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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读书杂记：
黄宏先生藏晋四碑拓本及郭沫若论书法逸文四篇
【何按】
郭沫若，一代文宗也，学术奇人，平生于学无所不窥，无师自通，真大学问家也。
晚年政治思想颇见彷徨。盖以身居高位，不能不紧跟披靡一世之政治大潮流也。
但其平生在文字、历史、考据之学皆极富成就。博览精通，见识超人，任何人皆绝无法否定抹杀也。
余友人、古物收藏家黄宏先生藏有四本珍贵晋碑拓片，皆为晋代王谢家族之墓志铭。书后有郭沫若跋文四篇，皆作于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之同一日（文革前夜），可见郭氏其对此四拓本之重视也！
郭氏认为，现代出土晋代诸名士（包括王羲之之孙子王兴之）之多种墓志铭，书体皆非正版楷体，足证东晋仍为以隶书为书法主流之时代。故观照比较《兰亭序帖》之成熟楷体行书，疑当属于后世伪作之托名耳。
此论极具颠覆性，因而遭高二适等恪守传统之文士所非难。但遍览近代出土之晋代碑帖，迄今并未发现一碑为正楷之楷书如隋唐宋之楷体碑文者。故郭氏之论，可谓磐石为证，坚固如山，颠扑难破也。
实际上，书体演变，必然循序而进。从出土及存世历代碑拓看，正楷书体乃是在北魏碑体中演变而出的，至隋代楷书书体方得定型，至于唐代以后则高度成熟而有欧储颜柳诸名帖及碑文为代表作，遂成为通行于世之正楷书体传用至今也。
隋僧智永一脉实为开书法帖学之祖，亦为隋代楷书以及行草之代表书家也。故郭氏认为《兰亭序帖》或出自智永，但此说乏证而属于推测之臆想。唯《兰亭序帖》乃楷书定型后，方能形成之流体行书，则确为不可易之论。
汉代以下，隶书亦有演变为流体一脉，而有章草出现。章草与行草之不同，在于笔划之起收皆具有隶篆笔意，所谓铁画银钩，而行草则皆为楷书笔意，所谓蚕头燕尾也。
观《兰亭序帖》书法确实已无丝毫篆隶笔意，绝乃楷书定型后方能形成之疾书流体，确实不可能出现于晋代。故余窃以为，郭氏之论，甚有道理！
【《王兴之夫妇墓志》1965年，由江苏象山一号墓出土。王兴之，是王羲之的叔伯兄弟，王斌之子，王氏一门，不仅是晋代高门贵族，且乃大书法家之家族也。
此墓碑同一块墓石两面分别刻王兴之夫妇两志，年代分别刻于340年和348年。原碑现藏南京市博物馆。其碑文之书法，字体方正严肃，规整而不刻板，凝重而有韵致。以隶书为本而有楷书之雏形。其楷体点划之间、转折之处则仍留有汉代隶书的遗韵，是中国汉字由隶书向楷书过渡发展的重要书迹。此墓志的字体与传世的东晋王氏诸帖书法风格迥然不同，因而引起一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大讨论。郭沫若据晋代碑刻而认为，《兰亭序帖》不可能出于王羲之之手笔。】
郭沫若之论说如次：
【第一札】
谢鲲墓志以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出土于南京中华门外戚家山残墓中。
鲲乃谢尚之父，谢安之伯父。鲲字作[角昆]乃讹字。书法与兰亭序亦有天壤之隔。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郭沫若
谢鲲碑
【第二札】
刘尅墓志以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出土于镇江市南郊，两砖文字相同，砖面涂漆，正反两面均刻字。
晋穆帝升平元（二）年当公元三五八年，字迹与谢鲲及王兴之夫妇墓志相近。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郭沬若
刘尅碑
【第三札】
王丹虎墓在兴之夫妇墓旁近，以一九六五年春，发掘出兴之夫妇墓，实出土物较为丰富，砖志一枚，字迹与兴之夫妇墓志实出一人手。
有此墓志出土，得以证知，兴之确为王献之子，东晋时犹在隶书时代，毫无可疑。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郭沬若
王丹虎碑
【晋故散骑常侍特进卫将军尚书左仆射都亭肃侯琅耶临沂王彬之长女，字丹虎。年五十八，升平三年七月”廿八日卒。其年九月卅日葬于白”石，在彬之墓石。刻砖为识。
东晋《王丹虎墓志》，1965年出土于江苏南京象山王彬的家族墓地。王丹虎为王彬长女，此墓志书法用笔方折凝重，笔画如斩钉截铁，仍然保留着极其浓重的隶书笔意。】
【第四札】
左芬墓志解放前出土于洛阳，芬字作荼，.其父名熹，字彦雍。而《晋书左思传》则以雍为父之名，当以刻为正。
周肇祥反据史籍以疑石刻，谓为赝品，见《艺林月刊》第二十五期，殊不足信，唯家属书及嫂氏不及母为可异耳。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郭沬若
