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文化是对考古遗存的最基本的概括，作为特定的文化共同体，是由在同一时间同一地域内具共同特征的一群遗迹、遗物构成的。它的形成和发展，既有对其先前文化的变革与继承，又有对同时期周围其他文化的借鉴、吸收和融合。
同时还会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这就决定了某一特定的考古学文化尽管整体面貌基本相同，但局部特征又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别；就其形成渊源而言，更不会单一化，而往往极其复杂。可见，一种考古学文化只具有一种文化因素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而一种考古学文化包含多种不同的文化因素则是常见的现象，是一个组合的整体。“
葬制葬俗
(一)殉人
在秦墓中所反映的丧葬习俗，大家研究比较多的是:屈肢葬、洞室墓、围墓沟和殉人现象。在渭北秦墓中未发现有围墓沟，而殉人现象仅有一例，屈肢葬和洞室墓普遍存在。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屈肢葬和洞室墓仍然是秦人墓葬最显著的特征。
殉人墓发现在任家咀墓地，传说的“白起墓”以南0. 25里，咸铜铁路南侧土墩形台地的南断崖上。从残存的西北角可知此墓为竖穴土坑墓，一棺一掉，墓葬方向1060。出土随葬品40余件，以铜器为主，还有陶、石器等。铜礼器集中于西边箱的南部，殉人的足下。铜铃与陶困置于西边箱的北部，即掉室的西北角。殉人的东边并排置有牛骨，涂红色。北边箱内主要放置衣物，已朽成灰白色。陶、石圭分三撂一起置于停盖上。从随葬铜礼器的情况，墓主最低属士一级。经过推断，墓葬属于战国中期的早段。
发现殉葬人两具。一具在北壁距墓底2. 35米的高处，向北另挖一小长方形竖穴。竖穴底部置一薄木棺，棺内殉葬一成年男子，仅存上半身。侧身，头向西，面朝北，嘴大张，呈反抗惨遭杀害的样子。一手执两把铜削刀。人骨架直接压于夯土下。另一具，被置于西边箱的中部，沿停壁南北放置。为一小孩，头朝北，骨架较零乱，与牛骨并排放在一起，皆染成红色，不同于一般的殉葬人。这具无辜小孩是作人牲来殉葬的，表明秦国在战国早期不仅殉人相当盛行，更残暴的人牲也还有出现。
秦墓殉人习俗流行时间较早，春秋中晚期更是愈演愈烈。战国中期以前，殉人身份较为复杂，多数殉人有棺或匣，以及少量随葬品，可能是侍妾或家臣；车马坑中的殉人是御者；填土中的殉人可能是战俘。战国中期之后，殉人之风大减，利用俑代替生者殉葬。任家咀墓地发现的这座殉人墓葬，说明在宪公二年(公元前383年)“止从死”后，在秦国仍然存在着殉人之风。
(二)头箱
在楚系的墓葬中，较高贵族掉分为多室，棺有多重。停室的外形一般呈II形，在其内分割各室，出现了隔墙、隔板、门窗、立柱以及各室之上的顶板。一些较小的墓，撑室内有的也分隔为头箱和边箱。”在渭北墓区秦墓中，竖穴土坑墓普遍使用头箱，明显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
头箱一般位于墓室西端，呈南北向长方形。内摆放大量随葬品，个别墓葬还有动物骨骼，如塔儿坡M24088。有的墓葬还有边箱和脚箱，如任家咀M94和M144。一般拥有头箱的墓葬，规模较大，随葬物品也较为丰富，表现出墓主人地位相对较为高或富足。战国中期后，随葬洞室墓的出现，头箱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位于墓室口部的盒。
随葬器物
