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谢必安
责任编辑|柳叶叨叨
1947年3月，当胡宗南数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进攻延安时，一个28岁的女人带着3个孩子匆匆逃离。
逃离前，女人用薄菜刀片，一刀劈下了一个鸡头，然后她指着带血的鸡头跟自己的儿子们说：“你们谁敢说自己姓吴，我就剁了他的头。”
之后，4个人和一头瘦骨嶙峋的驴，足迹描摹遍整个陕西边界。
两个小的孩子经常坐在驴背上，随着驴子的步伐，一上一下地抖动红扑扑的脸颊肉。另一个稍大一点的孩子则一直跟着母亲步行。那一年，这孩子8岁，脚很小，没有鞋子穿，偶尔还要帮母亲拉着驴子，看一看驴背上两个弟弟。
他的小名叫“梦”。
梦的爹叫吴曰聪，山东人。1936年加入了共产党，骨子里有一股子山东人特有的“响马精神”，武功非常高强。他外号叫“吴大麻子”，组织了一支30多人的游击队，活跃在淳化、旬邑一代，曾经，国民党出重金想买他的人头。
1949年之后，吴曰聪担任陕西三原县第一任县长，过了6年颠沛生活的梦，终于随父母安居下来。
1950年，政府规定每个县领导能送一个孩子到省保育学校念书。
家里本打算让梦的弟弟吴天明去，名额已经批发下来。临行前，母亲却觉得弟弟年纪太小了，还是决定让梦去，梦从此就顶着“吴天明”这名字，开始了自己的学习生涯。（后来梦的弟弟改名为吴继明）
很小的时候起，吴天明就爱“出风头”， 在村里的自乐班，他是绝对的积极分子。主旋律韵味十足的《穷人恨》、《血泪仇》和《改造二流子》他演了三个小孩——狗娃、瘦娃、羊娃，按现在的话说，算个童星出身。
他还爱说快板，用陕西方言说，味儿倍足：“美帝是只老疯狗，夹着尾巴胡球地走！”他劲头好，“狗”字和“巴”字总是收得特别干脆。初中时，他已是班上坚实的文艺骨干。
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吴天明排节目的时候特地找了个穿黑色紧身衣的女同学，在最后一幕让所有人把她高举起来，象征着炼钢胜利。
当时台底下不停响起阵阵“好！”声。
高二那年，吴天明在电影院看了《海之歌》。
这是苏联导演杜甫仁科的作品。第一遍的时候他没看明白，心里很着急，想着多看几次，摸了摸裤兜里空空如也。眼前观众们已陆续退场，总不能待着厕所里不出来。这时，吴天明盯着自己脚上那双母亲做的，崭新的棉鞋，突然一拍脑瓜子，马上弯起膝盖翘起脚把鞋脱了下来，拎在手里冲人群便喊：
“谁要棉鞋！谁要棉鞋！”
不少人回头看了看这个小孩，觉得不可思议，然后又转过身离开。
后来，一个老人收了他的鞋，给了他一块五，老人问他：“娃儿，那你穿什么呢？”
吴天明回答：“没事儿，我有袜子。”
后来《海之歌》他看了14次，台词倒背如流。
1960年，吴天明在入学考试的时候，一口气说完了长达两页纸的《海之歌》独白，然后被西影演员训练班录取为学员。
2年后，吴天明训练班毕业，成了一名演员。演的第一个角色是《巴山红浪》里的农村青年铁牛。演完后，吴天明觉得当演员实在是不得劲，玩电影还是做导演有意思。
没几年，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极度混乱的时期。后来声名鹊起的第五代导演中两个领军人物，都在这个时期奔赴各自的“修罗场”。
陈凯歌带着10袋牙膏和1箱旧书，坐上了前往西双版纳的火车；张艺谋正在陕西乾县插队劳动。
这股风也吹到了西影。
当时西影里很多员工都急匆匆地跟“走资派”们划清了界限，只有吴天明不信邪，年纪不大的他冒着被批斗的风险，给予了许多老同志力所能及的照顾。
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
久违的春天终于来了，那一年吴天明40岁。
他第一部参与指导的影片，是与滕文骥合作的《生活的颤音》。
这部片子的剧本滕文骥只花了二十天就写完了，并且里头还有接吻的镜头。
（它可能是内地电影史上第一部有接吻镜头的电影）
但领导拍板了，说可以干。
这个领导叫田炜，是当年众多受吴天明照顾的老同志之一。
影片上映后，获得了文化部1979年优秀影片奖。
