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共伯和”就是卫国君主卫武公，而共伯和又参与了“共和行政”，那么，共伯和是如何一步步地由一地方诸侯来到周王室协助周王处理王朝事务，并逐步掌握大权，从而成为王室核心领导人物的呢？
“共和行政”前的共伯和
《诗经·卫风·淇奥》诗篇序谓:“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颜师古在注《汉书·地理志》“河内郡”下辖之“共”县时，引用了孟康的说法，将共县注释为“共伯入为三公”的地方。既然“共伯和”就是卫武公和，由于卫武公在篡位后励精图治，而且还特别注意加强个人道德修养，能够较好地处理上下内外关系，加之个人才能极为出众，他的影响逐渐扩大，最后连周王也对他倍加赏识，邀请他到京师协助周王处理王朝事务。
共伯和来到周王室后，颇受周王器重，个人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因此，职务升迁很快。这从厉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可以获得明显的体现。该铭文中提到了被尊称为“币和父”“师和父”之称还见于《三年师兑篡》，除《元年师兑篡》铭文外，《师厘篡》等铭文中。“师和父”之称与《师毅篡》铭文中“伯和父”的称谓极其相似，因而，也就与“共伯和”的称谓有了相似之处。
在以上《师晨鼎》铭文中，特别提到了被尊称为“司马共”的这一人。除了《师晨鼎》铭文外，“司马共”之称还见于《师赊篡》、《谏篡》等铭文中。“司马共”之称与“共伯和”的称谓同有一个“共”字，这是一个很大的相似之处。
张亚初、刘雨二先生说:“司马是执掌军事的职官。”他们认为:司马共应该是相当于大司马的主要司马。以上诸器被郭沫若等诸位先生定为周厉王时期的典型青铜器，郭沫若先生经过详细考证后认为:“‘司马共’当即‘师和父’若‘伯和父’，合之则为‘共伯和’也。”
既然伯和父、师和父、司马共等人都是指“共伯和”这个人，而共伯和又和“卫武公”是同一个人。那么伯和父、师和父、司马共等不同的的称谓就反映了共伯和(也即卫武公)“入相于周”后的身份变化情况和职位升迁过程。由《元年师兑篡》铭文可知，共伯和在厉王元年时担任的是“师”职；
而根据《师晨鼎》铭文记载可知，到厉王三年时共伯和担任了“司马”一职。在金文记载中，担任槟右者往往是被“右”者的上级。在《师晨鼎》铭文记载中，司马共是以作为师晨的“右”者的身份出现的；既然师晨已经担任“师”职，那么司马共的“司马”一职当高于师晨的“师”职，“师”本来就已经很有军事权威了，而“司马”又是“师”的上级，可见，“司马”的军事权威极大，它很可能是王朝最高军事统帅职务。
从以上铭文记载内容可以推知，共伯和是掌管王袭地区军事力量的主要首领，具有极高的权威，很有可能也是最高军事统帅。因此，共伯和对王袭地区的军事力量应该是有很大的控制力的。“国人暴动”大约发生于厉王三十七年，此时，共伯和己经在周王室担任要职多年，他的权势应该己经是炙手可热了。
在诸多文献材料中，《吕氏春秋·开春论》篇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共伯和”是如何参与到“共和行政”中来的一些大致情况。下面，就让我们对其相关材料作一简要分析。
对于《吕氏春秋·开春论》所言:“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共伯和因为善于加强自我修养，亲近贤人，且好行仁义，从而赢得了以各地诸侯为首的各界人士的拥护与爱戴，人们都积极向他学习和靠拢，“国人暴动”发生后，作为天子的周厉王仓皇逃亡到了偏僻荒远的鼠地，周王室天子之位一时虚空，于是共伯和成为一位众望所归的人物，人们都请他“出山”来挽救危亡的时局。通过作如上的分析和理解，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共和行政”前，“共伯和”逐步上升成为最高领导人的一些情况。
“国人暴动”及其后的社会形势分析，“国人暴动”的叛乱发生后，厉王出逃，王位一时虚空，周王朝面临极其严峻而且相当危急的社会局面。
“共和行政”中的共伯和
“共和行政”局面形成的直接诱因，是在宗周及其附近地区发生了态势异常迅猛的“国人暴动”，而“国人暴动”又几乎与“共和行政”局面相伴随始终。
因此，要想了解共伯和在“共和行政”政局中是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的，郭沫若先生将其解释为:“上级之有司平时怠于政事，不善检束，待到欲于僚属有所进退，以及下属民众有罪有辜时，乃谴属员奉闻于塑，己仍淫怠，复使僚属民众终至猖撅，至有逐君逐师之事。邦人犹邑人，奴隶之从事生产者也。正人，政人，骨徒之属，师氏人即卒伍，奴隶之从事公务者也。”郭沫若先生将该铭文中提到的“师氏人”解释为“卒伍”是很正确的，“卒伍”当与军队有关。
由此可见，暴动发生以后，部分军人也参与到了叛乱的行列之中。要是军队也参加了叛乱，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面对“国人暴动”后的危急社会形势，当务之急是组织军队对叛乱进行坚决的镇压。当时，地方诸侯国虽然有着强大的力量，可以将其调集过来镇压叛乱。但是，一方面毕竟是鞭长莫及，远水救不了近火；另一方面，在周王逃亡在外的情况下，地方诸侯国的力量也未必能够被调动。综合各种有利的以及不利的因素全盘考虑，当务之急是组织王袭及其附近地区的防卫力量“徐图挽救”。
