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老张叔就不吱声了。我早就听得入迷了，急忙追问后来咋样了，那个郝雷被抓到了吗。
老张叔吁了口气，不无沮丧说：“抓什么抓啊，等我醒来郝雷早就跑没影了，我在胡同里躺了半宿，起来后脑袋昏昏沉沉的，好悬没打出脑震荡。同来的这帮小子真是太熊，竟然一直没找到我。根据事后调查，当时我是被一块砖头砸中后脑的，那块砖头就扔在我身边。至于是谁打的我，不知道；郝雷跑哪去了，也不知道。不过万幸的是，那把跑丢的枪还是找到了。要不，我这身皮也穿不到今天。”
听老张叔说郝雷跑了，我有些泄气，但一想到那面鼓，我赶紧问他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
老张叔接着说：“事后，队里一直没有放弃追查郝雷的下落，可将整个城市翻了个底儿掉，却始终没有找到郝雷的一根毛儿。我们核计着郝雷一定是潜逃到了外地，就四处发协查通报，可也一直没有什么消息。直到半年后，山东济南市市公安局给我们打来电话，在当地破获的一起黑社会报复纵火案中，有一个被烧死的人好像就是郝雷。”
郝雷死了，我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我急忙问老张叔，他死后，有人将他的皮扒了下来？
老张叔说你先听我继续往下讲啊，“听到那边传来的消息，大家都十分高兴，甭管死的活的，总算也是落网了。我带着几个人立即坐火车赶到了济南市。当地的同行跟我介绍，济南本地有两个帮派，经常为了一些诸如地盘之类的事情发生斗殴，但规模都不大，也没有成气候。去年严打的时候，这帮人跟着消停了不少，竟然叫大部分人给躲了过去。今天一开年儿，这两帮人又掐了起来，其中一伙将另一伙罩着的舞厅点着了，烧死不少跳舞的，还有几个看场子的保镖。”
“死了这么多人，事情就整大了，当地警方出动不少警力将两方面的人都给抓了起来，然后就让他们和家属一起辨认尸体。当时一共烧死6个保镖，有5个都被家属认走了，就剩下一个没人要。同伙其中有个人就说，这个没人要的叫郝雷，据说是年前从我市潜逃过来的，直接扑到这里的老大手下做了个打手，好像身上背着很大的事。济南警方翻出过去的老协查通报一看，这不是通缉犯吗，于是立即将这个情况跟咱们说了。”
听到这里，我急忙插了一句话：“您看到了吗，那是郝雷吗？”
老张叔晃了晃脑袋，“尸体我倒是看到了，但都烧的乌漆妈黑不成形儿了，跟个烧鸡似的，谁认得出来谁是谁呀。不过看那体型和块头儿，倒挺像郝雷的。我还特意看了看死者的后背，因为呛死后倒在了地上，烧的还不算特别严重，似乎有一片刺青，不过看不清什么样子，也保不齐是其他什么东西划的，反正是瞅不清楚就得了。那会儿不像现在，有什么DNA技术的，既然所有人都说是他，而且还有人描述了郝雷的外貌，并说出了曾在郝雷后背上看过一个鹰状的刺青，那我们也只能当他是郝雷了，就这样草草结了案，尸体也在当地被火化了。”
说到这里，老张叔又将那面鼓挪的近了些，“我说过我曾经抓伤了郝雷的后背，佳慧，你看这条划痕。”说着，老张叔指向鹰状刺青的一条翅膀。
在他手指的指引下，果然，在那个鹰状刺青的翅膀位置处，有一条极淡的条状痕迹，看着有点像抓痕。
老张一边摸着那条痕迹，一边慢慢地说：“那晚我是亲眼看到这个刺青的，而且这条痕迹也是我抓出来的，所以我敢肯定我没有认错。可是，如果说郝雷被烧死了，那么这个刺青、这个抓痕，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面鼓上呢，难道那个被烧死的尸体不是郝雷，可那又会是谁呢？真正的郝雷如果没死，被人扒皮做成了这面鼓，他又是被谁扒的皮，凶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想不明白啊，唉……”老张叔叹了口气，不再说下去了。
听完老张叔的讲述，我呆呆地想了很久，脑子里一片混乱不堪，然后，又惴惴不安地看着那面平鼓发了半天兔子愣，脑子里闪现出的尽是各种各样恐怖血腥的画面：一张巨大的人皮，被人整个从郝雷的脊背上掀起，露出白色神经筋膜包覆下的不断涌跃跳动着的鲜红血肉……
中午吃过饭后，我和老张叔没有回到活动中心参与下午的排演，而是将发现的情况及我们的猜想报告给副局长司马强。司马强听完老张的讲述后，也是很惊讶。当年郝雷案件他曾参与侦查过，不过那时候他还是初入警队的小伙子。
“这件事有点绝，你们先屋里呆会儿，我去和局长汇报一下。”过了好久，司马局长才回来，叫老张叔和我去局长办公室。
