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庞培的舰队在伊利里亚建的战功，就其本身而言，虽不为不大，但对于整个战局，却影响极微；如果我们想一想在705年即前49年那整个多事之年，庞培部下陆海军的成绩只限于这一项武功，并且将军、元老院、第二大军、主要舰队，恺撒敌人所有的无限兵源和更为广大的财源既都荟萃于东方，当西方那决定一切的战斗需要参加时，东方却丝毫没有来参加，那么，这种战功更显得渺小。
帝国东半的军队分散于各处，将军都有优势兵力不肯作战，联合党内部不睦，这些固然不能作为卸责的口实，却或可说明陆军不动的原因；但舰队控制着地中海，没有对手，这舰队竟这样未做一件能影响时局的事——既未援助西班牙，也等于未援助那忠实的马赛利亚人，没有保卫撒丁、西西里、非洲，也没有，即使不恢复意大利，至少阻碍它的粮运——这使我们不难想象庞培营中盛行的混乱和乖戾。这一年的全部战果也与之相称。
恺撒的双重攻势，即一面攻西班牙，一面攻西西里和非洲，在前者完全成功，在后者至少有一部分成功；同时庞培饿死意大利的计划因恺撒夺去西西里而大半失败，他那一般的作战计划则因西班牙军覆没而全成泡影；在意大利，恺撒的防御布置只有一很小部分得到应用。尽管在非洲和伊利里亚遭了惨痛的损失，恺撒经过这第一年的战争，极为明白地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如果东方没有重要的举动以阻止恺撒平定西方，在东方的人却至少乘这蒙耻得来的喘息时间，努力于政治和军事的整理。
恺撒对手的大集合地是马其顿。庞培本人和来自布隆迪西乌姆的流亡大众都到此地；其他由西方逃难的——西西里的马尔库斯·加图，马赛利亚的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尤其西班牙已解散的军队，有些良将和精兵以其将军阿弗拉尼乌斯和瓦罗为首——都来到此地。在意大利，贵族的出亡不但渐成为荣誉的事，而且几成为时尚的事，恺撒攻伊莱尔达的不利消息传来，这事又得到个新的激励；有不少活跃的党人和首鼠两端的政客逐渐走来，甚至马尔库斯·西塞罗也终于相信他写了和睦论，还不足以尽他为国民的义务。
罗马政府以德萨洛尼卡为临时驻所，此地的流亡元老为数几近二百人，内有很多白发的老人和差不多全体的前执政官。但他们真不愧为流亡人。在这罗马的科布伦兹，罗马贵族所表现的可怜相也是他们的多大言而少实行，他们那不合时宜的怀念既往和更不合时宜的互相攻讦，他们在政治上的怪癖和在财务上的窘迫，旧建筑既已土崩瓦解，他们仍以极郑重的神情看守宪法上每一旧花饰和锈斑，这还是小事；贵族们在良心上不敢把他们在罗马城圣地以外开的议会称作元老院，而谨谨慎慎名之为“三百人会”，他们又大做政治法的研究，探讨是否和如何能合法地在卡皮托尔以外制定元老院法，这不过是可笑而已。
比这恶劣远甚的是冷淡派的漠不关心和过激派的褊狭固执。关于前者，人既不能使他们做事，也不能使他们缄默。如果有人要求他们以任何确定的方式为公众福利去尽力，他们便以懦夫所特有的矛盾，认为这种提议出于恶意，欲使他们再受牵累，于是他们或全不听命做事，或不尽力去做。此外，他们在事后的埋怨和太聪明而不能实行，自然永是做事者的障碍；他们的日常工作是批评、嘲笑和嗟叹每件大事和小事，以他们自己的怠惰和绝望弄得大众精力松懈、勇气消沉。
弱者显出他们的没精打采，过激派却反而十足显出他们的过度紧张。这里人不讳言，任何和平谈判的先决条件是拿恺撒的头来；就是到了现在，恺撒还屡次求和，但每次都被人看也不看，丢在一边，或者被人利用来暗中谋害敌方使者的性命。不言而喻，恺撒公然的同党集体地和个别地丧失了生命和财产；但多少守中立的人也未遭较佳的命运。科菲尼乌姆的主角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在军事会议里郑重提议，那些曾在庞培军中作战的元老，应投票判决一切始终守中立的或虽已出亡而未从军的元老，并且应按他们自己的意见把这些人个别地释放，或处以罚金，或甚至处以死刑和没收财产。
