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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是个人口大国，早在上世纪60年代人口规模就突破了4亿。可印度落后的农业状态，无法生产更多的粮食来养活这么多的人口。恰逢当时全球掀起了一股“绿色革命”的潮流（即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升级农业生产技术，用科技来改造农作物，利用化肥、农药等化学制品来提高粮食产出）。印度政府积极招商引资，1969年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开拓印度市场，决定在距首都新德里以南750公里、中央邦首府博帕尔市北郊投资建厂，生产西维因、滴灭威等农药。
美国联合碳化物（简称联碳公司-Union Carbide ）成立于1917年，是世界知名的老牌化工巨头，拥有雄厚的技术研发和资金实力。很快，一家小型农药厂在博帕尔市近郊拔地而起。试产3年经济效益不错，联碳公司又追加了投资，一座年产5000吨高效杀虫剂的大型农药厂很快落地。博帕尔农药厂的股份结构中，联碳公司占股50.1%，印度投资管理局占股20%，剩下的股份由其他投资人持有。印度政府与联碳公司合作，是典型的双赢。印度能提升粮食产量，解决就业，增加税收，带动其他公司来印度投资。联碳公司则可以利用印度的廉价土地、劳动力，占据广阔的印度市场。
就业、收入、税收、繁荣、政绩、增产、利润、发展······看似无懈可击的商业模型却漏掉了一个重点，环评。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吸收外资，只重视技术和设备，却忽视了安全和环境保护。为什么发达国家，要把这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转移到国外，看中的无非是被转移国家的贫困、工业缺乏和对环境服务要求不高。
制造这些农药的原料是一种叫做异氰酸甲酯（英文简称MIC）的液体。这种无色液体易挥发、易燃、易爆；带有刺激性臭味，有剧毒；沸点极低，40度左右就可气化。只要有极少量短时间内停留在空气中，就会使人感到眼睛疼痛，若浓度稍大，就会使人窒息而亡。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正是用这种毒气，杀害了大批关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按理说这种化工场，应建在人烟稀少的郊外，可印度偏偏选址在，博帕尔市的贫民窟相距不远的地方，这本身就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当然，如此剧毒的东西，不可能没有一点安保措施。在农药厂，液态的MIC被贮藏在3个不锈钢储藏罐里，埋在地表之下，罐壁间装有冷却系统，确保MIC液态低温。如果冷却系统故障，毒气逸出来，洗涤塔启动，喷出氢氧化钠中和毒气，如果洗涤塔故障，自动点火装置启动，将毒气在燃烧塔上化为无毒气体。
80年代后期，随着农药厂的扩张及市场的饱和，博帕尔农药厂的收益日渐下滑，1982年销售出现赤字，到1984年面临停产危机。为了节约成本，农药厂开始裁员，导致设备管理人员严重匮乏，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的高管全换成了印度人；70多只仪表盘、指示器和控制装置只有1名操作员管理，MIC生产工人的安全培训周期从6个月降到了15天，安全设备也因成本问题关停，或发生故障后无人维修。隐患就这样一点一点被埋下。
潘多拉魔盒被打开
1984年12月2日下午，博帕尔农药厂维修工人在一次例行日常保养的过程中，由于失误导致了水流到装有MIC气体的储藏罐内（MIC 是种氰化物，遇水会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
12月2日晚，博帕尔农药厂管理人员发现异氰酸甲酯的储槽压力上升。3日零时56分，液态异氰酸甲酯以气态从保安阀中溢出，并迅速向四周扩散。农药厂在毒气泄漏后几分钟就关闭了设备，但已有30吨毒气化作浓雾，以5千米/小时的速度飘散。在没有任何警告，没有任何征兆，方圆40平方公里内50万人的居住区，被“毒雾”笼罩。人们从睡梦中惊醒并开始咳嗽，呼吸困难，眼睛灼伤般的疼痛。许多人在奔跑逃命时倒地身亡，众多的受害者挤满了医院。
混乱，从最开始就是灾难的一部分。时任普瑞任博帕尔警察局局长普瑞回忆：“1947年印度分治惨案发生时，我不在场，只听说了那个可怕的故事。当我在博帕尔亲眼看到这一幕，那种惊慌混乱估计也就那个情况能相比了。”
