终究上升不到神格，这种认知落差会带来诸多精神方面的代谢物，也就是“文化糟粕”；集完美光环于一身的“君临天下”、“圣者完人”、“人上人”这些所谓的“崇高理想”一直在“鞭策”着后人要么豪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要么立志成为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文士，要么成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士，要么是上马安邦下马定国的将士，要么是沙场点兵金戈铁马的武士，最不济也要成为快意恩仇纵横江湖的侠士，就没有一个从小立志说要做普通人士的；今天，如果有人说想安贫乐道与世无争的过完一生，不可能的！安安静静会被理解为不思进取，平平凡凡会被理解为庸庸碌碌……总之，就算你是条咸鱼，那也得是一条时刻想着翻身的……咸鱼！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激励着和不服输的传统文化激励着我们去努力去拼搏，这固然值得称道，但一切应从个人实际情况出发，如果资质不够、实力不济、条件不许还要勉强的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这种看似热血沸腾的逆天之行，不过是一种顾影自怜的自我感动！老天爷给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碗饭，我们要做的是，别端错了碗；

　　被形象化和固化的 四凶
　　

　　十三砸：共工、三苗、鲧、歡兠，这四者不是“历史四罪”，而是“历史四杰”，悲剧的是这“四杰”在五帝时期的历史被后世尊中原文化为正统的儒士（春秋战国）定位成了吃饭睡觉打豆豆的那个“豆豆”，他们对中华历史贡献巨大，但被“二元观”有意无意的忽视了；被历史误判的这“历史四杰”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申请“国家赔偿”和“国际补偿”，因为这些“豆豆”的一部分在被占了地盘后要么主动逃亡，要么被动流放、给驱逐到了四方；这部分竞争失利者很可能影响了中亚乃至西亚的文明进程，促进了东西方上古文明的“交流”的，也算是中华上古文明对人类文明共同进步作出的别样贡献；定“四凶”、论“四罪”的做法似乎成了中华历史上“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评价传统，此种做为最大的弊端就是模糊，甚至混淆了后世对上古史的客观认知；自西周起便是兴起了削足适履般的“文化修正主义”，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更是呕心沥血大声疾呼，汉时的司马大人则以能人而不能的大意志大坚强做了个阶段性的意识收官；这种非主观恶意的做法有客观的历史背景，说好也好，因为这样的认知传统在几千年来一直在激励着后人“斩三尸”，说不好也不好，因为“斩三尸”在已发生过的历史进程中从未实现；人类历史其实就是人性发展史（个体与集体），人性无所谓善恶，都是基于生存的思考和物质的选择，所谓的“历史真相” 可不太美好，现实中或许就能找到一些线索，关键看我们自己能否认清现实勇敢接受，还能充满希望；

　　经研究决定：你有罪。
　　

　　三尸 是这样的？
　　

　　十四砸：关于治水，治水是农耕和定居文明（长江中、下游）成为主流文明后的一个自保、自卫行为，这是农耕经济的一种特定行为，渔猎和游牧文明阶段不太需要治水，根据1840年以后的水灾年表可知：大水、特大型洪水具有一定的时间规律，各大流域一般20年左右就有一次特大型洪水，也就是说水灾是一种历史常态；大禹（族）是谁？大禹不是一个人，它是西方混合族群（氐、羌为主）的统称，也算是戎狄之属，接替崇伯鲧出山“治水”可能是大禹（族）顺势而为（基于政治）的一个副业，大禹之后似乎再没有因为治水被封为神明的存在，为什么？气候变啦？还是无水可治？显然，文献和考古都不支持；其实大禹一族的主营业务是凭借“武德”从西打到东，从北打到南，从伊洛平原打到古河济地区，从华北平原遗址打到长江中下游，把诸多势力给制服了，让“天下共主”从颛顼的“形式认知”上升为“行为共知”，华夏从此有了“共主”的时代；大禹因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是不存的，因为大禹根本就没有扛着耒耜倒处去挖沟排渠，而是举着大纛去征讨杀伐；在“共主”的过程中，大禹（族）要面对实力强大的“虞”朝和永不臣服的三苗、相柳，及此时江淮地区实力最强的是巫支祁，也作无支祁（疑似 孙悟空原型），还有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后良渚势力；大禹制了九鼎吗？大禹以“鼎”为媒制定社会等级制度是极可能的，其材质应为陶制，不太可能铜制，说大禹制作了诸如秦武王嬴荡举的那么大青铜鼎是根本不可能的；大禹（族）来自三星堆吗？不是，大禹（族）或跟古蜀存在关联，但大禹（族）是出自西羌（汶山），不是成都平原，更不是江汉平原；这么说，并不排除古蜀人（三星堆）是大禹（族）的成员之一，古蜀（三星堆）有它自己特有的历史使命；历史上的“氐人”、“氐族”才是跟古蜀息息相关，此点请参考《古蜀史说》的论述；

