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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在袁世凯政府和日本人斗智斗勇，在巴黎和会为中国慷慨激昂，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签字；二十四岁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二十七岁成为驻美国公使、三十四岁出任外交部长，他就是民国政坛，三朝元老不倒翁的外交官，顾维钧。
有其父必有其子
顾家祖上从昆山迁至嘉定，是嘉定城中的大户人家。顾维钧的父亲顾溶，年幼时家中发生变故，顾维钧的祖父含冤入狱，不久去世。祖母邹氏为避战乱，拖着一双儿女逃往上海租界。大户人家的传统，使得邹氏在为生计奔忙之时，仍不忘督促儿子学习。
顾溶十四岁进杂货店学徒。结婚成家之后，在岳父的报关行里工作。顾溶二十三岁时，报关行因经济衰退倒闭，妻子蒋福安刚怀上第四个孩子。蒋福安原本想用民间偏方流产，不久顾溶到朱葆三的慎裕洋行做总账房，第四个孩子被看作是家门的福星也就留了下来，他就是顾维钧。
顾维钧（前排左二）与祖母（后排中）及兄弟姐妹的合影
地处公共租界中心区域的慎裕洋行，是人来人往的重要社交场所。慎裕洋行紧挨着外滩9号轮船招商局的北门。1892年，顾溶得到盛宣怀的赏识，进轮船招商局工作，坐舱负责轮船的客货业务，相当于现在的乘务经理。1901年，袁树勋出任上海道台。朱葆三为联络与官府关系，将顾溶推荐给袁树勋，让顾帮袁主理财政。顾溶因理财成绩显著，很快就得到了袁树勋的赏识，不久就“晋三品衔”。上海道台有许多钱款要经手，因此银号钱庄的经理都要到慎裕洋行来找朱葆三。1911年，顾溶出任大清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就这样，顾溶逐渐从一个“账法精通”的账房先生，发展成为与晚清重臣有密切关系的官商。
学霸是怎样炼成的
顾维钧在上海租界富裕的官商家庭中成长，中西英华书院和圣约翰书院读书的经历，让他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文化。1904年顾维钧赴美留学，先是进入预备学校库克学院，1905年9月考入常青藤名校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法律和外交。赴美之前，顾维钧自作主张地剪掉了脑后的长辫子，用丝带扎好带回家恭敬交给母亲，毕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
第一学期五门课程，一个B，三个C，一个D。开始时，顾维钧还不能完全适应学习。哥伦比亚大学有一规定，攻读文学士学位的学生必须修拉丁文甲班的课程，顾维钧从未学过拉丁文，便用暑假开始学拉丁文。到第二学期八门课，已经是一个A，四个B，三个C了。顾维钧的课程除英语外，集中于历史、政治和经济，他希望以国际法和外交为主修目标。
三年级时顾维钧修满了大学本科四年所需的学分，1908年9月新学年开始时，注册为政治系的研究生，主修国际法（作为清政府特使的唐绍仪到美国访问期间，曾邀40多名留学生到华盛顿交流。在这次交流会上，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发言，其不凡的谈吐引起了唐绍仪的注意）。1909年，顾维钧同时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1912年在准备博士论文时，顾维钧确定的题目是《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重点评析外国向中国提出权利要求的全部案例，以及解决这些权利要求的一般原则。论文还未写完，顾维钧被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邀请回国。导师穆尔获悉表示赞同，说攻读国际法和外交的博士学位就是为了担任政府公职，给予顾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就这样，博士还没毕业的小青年，被政府破格聘用，成为总统府和外交部的双料秘书。
1912年6月初，本是拜把子兄弟的袁大总统与唐总理，在任命直隶都督的人选问题上互不相让、反目成仇，最终，唐绍仪愤然离职。直属老领导一辞职，属下顾维钧也辞去了国务院秘书的职务。没想到年轻人如此义气，唐绍仪更加喜欢，甚至将掌上明珠唐宝钥介绍给小顾，不久两人宣布订婚，结为夫妻。恰在此时，袁大总统的亲信梁士诒找到顾维钧，希望他继续原职。为国效力的顾维钧便不再推辞，返京后被任命为外交总长的秘书。
外交风云
1913年，英国政府要求就西藏问题与中国政府谈判，充当袁世凯幕僚的顾维钧亲身经历。顾维钧不仅仅是简单地去翻译，私下花了大量的时间来学习西藏的历史、地理等知识，双方在谈判桌上唇枪舌战时，中方才能在关键问题上坚持自己的原则。
中英谈判处于僵局之际，中俄双方对外蒙问题，居然又进行了多达48次的恰克图会议。顾维钧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是个弱国，处理外交事务确实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坚持维护国家利益，谈判中在原则问题上不屈服”。
1914年开始，日本借一战爆发，对德宣战，占领了中国青岛。当时的中国政府，最大指望便是西方列强出面干涉。在总统和总长的默许下，顾维钧便会将当晚或者第二天的情况，通报给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在各方的压力下，中日谈判随陷入僵局，一拖就是4个月。可惜的是，外交战线上较量向来是靠实力说话的。