每分钟都有中毒者死去，尸体被一个个堆砌在一起，放到卡车上，运往火葬场或墓地；尸体在落日的余晖中被火化；鸡、犬、牛、羊也无一幸免，倒在空无人烟的街道上；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恐惧的气氛和死尸的恶臭，存活下的人在惊慌失措中，等待着死神的安排。农药厂附近的人们纷纷逃离家园，他们利用各种交通工具，很多人被毒气弄瞎了眼睛，只能一路上摸索着前行。一些人在逃命的途中死去，尸体就堆积在路旁。至1984年底，该地区共有2万多人死亡，20万人流离失所。侥幸逃生的受害者中，孕妇大多流产或产下死婴，有5万人可能永久失明或终生残疾，余生将苦无尽日。
三重保险，不重视等于零
MIC储存罐的冷却系统早关了，关一天可省30美元，冷却剂被抽出来用到了工厂其他设备上。洗涤塔有设计缺陷，最大处理能力仅为泄漏量的1/4，自动点火装置也是，且事发时正在维修。
生产车间都这样了，其他安防措施就更别提了：宣传、警报、演练、应急方案，统统没有。当晚午夜12点，事故发生，前文中的博帕尔警察局长普瑞赶到农药厂，想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泄漏，以及如何解毒。但农药厂正忙于疏散工人，直到三小时后，才有名工人给他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毒气的名字：异氰酸甲酯。
大量中毒患者涌入医院，但医生不知道毒源（知道也缺乏相应治疗的药物）。在没有任何解毒剂或相关信息情况下，医生只能分发纱布毛巾给患者遮住口鼻，眼睁睁看着病人死去。医院打电话给农药厂询问，农药厂先说是氨气，又说是光气，最后才承认是MIC。不久，美国联合碳化物总公司打来电话，告知可用硫代硫酸钠进行治疗，但农药厂卡住了这个信息，没有对外公布。灾难过后的几天，联碳公司的健康、安全和环境事务的负责人捷克森布朗宁，仍旧把这种气体描述为“仅仅是一种强催泪瓦斯”。即使几千人这时已经死去，公司的口径都没有改变。
事发当天，联碳公司召开记者会，宣布对此次事故负有道义责任。之后，联碳公司首席执行官沃伦·安德森赶赴事发地视察，被印度法院拘禁，但很快被保释。回国后，安德森发表调查报告，认为事故是印度员工导致的，指责印度员工为了逃避责任，伪造证据，印度政府则包庇印度人，阻碍美方调查。
由美国和印度律师组成的代表团，代表受害者向联碳公司提出了850亿美元的赔偿和罚款要求，但联碳公司只愿赔偿2.3亿美元，20年内分期付清，遭到印度方面的拒绝。美国法院在1986年5月裁决，称根据当地法律，事故发生在印度，根据属地原则应由印度法院审理。1986年11月，印度政府向博帕尔地区法院提出，要求联碳公司赔偿31.5亿美元，但联碳公司拒绝接受，也不愿意处理残留的化学物质。此后双方开始了近3年的讨价还价。
1989年2月4日，双方终于达成一致：联合碳化公司向受害者一次性支付4.7亿美元和解金。附带条件是：永远免除所有民事责任，取消所有刑事指控，未来针对联碳公司的诉讼均由印度政府应对。1999年，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被美国陶氏化学公司并购，陈年旧账就更难追责。2003年，联合碳化公司的4.7亿和解金全部交付完毕，由印度事故基金会交付给受害者。陶氏化学在2009年博帕尔泄漏事件25周年时曾表示，联合碳化物公司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来帮助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称印度政府有责任向当地居民提供干净的饮用水和医疗服务。2010年，在事故已经发生的26年后，印度一地方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裁定印度联合碳化物公司的8名印度籍高官，犯了玩忽职守致使他人死亡罪，此项罪名最多只能判处两年监禁。这批人当时大部分已年过七十岁，还有一位已经去世了。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普通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责任和公道只是一种事后补偿，死去的人感受不到，活着的人却还在苦苦挣扎。博帕尔当地的水源和土壤均被污染，印度政府却无法将庞大的居民全部疏散，搬离污染区。很多人被迫留在那里生活，喝着被污染的水，感染了多种慢性病，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亲人慢慢逝去。科技力量本应造福人类，但同样拥有毁灭环境的能力，在追求经济效益时不能涸泽而渔，一定要遵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则人类将付出生命的代价弥补过失，追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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