通过将咸阳渭北墓区秦墓出土较为特殊的器物，与其他地区墓葬所出相似器物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咸阳渭北墓区秦墓所出土的器物主要受到来自西北少数民族因素、东北晋文化因素、东方周文化因素、东南楚文化因素和西南蜀文化因素五个方面的影响。西北方少数民族因素双耳罐是关中北部黄土高原长城地带和西部甘青地区文化中常见的器物，在渭北墓区的大量出现，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交流；甘肃天水地区、长陇地区的战国早期以后的墓葬中常出土这种器物，铜川王家河和华县东阳秦墓也出土双耳罐。
任家咀墓地出土两件袋足扁，分别为M91:1，夹砂红陶。直口，高领，弧腹，三袋足发达，档高。肩附两霎，一残。素面，有烟臭痕迹。与甘谷毛家坪所采集的01号袋足扁较为相似。'$M112:1，夹砂红陶。直口，高领，弧腹，三袋足，档较高，肩附两耳。肩部抹光，腹饰竖细绳纹，有烟臭痕迹。沿下有冠状奖和附双耳，与陇县店子秦墓M50:1相似。这种离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和宁夏南部也有，具有西北地区文化因素。
楚文化因素任家咀墓地出七8件异3FUu.鼎，风格与楚式鼎相似。根抓腹部的不同可分为八、!3型:八型5件，折腹，二外撇。泥质}鄙甸，敛日，圆唇，深腹，小平底，蹄足。肩附两耳外撇，耳上有长方形孔。B型3件，弧腹，直耳。泥质灰陶，敛「!，斜平沿，深腹，平底，三蹄足。肩附长方形立耳，耳土有小圆孔。这种风格的陶,在江陵周围的楚墓，以及华县东阳的秦墓中都有大量发现。
任家咀墓地出土柱足毫3件，与常见的楚式晶极为相似。M121:2，夫砂灰陶。直口，斜平沿，沿面1-有一周!)ll弦纹〔短束颈，颈部有一道抹光痕。档高近平，附三柱足。纪南城西T6H4:1大口，器身较矮，弧形档，分段装饰绳纹。两者较为相似。M196:7，夹砂褐陶。口微侈，卷沿，直领，弧腹，三柱足，档高近平。腹饰细绳纹，档、足饰小麻点纹，有烟矣痕迹。纪南城三十号台基J11:6小口，器身较矮，弧形档分段装饰绳纹。两者较为相似。M42:1，夹砂褐陶。敛口，斜平沿，方唇，束颈，档高，三柱足。腹饰粗绳纹，底饰细绳纹。雨台山器身较高，大口，弧形档，柱形足。两者较为相似。
晋文化因素任家咀M144受到晋文化因素影响明显。方向1100，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具为一撑一棺，葬式为仰身屈肢葬。在墓主足端棺外，撑室西侧有一长方形脚箱，随葬器物位于脚箱的南北两侧。出土的异型高M144:1，夹砂褐陶。斜平沿，沿面有一道凹槽，侈口，束颈，弧腹，底饰三矮足，圆底。腹及底饰粗绳纹，有烟良痕迹。与山西侯马出土，的风格较为相似，明显是受到了晋文化的影响。并且这座墓使用了脚箱，不同于其他墓葬均仲用头箱。
M45260中所出的1件有盖盒，体宽扁，泥质灰褐陶。敛口，弧腹，底附喇叭形圈足，较高。上腹饰两周瓦纹。盖，浅腹，弧壁，上附喇叭形捉手。壁上饰暗锯齿纹、暗弦纹和瓦纹。与山西侯马地区所出土的13型篡极为相似，以山西万荣庙前村M26所出的一件为例25，反映了两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周文化因素战国晚期墓中大量出土的鼎、盒、壶完全与中原地区所出的仿铜陶礼器风格一致。其中陶盒是秦文化本身所没有的，完全来自中原的周文化，可是将渭北墓区秦墓所出土的陶盒与中原地区陶盒放在一起，两者的差别较大。相比之下，渭北墓区所出土的陶盒与中原地区所出土的和陶篡极为相似，反映出两者之间的渊源。
郑州岗杜附近墓葬发现的篡分为n, B两型，其中B型陶篡与渭北墓区出土的陶盒无论是形制上，还是纹饰_匕都较为相似。B型陶篡可分为三式:工式，盖项尖圆，盖口斜侈，矮圈足；H式，盖顶稍平缓，下腹内收，小平底有似假圈足；I工工式，盖顶平缓，盖口部内折，平底。业F岗杜所出土的BII式和BII工式陶篡与渭北墓区所发现的nI式和nII式下半部分较为相似，只是后者器盖上出现了圈足。由于中原的B型陶篡在战国中期就出现了，而渭北墓区的陶盒在战困晚期刁一出现，因此明显是后者受到了前者的影响而产生的。B型陶盒未在中原地区又发现，可见是秦人自己创造的器型。
