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能力超强、迷信权力、疑心病重且心狠手辣的人，他对前朝制度的继承，往往是不合己意者通通修改甚至废弃。在行政制度设计和管理上，他十分的激进，他给官僚的俸禄极低，对他们的管理极凶狠，并且他还乐于发动群众。当然，他的那些制度设计后来证明基本是失败的，包括其对太监的管理设计。明朝中后期，明朝官僚们不但在贪腐的能力上让人触目惊心，而且道德水平也表现出了集体式的沦丧。那么，明朝的财政税收制度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可以肯定的是，学者们大多承认明朝亡于财政崩溃。崩溃的原因，后世的人们大多爱说是田赋征收的过重了。事实上朱元璋在保民、与民休息上是煞费苦心的，明帝国建立不久后的1385年，他即命令将各省和各府税粮课程的一岁收用之数刻在石板上，立于户部厅堂中，以此防止政府层面的乱收乱用。而在1393年，他更是将田赋固定在3200余万石“去皮米”，并宣布北方各省新垦土地永不起科。联系到明朝比较通行的折纳率，即一石米等于0.5两银，3200万石米顶多也就折成1600多万两银。要知道田赋在明帝国的财政收入中占比可达70%左右，所以一个那么大的明帝国收这么点的田赋，无论如何也是不能说多收了的。
最关键的是这3200余万石的田赋，后来被明仁宗调整成了不到3000万石，更有明宣宗为了平息明成祖暴敛激起的民怨，下令再次减免长江三角洲地区的300万石定额。此后这2700万石的征收额被确定成“铁板税”一直到明末。这里还要加以说明的是，2700万石米中有405万石是用于交纳“金花银”的，即按1石米等于0.25两银的折纳率上交，这无疑是变相的又减去了200万石左右田赋额。
另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拖欠赋税的行为在明朝是很普遍的。虽然史料中有鞭打逋税者至死的极端例子，但行政县能收够赋税定额的80%既算成功的例子则已是常例。到明末的1632年，全国更是有340个县税赋拖欠达50%或更多，其中134个县是分文未交，而明帝国统共才1138个县。
在被儒家“爱民”思想熏陶出来的官僚集团这方面，他们对税收表现的很敏感，甚至很脆弱。有明一代很少有税收高手被提拔，更绝少有官僚敢提请全面提高田赋，难得有一个，却马上被监察官员痛殴至致仕。在1585年出版的《顺德县志》中，编撰者经过计算发现，本地的的税额只占农作物收成的1/60。编撰者不禁问道：为什么还会有税收过重的抱怨呢？
是的，为什么还嫌重，还整亡了国呢？
习惯上，我们都会果断的认定是腐败。在吴思所著的《血酬定律》中，吴思对上层皇家的奢靡、下层官、吏的巧取豪夺进行了细致的描绘。但终明一代，皇帝对官僚体系大多表现的比较强势，明朝中晚期的嘉靖皇帝的头二十年、崇祯都表现出了很强的励精图治的愿意。就连臭名昭著的万历皇帝也非花天酒地之辈，终其一生没有进行过远途的旅行，死后还留了800万两白银内帑给后代。这些都可以证明，至少主观上的放纵官僚、穷奢极欲的后果是被夸大了的。
至于明朝亡于供养宗藩，贵族、皇亲侵夺了太多土地的论点也都有失偏颇。有证据表明，宗藩供奉额虽然巨大，但除了藩王能及时、足额的得到禄廪外，有些宗藩竟然二十余年分文未得，沦为乞丐，以至很多宗藩成员拒绝将子孙名字登记在“玉牒”中。至于侵夺土地这个问题，实际上一直是明帝国的敏感问题，嘉靖初年，有亲王因此被斩；万历年间，曾经的首辅徐阶因此被海瑞严查，更有董其昌侵夺田产激起民暴，庄园被烧的事件发生。据此，我们似乎可以肯定，有主的田产并不是爱情，想买就能买。
而那些被授予的王府庄田、贵族庄田，一般比较贫瘠。个中原因很简单，好种的土地早就有人占了。这些贫瘠的庄园田地，一亩的地租只能收到0.03两白银，以此标准来计算万历皇帝赐予福王的惊世骇俗的100万亩土地的年收益，也不过只有三万两。经过全面的估算，所有王府庄田、贵族庄田的年收益，连哭带喊的很难超过20余万两白银。虽然明帝国的国家收入相对于唐、宋，相对于清都算少的，但因为几十万两白银亡国是不可能的。
以上这些论述，绝无洗白万恶的“地富反坏右”的意思，而是认为它们并不是根本性原因。根本原因是明帝国、甚至清帝国统治者们强烈的集权意识与“重农抑商”的行政管理思维方式，和由此两点生发出的制度设计。这些制度在明朝财政税收上的具体表现为预算收支的“铁板定额制”、地方财权少中央财权又分散、赋税的侧面收受、繁杂的徭役、官员少行政部门缺乏资金、农村自治等。