另一个过激派因卢奇乌斯·阿弗拉尼乌斯防守西班牙失策，正式向庞培起诉他受贿和谋叛的罪。这些色彩浓厚的共和党，他们的政治理论几乎有宗教信仰的性质，因此他们怨恨较冷淡的党员和庞培及其私党，如果可能，尤甚于怨恨公开的敌人，并且这是正统神学家所常有的一种冥顽不灵的怨恨；流亡军队和流亡元老院所以乱纷纷起了无数激烈的纷争，大致都是他们的罪过。但他们还不止于言论。马尔库斯·毕布路斯·提图斯·拉比努斯和其他同伙实行他们的理论，使恺撒军落在他们手里的将士整批受戮；我们可想而知，恺撒的队伍不能因此而懈于作战。
要响应宪政党而起革命，一切要素无不具备，如果在恺撒外出之时，这革命未起于意大利，那么，据恺撒那些有见识的敌人看来，其主要原因在一般人恐怕复旧以后，宪政党过激派毫无节制地逞凶。庞培营中较善良的人见这种疯狂举动，无可奈何。庞培本人是个英勇的军人，尽可能饶恕俘虏；但他太胆怯并且处在太困难的地位，不能按元帅之所当为，阻止或甚至惩罚这种暴行。只有马尔库斯·加图在这斗争中至少保持一贯的道德，较致力于阻遏这种行为；他使流亡元老院通过一件特别法案，禁止掳掠属国城市和在战争以外杀戮公民。
贤能的马尔库斯·马尔凯乌斯抱有同样的见解。固然没有人比加图和马尔凯乌斯更深知，极端派遇有必要，将不雇元老院的法案而实行他们那些莽撞的事；但如果在今日他们还须不忘谨慎之时，不制伏过激派的狂暴，则到了胜利以后，人民可以遭到一种苏拉和马略所骇然不忍见的恐怖局面；加图，据他自己承认，所以怕本党得胜尤甚于怕本党失败，其故不难了解。马其顿营中的军事管理确操在元帅庞培之手。他的地位，无日不是艰难苦恼的，又因705年即前49年的不幸事件而更为恶劣。在他同党的人看来，他应负这种结果的大部责任。
由许多方面说，这判断有欠公允。噩运的大部都应归咎于那些刚愎抗命的副将，尤其应归咎于执政官伦图卢斯和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自庞培接统军队以后，他就以巧妙的手腕和英勇的气概率领他们，至少把很多的队伍救出危难；至于恺撒才智超群，庞培不是他的敌手，则当时已为人所公认，平心而论，这不能算是庞培的罪过。但只有结果能决定人们的判断。宪政党信任这位将军，才与恺撒破裂；这破裂的恶果却反落到将军庞培的身上；虽则因其他领袖一概不能用兵，他们没有更换最高统帅的企图，可是无论如何，他们对元帅的信心却动摇了。
除战败的惨痛结果外，又有播迁的有害影响。流亡人中诚然有一些精兵和良将，尤其往日属于西班牙军的人员；但来从军作战的人实居少数，而与庞培有同等权力，可自称为同执政官和统帅的贵族将军，以及那些多少有点勉强来参加现役军队的贵族却为数多得惊人。首都的生活方式由这些人传到营中，绝非军队之利；这些贵族的帐篷是优美的亭馆，地面上精雅地铺着新草皮，墙壁披着常春藤，餐桌上摆着银器，就在大白天，人也往往在桌上传杯饮酒。这些时髦的武士与恺撒的冒失鬼迥乎不同，后者吃的粗面包是前者所望而却步的，后者无粗面包可吃时，甚至吞咽草根，并且誓言宁愿嚼树皮也不对敌人甘休。
结语
再者，庞培的行动原须尊重一个与他个人不和的团体的权威，因而常感掣肘，到了流亡的元老院几乎就在他总部内卜居之时，流亡人的毒恨在元老院会议中发泄出来，这困难更特为增加。最后，绝没有一个名人能用他个人的力量抵抗这一切荒谬的举动。庞培本人智力太差，不能如此，并且太犹豫、拙劣和欠坦白。马尔库斯·加图至少有必要的道德权威，也不乏以此来助庞培的好意；但庞培不呼他相助，却怀疑嫉的心，使他居闲散的地位，例如，他宁可把很重要的舰队最高统帅一职交给那毫无能力的马尔库斯·毕布路斯而不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