恼羞成怒的日本人失去耐心，在东北、山东、福建沿海等地增兵，向中国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一违反外交惯例，要求在秘密状态下特别会见总统。为了防止消息走漏。日本坚持中国方面，只能由外交总长和次长出席，顶多再带一个秘书。外交总长陆征祥在每次会谈之后，都会在外交部召开小型会议，因此没参加谈判的顾维钧也是了解中日谈判动向的。
会上，日置益一向袁世凯提交了日本方面的一系列要求，即后来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在48小时内要给出满意答复，否则立即开战。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决定，接受除第五条以外的“二十一条”所有条款。遗憾的是，在日本人的逼迫下，北京政府又对第五条条款加上了“容日后在议”的词句。愤愤不平的顾维钧建议，就中日交涉的全过程及被迫接受最后通牒的情况发表一份声明。正是这份声明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之后中国各地发起了排日活动。然后条约文本秘密首先送往美国公使馆，美国新闻界得到文本后，如获至宝，立即予以公布。日本人1915年1月18日提出“二十一条”，到2月13日，英国《泰晤士报》的有关社论就已经出笼。耻辱的条约是签订了，但日本的“侵华”计划未能全部得逞。
因顾维钧在此次外交行动中，表现出的不凡勇气和才能，任命其为驻美公使。二十七岁的顾维钧，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在赴任之后，顾维钧在驻美使馆内设立了一个研究小组，由其本人直接负责指导，既对美国提议的有关设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问题进行研究，“也研究对中国具有特殊利益的问题，以便中国政府将来在和会上提出这些问题”。山东问题是其中的重要问题。
袁世凯称帝不成，暴病身亡，国内各派政治力量陷入激烈的争权斗争中。对是否参战，各方说法不一，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权和北洋外交总长伍廷芳都反对参战，他们对顾维钧横加指责。顾维钧曾感慨：“从中国的国际地位来看，这项让中国参战的建议完全是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利益，我不明白为什么会遭到反对。”后主张参战的段祺瑞重新控制了局面，在1917年8月14日，中国对德奥宣战，终于赶上了“一战”的末班车。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之声
1918年11月，顾维钧被指派为参加巴黎和会的五名中国代表之一（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国公使顾维钧、南方革命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国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祖），正式代表中国参与和会谈判。此次会议意义重大：一战期间，中国共向欧洲战场，输送了超过十四万的华工，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而这其中大多数的华工都来自中国山东。
顾维钧的第二任妻子，唐宝钥刚病逝。顾维钧只得撇下年幼的孩子，远赴巴黎。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就在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时，日本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指英法意日美五强的十位代表）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由日本继承。
大会通知中国代表下午作会上陈述，而代表团中午才接到通知。只有不到三个小时。面对这样一个烫手山芋，之前跃跃欲试的几位都偃旗息鼓了，这时候顾维钧勇敢地站了出来。顾维钧以中国政府名义提交的三份说帖（备忘录）和在“十人会”上代表中国所发表的约半小时的口头陈述。
论证上，顾维钧没有把主观情绪融入其中，而是用英文从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问题。顾维钧首先回顾了一下山东是如何被德国人占据的，接着谈到山东是如何又被日本人占领的。他还列举了中国在一战中所做的贡献。顾维钧还将山东问题之于中国的重要性同耶路撒冷圣地之于西方文明的重要性进行类比，增强其说服力和感染力，从国际法的角度雄辩论证了山东当归还作给战胜国的中国。
听完他的发言后，美国总统、英国首相都来跟他握手。当晚，当地报纸刊印出顾维钧在和会上的精彩发言，特别强调中国代表的声明，受到除日本以外各大国代表的一致赞扬。但是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家，顾维钧明白，称赞是一回事，问题能够解决是另外一回事。
到了4月，再起波澜。因“分赃不均”，意大利退出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面对现实，代表团心灰意冷，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有的住进了医院。和会最后一段时间，只有顾维钧独自一人担起了全部的重担。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英国甚至表示：如果不签，中国将不能进入国联。