这个铁板定额制无疑是“重农爱民”之举，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它是以放弃税收对社会财富的调节、引导作用，放弃挖掘工商业潜在的纳税能力为代价的。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田土的低税率必须有一系统的辅助措施，才能真正让实惠落到农民头上，这些措施包括对田产的典当、转让的管理，严格落实税法，对乡间税收代理人的管理，以及对农产品价格进行控制等方面。这些措施能良好施行的首要条件，无疑是加强国家行政能力，即增加官员、增加行政支出、取消农村自治，而这些恰恰是要求打破预算收支的铁板定额制，于是矛盾出现了。
矛盾出现并不要紧，解决就是。但集权体制过分强调稳定，“重农”思想痴迷于节俭、缺乏技术性的特征，最终使明帝国放弃了专业的制度性的调整。它寄希望于管理者的个人的道德、管理水平，于是国家的低税率实际上便宜了那些中间的寄食集团或阶层。 铁板低税率被寄食还有一个坏处，就是铁板税会形成人们心理上的定式。税率那怕稍稍调整一点，也能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很大的冲击。众所周知，田土产生的赋税承受力是比较低的，而当铁板定额的突破性调整被中间寄食集团放大，产生政策收一毛，到农民头上就变成了一毛五的现象时，会激起怎样的强烈反应就可想而知了。
明朝赋税使人怨声载道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附加税、费繁重。这些附加税、费主要来之于前面提到的“徭役”和“税收的侧面收受”这两方面。“徭役”在中国古代是司空见惯的事，它本身有民众通过无偿劳动、服役换取赋税额减少，和安置农村闲散劳动力等作用，应该可以算是政府与民众双赢的一项举措，但因为权、势的无法对等，这项举措往往成为民众的重负，这一现象在明朝尤盛。明太祖朱元璋过于迷信权力和倡导节俭，严重无视生活与行政的一般性规律，以至官僚的俸禄极低、行政经费颇少。在明代，一个县令的年俸只有区区27.8两银，行政级别高的虽然稍稍多一点，却又常常以花椒、豆子，甚至没收来的衣服折抵，几乎等于没有。
而在行政方面，经费少行除了导致政人员严重不足、无法形成专业组织体系外，有的地方甚至穷的县衙破损了都没钱修。但官员毕竟也得要生活，政府毕竟得运转下去，于是大量的徭役佥派势在必行，于是大到修建宫殿、建造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小到牢房看守、轿夫、喇叭手，事无巨细林林总总全被转化成“徭役”，摊加在民众的头上。又因为“徭役”量是无法量化的，所以徭役佥派很快就从十年一轮变成了五年一轮、年年轮，甚至出现有几年都回不了家特例。
由此我们发现，如果力量不能对等、权力不能得到有效制衡，那种理想主义者一厢情愿的公平的制度设计，基本只是空想而已，压榨与盘剥总能找到地方大行其事。并且朱元璋这种制度设计的坏处远不止于此。官僚们的俸禄过低，实际上起到了逼人贪腐的作用。而行政经费过少，必然会导致政府行政能力低下甚至无能。一个社会的社会管理层能力低下，最终受损的将是整个社会，包括各个阶层包括方方面面。就是徭役制本身，也因为不尊重市场规律变的漏洞百出。有明一代，政府工程管理者对应役者的能力低下的抱怨不绝于耳，而军卫、民壮的战斗力渣滓化是有目共睹的事情。
“税收的侧面收受”是指赋税征收机构或纳税个人直接将交纳物，解运到指定的分配部门的制度设计。这项制度直接孕育于明初的税收收取实物的规定，辅助于收支预算的铁板定额制，它试图通过省去或减少统筹、统一分配、后勤保障等中间环节，达到节俭安民的目的。
事实上，明初税收收实物的设计也是出于节俭保民的目的，实物纳税一方面可以给富余农产品找到出路，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民造成的伤害。但无疑，它们的目的都落空了。因为行政经费过少，政府不但不能给实物运输中所产生出的劳役与损耗以补贴，甚至连运输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无力进行。
从长远来说，这个制度限制了远程贸易、货币体系、金融业、后勤保障体系和会计制度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小农的“算盘精”因小失大的痕迹。运输体系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京杭大运河，明帝国为它花费了巨额资金，它在后世被很多人吹捧的神乎其神。但从诸多数据上显示，因为自身能力有限和管理不善，大运河在明帝国里大部分是在为皇家与政府服务的，它对民间商业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并且由它产生出的河漕运输制度与“驿传”制度一道，成了民众身上的沉重负担。
