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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听过张伯驹的名字，没关系。你只要知道，今天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中国顶级字画中有张老的一份功劳就可以了。张伯驹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他是书画家、诗词学家、文物鉴定家、京剧艺术研究家。张伯驹的为人，比他所捐赠的国宝珍贵百倍。
清末民初的河南项城，曾有两家大户，一袁一张。张镇芳是光绪进士，也是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当过末代直隶（河南）总督。因擅长理财，在天津又创办了盐业银行。张镇芳人脉极广，唯一不顺心的是两个子女先后夭折。眼看年过四十，无后为大，这可怎么好？本家弟弟张锦芳家里子女多，便将7岁的长子小伯驹过继给了张镇芳。
张伯驹，原名家骐，从小聪颖好学，张镇芳也尽心培养，特意为其请了私塾先生。随后，小伯驹又进入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一起入英国基督教会办的天津新学书院读书。毕业后，被父亲送进军阀曹锟、张作霖等部先后任过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军阀混战，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和腐败，张伯驹厌恶透顶，遂脱下军装，从此在家读书，写诗作画，看戏唱曲。在母亲的劝说下，张伯驹才勉强同意在盐业银行挂职总管理处稽核兼常任董事。
1927年，30岁的张伯驹到北京琉璃厂闲逛。偶遇一件“丛碧山房”的横幅，见笔法苍劲飘逸。一看落款，竟是康熙皇帝的御批，当即收下，从此爱上了收藏。自号“丛碧”，并将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
在盐业银行任职期间，张伯驹每年要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为了应酬，张伯驹自然免不了去风月场所走动，认识了当时的名妓潘素。潘素也是个奇女子，生于姑苏，是前清状元宰相潘世恩之后。可惜父亲是个纨绔子弟，将祖产挥霍一空。1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王氏便将小潘素卖到了上海妓院。潘素出落秀气，谈吐不俗，又弹得一手好琵琶，很快成为当红倌人，博得了“潘妃”的美誉。
张伯驹一见潘素，惊为天人，发誓要娶潘素。可潘素早被国民党的中将臧卓相中，对方听说张伯驹有意于潘素，赶紧派人将潘软禁起来。强龙难敌地头蛇，但有钱能使鬼推磨。张伯驹托好友买通了中将的兵卫，连夜将潘素带回了北京。这一年，张伯驹37岁，潘素20岁。张伯驹将两笔巨款分给他的前两房太太，并办了离婚手续，结束了复杂的婚姻关系。从此，他就专宠潘素一人。
潘素素有绘画天赋，张伯驹又为爱妻请来了大师加以指点（跟朱徳甫学花鸟画，跟夏仁虎学古文）。张伯驹带着潘素游历名山大川，饱览名家真迹，沉浸式教育几十年，潘素本天资聪慧，果然才情尽显。山水、人物、花竹、鸟兽无不擅长，终成一代青绿山水名家，笔法直逼南宋，曾三次与张大千联袂作画。从此，潘素抚琴泼墨，张伯驹填词作诗，在收藏界成为佳话，潘素的青绿山水画配上张伯驹的鸟羽体书法，堪称珠联璧合。
1934年前后，张伯驹第一次从溥儒那里，看到了西晋陆机的《平复帖》真迹（距今有1700年，也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手迹）。溥儒是恭亲王之孙，手上有大量字画珍品（1911年末代皇帝溥仪逊位，根据优待条件，溥仪逊位后继续生活在紫禁城后半部分。这使得溥仪等人有机会将大量的文物，以赏赐、送礼、借阅、拍卖等手段运出宫外）。此前，溥儒曾将国宝级的《照夜白图》以一万大洋转卖给日本人（现收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夜照白是唐玄宗的御马，传说中的汗血宝马。这幅画为什么是“国宝”呢，因为图上有南唐后主李煜、美术史家张彦远、宋朝米芾等人的题字。这是我国第一部流传有绪的名迹。张伯驹听说后，立即请求北平行政长官宋哲元追回此画，可宋派去的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结果还是让国宝流失海外。
孙卖爷田不心疼，张伯驹深恐《平复帖》再有闪失，便委托中间人向溥儒求购。巴掌大小的《平复帖》，只有共80字，却有“法贴之祖”的美誉。溥儒开口就是20万大洋的价格（根本没想卖，不过这个价格吓不倒富二代），张伯驹决定等待时机出手。时至1937年，张伯驹得知溥儒母亲病危，正是缺钱的荡寇。二话不说，先借出一万大洋。张伯驹又觉得有点乘人之危，开不了口，便请教育总长溥增湘出面，最终以四万大洋抱回《平复帖》。张伯驹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这件重量级国宝是中国的了。
此后，张伯驹将京津两地的几处房产出售，只为买下那些珍贵的古字画，陆续收得李白真迹、杜牧手卷、黄庭坚书法等十多卷珍品。1941年6月6日，一条新闻轰动了上海滩：文物收藏家、民国盐业银行的总稽核兼常任董事张伯驹被绑架了！下落不明！