左芬碑
【左芬，左思之妹。为晋武帝妃嫔。《晋书》有传。多种碑帖类资料称，该墓志藏陕西省博物馆或西安碑林。今西安碑林藏志细目，实无此志。传民国间从于右任处被盗往上海后不知下落。】
【附记】
早在清代光绪年间，李文田在题跋《定武兰亭》之时，就以“二爨”（即《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作为参照物，否定《兰亭序》系王羲之手墨。
李文田的观点如下：“第鄙意以为：《定武石刻》（兰亭序）未必晋人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梁陈以后之迹也。……且古称右军善书，曰‘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曰‘银钩铁画’，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相近而后可。”李文田还从《兰亭序》文本的角度出发来说明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伪托于王羲之名下，其说后来得到郭沫若赞成。
1965年5月22日，《文物》杂志第六期发表郭沫若文章《从王敦谢鲲墓志的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认为：从晋代出土多种碑铭之书法笔意看，楷体书法尚未成熟，正楷书体尚未成型，难以形成王羲之《兰亭序》帖那种流畅通脱的正楷行书书法，他认为《兰亭集序帖》乃是隋代僧人智永辈的托名伪作：
“智永是陈代永兴寺的僧人。他是有名的书家。据说他临书三十年，能兼诸体，尤善草书，他的真草书《千字文》就写了八百多本，石刻至今还保存在西安碑林中。隋炀帝曾经称赞他的书法是得右军之肉。”
“我乐于肯定：《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请看世传墨池堂祖本智永所书的王羲之《告誓文》吧。帖后有“智永”的题名，用笔结构和《兰亭序》书法，完全是一个体系。”
郭文刊出后，震动一时，引起文史学界乃至日本、韩国汉学界的广泛关注。
江苏省文史馆馆员高二适写文《“兰亭序”帖的真伪驳议》，反对郭文。高二适，江苏东台人，1903年生。他请他早年业师章士钊把文稿转呈毛泽东过目。毛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饶有兴趣地关注这场学术争论，他特为此写信给康生，表示应当允许争论，允许不同看法存在。这样，高二适的文章得以于1965年6月刊登在《光明日报》“文史哲”版，又一次引起文史学界乃至广大文史爱好者的关注。
二个月后，《文物》杂志又影印发表了毛信和高文。郭沫若保持了一个时期的沉默。1972年，郭沫若在《文物》杂志撰文《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旧话重提，论证楷书近代未成正体。但高二适仍不服，又在南京家中写出《“兰亭序”帖真伪之再驳议》，欲继续争鸣，但未能发表。一年后，他又完成一本《“兰亭序”帖论辩》，共11万字，当时也未出版。这场论争遂不了了之。几年后，高二适和郭沫若乃相继作古。
【此四跋文，即乃郭沫若1966年3月19日书写记于以上四晋碑帖之后的。又据告：此碑帖原藏康生处，原系郭沫若赠康生之物。诚国宝也！】
兰亭序帖与晋代出土碑体文字书法风格迥然不同：
兰亭序帖（局部）
兰亭序帖
【老何之余论】
观此拓本之后，有书家王镛题跋略谓：
“书史中，新旧之体交互并存，古今类同，晋砖文篆隶楷间或有之，何况羲之乃彼时文人书法中之新体，形貌相远。”
“诸多出土书迹表明，汉晋时期，民间书手，心口相传自成一系。鼎堂先生以此证文人法书之伪，不足为凭，更妄议东晋犹是隶书时代，大谬矣。戊子新春王镛谨识。”
其论颇轻薄。以为晋代书法诸体已皆备，乃无根之论。晋代出土文字有篆隶书，但迄今无见正楷之碑。其又云所谓晋代民间有墓志铭一体，文人书法另有兰亭序一体，然此说实乃出于臆想而无实证，不足存论。盖传世所谓王羲之王献之诸帖，以出身及流传本末难明，自宋明以来，即已多有指摘怀疑。轻薄为论，滥竽且续貂，足博知者一笑耳。
又唐人有诗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之堂乃为晋代最高门第，晋代乃门阀贵族社会，王谢左刘等皆为当时高门权贵，死生之事大矣，墓碑一块关乎千秋万代，其家族墓志书法岂能儿戏而以民间凡庸之笔墨为之？此说滑稽，徒增笑料也。
（201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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