　　治水？不存在的！
　　

　　不要听到“天下共主”就热血沸腾好像天下一统了，其实根本没有，此时“天下”的地理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可大致参考谭其骧 地图）；夏商两代的领导集团主观上也没有“天下一统”的动力，夏后只想保住大首领的待遇和影响控制力（可能的五服制 表忠信），殷商在盘庚迁殷之前只想当个大财主（畿内畿外制 尚鬼神）；客观上夏商两代也没有一统天下的实力，高宗武丁似乎做过努力，但未遂（《武丁日谱》），但武丁时期却达成了一个历史壮举—拢巫归甲（不止殷墟，不晚于殷墟甲骨的还有北京昌平、潍坊昌乐（刘凤君）、山西洪洞、陕西丰镐（早商）、周原甲骨、扶风齐家、岐山凤雏等等）；周朝起，倒是做了邦国框架的顶层设计，从礼法（制定规则细化秩序）入手搞分封，当地主（宗主制 崇礼法）（《西周的灭亡》），虽有其志但不逢其时，勉强算“华夏共主”但算不得“共主天下”，夏商周时代的考古表现胜于一切雄辩；“华夏”之谓盖自周始，“礼法”（规矩）之行盖自周始，但真正做到和巩固“共主天下”和“华夏一统”的是秦皇和汉武，也大概是从这个时期起，曾经的敬畏鬼神慢慢的转向崇尚王道；经过后世历朝历代史学家文学家的不懈努力，久远又现实的“天下共主”、“华夏儿女”理念终究成为了中华文化的固有属性之一；

　　停留在精神层面的
　　

　　十五砸：目前所有文献典籍（包括《史记》），不论是出土的还是没出土的，有关夏朝的记载都是不确的，目前的考古遗迹已经体现出历史记载的夏朝和考古学表现的不一致（邹衡前辈的判断）；那夏朝存在吗？答案是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但是它的名字不叫夏；研究夏朝的难点不是它存不存在，而是它源起何时何地，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前后存续了多长时间，当下研究夏朝的方法集中在遗址年代上的衔接和文化类型的拟合比附，方法没有问题但思路受到了局限。别在甲骨（主要为牛骨龟甲没有马骨）中去找“夏”字了，如果“夏”字出现在甲骨上是不合理的，“夏”字是周以后才有，不过“夏”在甲骨文中却有实实在在的反应，非常具体且形象，那它是什么呢？“夏”有文字吗？“夏”没有，但夏朝时有，解释此说是个系统工程，且看下文分解；殷商不称夏朝为“夏”，而称“西邑”，在盘庚迁殷前商人称“有商”，尊“玄鸟”（鸱鸮）尚猛虎，盘庚迁殷之后号“大邑”、“安邑”；殷商时期，抑或更早，便有一个关注的很少但却对南北文化交互和殷商东北境安宁（山戎、肃慎等）起到重要缓冲作用的方国，它就是处在辽西走廊（冀北辽西）中间点的孤竹国（也叫觚竹国），甲骨文中称“竹侯”（墨胎氏），宁死不食周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负责政工工作）就在这里；如果说夏氏一朝是中国历史上促进方国部落交融汇合孕育向心文化的混合时代，那殷商便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朝代，这个时期不论生产力、生产关系、工匠技艺、乃至军事水平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人殉是殷商黑历史），此阶段文化向心力逐渐加大，这也给后来周制定礼仪法度封土建国夯实了礼法基础；

