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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1990年代錢鍾書致何新及胡喬木論學書信十通
钱锺书
【第一通】
钱锺书先生信劄之一
何新同志：
奉書感愧。數年前承惠顧，老而健忘，竟追憶弗及。當時交臂失英雄，亦因足下善刀而藏，真人不露相。凡夫俗眼，遂不能識瑰寶耳！
大文籀讀，甚佩心細學博，謹璧還以便自藏。
《癸已類稿》卷十三有《桃符桃茢考》，或足資採擷。
拙著蒙稱道，甚慚惶。今年五月香港《廣角鏡》社出版拙撰《也是集》一冊，派人帶來四十本，為友好索盡，僅自存一冊，未由呈教通人，尤所疚憾。
草此復謝，即頌
近祺！
鍾書敬上
三十一日夜（1984.10）
（参看《何新批判——研究與評估》“學者通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第二通】
钱锺书先生信劄之二
何新同志：
今夜歸來，得你專寄大譯和大文，並讀尊書，十分感愧。俟會畢事稍閑，當細看所贈譯著，先此道謝，並退還“師”的頭銜。草草即致
敬禮！
錢锺書
十五日夜（1985.3)
（参看《何新批判——研究與評估》“學者通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第三通】
钱锺书先生信劄之三
何新賢友：
上周復一信，並增訂一注，想塵玄覽。
現又增訂一注，見另紙，請費神剪貼。瑣屑惹厭，自笑亦自愧耳。然所增皆中國無人知，西方亦未見有人道者，以此自解耳。“愛略脫”宜從俗作“愛略特”，兄言是也，亦請改定為荷。匆此即請
編安！
尊事忙，不勞賜復
錢鍾書上
楊絳並候
二十五日夜（1985.5）
（参看《何新批判——研究與評估》“學者通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第四通】
钱锺书先生信劄之四
何新賢友：
上周得惠示大稿，匆讀一過，極啟發心思。以無可參末議者，而拙著《圍城》將第四次重印，急於校訂錯漏字，遂未作復為歉。頃奉手書，知遠出方歸，想極賢勞。尊稿似已付手民，故未將校樣寄回；如仍需要，當掛號付郵耳。草復即頌
撰安！
錢锺書上
星期四夜（1985.7）
（参看《何新批判——研究與評估》“學者通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第五通】
钱锺书先生信劄之五
何新同志:
奉書益增慚惶，適以事忙，遂稽作復。
大文讀竟，讀書既能找縫隙，又能填空缺，甚佩，璧還並謝。
垂詢拙稿，手邊空空如也。香港今春出版《也是集》(港方代編)，皆三四年來在國內發表過之文章。現想自編一集，因將“舊文四篇”改訂，只改就“中國詩與中國畫”一篇，字句及內容皆有改進，頗有新發明。然此文若與兄發表，則終有炒冷飯之譏(儘管冷飯中加了雞絲火腿等)，又手邊只有原稿一份，故甚愧不克如命。
國慶假期，或可晤談，倘兄賞顧，來書訂期，當在舍恭候。草此即頌秋安!
锺書上
楊絳同候二十三日(1985.9)
(参看《何新批判——研究與評估》“學者通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第六通】
錢鍾書先生信劄之六
何新同志：
得電話後，知兄意頗急切，故今日擠出時間將大稿匆讀一過，以塞賢者虛懷下問之意。海內外學人以稿本送閱者頗多，我實因精力學力兩者皆不夠，一概敬謝不敏。現勉強為之，不知安道，置之度外可也。
尊稿中用訓詁闡發，乃兄歷來論文得心應手之技。時發新諦，益智開竅，不必吹求。
我所不甚解者，乃兄之大綱原則。兄所標舉之方法，實即以語言學（linguistics）之概念推演於神話研究而已。例如表層結構、深層結構顯然即在Chomsky《論語法》之“Surface Structure”與“Deep Structure”。以語言學概念原理應用於神話研究，Levy-straugs，Mythology（神話學）以來，西方已成習見常談。
兄非“閉門造車，出而合轍”，明曰“引入一種新方法”，則似宜於何處“引來”，在原出處已不甚“新”等等，交代幾句。而“我認為”云云，實則已成“一般西方學者之認為”矣。
“隱事”與“故事”之為“深層”與“表層”，則更不待Chomsky語言學之推演。自古以來闡釋神話，即如圓夢解謎然，分“面”與“底”，所謂“言在於此，意在於彼”，老古董神話學家Max Muller所謂“diaphor”（兩層語，如比喻Metaphor之分本事物、與借喻之事物二層）。實質上似亦不能為“新”。故我認為帽子太大，不甚切實。
不直陳詞，請鑒諒。草此即致
敬禮！
錢鍾書
二十八日夜（1985.12）
*此信所評指《一組古典神話的深層結構》文，刊《文學遺產》1986年第1期。
（参看《何新批判——研究與評估》“學者通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第七通】
钱锺书先生信劄之七
何新同志：
奉讀來書，極佩深思好學，旁通匯貫。所示諸論皆持之有故。唯字根可據以究字義，而字義不全本字根，未可操之過切（參觀拙著265頁）*。《說卦》“健也”、“為圓”，乃描述“天”為物之特徵，非釋“乾”為字之音義。尊論極細緻，但於“本名”一概念，似稍執著。原始人“本名”恐僅指“顛”上之物，未必即具“斡”、“乾”、“環”等“宇宙”涵義也。昔人以《老子》“不如守中”釋為藏“史”。“史”“本名”意亦難限於一端，恐亦如後世所謂“侍史”，“小史”之打雜差，兼眾職者。司馬談、遷父子即已兼天時與人事矣。
事冗學荒，妄言之而妄聽之，聊答虛懷下問之意。臨行匆匆，不尽，即頌
近佳
鍾書上
十五日夜（1986.1）
