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有点忙，加班交点作业
在开启帝喾（俊）篇之前，先给前文做个阶段性小结
前文根据《今本竹书》论述了黄帝，颛顼，并按照个人理解补录了伯鲧，及至大禹，这些章节的重心放在了有鲧，为什么这么做呢？首先要做个声明：有鲧只是颛顼时代众多势力中最为杰出的一个，并不是唯一个，也并非从始至终都是有鲧主掌玄宫。在颛顼时代，应当还有其他势力代表或祭祀阶层主导，叙述和渲染有鲧只是将西北势力做一个缩影，比如西北势力不只有黄帝系，黄帝系也不只有颛顼，颛顼也不只有有鲧，择取其中之一作为重点描述对象也是因为历史进程太过复杂，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势力分布也理不清说不明只能顺势待过，做个简要交代，比如西北地区除了黄帝族（轩辕氏）、玄嚣支（庙底沟 西少昊）、昌意系（马家窑 人皇之一），还有西王貘（母），深目氏等等！
西北地区的游牧文化毫无疑问在中华文明进程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中华文明的孕育成长的区域却是在东南地区的农耕文化，西北游牧文化和东南农耕文化的交接之地：河洛到河济（中原）便是这两种文化的接触、交互、交融甚至交锋的重要缓冲带，前文也有相应的叙述。这一地带在龙山时代战国时期，即4300年之前的表现并不是那么耀眼，虽遗留不少遗址和器物，但大多表现都不是太激进太剧烈，既没有明显的血与火体现，也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表现。这样的考古表现充分体现了彼时西北势力和东南势力的势力划分和相处之道，上古时期人口很少中原地带很宽阔，足以容纳二者在此地区“友好共存”，可见前文述。
西北篇暂告一段落，且看东南篇。
东南篇是本文要着重叙述的，尽管东南地区上古势力在文献典籍里的存在感不强，大多都是以陪衬的角色出现，历史上根本不是这样的。西北势力有他们的“野蛮的骄傲”，东南势力也有其“不屈的意志”，野蛮与不屈的争斗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停止过，文献典籍里体现出更多的是士人基于时代背景的政治愿景、大同理念和美好想法罢了。
此说究竟有无道理？
咱们先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看，西北与东南是否有理由存在这样的争斗。
首先来看看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及以外的西北势力，该势力范围是典型的游牧文明
游牧文明的生活方式是逐草而居，渔猎放牧，随自然变化而改变生活场所。这样的经济形态很难发展出土地财产制度和高度组织性的社会生活，生活方式相对野蛮。经济形式决定高层建筑，离散性的经济业态很难形成严格的社会等级结构和生产制度。生产物资的获得除了自给自足以外（牛、羊），其他的主要靠交换获得，而交易对象很多情况下都依仗相对稳定的农耕地区，这就是游牧想农耕靠拢的原因之一。
交易是最原始的商贸行为，商贸行为又受到商贸思维的限制，商贸思维的本源就是地区文化的积累，很明显，游牧势力在交换的商贸方面是远远不及农耕文明区的，所以在贸易过程中吃了闷亏或根本没有用来交易的物资时，血与火的劫掠必然发生。
在经济形态，商贸形态，意识形态等综合作用下，游牧民族往往倾向于以武力的方式进行“破例获取”，虽然风险大但是收益高，只要武力优势明显就可一本万利，这一点在历史上，包括现实中都可以找出无数的例子作为证据，略过不表。因此，游牧民族习惯，甚至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嗜好游猎，也喜欢战争，通过战争（武力）不仅可以获得财物和奴隶，还能获得荣耀和地位。
游牧文化的特性决定了游牧民族便是上古时期最佳的文化散播载体，能迁徙多远，文化就能传多远。
再来看看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以内的东南势力，该势力范围是典型的农耕文明
农耕文明，本质上是土地文明，它本身是在相对稳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文明形态。
首先，它需要适合农作物生长的肥沃土地，需要良好的灌溉条件，需要相关气物候知识、种植技艺和生产经验等等，在这些基础上积累起丰富的知识，进而发展出原始的农业生产的文明形态；
其次，是建立在植物和动物驯化的基础上的畜牧业发展，动植物的驯化是文明的重要起源之一，而后便是人的驯化和管理，不表；
再次，强烈依赖土地的农耕文明容易发展出表现为贫富差距的财产制度（葬制），也会促进社会分工与协作从而发展出社会的定居生活、水利灌溉（聚、邑、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断密切，从而发展出具有一定管理理念的社会组织，尤其是等级制社会组织和制度、规则、文明、交易和政治文明。
最后，随着农业社会“剩余价值”的增多，随着管理体系的完善通过贡赋制不断输入到社会高层或知识精英阶层，该阶层的奢侈生活也就成了文明诸多要素之一，比如贫富差距。
案：结合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特有属性来分析，来自西羌的大禹（族）有什么理由和必要治水，治哪里的水？而真正需要治水的却是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农耕文明区，于是学界又有声音说大禹来自东南地区，以致出来各种论证和考据，但出来后又跟文献典籍抵牾甚多.........