　　夏朝存在吗？嗯，看我手势，你猜
　　

　　研究殷商文化断断不可忽视的孤（觚）竹国
　　

　　@字水一滴 2021-02-03 17:34:56
　　感觉楼主似乎像是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齐倒掉了。
　　历史的描述有两种方式。一种如《史记》或楼主的古蜀史话。可以使用大量文学语言和主观价值判断，不需要符合历史的真实。另一种是综合考古发现、自然科学知识和文史资料，选取能相互印证、合符逻辑和一般发展规律的部分来构建历史的框架。这种方式要求比较高的真实性、可信度和可期待的预见性。
　　楼主主张多源一体，否定多元一体。这本不是太大的问题。我也作过一个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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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字水君的提点，前面这些个“砸”应该算是我的一些结论，也就是朋友们说的“破”，我后面会详细论证为什么会这么说这么论，也就是“立”。在“立”的过程中，我会举出大量的考古学文化和考古遗址并且做出我个人的分析和判断，当然也供大家判断参考。
　　大禹治水 这是上了教材的，我也有说到，大禹治水可能的治水行为大概是一种经济或政治行为，但大禹能共主天下，不太可能靠治水取得，先不论大江大河的治理彼时的人力物力财力能否达到，就是万千部落氏族的协调工作就足以拖垮一切，靠讲道理，话都有可能听不到，还是靠觉悟，好像也没有意识基础，所以没有武力征服和意识的一统，治水终究是一个美好的想象！
　　所以我的判断是：大禹真正的历史功绩的武力促成“天下共主”，而不是治理滔天洪水取得，或许共主天下后有着治水这样的具体行为，但也不可能是改天换地的那种！

　　十六砸：西方金属、文字、城市的文明三要素说法（美国 克拉克洪）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认知，并非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形成史，甚至有双标的嫌疑，；人类精神和物质文明的表达方式具有多样性和特异性，今人奉其为研究中华文明之圭臬是舍本逐末一叶障目；我们也不用回避上古时期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发生过东西方文化接触、交流和碰撞这样的客观历史事实，确有考古迹象表明青铜技艺经玉石之路进入到中原地区，这就是一种纯粹的技艺交流；青铜器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早期定位是用做改善生活条件的器具和划分等级地位的礼器，在铁器出现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曾作过武器，铁器出现后很快就缺失了这个用途；据种种考古资料显示，青铜器在夏时期是作为饮食器和把玩物件，绝非祭祀神器；殷商时期作为饮食器、礼器、武器等，也不是法器神器（参考妇好墓、三星堆除外）；周时期作为礼器、武器和铭器，依旧不是主要的法器神器（可参考《周礼》六瑞）；作为法器和神器的玉器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崇高地位是青铜器永远无法撼动的，后世“封禅”所用的通神祭器必是玉器而非青铜器；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将青铜技艺做到极致只有中国，这算是中华文明是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物证，“八角星纹”、“卍字符”等纹饰符号也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不朽贡献的见证；遗憾的是，囿于传统文化（五行八卦）和意识形态（罢黜百家 王权政治）的制约，中华上古知识体系集中表现在熟能生巧的经验积累（是什么 What）和技术运用（怎么用 How），很难上升到逻辑思辨的理论（概念 Concept）和原理（描述 How）和形式逻辑的推理（物证Evidence）；因为缺了思考 “为什么”（why）这关键的一环从而错失了占领科学认知和思维高地的先机（非技术体系），令人难过的是，我们的文化精髓被西方“借鉴”和“研习”后催生了“文化复兴”，我们则无奈的开始了 “闭关锁国”，中西文化差异盖自此始；

　　

　　十七砸：古蜀文明不是无缘无故的来，也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去，只是古蜀文化组成成分比较复杂，文化转型比较突兀罢了，考古遗址和出土器物体现的明明白白，现在关于三星堆各种放飞解读究竟要闹哪样？我个人认为在上古时期的考古学类型里，古蜀（三星堆）文明可能是唯一保存的比较完整和清晰的史前文明；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吗？不是，三星堆文明之于中华文明的意义不是起源，而是留存；三星堆人是闪米特人吗？（施洛泽1781年提出）不是。中东、西亚和北非的“闪米特人”就像我们“炎黄子孙”，因为说不清道不明来由所以怎么说似乎都有理，其实还是一个混合的概念；那三星堆文明是犹太人（教）建立的吗？更不是，三星堆金杖（箔）图案和青铜像说明一切，但不排除二者存在些许文化交集；想了解三星堆文明兴起和衰落，大致可以参考旁遮普的哈拉帕文明，因为反过来也有效（参考《古蜀史说》），二者经由“蜀身毒道”贯通，在文化方面有着很高的相似度且有着相当的交集（参考印度《梨俱吠陀》和彝族《毕摩经书》），这条道后来的商业民族腓尼基也可能参与过；切莫忽略了滇、黔、桂等交界地区、藏缅地区、南岭地区可能存在过的远古文明体系；处在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的三星堆文化的形成有客观的历史背景，与域外文化经藏彝走廊、蜀身毒道等西南走廊有相当的接触，但其主体文化为本土文化，同时融合了西上的长江流域文化和南下的中原文化，它即是其他地域文化的接受体同时也是文化输出体，如黄金文化和青铜器物；中华文明本就是中华大地上各种文化和种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分分合合交融而成的，可能因为成分复杂说不清楚，也可能是血缘纽带族系内外，周时才弄出了华夷之别，也便有了“华夷之辩”，又有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再然后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华夷之辨”于中华民族而言，本身就是个的伪命题，华就是夷，夷就是华；

