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地区秦墓的研究现状
1.秦文化的界定
上世纪30年代苏秉奇先生在发掘宝鸡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时，将“屈肢葬式墓”与其他文化墓葬划分出来，认为这种文化“与中原文化传统习惯不合，似是一种新的外来文化”。这应当是秦文化考古研究的开端，但当时尚未明确指出其为秦墓。50年代初期，在西安半坡、洋西客省庄5等墓地进行了发掘，这时发掘者也仅是讨论了这些墓葬的年代，并未深入讨论墓主的国别和族属。
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在发掘宝鸡福林堡6、阳平秦家沟7等墓地时，因其春秋时期地属秦国，发掘者将“屈肢葬式”与秦国联系起来，认为屈肢葬应是东周时期秦国所特有的葬式。
60年代以后，通过对雍城、栋阳、咸阳故址和秦始皇陵园等的勘探试掘及大量秦国墓葬的清理，学者们对秦文化的特征逐渐明确。地处雍城南郊的八旗屯墓地，因此有别于同时期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墓葬形制、葬俗葬式和随葬器物，被发掘者首次认定为秦国墓地。此后的报道将具有此类特征的墓葬直接定性为秦国墓葬，将屈肢葬式、墓葬头向西、洞室墓、随葬铲脚袋足晶等特征肯定为秦文化墓葬。
2.秦墓的等级划分
关于秦文化墓葬的等级，众多学者的划分大同小异。
滕铭予在《关中秦墓研究》中按照随葬品的类别将关中地区的秦墓分为四个等级:A类墓，随葬青铜礼器，或共出有仿铜陶礼器、日用陶器，或有车马坑;B类墓，随葬仿铜陶礼器，或共出日用陶器;C类墓，随葬日用陶器，或共出带钩、石圭等其他小件物品，或无日用陶器只出小件器物;D类墓无任何随葬品。
韩国河在《秦代墓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诊释了秦人墓、秦墓河秦代墓的区别。按随葬品的类别和数量将秦代墓葬分五类:一类是随葬青铜器墓，或共出仿铜陶器、日用陶器或其它小件等;二类是随葬仿铜陶礼器墓，或共出日用陶器等;三类是随葬实用铜器或漆器的墓;四类是随葬日用陶器墓，或仿日用陶器;五类是随葬少量小件饰品或无随葬品墓。
梁云在《秦墓等级序列及相关问题探讨》将东周秦墓分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三个阶段来讨论。春秋到战国早期根据墓葬形制、棺撑层数、墓室大小、随葬品、车马器、殉人数等方面将秦墓分四个等级;战国中晚期可根据二十等爵分为四个等级。
赵士镇在《关中秦墓葬分析》文中将关中地区秦墓分为公王墓、邦墓(即中小型墓)、别莹等三个等级。论述了关中秦墓形制、葬具、葬式及随葬品的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即演变。
其后对秦墓等级的划分，总体上仍属上述几位学者的观点范畴。
3.关中秦墓的分期与编年
对关中地区秦墓的分期研究是伴随着秦文化的发现逐步发展的。早在秦文化首次被单独分出时，发掘者即对其进行了分期。苏秉奇先生将宝鸡斗鸡台屈肢葬墓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这是对秦墓的初步分期研究。
随后的秦墓发掘简报中，也涉及秦墓的分期与年代研究。如尚志儒将凤翔高庄墓地的秦墓根据器物型式与组合，分为春秋晚期、战国早期、战国中期、战国晚期和秦代五个阶段，并总结了各个阶段的特点。这一时期众学者开始系统地对秦墓的分期研究，但均仅限于单个墓地。
上世纪80年代之后，秦文化的考古工作已初具规模，积累了大量的考古材料，对秦文化面貌的认识已经较为成熟，有学者开始对秦墓进行全面地分期编年研究。
韩伟在《略论陕西春秋战国秦墓》中，基于八旗屯和高庄墓地的考古材料，根据器物形态与组合形式，将关中地区的中小型秦墓分为春秋早、中、晚，战国早、中、晚和秦代七期，并对各期秦墓的特点进行归纳总结，构建出陕西特别是宝鸡地区的秦墓分期和年代学框架。