*指《管錐編》。此信所論乃指何新考據二篇：“釋乾坤”、“釋史”。收入《諸神的起源》一書（第一版，三聯，1986）附錄。
（参看《何新批判——研究與評估》“學者通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第八通】
钱锺书先生信劄之八
何新同志：
得信甚愧。前承惠寄大譯，未能復謝。幸恕某事冗人老，勿責望也。未對原文，僅瀏覽譯本一過，流暢可喜，殊徵功力。
貴友垂詢故典，自愧簡陋，寒舍又無藏書，未能交卷。“鶴語天寒”憶庾信《小園賦》有“鶴語今年之雪”句，請查倪璠《庾開府集注》此句下注文，當得來曆。“佛狸”乃北魏太武帝小名（參看《宋書•臧質傳》）等，蘇詩所詠太武在泅水建佛寺事，則不知出何記載。似蘇子由親至其地，閱故世傳說，請查淮泗方志或能得之。“黃須鮮卑”（系兄紙上批）或系曹操子彰，或系東晉明帝，請查《三國志》、《晉書》本傳。《易》、《左傳》等引語，請查開明《十三經引得》，我無其書也。原件附還，即致
敬禮！
錢鍾書
星期四夜（1987.4）
（参看《何新批判——研究與評估》“學者通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第九通】
錢鍾書先生信劄之九
何新同志：
得信並法繪，沒想到你那麼多才多藝！我去冬起血壓偏高，服藥近一年，終未平善；醫囑我省事少會客等等，故惠贈大著，未及復謝，歉歉！
我那篇文章雖有一些自己的見解，已成陳跡，不值得你去評述。你從前要它去發表，只有一個好處，就是把稿費資助那位同志的學費*。你可寫文章的題目很多，何必用拙著呢？“五綴”“七綴”之名，在陸放翁詩裏就看見過，可惜我因為是習見的詞，沒有把出處記下來。草此復謝，即問
近安！
錢锺書
二十六日（1987.8）
（參看《何新批判——研究與評估》“學者通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1984年間，我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學報作編輯，曾主持發表錢锺書先生《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此文錢先生拒收稿費，遂慨然將此費用用以資助編輯部中一工作人員的學費。
【附錄】胡喬木辦公室轉來錢鍾書給致胡喬木信及喬木批文
錢鍾書先生致胡喬木信
喬木同志：
小除夕承撥冗枉顧，又獲暢談，極快極慰。賤軀不足為慮，血壓必能漸降；前日有西班牙友人貽彼國所製降壓靈藥三種，弟則“某未達，不敢嚐”仍依照北京醫院指示而已。
何新同誌文已於今日細看一遍，遵示以鉛筆批識於稿上，獻疑求疵，欲為他山之石，想其不致誤會為潑冷水也。
此文用意甚佳，持論甚正，詞鋒亦利。然涉麵廣、戰線長，不免失照傳訛，如尊示Spengler國籍，即是一例*。
弟愛其才思，本朱子鵝湖詩所謂“舊學商量加邃密”之意，欲其更進一步。其基本弱點似在於界劃不甚明晰，將“現代主義”與“存在主義”等量同體，遂欠圓妥；蓋就涵義論，“現代主義”廣於“存在主義”，而就形成之時間論，“現代主義”又早於“存在主義”。
另一弱點，則今之文史家通病，每不知“詩人為時代之觸須（antenna）”（龐特語），故哲學思想往往先露頭角於文藝作品，形象思維導邏輯思維之先路。而僅知文藝承受哲學思想，推波助瀾。即就本文所及者為例，海德格爾甚稱十六世紀有關“憂慮”之寓言（Cusa-Fable），先獲其心，將其拉丁話全文引而稱之（見《存在與時間》德語原本第一版197－8頁，按所引為G．g．Hygiuuo之《寓言集》）；卡夫卡早死，並未及見海德格爾、薩德爾，Dostoevsti之NotesfromtheUnderground，二人皆存在主義思想家現世讚歎，奉為存在主義之先覺。蓋文藝與哲學思想交煽互發，轉輾因果，而今之文史家常忽略此一點。妄陳請教正。專此即致
敬禮！
錢鍾書上
楊絳同侯
十二日夜
*此信是錢鍾書先生寫給胡喬木（時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討論何新《先鋒藝術及現代西方文化精神的轉移》一文（刊《文藝研究》1986年第1期，並收入《藝術現象的符號文化學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斯賓格勒，德國人。因草字德、法形近，原稿未錯，但《文藝研究》排字時誤植為法人。
胡喬木於信上親筆批語：（何新同誌）
鍾書同誌另告：對薩特應分前後期，後期較積極，曾後悔未領諾氐獎金以助進步事業。
【第十通】
钱锺书先生信劄之十
何新同志：
前得來書，老病又苦右拇指牽痛，不便執筆，稽遲未復，甚歉。頃又得來書，並附白傑明大文，具悉一切。茲將我所親知者追憶奉告。
數年前（已不記何年），喬木同志忽以大稿見示（云是第二次送其審閱之稿）,言足下原作引“法國Spengler”語，渠將“法國”改為“德國”，而足下又恢復為“法國”，因疑足下引論西方著作，未必正確，要我一看。我即稍瀏覽，提了些意見。例如大稿說“憂患意識”（原文是否如此，記憶不清），乃Heidegger首先提出。我批語指出Kierkegaard早在1844年有專著論此。即以大稿交還喬木同志。下文如何，喬木同志當有答復。我所知者，僅此而已，足下可直接向喬木同志問詢也。
草此即致
敬禮！
鍾書
五月十九日（1991年）
（参看《何新批判——研究與評估》“學者通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2021-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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