　　

　　十八砸：“共伯和干政”（公元前841年）以前是没有确切纪年的历史记录的，不是有甲骨吗？殷墟甲骨主要是商王巫师对“将来”的卜测而不是做历史记录，周原甲骨（商周共建）绝大部分是卜测，小部分是记录卜测结果或决定，西周铭文主要是用于表彰功绩和标识身份，这些材料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是历史，但于商周时则完全不是；从商朝至西周早中期，史、大史、中史、内史等都是用作侍者、使者或武官的称呼，不是记言记事的史官，这可以从“史”的甲骨文写法看出端倪，“史”一类的称呼在商周很多，但其官职和定位在春秋以前一直都不明确，彼时真正算得上有史官作用的是“巫师”或“祭司”。西周以前的“历史”流传的唯一方式是口耳相承的神话传说或汇编故事（作册），商周之前的各种帝、神、王、伯、侯大多是将神话进行的人话处理，这也是春秋大学问家孔子面对弟子宰予追问三皇五帝事时承认自己不知道的根本原因（参考《孔子家语•五帝德》）；西周之前几无历史记述一说，西周之前的历史只能算是“中华思想进化史”和“人文制度演变史”的积累沉淀，如《诗经》。历史记录的源头大概是来自考评周王一生执政业绩的“谥法”（盖内史 只记事不记时），殷商时期的商王多是祭祀的“庙号”少有“谥号”（中宗祖乙），铭文是周时“王公侯伯”的业绩表达方式，算不得历史；如实记录和客观考评（内史尹 竹简）周王功过源起西周晚期的“共伯和干政”（既记事也记时）（参考《古蜀史说》“共伯和干政”的解读），考评帝王功绩和评测公侯得失的做法贯穿了整个后世史书的修编，史书的评价也多系于王者之笔，如《庄子•胠箧》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因此，不管是《国语》、《春秋》、《史记》，还是其他的文献典籍（包括已经出土的和未出土的）能追溯到确切纪年的历史记录只能到公元前841年，更早的要么靠文献记载倒推（此法可能不确，因为对“闰月”的认知和处理有个漫长的过程，商周出现过一年十月，十二月，甚至十三月、十四月的说法）、要么靠科技考古C14精确测年（拟合数据加树轮校正）、要么是文献天文记录和干支历算等方法来研究，此说可以接受文献学大家和甲骨金文方家的检验。

　　

　　@字水一滴 2021-02-03 18:09:46
　　关于中华文明中“以德治天下”这个“德”是什么的问题。我在古蜀史话中的发言提到过，华夏文明在成形时有两条相互纠缠的主线，就像伏羲女娲交尾一样。一条以夏周为代表，一条以商秦为代表。如果是简单的对应，一个代表文德一个代表武德。但是从总体来说，文德还是占上风。武力扩张始终不是华夏文明的主流。究其源头，仍然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和古蜀人的东迁。大禹功用武力唯一一个比较有形的传说是杀防风氏。但是那个传说丝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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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上古史的过往之所以纠缠不清，就是因为没有西周以前没有历史，为了构建文化传承，用的诠释上古时期的神话和传说，构建时间很难超过公元前800年。
　　即便是周公，他的工作重心仍旧是护主护周，平殷乱和东征，他不太可能有时间像萧何一样搞文职工作，真正搞文化重建的地方出了宗周，成周以外，最可能的地方就是鲁国（周公封地），孔子故里。
　　我觉得论上古史的时候，尽量结合已有的考古资料来分析和判断，建立在想象之上的立论很有可能会带来无法证明正确也无法证明错误的窘境！
　　古蜀史说 那个帖之所以不能这样写是因为有我个人的一点考量，再说古蜀历史基本上等于没有历史文献可以参考，所以才会是那样的风格

