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注重交际礼仪更是古今常态。近年来，突破传统研究的“范式”，以“名片”本身为基本研究视角，以政治史、社会史研究中社交网络的构建问题为出发点，重新审视“名片”在国家礼制、官僚政治、社会生活等层面所展现出的丰富的文化特质，成为新的研究趋势。唐宋以降，随着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等领域实现全方位的飞跃式发展，“名纸”“门状”等新型“名片”兴起，彻底取代汉晋“谒”“刺”作为社会主流通名工具的地位，并与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名片”是士人阶层政治价值的进一步彰显，是其通过科举制度分割国家政治权力的历史缩影；另一方面，“名片”作为官场交际礼仪的产物，其官民共用的现象是唐宋之际官方“礼制下移”的重要表现。本文拟以唐宋时期的“名片”为切入点，对其源流、形制、书写体例、交际功能，以及与社会生活的重要联系，进行初步的梳理与考察。
一、唐宋时期的“名片”
考诸史志典籍，唐宋时期使用的“名片”有“名帖”“刺”“谒”“名纸”“门状”等别称。“名帖”一称最早见于刘存《事始》，曰：“古昔削木以书姓名，故谓之刺。后世以纸书，谓之名帖。”刘存生于晚唐社会，但有唐一代其他传世文献则未见关于“名帖”的记载。南宋时，宋臣金人宇文懋昭《大金国志》亦录有“名帖”一说，曰：“进士参贺仪：外任官长初到任，如有管内进士参贺，并用名帖，具儒服。
子外躬揖问候，官长位前立答。于佐贰以下，并用客礼。”结合刘存、宇文懋昭两家之言，唐宋时期的“名帖”主要起到通传姓名的交际功能，属于传统“名片”的范畴；但由于其不作为当时主流通名工具的原因，未能获得长足发展，亦不常为史志典籍所载录。
（一）“名纸”对“刺”的继承性
“名纸”与“刺”一脉相承，最初是贵族官僚与高士名流之间交际往来的媒介。古昔“削竹木书姓名”以为“刺”，其源头已不可考，最早“投刺”的记载是关于东汉初年的名士井丹。《太平御览》引《高士传》云：“井丹，字太春，扶风人也。博学，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纶井太春，未尝书刺候谒人。”
东汉桓灵以来，《后汉纪校注》《后汉书》等传世典籍频繁出现官员、名士交际时“投刺”“怀刺”等示敬礼仪的记载，应是“刺”在社会交际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愈发重要的结果。魏晋官场尤盛行一种称作“爵里刺”的通名工具，顾名思义是标识有官员姓名、乡里、官爵等个人信息的“刺”。
《三国志·夏侯荣列传》载：“弟荣，字幼权，幼聪惠文帝闻而请焉，宾客百余人，人一奏刺，悉书其乡邑名氏，世所谓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谈，不谬一人。”1974年，江西南昌晋墓出土“爵里刺”1枚，其行文书“中郎豫章南昌都乡吉阳里吴应年七十三字子远”。可知“爵里刺”是应官员的交际需求而出现的标识有个人信息的“木刺”，不仅包含姓名、乡里、官爵，有时还书明字号和年齿。
（二）“门状”对“谒”的继承性
“门状”继承了“谒”官场通名、奏事的政治功能，以及有明显官僚阶层烙印的书写体例。“谒”是古代诸多“名片”的源头。《史记·张仪列传》载：“张仪于是之赵，上谒求见苏秦。苏秦乃诫门下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
这是古代参见尊贵者而先自通姓名的滥觞。秦汉魏晋以来，官员日常交际、公务往来时以“谒”通名、奏事的官场习俗日渐流传开来；凡下位者拜访上位者，如朝觐君王、参拜王侯、请见长官等，皆可“上谒”“奉谒”，以求通传。
新中国成立后的考古发掘中，数次出土了魏晋时期“谒”的实物，如连云港西郭宝墓出土西汉中晚期“谒”2枚、尹湾汉墓出土西汉晚期“谒”10枚、长沙东牌楼出土东汉末年“谒”、安徽朱然墓出土东吴“谒”3枚等。从这些考古实物看来，相较于“刺”使用场合较为随意，主要用于官员交际、应酬的功能特点，“谒”适用于更为正式的政治场合，更加注重官场“公事”上的交接往来。
二、“名片”与社会生活
古代官场交际之风炽盛，其背后却经常充斥着官员企图获取名利的欲望之心。既往已有学者指出，汉晋官场流行的“上谒”“投刺”之仪，实则是先秦时期人们正常的交际行为发生“变异现象”后，士人、官吏开始为了取得仕进途径上的多助而热衷于交际的表象化。唐宋之世，随着隋朝诞生的科举制度日趋成熟，以及继承于“刺”“谒”的“名纸”“门状”等新型“名片”获得长足发展，官场交际中投送“名片”的初衷，进一步由“昆弟世疎，朋友世亲”的情感表达向“飞黄腾达，扶摇直上”的政治诉求倾斜。
（一）“名片”与科举制度
科举对于古代国家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唐宋以降，随着科举制的兴起与蓬勃发展，官僚政治获得进一步发展，官僚体系渐趋庞杂的同时，各官僚集团拉结朋党、相互引援的现象愈演愈烈；广大士人阶层也通过科举制度，分割国家的政治权力，政治价值愈发明彰，成为官僚集团争相拉拢的对象。
（二）“名片”与“礼制下移”
所谓“上行而下效”，唐宋官场广泛流行的投送“名片”的礼仪习俗，很快为社会民众所争相模仿，敛呈“名纸”、投送“门状”等交际行为日渐成为新的社会风尚，是下层社会主动联结上层社会的重要途径；同时，以及第士子热衷“投刺”风月场所的妓女为典型代表，“名片”又逐渐形成从“上”到“下”、从“良”至“贱”的流通渠道。如此，“名片”及投送“名片”之仪渐趋“下移”，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阶层的“交际”互通，也是唐宋之际官方“礼制下移”的一个重要表现。
唐宋士人入试前后，要向达官显贵、豪门望族以及名宿先达“投刺”通名自是常态，前文已有讨论。值得注意的是，传世文献中还有及第士子“投刺”风月场所的记载。冯贽《云仙杂记》云：“长安平康坊，妓女所居，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其中，时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王定保《唐摭言》又云：“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诘旦，赋诗曰：‘银缸斜背解鸣榼，小语偷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红笺名纸”本是科举放榜后及第士子谢恩“主司”之仪，而“投刺”于风月场所的妓女，应是其附庸官场交际风尚的结果。
结语
“名片”及围绕投送“名片”所展现出来的一系列文化特质，是考察唐宋时期国家礼制、官僚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个全新视角。本文对唐宋“名片”的源流、形制、材质、称谓、书写体例、投送礼节、交际功能等进行系统梳理后，分别从科举制度和礼制下移两方面探讨了“名片”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
其一，唐宋蓬勃发展起来的科举制度，实现了古代国家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广大士人与各官僚贵族集团之间频繁的“名片”往来，是当时政治价值愈发明彰的士人阶层打破固有的权力分派模式，开始分割、占据国家政权的历史缩影。其二，“名片”是战国、秦汉以来官场交际往来、应酬答谢、慕名申敬等的重要媒介，很长一段时期里为统治阶层所专属，而唐宋“名片”的风行致使其出现官民共用和趋于简化的现象，是当时官方礼制整体“下移”的重要表现，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阶层的交际互通和文化资源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