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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跟跑到某些领域实现了领跑，从航天弱国奔向航天强国，离不开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与能力，更离不开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航天人打下的坚实基础。
钱学森1911年生，祖籍中国浙江省杭州市，钱氏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曾做过原民国政府浙江省教育厅的厅长，后因看不惯官场的腐朽和黑暗，毅然辞职回归乡里。
钱学森报考大学前夕，他的中学数学老师认为他数学好，应报考数学系；国文老师认为他文章写得好，应报考中文系；美术老师则认为他在艺术上有天赋，建议他去学画画...钱学森最后选择了铁道工程。1929年，钱学森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工程机械学院。1934年，钱学森又考中了百里挑一的"庚子赔款"公费留美生，临行之时，钱均夫在码头特意嘱咐儿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希望你学成之后，要记得回来报效祖国"。
硕士毕业，由于成绩突出，钱学森被美国著名的科学家、航空领域的大师冯▪卡门选中。此后钱学森与其老师冯▪卡门，一起创建了一整套空气动力学公式，成为了美国当时航天器研究的基础。也是凭借着这套公式，钱学森成为了加州理工校史上最年轻的教授，年仅28岁。
虽然成为了全球知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但钱学森这几十年来，没有一天忘记过自己的祖国。当听闻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钱学森欣喜若狂，随和夫人蒋英商量着早定归程，为国效力。
然而此时的美国，以麦卡锡为首的当权派，对共产党人实行全面追查。全美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歇斯底里的狂热。美国司法部共对钱学森举行了四次具有法律效力的“听证会”。
刁钻的检察官古尔丘旁敲侧击，钱学森义正词严地对答，内容如下：（听证会部分纪要）
古问：“你不准备去中国台湾吗？”
钱答：“我没有计划。”
古问：“那你忠于谁？”
钱答：“我忠于中国人民！”
古问：“中国人民指的谁？”
钱答：“是四亿五千万人！”
古问：“你想怎么处理你随身带走的那些资料——有关航空和喷气推进的资料？”
钱答：“那是我知识的一部分，是属于我的。”
古问：“你想怎么处理它？”
钱答：“那就保留在我的大脑里。”
古问：“你会让它对中国有用吗？社会主义中国？”
钱答：“这是我的财产。我有权决定给任何人，就像把我的能力卖给任何人一样。”
……
美国相关部门得知钱学森即将回国的消息后，就以所谓的"侵犯国家安全"为由，将钱学森投入了监狱。美国海关又没收了钱学森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在夫人蒋英和钱好友的不懈斡旋之下，14天后才将钱学森保释了出来。
尽管遭到监禁、审讯、软禁、监视等迫害与折磨，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钱学森回国的决心和意志。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和蒋英决定写信给身在比利时的妹妹，请她将消息传回国内。担心被特务认出笔迹，蒋英特意模仿了儿童的笔迹，写了封“求助信”，偷偷投进了家附近咖啡馆的小邮筒里。
信件漂洋过海辗转到了周总理手中。总理马上指示正在维也纳与美国交涉的外交代表团交涉此事。又经过几番努力，我国以先期释放，朝鲜战争期间被俘15名美军飞行员为代价，终于换回了在美国人看来掌握的信息已过时的钱学森。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不带一张纸、一片云，只带着幸福的全家和心爱的吉他，踏上克里富兰总统号轮船。码头上挤满了记者，当有人追问钱学森是否还打算回美国。钱学森回答：“我不会再回来，我没有理由再回来，这是我想了很长时间的决定。我打算竭尽努力，去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和幸福的生活。”
回国后，钱学森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筹备建立力学研究所。1955年冬，陈赓大将问钱学森：“钱先生，中国人自己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
钱学森没有料到，国家会把研制导弹、火箭的重任交给他，还让他做技术方面的负责人。1956年，钱学森受命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成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钱学森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钱学森就是中国的“导弹之父”，“航天之父”，“两弹一星元勋”...... 原美国海军次长丹金布尔评价钱学森：无论在哪里，钱学森都值五个师。那是在美国，在中国，钱学森是整支火箭军、整个东风家族、整个长征系列、独一无二的超高音速武器，他是一切有关中国军事的“战略威慑”和“星辰大海”的基石。
近期，贵州科协预将茅台集团的总工程师推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名单一事曝光后，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巨大反响和广泛讨论。我们当然相信作为权威官方的贵州科协，此次推选过程是符合院士增补的相关流程，理由合理且充分。毕竟行行出状元，说不定日后我们有幸能看到香烟院士，啤酒院士，酱油院士，香料院士等候选人，入选并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像钱学森一样，还有很多老一辈的科学家，在不同科技领域勤勤恳恳，开拓奉献，他们都是享誉全球的大师级科学家，都逐渐离我们远去……
1998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因病逝世。离家数十载，家人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因为保密，王淦昌改名为王京。一年除夕夜，他与邓稼先在帐篷里相互敬酒，邓稼先对他说：“叫了王京同志几十年，叫一次王淦昌同志吧！”言毕，两个人抱头痛哭……
2009年，“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逝世……
2010年，物理学家钱伟长逝世……
2011年，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光学家王大珩、自动控制和导弹技术专家黄纬禄逝世……
2012年，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屠守锷逝世……
2013年，水利水电学家张光斗、气象学家叶笃正逝世……
2014年，金属学及材料学家师昌绪逝世……
2016年，材料学家严东生逝世，“两弹一星”元勋陈能宽逝世，还有为发展我国航天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梁思礼逝世……
2017年2月，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开创人之一，曾任卫星工程总设计师的“两弹一星”元勋任新民逝世。
老一辈的科学家，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民族，百年苦难重新辉煌的亲历者、见证人。斯人已逝，新一代任重道远。今天，各行各业涌现出许多“大师”级人物。但是何谓“大师”，取得巨大的成绩就是大师吗？不该是属于那些引领示范，献身于伟大的事业的人？也许，真正的“大师”根本不在乎这些虚名，他们更看中生命的价值和活着的意义，更热衷于做一些对国家和人民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