　　有好些朋友都提到了，我把自己的上古史砸的稀里哗啦，搞得现在我们无所适从，该怎么办的问题？砸的掉，立的起吗？这个我还真不敢打包票，但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既然砸掉了一些我认为不合理的观念和历史认知，我后文会依据考古和文献一一作出阐释和论述理由。
　　在这里先回复一下朋友们关于西方上古历史及中西方上古史的异同问题。
　　中西方上古史和认知特点：
　　给“文明”预先做个定义划个框框，然后在考古资料中按图索骥的去找寻所谓“证据”的做法是本末倒置，个人认为以“文明三要素”来论中华文明这个做法有待商榷和改善；我们与其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来处，不如研究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华文明是多源交融而成，其源流属性复杂，交汇过程难清，当下流行的“中原中心说”,“海岱中心说”“东南中心说”“江汉中心说”“西北中心说”不符合中华上古时期的客观历史背景，似乎想争核心做主导的或许不是古人，而是今人，正如夏商时期根本没想过要一统天下，架不住后人想；
　　我认为探源这种事本是西方讲“血缘”的民族型国家要做的事，中国这种讲“祖宗”（祖为坛冢，宗为庙牌）的文化型国家这样去做是不适合的；为什么呢？因为西方文明发展史是迭代式的“断代史”（熟悉西方史的朋友，可验证），这跟西方古时的游牧经济和劫掠活动有关，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在究史的过程中线索突然就断了，然后又突然出现差异极大的其他文化特性，中间没有过渡没有缓冲，以覆盖的方式接替。这样的方式导致西方考古学的研究还用到了美术史和人类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文献参考，西方的这种历史过往对西方的行为方式、认知思维和学术理念形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卫匡国、夏含夷、卜正明等编写的中国上古史中皆有所体现。另外还有著名的西方伪史三剑客（全是神职人员）：安尼乌斯（《古代群贤》）、斯卡利杰（努力将西方上古“断代史”打造成“编年史”）和“埃及学之父”的基歇尔（珂雪），还有许多后来者如海因里希•施里曼等等前仆后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了解。
　　西方在遇到无法跨越的障碍时，他们选择了基因遗传学的“突变”理念，如线粒体DNA，Y染色体之类，意图对A转变为B、B跳变为C这种断代式变迁做出合理性解释。或许这个理念和做法并不适用于人类文明漫长而宏观的演化历程，就比如咱们中华民族的复杂性和中华文化的多源性，今人能做的只有按时期、分区域、划谱系来探索中华文明的源流、发展和融合的可能进程，按照人类分子学理念，依据单倍群、Y染色体、线粒体DNA等遗传方式去寻根问祖，可能是不合适的；
　　西方的历史研究和考古方法似乎是个矛盾体，为了达到合理论证，它即讲究寻找证据也讲究制作证据，如著名的“洞穴人”案例，非著名案例就更多了，如伊文思翻修米诺斯宫，它也讲究在约定的“游戏规则”下“改变”“游戏细则”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若“游戏规则”和“游戏细则”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就想推倒重来重新制定规则，最后西方上古文明就写成了一部部跳变式的“断代体”。反观中华文明则是递进式的“纪传体”，中间并没有过长的时间空挡和遗址器物断档，文化属性的表现出有迹可循的迁徙、交融的特点，正如吴新智院士说整个中华文明史是“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对中西方影响都很大的 卫匡国
　　