@空间2021 2021-08-09 20:45:46
来自西羌的大禹（族）有什么理由和必要治水，治哪里的水？…………还有，没有技术治水。那上古治水的又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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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兄台的提问，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所以需要一点点叙述，“大禹治水”这个传说深入人心自然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需要，既然开了这帖，把“大禹治水”这个事件说清楚是必须的，说不清楚那也要说出个子丑寅卯来给大家个交待，还请兄台观效！
客观的说，上古挖沟排渠这个行为应是定居式农耕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自然产物，绝非是发生自然形态的滔天大洪水后再去战天斗地疏通水道。考古发掘至今，可以确定的史前水利工程是良渚遗址，很显然良渚遗址周边的水利工程绝非一朝一夕修建的，是几十甚至几百年一点点修葺而成。
@一弯明月2017 2021-08-09 23:01:55
游牧文化的特性决定了游牧民族便是上古时期最佳的文化散播载体，能迁徙多远，文化就能传多远。------此说似乎可解仰韶文化与中西亚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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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中华上古时期西北文化与中西亚以漫长时间为桥的交流从未断绝，只是在不同时期相互影响的深浅多寡罢了。
个人斗胆提个说法，中华上古时期的西北文化不仅促进了东南文化区的演变，而且对中西亚文化乃至印度河流域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好的鞭策作用。
农耕文化本质是土地文化，它具有强烈的地域属性，对土地有着游牧文明远远无法比拟的深厚情感，因此具有稳定性强，地域观念强，沿袭悠久等诸多特性。该文明表现为习惯于平淡无奇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重复，好处是，这种环境下有利于各种知识和经验代代相袭绵绵不绝，易形成稳定的知识架构和习俗文化；不好的是，因思想保守不善征伐，在面临游牧文明的侵入时往往表现的比较被动，但后期又会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如前面对炎帝文化区的描述。
因此，在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漫长历史斗争中，斗争前期游牧势力很容易占据优势，但在后期却慢慢被农耕文明同质化，游牧文化也就渐渐沉积在农耕文化区，征服--同化—沉积--征服--同化—沉积……无穷尽也！这两大文明就像中华文明这各太极图的阴阳两仪，一阴一阳、相生相克、一正一反，生生不息。
那中华文明历史上上只有这两种文明吗？当然不是，这便要说到一种中间文明形态，即商业文明。
结合中西方历史来看，世界上商业文明的诞生基本都是在农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或者是农业文明与其他文明结合处，比如西北与东南交互的中原地区。商业文明的诞生前提是物资的交换，不论是农耕文明区，还是游牧文明区，总会有氏族或部落的首领，他们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因为他们的需求就会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不同文明之间长距离或远距离互通有无，相互来往。