在这种时候和这种危急情况下，共伯和是能够控制危乱时局的最为关键的人物，共伯和时任司马一职，王袭及其附近地区的防卫力量应当是由他控制着的。
作为最高军事统帅，一方面，共伯和能够指挥尚未参加叛乱的军事力量去镇压叛乱；另一方面，共伯和也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威和能力去控制和消解那些己经参加了叛乱的军事力量。虽然在和平时期，他们必须依靠一支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共伯和正是控制和掌握这一力量的重要人物。
一方面，根据“伯和父”组器和“司马共”组器可知，共伯和此时正担任“司马”一职，他很可能是王朝最高军事统帅，掌管着王瓷及其附近地区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根据《诗经》、《左传》、《庄子》、《吕氏春秋》、《竹书纪年》等文献材料中的相关记载可知，共伯和善于加强自我修养，且个人才能极为出众，在地方诸侯和诸多公卿大夫们的心目中享有极高的美誉，“共和行政”前后，共伯和是一位很有权势和威望的政坛风云人物。形势的要求和共伯和所独有的条件将他推向了西周厉、宣之际政局的最高和最前列。
在临时政府中，周公、召公以及共伯和三人为最高决策者和指挥者。出于时局的需要，共伯和很快地被推为最高首领，名义上，他是最高执政者，一些重大决策都是以他的名义对内对外发布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共和”之号与共伯和及“共和行政”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因此，当时的共伯和也就临时具有了类似于王的权威与形象。于是，当时的临时政局烙上了他的名号的印记，唤作“共和”，史称“共和行政”。
以共伯和为首的“共和”临时政府是在周厉王逃亡在外，“国人暴动”的叛乱态势异常迅猛的紧急情况下产生的，临时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应对危乱的时局。因此，“共和”临时政府的行政方式当以实行军事管制为主，这种行政方式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的特征。在《诗经·小雅·常棣》篇中，召穆公号召宗族成员说，不管过去内部有何矛盾，都应该捐弃前嫌，同心对外，要坚持“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根本原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丧乱既平”后，重新过上以往那种“既安且宁”的生活。此诗为“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从上下文情景推断，它应该作于“国人暴动”发生之后的“共和行政”时期。
“共和行政”后的共伯和
面对“国人暴动”后的危乱局势，共伯和与周公、召公等人组织起了以共伯和为主导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尊抬共伯和为名义上的最高首领，对内对外号曰“共和”，“共和”临时政府执行政务的局面和历史阶段被称为“共和行政”。“共和行政”时期，共伯和为西周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他的权势和威望也臻于极盛。那么，在“国人暴动”基本上被控制，“共和行政”的历史使命也基本上完成以后，共伯和又是如何作到功成身退，善始慎终的呢？对此，让我们作出以下的分析和理解。
《庄子·让王》云:“共伯得乎共首。”司马彪注释此语云:“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复归于宗，逍遥得意共山之首。共丘山，今在河内共县西。”从以上材料可以得知，混乱的时局也大体得以稳定。“共和”十四年，周厉王死于鼠地，厉王太子靖此时也己经长大成人，经过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危乱时局的考验与磨炼，太子靖已经完全可以担当周王大任。于是，诸侯和大臣们积极辅佐太子靖即位，是为周宣王；共伯和自己则“功成身退”，隐居逍遥于山林之间。
《井人钟》共有三具，以上铭文为其中两具器铭的合文，另外一具器铭虽则可能是独立成文，但其铭文己经失去大半，无法释读。《井人钟》被郭沫若先生定为宣王时器，郭沫若先生对铭文中提到的“井人妥”与“和父”作了详尽考证，认为“和父”即共伯和，而“井人妥”则为共伯和之子。对此，陈梦家先生也认为:“作器者止处于宗室而作和父之钟，则伯(师)和父应为作井伯，作器者乃其子辈。”
二位先生都认为“井人妥”乃“伯和父”之子，但郭沫若先生将《井人钟》定为宣王时器，而陈梦家先生却将其定为夷王时器。从铭文内容可以推知，共伯和在周宣王即位以后，仍然能够“克哲厥德，责屯(混沌)用鲁”，也就是说他继续加强道德自律，浑然天成，安度晚年，最后得以善终，即“永终于吉”。共伯和死后，后人追溢他为“睿圣武公”，可见人们对他的高尚道德以及历史功绩还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