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秦吸收中原礼俗阶段
这一阶段从秦襄公始国一直到秦献公迁都栋阳。赢秦人吸收中原礼俗的步伐是随着其东向的步伐同时展开的。
赢秦人都沂——东向的第一步
驻公在位四十四年，卒，襄公代立。二年，徙都沂。沂，故城就在陇县南沂水右岸。襄公在此建都达十四年(前776一前762年)，沂成了赢秦人从西犬丘向东跨出的重要步骤，也是襄公东向的第一步。
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史料有《诗经·车磷》。《诗序》云：“《车磷》，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赢秦早就有车马，我们在赢秦人的生活生产方式一节中有了较多的认识，只是至此才开始有车马之礼，显然就是向周人学习的礼乐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正如杜预说的那样：“秦仲始有车马礼乐，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之声”。当然现在学界也有人认为这首诗是用来赞美秦襄公的。襄公七年，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秦“于是始国”，与中原“诸侯通使聘享之礼”。秦襄公“既侯，居西垂，作畴祭，祠白帝”。
畴祭是秦人的一种特殊的祭祀方式，只是由于文献记载不多，前人对于其祭祀过程、祭祀时需要些什么、目的是什么等等都不是很了解，材料很少，近人对畴祭研究得不多，仅能见到的也都局限于推测，无论是对于畴祭的形式，还是内容，或者是畴祭的具体地望，都没有具体的事实依据，主要还是有关畴祭的原始材料很少，出土的文献资料还不能说明畴祭，所以有关畴祭的状态还很难说清楚。
依据史籍的记载，自秦献公立西畴开始，一直到秦献公立畦畴，赢秦人大规模的畴祭活动先后持续了四百多年，此后还断断续续一直到西汉时期。据《史记》司马贞“索隐”：“畴，止也，言神灵之所依止也。……谓为坛，以祭天也。”在赢秦人那里应该是一种最高级别的祭祀。实际上，在周人的祭典中，很少看到有此记载，这是赢秦人自己一种特殊的礼俗。
司马迁把赢秦人的畴祭和《礼记》中的祭祀行为进行对比，可以看出畴祭是祭天的一种，按照周礼来说，祭天就应该说规模和规格都是很高的了，在西周时代，只有周天子才有这样的资格，只是西周没有畴祭这样的祭祀的方式，司马迁认为，当时的秦襄公只是一个地方诸侯，是不能祭天的，他要是畴祭了，就是一种潜越行为，这完全就是从中原周礼的礼乐文化出发来看待赢秦自己特有的礼俗的。事实上，司马迁对当时赢秦的畴祭也己经是不清楚了。
现在有学者还依据后来的史料来说明赢秦的畴祭问题，尤其是依据东汉以后的材料，比如依据《说文》：“天地五帝所基止，祭地也”，段注云：“谓祭天帝五帝者，立基址于此而祭之地也……秦时谓五帝即天地”，这是东汉五行说盛行后的理解。
还有的学者认为“畴”原有峙立之义，是民间于田中立石以祭杂神的，后来统治者也将其所立的祭祀之处称为“畴”。其实在史籍记载中不仅在田中有畴祭的行为，在高地，或者别的地方进行畴祭也是经常发生的，比如《史记·封禅书》中就有“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畴”。经过秦火后，对先秦的记忆是越来越淡，以至于出现今古文之争，这己是共识。之后随着时代的流逝，对于赢秦的记忆就更少了。
畴祭是赢秦人的一种区别于周人的一种特殊的礼俗，此后的秦王，尤其是有作为、能使秦强大起来的秦王，如秦襄公、秦文公、秦献公等都曾亲自设立过畴祭，并以畴祭为手段加强国力，起到了很好的的效果，即使后来在东方诸国实施的畴祭也是始皇帝东巡时进行的。到了汉代还偶尔有畴祭，也是赢秦畴祭礼俗的余绪。赢秦畴祭是秦人管理和控制的一种方式，极大地扩大了赢秦的影响，推进了赢秦势力的扩展。
如果把自此开始的秦人的畴祭地点从西畴(天水)开始，之后的好畴、鹿肠畴(岐州郡县)、密畴(渭南)、吴阳上下畴(岐州雍县)、畦畴(栋阳)联系起来对照，可以看出，畴祭的路线也是从“西”地一直向东的，是和赢秦政治军事势力的扩展伴随在一起的。有学者还有依据《史记》“索隐”的资料，就认为“畴”就像是种(韭)菜的畦，畴(畦)中有土堆，才将其称为畦畴的。各种畴祭或者因为所在地，或者因为其方位，如西畴、上畴、下畴、北畴等，而畦畴命名却是因其形状。我们认为“畦畴”也就是在“畦”地进行的畴祭，仅是一个地名，而不是它的形状，其他的“西”、“上”、“下”、“北”等等都是地名。
因为畴祭在考古发掘上还没有找到最终的确认，所有的考古资料还都是一种推测，比如对雍地五畴的地望进行了推测，依据的多是调查资料和传世铜器资料，关于畴祭的具体形式也还只能是推测。但进入岐周以后，自作密畴、吴阳上下畴、畦畴始，赢秦兼祭青帝、黄帝、炎帝，还自称是额项的后代，我们认为这是赢秦主动吸收宗周地区的礼乐文明的表现。