局长见我们来了，很严肃地和我们说：“由于这个案子比较怪异，而且已经过了这么久，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暂时不要大张旗鼓地查，但也不能不闻不问，暂时就由司马局长、老张和佳慧你们三个人在小范围内再次进行侦查吧。切记，一定要保密，除了咱们四个人谁都不能透露，尽量不要弄得满城风雨。”
离开刑警队后，我一直没有参与过案件的侦破，本以为自己已经失去了这份兴趣和爱好。但局长的这些话，却让我突然产生一种莫名的激动和兴奋。是啊，在骨子里，我还是喜欢刑警这个职业，喜欢破案子的，尤其是人皮鼓这样有趣的案件，更是让我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但是，当时我绝对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个案件，司马局长、老张叔和我的命运都由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完全偏离了原本的生活轨迹。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下午，司马强叫人将那面平鼓搬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他仔细看了半天，又跟老张叔问了一些当时的细节，然后，叫我将京剧团团长请过来，准备和他仔细询问这面平鼓的来历。
团长正陪着那个分管局长看排演，见我找他，还以为是要结账，乐不颠儿地就跟我走了出来。我将他领进司马局长的办公室，见那面平鼓放在一边，还有我们几个人的神色，他有些纳闷儿，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司马局长给他倒了一杯茶，先是随口聊了几句排演的情况，然后话锋一转，问起这面鼓的来历。
虽然有些糊涂，但团长还是一五一十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根据他的回忆，这些年团里经费实在是太紧张，许多伴奏乐器都没有更换过，都是些用了多年已经破破烂齿的老家伙，他也说不清这面平鼓是哪年买的。要是想了解具体情况，还得问问团里看库房的老孙头。然后他又问我们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一个破鼓咋让我们这么重视。我们说没啥事，就是随便问问，这个鼓没准是前朝的古董呢，需要鉴赏鉴赏，就这样将他敷衍了过去。
送他下楼的时候，他小声地问我那面鼓真的是前朝古物啊，我不置可否的嗯了一声。他立刻来了精神，那能值多少钱？我看了他一眼，用特别神秘的语调告诉他：“不能说啊，说出能吓死你。”他哈哈一笑，“小姑娘竟说大话，我咋看不出来呢。不过，你们用完了得还给我啊。”
送走了将信将疑的京剧团团长，司马局长叫刑警内勤将当年的老卷宗送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我们三个人在他的办公室里细细地翻阅了起来。
由于异地办案，那起案子办的确实很草率，现在看来存在很多疑点和证据链缺失的情况，但由于当时缺乏必要的科技手段，再加上也确实没什么有力线索，案子就这样草草地结了。
看完卷宗，司马局长问我和老张叔的意见。老张叔说隔了这么久，也没什么太好的方向，只能从这面鼓的来历查起了。还有就是，究竟那天我是被谁打的，为什么会挨打，也一定要查明白。为这事，我几乎憋屈了半辈子。明天我和小桑去趟市京剧团，跟那个什么老孙头了解了解情况吧。
司马局长说这样也好，那你们去查着，明个我叫技术部门做做鉴定，看看到底是不是人皮做成的。
说道这里，司马局长拍了拍鼓面，发出沉闷的声响，慢慢地说：“如果真他妈的是人皮，这事可就有点意思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三个人分头行动起来。司马局长叫人将那面鼓送去了技术部，让他们分析分析材质。
我将组织老干部排演的活推给别人，和老张叔坐着司马局长的车到了市京剧团。团长事先已经得到了消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简单寒暄几句问明情况后，团长叫来了看管库房的老孙头。临走时，他说要留我们中午吃饭，不过别嫌食堂做得差，和你们公安局是比不了的，但有几个小菜做得还挺有味道的，还要和老张喝上几口。老张叔呵呵一乐，行啊，我现在退休了，喝酒也不犯忌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