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元年春正月，朱元璋来到文楼，太子朱标在一旁。朱元璋问朱标最近跟这些儒臣们讲的是哪些历史事件？朱标回到道：“昨天讲到了《汉书》中的七国之乱”。朱元璋接着问：“那你知道这里的根源所在吗？”朱标回到：“根源在七国。”朱元璋则说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朱元璋说道：“这是那些讲官们的一词之言，当年汉景帝为太子的时候，曾经在棋局上杀了吴国世子，激怒了吴王刘濞。等到他当上了皇帝，又听信了晁错的话，轻易削除诸侯们的封地，七国之乱的原因就是这些。作为藩王就应该上尊天子，下安抚百姓，成为国家的屏藩。作为太子的，应该跟各族人员打好关系，多跟他们亲近。作为藩王，应该知道辅佐王室，尽臣子的义务。”
朱元璋的意思不言而喻，他认为当年七国之乱的原因在刘启一人，当太子的时候杀了吴国的世子，激起吴王的愤怒。当皇帝的时候又听信晁错的话，削减诸王封地，这才导致了七国之乱。朱元璋这是在拿刘启给朱标当例子讲，告诫朱标你当太子了要对诸王好一点，要隆亲亲之恩。将来当皇帝不要听信谗言，这样就没了藩王之乱。
其实这也算是朱元璋的片面理解。朱元璋并非不知分封之弊，更晓明历史上分封之乱。过去史家对七国之乱的评述，他不以为然，这当是他之所以大行分封的又一原因。
当时为洪武元年，可见朱元璋在洪武三年分封之前，已经做了充分地考虑。
朱元璋分封诸王有以下考虑。
第一，出于防御旧元的考虑，蒙古未肃清，一直对明朝存在着威胁。明朝初建，虽然已经攻入元大都，但是残元势力一直都威胁着明朝边境，让自己的儿子们将来守卫在边疆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二，出于转移军事权力的现实需要，将功臣宿将手中的军权转移到自己儿子手中，以为后来诛杀功臣做好准备。朱元璋在位中期，功臣们骄横跋扈者渐多，处于转移军权的考虑，将军权分给自己的儿子们，从而削弱功臣们的权力。
第三，配合废除宰相制度，防范权臣把持朝政，故而赋予诸王“清君侧” 的权力。如果有把持朝政的权臣，藩王们可以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勤王。朱元璋没有料到，他刚驾崩，他的四子朱棣就以“清君侧”的名义推翻了他选的继承人。
总而言之，“藩屏帝室”是朱元璋分封的终极意图。
洪武三年，朱元璋第一次大行分封，便讲明了分封乃国家长治久安之计，当以史为鉴，惩宋元孤立之弊。
意思很明显，宋元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当时没有藩王作为屏障保护京师，所以大明要实行屏藩制度，分封诸王到各地，为皇帝守边。
朱元璋虽然大行分封，但对分封产生的尾大不掉，威胁皇权的弊端并非全然无虑。因此，在分封诸子的同时，各种训诫及防范措施也在同时进行。
洪武六年三月，《昭鉴录》成。该书是朱元璋命大臣“采摭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为劝诫者为书。”共两卷，书成后颁赐诸王，朱元璋编纂此书的目的是“必时时进说，使知所警戒。然赵伯鲁之失简、 汉淮南之招客，过犹不及，皆非朕之所望也。”
在朱元璋看来， 赵伯鲁和刘安都过犹不及，不是他所期待的藩王典范，这表明朱元璋一方面希望诸子能够有雄才大略，又希望他们能安分守己。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去世后，朱元璋再次于洪武二十六年颁赐《永鉴录》给诸王，编辑历代宗室诸王作恶的典例，以此来告诫藩王们！
分封之后，朱元璋特别注意培养诸王的军事才能，多次派遣诸王练习武事。洪武八年，朱元璋首次命皇太子、秦王、晋王、楚王、靖江王出游中都，以讲武事。洪武九年，又诏秦王樉、晋王㭎、燕王棣、吴王橚、楚 王桢、齐王榑往凤阳练兵。洪武二十四年第三次分封后一个月，即命汉、卫、 谷、庆、宁、岷六王往临清训练军士。
朱元璋认为，如果整日沉迷文学，则可能沦落为陈叔宝李煜之流。
朱元璋对诸王赋予了极高的政治期待，他曾在告王府官的谕旨中，提到藩王的职责是：“待臣下则以谦和，抚民人则以仁恕，劝耕耨以省馈饷，御外侮以藩帝室，如此则能尽其职矣。”由此可见，在其设想之中，诸王对封地拥有行政、司法和军事等各项权力。
朱元璋共进行三次分封，洪武三年，封第二子樉为秦王，第三子㭎为晋王， 第四子棣为燕王，第五子橚为吴王，第六子桢为楚王，第七子槫为齐王，第八子 梓为潭王，第九子杞为赵王，第十子檀为鲁王，从孙守谦为靖江王。洪武十一年正月，册封皇子椿为蜀王，柏为湘王，桂为豫王，楧为汉王，植为卫王，改封 吴王橚为周王。洪武二十四年四月，辛未，册封皇子为庆王，权为宁王，楩为岷王，橞为谷王，松为韩王，模为沈王，楹为安王，桱为唐王，栋为郢王，木彝为伊王。
朱元璋分封为的是藩屏帝室，国祚永久，因此对诸王封地的选择，与朱元璋 的政治安排密不可分。诸子的封地或是一些边疆重地，或者是名都大邑，足见其分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