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政法记忆:埋葬在“小香港”的梦想




没有去“小香港”看过电影的政院人,他的青春一定是残缺的,当然,对“红苹果”上演的香艳电影情有独钟的人除外。和许多有港片情结的人一样,我就是在“小香港”录像厅浓郁的汗臭、脚气、烟味里迷上港片的。
每周一上午放学,在南苑门口抢两张电影节目单是大伙的必修课。一张节目单在手,学生情侣就能以切磋英语听力为由,调课去看南湖影厅的通宵专场,伪球迷可以实施女球迷养成计划,约女同学去看午夜场的德甲转播。
那时候政院和新星的票价是1元连看三场,南湖是3元,威达是2元。所以只有南湖和威达印得起节目单,发节目单的小姑娘被团团围住,面对抢单和吃豆腐的魔爪,依然不失名门望族本色,一脸的傲娇。
1元可以买一食堂的一只卤鸡腿,3元就可以古月餐厅点一盘红烧凤爪大吃一顿。是少吃一个鸡腿去新星影厅与男神经为伍,还是省下一盘凤爪去南湖影厅和女神比肩,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我只能选新星影厅。想逃课的下午,威逼庆豪陪我,一人邻一袋五香瓜子,在新星二楼浓郁的男人味里,坐在条凳上,围着29吋的长虹电视机,看3部港片,一个下午的时光,就如同嗑空了内仁的瓜子壳,纷扬一地。
新星的老板很任性,通常会放粤语原版的港片,毫不理会北方同学的抗议。大家看啊看的,也都习惯了在新星二楼练粤语听力,憧憬着在香江两岸纸醉金迷的生活。

电影基本就是在那些激情燃烧的下午看完的。我们在双枪小马哥的快意恩仇里热泪盈眶、在陈家驹的浩然正气里心驰神往,在至尊宝走向大漠的背影里黯然神伤,在华弟徒劳的挣扎里潸然泪下。
走出录像厅,还没从光影里摆脱出来的我,恨不得穿上大衣别上双枪,跨上电驴,风驰电擎去踏破人间不平。如果彼时庆豪在我身后撒纸片,放白鸽,我就能很好的诠释那些经典的镜头了。
在对的时间遇见喜欢的电影,就好比是在正当好年华时遇见倾心的人,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机缘,而这种喜欢能不能延续到老,则要归咎于宿命了。
除了被阉割过的三级片,政院影厅吸引观众的还有球赛转播。记得中国队0比2输给卡塔尔痛失世界杯晋级资格那场比赛,我就是在政院影厅二楼看的,到了最后大家几乎是站着看完比赛的,混杂其间的女球迷被荷尔蒙激发出豪情,尖叫着用最常见的武汉话问候中国队场上球员的直系亲属,终场哨响,木椅被踢烂了一批。
我们大三那年,政院影厅改建,提档升级为政院影城,二楼改成了情侣座,一楼多了游戏机室,票价也向南湖看齐,要一盘红烧凤爪了。
于是这两个暖男转去了威达影院,和逃兵黄成果一起,在威达一楼通宵打网游,顺便看看隐藏文件夹里的材料。
威达影院和它的票价一样,是个鸡肋,放的电影偏小众,像学友餐厅的鱼香烘蛋,喜欢的都是铁粉。像《情书》、《失乐园》等片子,我就是在威达躺着半梦半醒之间看完的。
一生中最重要的电影就是在威达看的,第一次请某人看三部连映的《逃学威龙》,无厘头的闹剧,因为观影期间多了喂食薯片的情节,演变成了庄重的仪式感,一些东西在心里就留下了影子,随着莫名的情绪漾起的微澜,一圈圈的撩拨着心底的柔软。
第二次和某人去威达看电影,带着杨应慧这颗超级节能小灯泡。
当至尊宝平静的说完“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这段台词,并戴上紧箍圈,老杨同学狠狠的说了声“靠”,我看向他,黑暗里他眼里有一圈水雾,从此不再单纯。
那个时候,互联网还没发达,《大话西游》还没在北大BBS上被炒热,老杨也没学会起床照镜子就大叫“猪啊!”看西片是校园里的时尚,是品(zhuang)位(bi)的象征。所以,有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去南湖影城浪一下的。
南湖影城是情侣的圣地,见证了多少校园情侣的分分合合。一楼大厅是传统的翻凳座椅,播放的是大杂烩,什么电影热门就放什么,周末晚上转播意甲和德甲。二楼大厅是沙发情侣座,放的多数是好莱坞大片,每年都会转播香港十大中文歌曲颁奖典礼。此外,南湖二楼还有个小厅,也是用29寸的电视机放港片专场。记得南湖为了票房,经常放新上画的大电影,常常放的是盗版的,一楼影厅里因此嘘声四起,群情汹涌,老板只好出来赔礼并换上新的片子。
政院情侣的发展有相对固定的模式,一般是先约心动女生到一楼看电影,第一场电影进行互相试探发展革命友谊,没有被灭灯的,再经过三到五场电影,就可以到二楼情侣座,在耳鬓厮磨中发展感情,一旦能忽悠女生答应一起在二楼看通宵场,基本上就是牵手成功了。
我记得在南湖一楼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港片,片名忘记了,只记得梁家辉在夜色深处问每一个遇到的:“你有埃及牌香烟么?”神秘兮兮的,像是在对接头暗号。此后每次在电影里看到他,都会想起这个场景。
在南湖二楼,英语听力仅达到能听懂贵港郊区英语口音的我,能记得的电影只有一部。那时国内翻的电影名叫《惊情四百年》,其实它叫《勇敢的心》。也许我会忘记女神苏菲玛索,但是我一定会记得梅尔吉布森在片尾用尽洪荒之力吼出的那声“Freedom”时,我竟然已经泪流满面。
毕业之后,我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在陌生的尘烟和风情中,穿起意想不到的制服,以一种朝圣者般的虔诚,做着苦行僧般的守侯,每天用沉重的步伐丈量着这个城市的土地,在不同的晚上面对不同的违法犯罪嫌疑人戳穿不同的谎言扫除着相同的垃圾。而其他时候,我在被夜色淘洗得只剩下一副骨架的城市里游走,寻找一切关于时间、关于宿命的影碟。光影声色中,我沉沦,沉醉,然后失语,我在梦境里开始变的喋喋不休,我看见梦中的我在只有一束灯光的舞台上,犹如独酌的饮客挥洒着豪情,我听见安东尼奥尼在《云上的日子》里说,“我们走得太快了,把灵魂丢在了路上”。
隔着漫长的岁月回溯,那些片段就像电影镜头,在生活的大光圈下,成为惨烈现实的虚化背景,一如国画里的留白,笔墨淡处嘎然而止,让你心有触痛却不知悲从何来,欲诉无言,欲哭无泪,记忆已经变成黑白,我们只能用一种置身事外的悲悯,原谅自己当年的幼稚。
十七年的光阴横亘在我们和“小香港”之间,化成《半生缘》片尾的一句台词:“世钧,我们都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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