蜀文化因素塔儿坡墓地出土物反映了秦文化与蜀文化的交流，但是数量很有限。M41343中所出土的1件陶釜，夹砂灰陶。腹宽矮，侈口，方唇，直颈，弧壁，圆底近平。腹饰斜绳纹，底饰方格纹。与四川冬笋坝秦墓M18、涪陵小田溪M3所出釜近似。
渭北地区秦墓中出土器物反映了秦与楚、晋、周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史实。在春秋中期就发现有楚国风格的鼎，春秋晚期出现了具有西北方风格的双耳罐、袋足扁，楚国风格的柱足扁，之前出现楚式鼎继续存在。战国中期时出现了受到周文化影响的陶无耳壶，楚式扁消失。战国晚期前段，之前受西北方影响的双耳罐和袋足扁消失，楚式鼎也消失。周式的无耳壶继续流行，数量众多。出现了蜀文化风格的陶黎，但是数量有限。战国晚期后段时出现了晋文化风格明显的异型帚，仅此一例。之后再未见到外来风格明显的器物。
咸阳渭北墓区在战国中期之前，主要受到了北方少数民族和楚文化两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其中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器物主要是双耳罐和袋足，均为日用日用生活器，且可能与行军打仗有关。反映出渭北墓区的北方少数民族因素可能是通过战争而带来的；楚文化影响的器物是鼎和柱足扁，分别为仿铜陶礼器和日用陶器，且柱足扁也可能代表一定的身份。渭北墓区受楚文化因素影响包括使用仿铜陶礼器和日用陶器两个不同的阶层，并且以礼器为代表，反映出渭北墓区所吸收楚文化的因素较为全面。
咸阳渭北墓区在战国晚期之后，再继续受到北方少数民族因素和楚文化因素影响的同时，开始出现晋、周、蜀文化因素。周和晋文化因素以无耳壶、盒、篡、异型斋为代表，涵盖仿铜陶礼器和日用陶器两大类，其中周文化因素集中于仿铜陶礼器。渭北墓区受蜀文化因素影响以黎为主，黎多用于行军打仗，反映了渭北墓区所吸收的蜀文化因素也是通过战争而来的。
渭北墓区秦墓从春秋中期一直发展到秦统一后的整个过程中，表现了秦文化对周围不同类型文化的吸收，对外来文化如此开放的接受，也许为秦文化能够突飞猛进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反映了秦迁都咸阳及在咸阳实施变法、勺历史背景。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一直有仿铜陶礼器出土，沿用周的礼制，春秋中期已出现了陶困。困的多少是粮食的象征，间接反映了封建因素己经开始注入秦人的社会生活，秦人不仅用鼎显示其社会地位，同时用困显示物质则一富，以物质财富象征身份高低是一种新的标志。战国晚期出现了一批仿中原陶器的器物，完全摒弃了周礼的那套礼器，这与实施变法的情况是一致的。
秦都咸阳渭北平民墓地主要集中于都城西北的源上，东临宫城，西与毕陌帝王陵区相望，处于当时交通大道上。渭北墓区在都城的整体布局中占有很大的地位，与咸阳城周围其他的墓地相比，它与都城的关系更加密切。这里埋葬的人群，不仅包括原本的土著居民，也有大量的外来移民，他们生前大多生活在咸阳城中，死后埋入了距离都城较近的墓地。
迄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在渭北墓区发现的墓葬主要集中在都城的北面和西面，最具代表性的有任家咀、塔儿坡和黄家沟三处墓地，其中前两者均位于都城的西面，黄家沟墓地位于都城的北面。近年又在关中监狱周围发现了大量的秦墓，将任家咀和塔儿坡墓地联系在了一起。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进展，秦都咸阳的渭北墓区的轮廓大体呈现在眼前，它西起今天咸阳东郊渭阳镇碱滩村一带，沿着渭河北岸一直向东，经过渭城镇的一片空白地带，直达黄家沟村和毛王沟村。