顾维钧发现通过对奥地利和约的签字，中国一样可以成为国联成员国。这一丝黑暗中的光明，让他下定决心：退无可退，只有拒签。1919年6月28日，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可人们却发现：中国代表团的人都没有来！这是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进而形成了波澜壮阔的“五四”爱国运动。
弱国无外交，但弱国有外交家“庇护”
清朝政府留给北洋政府的外交成果——就是一大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国内各派政治势力明争暗斗，为了稳固政权，迅速树立政府的威望，开局第一炮就是“修约”—— 向这些不平等条约清算。巴黎和会上一举成名的顾维钧，自然成为修约的中坚力量，受到重用。所以北洋政府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但不论哪一派登台掌权，几乎都对顾维钧礼遇有加。
顾维钧历经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徐世昌、张作霖各届政府，除去冯玉祥执政时赋闲之外，先后七次出任内阁总长，两次出任财政总长，两次代理内阁总理……有人向他请教，如何能左右逢源而官运亨通时，顾维钧笑笑：我从不介入派系之争，我的活动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归，凡是有益国家的事，我必尽绵薄之力。反之，有害的事，我宁愿挂冠而去。
顾维钧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21年11月12日，为了解决“一战”的遗留问题，美国发起了华盛顿会议。时任驻英公使的顾维钧作为全权代表之一，赴美参加华盛顿会议。到达华盛顿的当天，顾维钧就借助媒体公开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必须获得政治独立，确保领土完整。”
最终，中日双方在英美的调停下，终于达成协议，日本交出山东的一切权益，宣布放弃“二十一条”中的第五条。对于这次外交上的胜利，国内舆论好评如潮，北洋政府也授予顾维钧等三位全权代表一等大授嘉禾章。在国家实力远远落后的情况下，像顾维钧这样的外交家，将外交才能发挥到极致，为国家外交进行一次次“补救”。
1928年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了全中国，定都南京。顾维钧一开始被国民政府通缉，逃到欧洲暂避风头。所幸的是，经张学良的斡旋，国民政府撤销了通缉令。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了应对日本人，蒋介石想到了顾维钧——这位经验丰富的“抗日外交专家”。于是，蒋请张学良说服顾维钧南下为国家效力。为了民族大义，顾维钧不计前嫌接受邀请。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顾维钧在日内瓦国联总部发言，痛斥日本的侵略行径，要求宣布日本为侵略者。身居海外的顾维钧不仅通过自己的关系，购买抗战急需的物资，招募飞行员，还代表中国与盟友协商抗日援助事宜，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过重大贡献。
1945年3月，顾维钧代表中国出席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并且在决定中国代表团人选时，顾维钧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建议蒋当局应让中共派代表参加。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在旧金山举行，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第一个签字，使中国成为4个发起国中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也在宪章上签了字。
解放战争时期，顾维钧作为国民党驻联合国代表、中国驻美国大使，上了党中央发布的战犯名单，在四十三名战犯当中名列第二十二位。令顾维钧没想到的是，因为他在旧金山会议上的出色表现，1972年10月，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章含之特地前来拜访了他。章含之此次前来，是受指导员的委托，并且还邀请顾维钧方便的时候访问北京，使顾维钧很感动。
顾维钧一生历经多次政权更迭，分别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发布过通缉令，但最后都赢得了两党的尊敬和认同，实乃一大传奇。这位从十一岁起就接受西式教育的外交家，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屹立世界之林而不断奔走、呐喊、抗争。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纽约家中安然离世。美国各大报刊都发文哀悼，顾维钧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特设立顾氏奖学金。
顾维钧的英文很棒，但他更喜欢看中文书籍。越是到了暮年，顾维钧越强调自己的中国人身份。97岁高龄时，顾维钧托人带回“月是故乡明，露从今夜白”的条幅，表达自己对故乡的深切怀念。长居美国，可顾维钧至死都没有加入美国国籍，始终是一个中国人，他念着嘉定城中古老的法华塔、江南最大的孔庙、城西门的顾家老宅，以及家乡的塌棵菜和罗汉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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