另外，实物纳税与侧面收受还成了贪腐的温床，收受的管理者独占话语权，他很容易就能从中渔利。因此交纳环节中又迅速演生出“代纳人”这一角色，形成稳定的食利结构。徭役、税收的侧面收受产生的弊病的影响远不止以上这些，当一项制度长期存在后，不论其是合理还是不合理，都会形成稳定的嵌合结构，包括那些令人不齿的食利集团，任何大的改组都有可能引发整个结构的坍塌。那些侧面收受中产生的劳役和损耗后来演化成了“常例”，成了政府预算中的固定收入，这就使得明帝国的“以银代粮”的税收改革中，虽然已无劳役和损耗，但费还是一样的收。最恼人的是，碎银在溶制成锭时会产生损耗，所以政府会向纳税人收取“火耗”（在清帝国叫养廉银），而那些本应取消的劳役、损耗费用，在此时被又收了一次费，形成附加税之附加税。比明帝国的“均徭”的“提编”还不合理。
综上所述，加上渔课、关钞、芦课等杂税，更加上强摊的上供皇家的“坐办”、“岁办”、“杂办”，又因为财政权分散，索税部门众多，我们发现明帝国田赋正额的低税率还不如高税率来得清爽。说白了，明帝国的财税理论已与现实严重脱节。另外，明代纳税人的纳税额的核定也极其复杂，按照税收侧面收受的原则，每个纳税人要向很多很多部门交纳赋税，这些赋税都必须经过单独核算。那怕是只算田赋正额，我们就发现田有“正亩”、“税亩”之分，米有“官米”、“民米”、“白粮”、“漕粮”之别，纳有“正兑”、“改兑”、“折纳”等诸多名目。整个税收管理有太多的可暗箱操作空间，给人一种既简陋又极其繁琐、既僵化严格又在某些地方非常松散的印象。无疑，明帝国的财税制度急需变革。于是在“平米法”、“均徭法”、“十段锦法”等一系列财税变革尝试后，“一条鞭法”逐渐呈现在人们眼前。
“一条鞭法”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1531年，它在它的最有力推动者张居正（1572---1582年任首辅）的实施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它的基本原理是放弃实物税、亲身应役、人头税、累进税制，而合并徭役，摊“丁”入亩、摊役入亩，这使得财政方法划时代的向标准化和统一化迈进，向更符合现代税收框架迈进。另外，它客观上澄清了地方税收帐册，以在农村公布统一税率的方式，减少了农民所受的来之于寄食集团的盘剥，使税收政策得到了稳定。并且它的均摊收取的方式不但扩大了税源，也没有招来大地主们的激烈的反对，保证了自身的施行。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条鞭法”的诸多弊端。首先它还是带有很强的“铁板定额制”的意味，它适应性差，弹性差，不适合经济发达地区，也不适合社会大发展时期。其次，因为它放弃了累进税制，虽然它减轻了“中户”的纳税困苦，但也放弃了“富者多出”的经济公平原则。再其次，虽然一条鞭法表面上税收基础很广泛，但因为统一，使它可调整的范围很小，纳税能力最弱的那些人，将势必影响整个税收结构的强韧。再再其次，因为社会结构已经固化，一条鞭法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取消徭役，很多地区只能取消到50%。它对税收结构的改革也是十分有限的，并没有税收收入被取消或合并。最后，因为税收杂项只是被合并而没有取消，所以虽然它减少了旧有寄食集团对农民的盘剥，但也给了吏胥操控官府帐册的机会，盘剥很容易换种方式卷土重来。
另外一条鞭法在北方推进时，因为没有预先调查和准备，对弱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事实上一条鞭法会使田赋猛增70%---100%，甚至更多，这很容易给那些攻击鞭法与张居正的人以口实。还有，我们必须意识到一条鞭法的逻辑终端是单一的土地税，它不具有使整个税收制度合理化的能力。
提到一条鞭法就不能不提到张居正。张居正在当今社会地位很高，有三层楼那么高。但认真观察他的财政措施后，我们不得不说进步意义不大。他的财政方针主要是节流，理念主要是行政纪律和税法的严格执行，手段则是令人遗憾的“权术”。他没有对财政制度进行改革，也没有试图挖掘帝国财政资源的潜力，对于急待改革的统计、会计、货币等系统他都动之甚少。可以说，张居正的政策是消极的。事实上，他主政时所积累下来的一千多万两白银，在其身后十多年里被挥霍一空，而财政制度甚至比以前还不如。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苛求张居正，毕竟他只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神，毕竟他只主政了十余年，最后还死于任上，毕竟他面对的是个二百多年了的僵硬了的体制。按照实用主义政治哲学，能实行的起作用的才是最好的。前文我们也说过，过大过激的改革往往会带来整个社会结构的崩溃。对于源自于集权和小农思想而建立起来的体制，我们只能说一切都只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