渭北墓区墓葬的葬制葬俗，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总结。墓葬形制上，战国中期以前多为竖穴墓，之后大量出现洞室墓，并且在数量上超过前者；使用葬具上，战国中期以前多为一棺一掉，也有一棺双停。战国中期之后，撑的使用逐渐减少，使用一棺的墓葬大量增加，并成为主流；从墓向上来看，西首葬一直占绝大多数，只是在秦统一之后，西首葬比例有所下降，但是数量上依然最多；从葬式上来看，战国中期之前均为屈肢葬，只存在仰身和侧身的区别。战国中期出现了直肢葬，但是一直不是主流，只是在秦统一后比例有所增加。
渭北墓区墓葬出上的随葬物品，以陶器为主，包括铜器、铁器、玉器、石器、骨器及杂器等。陶器可分为仿铜陶礼器和日用陶器两大类，仿铜陶礼器包括鼎、篡、瓢、壶、盂、豆、匝等，日用陶器包括盒、罐、盆、釜、扁、盘等，根据器型的变化可分为七段，从春秋中期到秦统一。在战国中期晚段与战国晚期之间，器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战国群”器物取代了“春秋群”的现象，但是时间上比其他地方略晚。器物数量和种类也大量增加，器型的变化速度也明显加快。其他质地的器物以铜镜、铜带钩、铜带饰和各种质地的圭数量最多，而且基本一直在使用，反映了这些物品在秦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渭北墓区的形成、发展和繁荣，大体经历的三个时期:第一期相当于孝公迁都咸阳(公元前383年)之前，春秋中期任家咀墓地最先在渭北墓区出现，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继续不断的发展扩大，渭北区的其他地点还未出现墓葬；第二期相当于孝公迁都咸阳(公元前383年)至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任家咀墓地继续保持原先的发展速度，同时在咸阳城北面，与任家咀墓地相距较远的地方，出现了黄家沟墓地；第三期相当于自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秦王子婴元年(公元前206年)，任家咀墓地规模有所减小，在它的西北方向出现了塔儿坡墓地，规模十分宏大，远远超过任家咀墓地。黄家沟墓地依然保持着原先的发展速度；秦统一后几处墓地同时衰落，任家咀和塔儿坡消失的速度较快，黄家沟相对较慢。同时在渭河南岸出现了渭南墓区，并不断的发展，直到汉代。
渭北墓区的墓葬根据墓葬出土器物的不同，可以将分为五类墓葬，包括青铜器墓、仿铜陶礼器墓、日用陶器墓、仅随葬小件物品墓，不随葬任何器物的墓。青铜器墓的级别最高且数量最少，墓主应为士大夫阶层；仿铜陶礼器墓的墓主身份介于平民和贵族之间，是一个较为特殊的阶层，根据随葬器物的不同又可以划分为三类，反映墓主占有财富的不同；日用陶器墓的墓主应该是普通平民，虽然根据随葬物品也可以分为三类，但是相互之间的差别没有仿铜陶礼器明显，说明这个阶层墓葬受财富影响较小；仅随葬小件物品墓和不随葬任何器物墓的主人应该都是社会最底层人。
渭北墓区的墓葬无论是葬制葬俗，还是随葬物品，都受到了外来因素的影响。渭北区墓葬中出现头箱和边箱，一般认为是楚文化特色，楚式风格的鼎和扁在随葬品中也有很多；双耳罐和袋足晶的出现，显然是受到了西北方文化的影响；还可以看到具有巴蜀文化风格的釜，晋国风格明显的异型扁，以及大量中原周文化特有的鼎、盒、壶。由此可见，渭北墓区虽然是以秦人和秦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墓区，但是同样吸收了很多外来因素，表现了秦人不断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