　　中西方历史之间的关联纠结

　　西方上古历史上面对困难的态度基本都是依照动物趋利避害的原始本能反应，很少主动思考克服困难的方法，其实圣经的创世说可以说明很多问题。这种做法和想法贯穿了西方世界思维模式的始终，至今仍有残余。17世纪受到中国上古文化刺激，西方神职人员发愤图强借鉴中华上古史修编了西方上古史，西方考古的崛起本身就是对自身创造行为的疑惑和自证表现（辩证看待），所以说高傲的表现可能隐含着另类的自卑。反观中华上古史，中华民族先人就已经进入到主动的去思考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法，并想尽办法与自然灾害做抗争，有不少考古也证明了中华上古史的丰富和神话传说的可能真实。
　　这非常好的证明了东西方的文明状态东亚地区是上古历史成千上万年的“践行者”，西方地区是近几百年来的对东亚地区过往的“观察者”，前者花了很长的时间和代价在做着“原始历史”的积累但疏于了思考和总结，后者则花了很短的时间和精力对前者的过往缺失进行分析和判断。前者像是一个勤勤恳恳的“答卷者”，后者则是一个淡定从容的“抄袭者”，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抄袭者并不是一味的抄袭而是冷静的思考、加工和总结前者的不足，还另辟蹊径形成了新的方法和新的理论，在武力的加持下最终掌握了国际“话语权”和渠道“控制权”。这些“权力”会形成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不论是思想、文化上、还是政治、经济上，其结局便是我们无可奈何的按照他人的节奏走。

　　中西结合的不只是医术
　　

　　中西方历史的异同点

　　中西方上古史构建的共同点：就是早期的历史述说和传承全是由神职人员完成的，西方是传教士，中国是巫师。
　　中西方构建上古史的区别：西方上古史的构建（中世纪）或多或少借鉴了中国上古史的架构，因为我们的上古史架构本身存在着一些不足，这种不足在西方构建其上古史的时候二次叠加，于是体现的更为明显，所以西方对用考古来构建其上古史，或人类进化史，就会显得比我们更为迫切和必需。
　　中西方究史方法的区别：中国是望闻问切的“号脉式”，西方是开膛破肚的“手术式”，前者需要丰富的想象和雄厚的沉淀，后者讲究眼见为实和物证关联（没条件就“创造”条件），这也是东西方事物认知和究史态度区别之一。
　　历史认知的区别：历史过往还会衍生出行为认知的导向，中国的“纪传体”通史积累了丰富的人文资源有助于人文社会规则与秩序的建立，而西方的“断代史”因为没有思想包袱有助其从自然与科学进行反思和思考，所以优势可能是劣势，劣势也可能是优势，就看时势几何！源远流长未曾断代的中华文明史就像中国学人头上的一个紧箍咒，轻易摘不掉，也不敢摘掉，没办法像西方那样“随意”和“任性”。
　　导致认知差异的其他因素：地理差异、经济有别、行为习俗、人文规则、自然规则等等。

　　解下救不了你，戴上会忘记你，怎么选？
　　

　　中西文明差异
　　民族血缘型文明（西方）和文化交融型文明（东方）代表了人类文明进程中两种不同的层级和维度，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偏差并不是戴了有色眼镜，而是因为处在不同的文明维度，思考的深度有区别。西方对中国短时间崛起恐惧本质是：半完成体的民族型文明对完成体的文化型文明来自“维度差异”和“以己度人”的恐慌；
　　特别要提到的一点：经历过万千苦难才达到文明更高维度的中华文明为什么老是想着降低维度与尚不成熟的西方文明对接？希望得到西方的承认吗？这样大家可以快乐的玩耍？不同位面它的理解层面和考量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要苦了自己，还要为难他人？合理表达，客观陈述不就是了，西方无法否认我们曾经“拥有的历史”，但他们可以不承认我们“认为的历史”。历史不是他人承认了就存在，也不是他人不承认就不存在，它的存在与否跟人的主观意愿不发生关系，任性而客观！

　　个人疑问
　　西亚北非远在五六千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等等上古文明遗留的器物、壁画为什么会保存的那么完整，几乎没有多少风化衰败的痕迹，而中国上古器物要么腐蚀的没有了要么就模糊不清，就算西亚气候干燥保存良好，壁画栩栩如生，但为什么还闪闪发亮？都是北纬30度的文明，西方的器物经历几千年风霜雪雨，怎么会这么优秀？令人费解。我学识有限，想不到更好的科学解释，但涉及到西亚文明年代起止的问题，个人持保留态度！

　　优秀的美索不达米亚，我酸了！
　　

　　西方人其实对自己的史前史构建也是有怀疑的，中间也有许多学派和理念的诞生，比如不得不提到的兰克史学及其学派？
　　在西方世界历史研究领域影响力巨大的德国兰克史学及兰克史学派：提倡不抱任何目的的“客观公正”、“第一手资料”、“如实直书”，这看起来好像很客观中肯但在解释历史的时候不可避免添加了极多的主观意志（见汤普森、比尔德、古奇等对其的评价），历史哲学层面相信“神”的作用，如“上帝之手”“体认上帝”，否定历史发展规律（或被曲解的嫌疑）；其理念后由傅斯年、陈寅恪等前辈引入国内，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
　　虽然我也认为朝代的更替和时代的变迁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德层面没有多少关系，但人类的历史是人性的历史，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人性的变化，这就注定了以前的历史最后都可能被写成当下的当代史，也是不得已的事儿，尽量客观陈述可能的事实。