不是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吗？这句话没错，但上古时期真正主导或引导历史发展贯通文明的往往是具有相当能量的部落或集团。因为农耕文明的农业社会容易做到自给自足，与外界进行物资交换的欲望往往没有那么强烈，游牧文明则不然，他们本身具有强烈的流动性和经济单一的特点，比起农耕文明就有更强烈的物资交换需要。农耕文明依赖土地，游牧文明仰仗交换，都是文明属性使然，跟道德关系不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商业文明在不同文明之间游走渐渐发展出比比农业文明更严密的财产制度，交易规则，更多和更大范围的社会分工与合作，平等与公平的社会交往等特点，比游牧文明更加懂得如何与农业文明打交道，分工与合作，如何与更远距离地区的技术交流和相互来往。从某种程度上说，商业文明兼有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长项。
结合中华上古史的发展来看，可以明确的说中华有一段历史真就是商业文明创造的，那就是商朝。商祖“契”的主要业务可不是教化育人，观天测象，跟历史上的“阏伯”不仅不是同一人，而且概念完全不同。关于“契”，在后文出现的时候再做详细论述，略过不表。
结合西方上古发展史来看，也有一个民族擅长行商，也就是希伯来人、犹太人。商朝是中华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催生的历史产物，而犹太人行商则是因为生存的需要，今天有不少将犹太人往东引进的说法，将商朝、三星堆与犹太人牵上关系，试问这些说法是不是先征询一下犹太人的意见？
关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以及商业文明形态的可能表现，可参看《古蜀史说》的相关描述！
案1：西方历史研究中还有提到森林文明、海洋文明，其实中华文明历史上也有森林文明，大致从珠江流域以至中南半岛，只是这地区从古至今都很少论及，这一带虽不是中华直系，但也算得旁系，不应被忽视，应客观看待，后文也会有一些叙述；
案2：勉强也算有海洋文明，大致有三条：一条从台湾岛算起，途经琉球群岛，直到日本岛，另一条经辽东半岛，过朝鲜半岛，越对马海峡到日本岛，还有一条就是从北方四岛直接到日本岛的北海道。
中华的海洋文明到了日本岛？日本国他能同意吗？本文并不否认日本国在中古和近古的历史表现，但上古时期的日本岛其实并无多少发言权，关于这一点日本国以及熟悉日本史的朋友皆可发表意见。
案3：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西北游牧文化和东南农耕文化相互作用，不断发生化学作用才有了咱们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西北游牧文化对东南农耕文化的促进就像催化剂，加速了中华文化的进程，免于掉入死气沉沉的陷阱。
可能这样的“促进”带有很强烈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需求，表现的比较剧烈和激进，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上来说却是有必要的！
案4：为什么在开启东南篇之前会说这么多？这里有个我个人一直以来的朴素想法：东南文化区是中华文化的很重要源头，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根基，中国历史上渡过绝大多数困难期大多是靠广大的农业农村农民（三农）来消化的。直到今天，或许以后依旧如此，三农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农民，而不是农业。
中华文化植根的基底就是今天已慢慢空心化的农村，那些被XX线城市轻视和忽视的农村，若没有广大的农村作为文化载体（关键时候还能给工业和金融兜底），中华文化很可能出现断流，希望我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
从下一章节开始正式拆解：中华文化的养成，及“华夏”之名的由来！
从此处起正式开启东南文化篇，请朋友们多多指教
帝喾高辛氏
关于帝喾的文献典籍记载：
《史记》：帝喾高辛氏者，黄帝之曾孙也，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蟜极，不得在位，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助。