潘素接到绑匪索要赎金的电话，张口就是300万元，否则就撕票。莫说是200万，估计潘素连100万都凑不出来。为了救丈夫，潘素跑到了张伯驹的把兄弟，伪政府财务总长兼特务总管周佛海的机要秘书，孙曜东面前讨救兵。孙这一查不打紧，背后居然有“76号”特务机构的身影。
得知此事的周佛海，立即指示手下不要轻举妄动。76号的特务也知张伯驹是块难啃的骨头，就将“肉票”扔给另一伙绑匪处理。张伯驹后被关至，上海郊区的一家农院。期间，潘素好不容易见上张伯驹一面，张担心的却是那批字画的安危“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是《平复帖》。万一将国宝流到洋人手里，我张伯驹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僵持了近八个月，赎金从300万砍到40万，潘素到处借贷，才将张伯驹救出。
骨瘦如柴的张伯驹回到北平，一病三个月。病好之后，就将包括《平复帖》在内的所有字画缝入衣被里，与家人一同逃往西安。张伯驹说：“我死了没什么，它们才是我的命。”
1946年，北平古玩界传出消息，古董商马霁川正在出售《游春图》。《游春图》是隋朝画家展子虔传世的唯一作品，也是迄今为止存世最古老的画卷。张伯驹听到消息，希望故宫方面出面购买，如果经费不足，愿代为周转。可马霁川开口就是800两黄金，故宫那时候穷啊，只能弃牌出局。
听说马霁川准备将画卖给洋人，张伯驹立刻多方奔走。马霁川有点怕了，便开出友情价：“220两黄金，有钱来拿！”此前，张伯驹刚以110两黄金收购了范仲淹的《道服赞》，现在，看看北平哪里有龙脉可挖？
张伯驹忍痛将位于弓弦胡同一处心爱的豪宅四合院卖给了辅仁大学。此宅是清末当红大太监李莲英的故居，慈禧太后曾大驾临幸过，宅院占地15亩，大小院落四五个，搁到现在（那房子，不，那地皮）要值多少？谁知，拿到黄金的马霁川，又借口成色不好，“还要再追加20两黄金，否则我就卖给别人了。”张伯驹只好回家求潘素，知夫莫如妇，潘素只得变卖了自己的金银首饰，才将钱凑齐，购得《游春图》。
经济社会常以金钱成败，这是对物质的一种扭曲认识。包括帝王在内的历代收藏家，总喜欢在名人墨客上留下自己的印迹，但张伯驹没有，不留丝毫痕迹在上面，也没要求过任何的回报。
1956年初，北京市民政局召开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号召大家以带动全市人民购买公债券支援国家建设。张伯驹夫妇有心积极参与，但由于收藏字画之故，尚负债数万，身无余钱，于是，毅然将其数十年收藏书画中，选出八件精品捐献给国家，这八件是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卷、宋蔡襄《自书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卷、宋吴琚《诗帖》卷、元赵孟颍《草书千字文》以及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这一举动引起文化界的震动，政府欲奖励其20万元，但张伯驹婉言相拒，分文未取。文化部只好给他颁发了一张褒奖令。
“耗尽家业收藏，为何又无偿捐之？”很多人不解。“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捐出文物的第二年，张伯驹被打成右派分子。棋友陈毅获知后，觉得荒唐：“张伯驹一个读书人，为国家捐了那么多东西，怎么可能是右派？”张伯驹确实也有些情绪，但还是很坦然面对“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1957年，消息传到老帅陈毅那里，他很不高兴：“张伯驹把那样的珍宝都捐给了国家，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砍我脑壳也不信！”于是，辗转将张伯驹安排去吉林，担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和副馆长。
在那个特殊年代，张伯驹和潘素一起被放逐乡野。七八十岁的老人，生平第一次下田干活，他觉得挺有意思。回京后，原来的四合院变成了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甚至，有一年多的时间，他们没粮票、没收入。为了生计，潘素以画5分钱一张的书签来勉强养家。在薄情的世界里，张伯驹夫妇硬活出了骨气，活出了深情画意。
1982年阴历正月十五，张伯驹因感冒住进了北大医院，被安排在一个八人间的病房内。张伯驹目睹身旁的病人接连死亡，情绪变得极坏。潘素提出要换个单人间或双人间，有利于病人休息。但医院方面拒绝了，理由是：张伯驹不够级别。两天后，病房又死一人，张伯驹转成肺炎。就在上级领导批文下来的前一天，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停止了呼吸……当时，有张伯驹的学生跑到医院门口叫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级别不够（住高干病房），够的能有几个有他对国家贡献大？他捐的国宝，足够买下你们医院！”
“民国四公子”中，袁克文42岁就忧郁而死，张学良因“西安事变”被蒋介石软禁54年，溥侗误入汪伪行列，做了汉奸遭世人唾骂，最终贫病而死，名士圈风流云散，只有张伯驹始终保持名士气节。名字和待遇统统不重要，受点委屈也没关系，因为张伯驹知道，他的东西不怕丢，永远在故宫，永远留在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