叶小燕在《秦墓初探》中认为洞室墓、屈肢葬、多随葬日用器是秦文化墓葬的特征，并论述了春秋至汉初的秦墓出土器物组合，将其分为了春秋时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秦统一时期、西汉初年五个阶段。分期较韩文稍为简单，但文中还讨论了秦国在征服六国过程中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陈平在《试论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期问题》一文中将秦墓随葬青铜容器进行类型学分析比较和编年的讨论，基本确立了秦式铜容器的年代序列。
滕铭予在《关中秦墓研究》中总结了自1934年到1987年在关中平原发掘的东周秦墓，将关中秦墓分为了四个地区:宝鸡地区、西安地区、铜川地区和大荔地区。通过类型学的方法梳理了四个区域内秦墓的随葬器物，将其分为春秋早期、春秋中期、春秋晚期至春秋战国之际、战国早期晚段、战国中期早段、战国中期晚段、战国晚期、秦统一以后等八个阶段，并简单总结了各个阶段地特征。其为关中秦墓在类型学上确定谱系，为后来学者对关中秦墓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在随后的专著《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一书中详细论述了陇西、关中地区秦墓的分区及分期研究，并对其源流进行了深入分析。
陈洪将关中地区出土的陶铜容器综合整理，展开类型学研究和年代学讨论，建立了关中地区秦墓铜器的年代学框架。并将秦墓出土铜器分为“本土型”与“外来型”两大类型，这种文化转型应是从战国早期晚段开始，至战国中期晚段已经初步形成。
邸楠在《关中地区秦墓出土铁器初步研究》中介绍了春秋至秦代秦墓出土铁器的情况，认为不同时期秦人的铁器来源不同。并将秦人的铁器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初创阶段为春秋时期，缓慢发展阶段为战国早中期，快速发展阶段为战国晚期至秦统一。
其后仍有学者对关中地区的秦墓进行分期编年研究，但整体结构上没有超出上述几位学者建立的框架，多是关于分析具体墓地的分期与年代，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研究。
宋远茹在《明珠花园秦墓的分期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中通过对明珠花园秦墓的形制、葬式、随葬品进行类型学分析，得出该墓地秦墓的分期及年代。在分期和编年的基础上分析了墓地中出现乱葬墓和殉人墓的原因。
滕铭予在《宝鸡建河墓地的年代及相关问题》一文中通过将建河墓地随葬陶器与西安西汉早期墓葬陶器对比，得出建河墓地的部分战国中期墓年代可能为战国晚期、部分战国晚期墓年代可能到西汉初年的结论。
孙伟刚在硕士论文《临撞新丰秦墓研究》中通过类型学分析得出新丰秦墓的分期及年代，并对墓地结构布局、墓主身份及文化因素、随葬器物及分期所反映问题等方面展开研究，分析了秦文化与三晋文化和西北戎人文化的交流情况。
田亚岐、刘爽在《孙家南头秦国春秋铜器墓的相关问题》一文中就凤翔孙家南头的铜器墓进行研究。通过铜器的数量与组合，认为铜器墓主为不同阶层的贵族;通过将铜器类型与分期标准对比，确定墓葬的年代;与周边铜器墓对比，认为该墓地属典型秦人墓葬;与文献记载对照，认为孙家南头墓地与秦人早期城邑“沂渭之会”有关。
刘爽在硕士论文《凤翔孙家南头秦墓相关问题研究》中通过对凤翔孙家南头秦墓出土器物的类型学分析，认为这批墓葬的年代为春秋中晚期。并从随葬器物的质地、数量，殉人的数量的方面分析了秦人的等级。
申龙威在硕士论文《咸阳渭北区秦墓研究》中将渭北区秦墓综合整理，以类型学方法对其进行了分期及年代的研究，根据墓葬的随葬品、形制规模、葬式等将墓主分为三个等级，并对墓区的的形成、发展与繁荣进行探讨。
马川在硕士论文《临撞马额秦墓研究》中通过类型学方法对马额墓地秦墓的墓葬形制、葬具葬式、随葬器物型式及组合、随葬品摆放位置及陶器陶文等方面分析，推断该墓地的分期及年代，并通过文化因素分析了该墓地秦文化墓葬可能受三晋两周文化、巴蜀文化和北方戎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