　　兰克
　　

　　自炎黄，经五帝，至夏禹，以及典籍中的启、契、王亥、后稷等都有很强的神祇意味，而非人主，盖由神话转为人话。华夏之谓，盖自周始，源于齐鲁，之后才慢慢流布全国各地，因此，或许可用文化谱系和考古遗址与三皇五帝做个复位，但很难对号入座，当然。各种故里陵墓什么的，也难具有真实意义。
　　以下内容摘自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
　　（1）本为上帝者：帝俊、帝喾、帝舜、大皞、颛顼、帝尧、黄帝、泰皇 ；
　　（2）本为社神者：禹、句龙、契、少皞、后羿 ；
　　（3）本为稷神者：后稷 ；
　　（4）本为日神火神者：炎帝（赤帝）、朱明、昭明、祝融、丹朱、兜、阏伯 ；
　　（5）本为河伯水神者：玄冥（冥）、冯夷、鲧、共工、实沈、台骀 ；
　　（6）本为岳神者：四岳（太岳）、伯夷、许由、皋陶 ；
　　（7）本为金神刑神或牧神者：王亥、蓐收、启、太康 ；
　　（8）本为鸟兽草木之神者：句芒、益、象、夔、龙、朱、虎、熊、罴；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周公旦（齐鲁）、孔夫子、董仲舒、太史公、刘向、刘歆………等等先贤儒家是在文过饰非、粉饰美好吗？或许是，或许不是。先贤和儒士可能是在努力营造一种“秩序”和做一种“探索”，一种能让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而不衰的“秩序”和“探索”，只是原来无往而不利的竞争模式在今天内卷型文化肆虐的时候面临着来自考古和世人的双重考验！不过，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几千年来的人文思想核心集萃而不是地底冷冰冰的遗址器物，挖出的文物古迹只能证明曾经发生过什么，而不能在精神、文化和意识形态上起到延续、启示和激励的作用，显然，后面才是人类文明进步最主要的内涵。以田野考古重建上古史的做法是没有问题的，若奉之为塑史圭臬则是舍本逐末。过度依赖地底遗址器物来塑造历史的根本原因在于历史文献典籍的缺乏和不成体系，这是西方的现状而不是我们的，我们有世界上最完备的文献典籍和人文传说，也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遗址器物留存，剩下的就是我们后人如何合理的将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互印证，该如何感受先人经历的骄傲与苦难。

　　有苦难 也有骄傲，很合理

　　

　　国际上对“中国人对非自己专业领域问题产生如此质疑的态度”似乎很费解，那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半截文化带来的认知缺乏而滋生的极端情绪及想要知道，信仰和信任莫须有的缺失致使的非良性“百家争鸣”也就不难理解了。今天我们对不确定“事项”的质疑和辨伪，应当放弃现实理念的代入和冷暴力情感的渗透，尽量平心静气认真倾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诸如信息不对称和知识欠缺引发的阴谋论先放放，改弦更张重头再来的颠覆式思想也使不得，客观看待论述有据。西方的上古史是断断续续的“断代史”（造物主 信上帝），他们要从考古中去寻找线索或制造物证和说辞以搭建起他们的历史认知框架如法国斯卡利杰的《时间校正篇》和《年代宝典学》，西方世界各种帝国各种大帝更多的是西方后世精神上的自我抚慰，这或许是东西方历史最根本的区别所在；反观中华上古史，不论文献还是考古都是连绵不断的“纪传体”（信祖先 奉神灵），所以不需要制造证据来做支撑只是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去发现证据，这是东西方意识维度差异最根本的地方；我们的上古史虽没有“大型缺口”，但也有主观和客观的历史要素带来的“疑惑不足”，现在要做的首先是摆脱“主观”的束缚，其次在“客观”方面寻找物证将“疑惑不足”按照历史的规律和逻辑将其重新梳理以追本溯源，正所谓不破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