《帝王世纪》：帝喾高辛氏，姬姓也，有圣德，年十五而佐颛顼，四十登位，都亳，以人事纪官，故以勾芒为木正，祝融为火正，蓐收为金正，玄冥为水正，后土为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职而治诸侯，於是化被天下，遂作乐六茎，以康帝位，世有材子八人，号曰八元，亦纳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 元妃有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有娀氏女，曰简翟，生？，次陈丰氏女，曰庆都，生放勋，次娵訾氏女，曰常仪，生帝挚，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而崩，葬东郡顿丘广阳里。
《白虎通义》：谓之帝喾者何也？ 喾者，极也，言其能施行穷极道德也。
还有就是本文引用的《竹书》百十来字的记载，有关帝喾之行的文献记载简直不要太简明扼要。
历史大家范文澜老先生也对帝喾做了一番叙述，其著《中国通史》说：帝喾，相传是黄帝子玄嚣的后裔，居西毫（河南偃师县），号高辛氏。传说帝喾有四妻、生四子。 姜嫄（音原 yuán） 生弃（周祖先） ，简狄生契（商祖先 后岗文化），庆都生尧，常仪生挚。《左传》 文公十八年，季文子说，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号称八俏（音凯 kǎi），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号称八元。这十六族世世有声名，尧不能举用。舜举用八恺，使主管后土，地平天成；举用八元，使主管教化。八恺指以禹为首的各族，八元指以契为首的各族，契距离帝喾既不只一世，尧、弃、挚年代相近，距离帝喾当然也不只一世。如果弃等四人确是同出帝喾一系，应是同族的后裔，决不是同父异母兄弟。另卜辞中证明商朝认帝喾为高祖，祭礼非常隆重，帝喾可能是实有其人。
范老先生学贯古今，初步判断帝喾可能真有其人，也不能断言，说明了什么呢？东夷文化的普遍缺失，抑或腾挪转嫁后的慢慢模糊，让今人摸不着头脑。
本文认为不仅帝喾这样的具体个人是历史上存在的，中国历史上的东南文化圈（长江和淮河两大流域）还存在许许多多的上古先圣大贤，能留下贤名的可见《庄子•胠箧篇》的记述，当然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他们无有几多名号事迹流传于后，难道就让他们的历史文化和艰难养成蒙尘吗？还是说干脆默认，把他们修编到西北文化体系里有利于一统？不不不，不能再搞模糊策略，文化光辉灿烂也好，默默无闻也罢，是谁做的就是谁做的。好的，不好的都应该如是反应和记录下来，留给后来者评断、借鉴。
信史和别史文献里有关东南文化圈上古圣贤的记录真不多，即使有，也已经被西北文化体系给收编的差不多了。当今，有一部关注度和讨论热情极高的书籍可以借鉴一二，毫无疑问，它就是《山海经》。本文再次重申《山海经》的由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相应的时代背景，它并不是史书，它的原型是口耳相传的神话和传说，关于《山海经》的来由可参考《古蜀史说 开明卷》的叙述。中国的神话传说大多是有原型，只是经过漫长的时间有无数次的改编和变形已经有点偏离航向，这需要今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剥离那层层修饰找出内里真实，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度艰难的过程。
话转过来，在《山海经》记载的东南文化圈里有一个出现频率极高的存在，叫帝俊（夋），其次是炎帝。帝俊作为东夷文化代表，其存续时间极长，后系支系也极多。
那历史上有帝俊（夋）这个人，或这个神吗？本文认为是有的，他不是一个具体的人，也不是一个具象的神，而是东夷的祖宗神。
帝俊（夋）的最初原型应是“居穷桑帅鸟师，鸟羽为冠”的东夷少昊，无奈后人给他迁了户口，见前文叙述。
龙山时代战国时期的杰出代表则是帝喾，那《山海经》中的帝俊（夋）又该怎么理解呢？