在文公郡畴时，还用三牢，用周礼中牢礼来祭祀。到德公居大郑宫时，“以狗御蛊”，就是在四门杀狗驱疫，也是中原的礼乐传统。赢秦从岐、西、天水开始，走出原先生活的地区，沿着渭水流域经过好畴、雍县、郡县逐步的向北、向东扩展、推进，最后咸阳，往北到达栋阳，往东到达渭南，这就为秦进一步逐鹿中原做好了准备，为最终完成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周室东徙以后，关中大部分地区被戎族控制，平王对襄公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这就为秦人伐戎，占领整个关中找到了合法的理由。秦人随后开始了对关中诸戎的征伐，不断地向东开拓国土，都邑也随之逐渐东移。据《史记·秦本纪》记载，襄公十二年(前766)，“伐戎而至岐”，惜其当年去世，没能在关中站稳脚根，其子文公在西垂即位。文公在西垂即位，“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沂渭之会……”沂渭之会，顾名思义，应该在沂水和渭水交汇处。近年在宝鸡市以东卧龙岗、贾村、石羊庙一带发现有大面积的春秋早期居址与墓地，这里隔沂水东北与雍地诸戎相峙，实为文公进攻犬戎的前哨重地，应是沂渭之会的范围。
“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城邑所在地就在今眉县西北渭河北的陈仓，一直到前714年，这是秦人正式立国后继续东向，在关中的第一个都邑。正是凭此都邑，秦文公用十余年时间基本击溃了诸戎在岐、雍的势力，才有了岐山以西的封地。秦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考古学者李零、陈平认为文公东猎，就到达了陈仓，并且在此建都。文公十年，沿用了秦人的原来的传统，继续在郡地畴祭，祭祀的仍然是白帝。
《秦本纪》：“(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开始在秦人中推行周人文字、周人文化，大力吸收西周的礼乐文化，仿效周人设史纪事，习史通文者为史官。秦人开始“周”化，开始大面积地接受周的礼乐文化。中原人的记载，一直是用中原的眼光，认为以前的赢秦还没有“化”，开始吸收周礼文化，才开始“化”了。
十六年，文公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赢秦在东向的过程中，占有了原来的周地，滞留在关中的周之余名，尽为所用，这也是赢秦吸收周礼乐文化最简捷、最有效的办法。还需要说明的是，这时期周秦之间，其实是没有天然的界限的，没有明确的边界，没有像后世那样的如鸿沟一样的屏障的，还有可能完全是杂居的。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这也是一种赢秦自己特殊的祭祀方式，和周人礼乐文化中的祭品是不一样的。
这一阶段，秦人还有一个特殊的礼俗，己经有点后来汉初的天人感应的特征。“十九年，得陈宝。”根据前人的研究，这些就是陨石雨。这一点在中原周人的地方是没有的礼俗特征。在此之前的秦人到底使用何种书写方式，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的，只是知道整个赢秦部族是有自己独特的文字和文化的。从中原的文献记载所反映的秦人历史文化面貌来看，其生活习俗和精神文化(文字、社会制度)等方面，都只能大概地看出是和西部氏羌的风习相类似。
这一时期，有关赢秦的最主要的考古材料就是礼县秦公大墓。学术界一直认为，这是秦人东向前的最后一个西垂故地，只是该墓葬在历史上屡经盗掘，即使后来出土的东西，也是下落不明，或者就是地层关系不清，因此该墓，以及出土的东西一直不为人所关注，一直没有系统的发掘报告。
现在所能知道的材料也并不多，现在所能知道的仅有大型墓坑四座，己经发掘的小型墓葬九座，青铜器百余件，还有出土金箔若干，韩伟的《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金箔饰片》，记载了这些金箔的情况。因为这些金箔的出现没有明确的地层关系，所以对于秦人使用金箔的情况还没有更具体的了解，还不能对此进行过多的评价，也不能依此和别的地区的使用金箔的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只是知道这个时期的赢秦人己经使用的金饰品，或许也是一种特殊的礼俗信仰。
另外一个现象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赢秦人的东向，吸收周礼因素的增多，原来一直使用黄金的数量是在逐渐减少的。到商鞍时期，居然开始用自己的粟米去和楚国等国家换取金币，“金一两生于境内，粟十二石死于境外。粟十二石生于境内，金一两死于境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