既然要解释《山海经》中的帝俊（夋），那不得不提到另外两位文献典籍中的中华文化始祖：炎帝和黄帝。问题来了，这两位在《山海经》中不仅出现的频率低，而且出现时间比起帝俊也是晚了许多，不仅如此，黄帝的影响力还不如后来的颛顼大，这就很难过了。为什么会这样，黄帝和颛顼可参考前文所述，此处拆解一下帝俊（夋）究竟是一位怎样的存在？按照考古时间和考古表现，4000年前东南文化圈大致可分为三大区域：泛大汶口文化区（海岱、黄淮、江淮）、泛良渚文化区（吴越地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区（云梦泽，荆楚），东南文化圈里影响最大的恐怕就要属帝俊（夋）了，连炎帝都赶不上。说到云梦泽的炎帝？只有叹息，因为云梦泽的炎帝在两周之时给辗转腾挪去了关中的神农氏，导致云梦泽的至高神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断档，直至楚立国尊“东皇太一”（屈原《九歌》）弥补了这个精神空缺。但是“太一神”只有楚地才用，其他地域都不用的。
帝俊（夋）！“夋”的本意指 行动迟缓，这与部落首领（年长），缓步而行以示威严异曲同工（后世官方指定步伐：八字步）。1942年9月在长沙东郊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记载：“千又百岁，日月夋（允）••••••帝夋（俊）乃为日月之行”，此帝夋极可能说的就是帝俊，这至少说明战国时期楚地已有了帝俊（夋）的传说。
帝俊是《山海经》里特有之人物，在其它传世的先秦文献典籍中不曾出现过，而帝俊支系的描述大都出现在《山海经•大荒东经》里，或许帝俊是东方某个或某些族群共同祭祀的神祇。《山海经》里最高神有多个，他们之间并不隶属，应该是不同区域或族群各敬各的神，上古时期人们对上天的想象源于人们对自身的认知，所以只有父系社会的人们才会把上天想象为男性神祗——帝俊，不论是昊、夋还是夔，在甲骨文里都有神祇的含义。王国维在其《殷先公先王考》中提出：帝俊的“俊”字，和甲骨卜辞中的“夒”字相似，若把俊的人字旁放在夋头上，和夒相似度达到90%，内里关联似乎有迹可循！
后人将神祇或意念人格化，目的只有一个：便于记忆和传颂，神话和传说的基本特点就是在拆分--桥接--拟合轮回中不断重复，经过无数代人的口耳相传慢慢形成潜意识（共识）并逐渐固化。如此衍化的结果必然出现文献典籍和出土文物之间的抵牾，即考古一出手，历史就发抖，略过不表。
帝俊在《山海经》里有三位妻子，分别为：娥皇、羲和、常羲。羲和是太阳之母（十日），常羲是月亮之母（十二月）。日月的运行规律是远古人类最先掌握的天文知识之一，帝俊作为日月之父显然就是天的人格化，同时也可推导出羲和、常羲应为观测计算天时的星官或天官，“妻”基本可以理解为部落联姻的传统做法。娥皇！！！帝俊？？？帝舜？？？
《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与娥皇一起的不应该还有一个女英吗？此二女是尧的女儿，舜经受住了考验，后来二女嫁给舜为妃，说娥皇和女英是尧女儿的最早出处应是西汉刘向编纂的《列女传》，《列女传》大致相当于汉代以教育妇女为目的的《故事会》，主要是让妇女同志在唠嗑的情况下学习三从四德，于是娥皇与女英一同被杜撰为尧的女儿、舜的妃子。关系有点乱，得处理一下。为了缓和这样的认知矛盾，便把帝俊说成是帝舜，完美解决？不，麻烦更大。
《山海经•海内经》又载：“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有子八人”可以理解为八个部落或八个分支，“歌舞”（巴人 前歌后舞）当是巫文化的祭祀仪式，能独立祭祀就是意味着部落的建立，可以独立经营独立核算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八个部落以帝俊为尊，八个部落分别是：三身、后稷、季釐、帝鸿、黑齿、晏龙、中容和禺号。
《山海经•海内经》载：“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竹书纪年》载：“帝舜二十九年，帝命子义均封于商，是谓商均。”宋罗泌《路史•后纪十一》 云：“女窑（英）生义钧，义钧封于商，是为商均。”《史记•五帝本纪》有：“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
三身生义均，而义均（商均）又是舜之子，那是不是说舜就是三身呢？三身又是帝俊所生，帝俊与帝舜的关系继续凌乱！！！为了缓解这样的矛盾有人提出将虞分姓氏：一个是姚姓，一个是妫姓，来自晋南（尧女婿）的舜在河南商丘建有妫姓虞国（陈国），即今虞城，而姚姓（帝俊之后）的义均此后又在这里建立了姚姓虞国，于是有了两个虞国，逻辑再次凌乱！！！
说帝俊是帝舜的逻辑凌乱还有许多处，此处不再列举，为什么会这样？见后文“帝舜篇”的描述！
接着说帝俊的各大支系：
《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
----这段话记载逻辑清晰，应是流传比较畅顺的传说，这或许也是周人禘喾而郊稷的原因，也因为这个记述，帝俊便有了是帝喾的可能。上古时期有个基本原则，有如《吕氏春秋•恃君》载:“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
上古人或许不知道爸爸去哪里了，但不可能把祭祀对象搞错（后人可理解错），搞错祭祀对象那是顶天的事，如《礼记•曲礼》载：“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及《国语•鲁语上》言：“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非是，不在祀典。”
再来看看上古神话传说是如何被腾挪运用的。
《山海经•大荒北经》载：“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
------黄帝战蚩尤，还出来了女魃旱地千里，这本是巫士添油加醋的描写“黄帝战蚩尤”带来的影响，但非常生硬的加入了叔均的描述，如果按照《帝系》《五帝德》来列算，这二者差了多少辈儿啊，不仅如此“黄帝战蚩尤”直接拉到了周祖后稷之后，这时间线凌乱的无以复加！是故，《山海经》的内容当谨慎采用，合理运用，问题出在哪里呢？
在古代植物学不如今天这般发达，对植物的分类也没有那么明确，如《诗经》中常常将黍稷合称，也有把粟当做稷，而大汶口文化区农作物是以粟为主，所以“帝俊生后稷”这个说法应有相应的历史背景。
另外，做一个发音设想（或不确）：按今天的发音来读“粟稷”，其发音和叔均似乎很接近。此叔均（后稷）应该华北地区主营农业生产的大部落或族系代表，可参考更早时期华北大量种植粟的磁山文化。
那后稷（神）如何去到了关中地区呢？有两种可能，一是姬周氏发迹于关中，此处的华胥氏、神农氏（半坡文化）早已经营良久，获封稷神当之无愧；二来，这可能涉及到东夷地区的争斗史及东夷势力向西迁徙史，如陶唐（祁姓），一目（威姓），叔均（后稷？）等，见下文叙述
再看《大荒东经》：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罴；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食黍食兽，是使四鸟。
------何谓“使四鸟”，见《周礼.天官冢宰.司裘》载：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鹄；诸侯则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则共麋侯。皆设其鹄。这是“射礼”的规制，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皮质的箭靶以及配相应箭翎的弓矢，这是礼制等级的体现。这也可以推测出周时的射礼雏形在帝俊时期便有了，也可推导出东南文化相对西北文化更早成体系规制，当是为中华文化的摇篮。
另外，大汶口文化有拔牙的习俗，帝俊的八子中有一黑齿之国，黑齿与拔牙之间关联明显正相关。帝俊八子还有一禺号，任姓，又分化为两支：帝俊-禺号-儋耳-无骨-无继-无肠及帝俊-禺号-淫梁-番禺-奚仲-吉光（最为著名 上古发明家，马车）。
《山海经•海内经》载：“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这个羿就是有穷氏（少昊之后、般）的那个羿，他攻灭夏后氏取而代之，史称“后羿代夏”，也因为这个记述帝俊好像又成了帝尧，好凌乱…………………
帝俊有这么多的传说，也有这么多的分支，那《山海经》中帝俊这个人、神或时代是不是存在呢？
本文认为应是存在的，有学者说其考古学上对应的是龙山文化时期，本文认为时间可能会早于龙山文化时期，可上溯到大汶口文化时期，至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就应该已经出现帝俊信仰，以“龙”纪官的大皞（太昊）时期可能够不着，但以“鸟”纪官的少皞（少昊）时代应该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