一年后，踌躇满志的吴天明迎来了独当一面的机会，他受命拍摄宣传两岸一统用的影片《亲缘》。这部片在当时斥资50万，说的是一个台湾“海洋研究所”的女博士和大陆恋人的故事。
题材极其敏感。
男女主角设定一个来自大陆，一个来自台湾，相恋的地点是在一个海岛上，充满了鲁滨逊漂流记式的新奇感。
里头有一个片段，男女主角清晨，在海岛上看日头从海平面上升起，在水面上留下长长的火红色。
这时，男主字正腔圆地说：“陈小姐，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女主说：“很好，真的，好极了。”
……
女主：“这是命令吗？”
男主：“是的。”
女主：“你好像，已经成了我和这座小岛的主宰了。”
男主：“对不起，在岛上这段时间，你要听我指挥。”
为这部片子，摄制组前前后后忙活了整一年。
片子播出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失败。
由于题材（离吴天明的生活）过于遥远，电影里呈现出来的东西大量脱离现实，显得非常滑稽。
吴天明说：“其虚假与造作程度，在国产影片中不说登峰造极，能与之媲美的怕也寥寥无几。”
多年后参加《鲁豫有约》，鲁豫看完花絮后表示，还好，没有那么不堪。
吴天明听完回她：“那是因为你没看全片。”
第一部片子失败后，吴天明在反思中总结影片失败的原因，在于“不真实”。
1981年，吴天明拿到了小说《没有航标的河流》的拍摄权，在开机时，他说：“要向国产电影的癌症——虚假，开刀。”
这部片子说的是放排工的生活。
吴天明于是带着摄制组，整日在潇水上，与放排工们接受风吹雨淋日晒、蚊虫叮咬；刚开机时，有人担心演员们来自城市，皮肤不够黝黑拍出来不写实，经过吴天明三个月的“特训”后，一个个基本不用化妆，脱了衣服就是放排工。有一个小伙子，晒到浑身起了密密麻麻的红燎泡。
影片说的是三个备受时代折磨的放排工的故事，当中有一幕是主角之一的盘老五当着很多妇女的面，光着屁股跳到河里裸泳。
一位领导看完剧本后无数次强调：“天明啊，咱一定要给盘老五穿个裤衩衩啊！”
吴天明坐车走的时候，这位领导还追着车大喊：“要给盘老五穿个裤衩衩啊！”
但是，吴天明觉得这是主人公长久以来压抑情感的宣泄，怎样才表现出宣泄得彻底呢？那当然要光着屁股了，这是属于“真实”的范畴，不能穿。
所以思来想去，吴天明找人到上海买了条女式尼龙连裤袜，拍摄的时候让男演员穿上，尼龙袜一下水就分外性感，整个屁股的轮廓和狭长的股沟清晰动人。这一幕，堪称新中国内地电影第一个男性裸露镜头，开创了先河。
所以，没有吴天明，我们就没有机会在《霸王别姬》里见识张丰毅的翘臀。
《没有航标的河流》大获成功，不仅获得了国家文化部1983年优秀影片二等奖，还获得了第四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伊斯曼柯达奖。这是西影斩获的第一个国际奖项。
这部片子，让吴天明一扫《亲缘》的阴霾。
1982年，路遥的《人生》发表，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这部小说的拍摄权同样落到了吴天明手上，吴天明找来了周里京、吴玉芳和高保成，力求还原陕北高原上古朴的民风。
1985年5月23日，川大进行了一场《人生》的露天公映，当天下起了倾盆大雨，雨水大把大把地泼向1万2千名学生的头顶，雨水从头发的缝隙中间滑落，他们定在原地，入神地盯着荧幕。
影片结束后，人群中突然射出两声响亮的：“电影万岁！人生万岁！”
然后四周被火苗点燃，迅速热烈起来，很快便山呼海啸：“电影万岁！人生万岁！”
那天，同在现场的吴天明湿了眼眶。
《人生》在票价1毛5的年代，得到了过亿的票房，斩获了百花奖和金鸡奖双料“最佳故事片”，并且被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中国第一部）。
随着事业的高涨，1983年，44岁的吴天明被任命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当时西影的拷贝在全国倒数第一，全国上座率垫底的7部影片里有3部来自西影。
吴天明上任后，首先就免职了所有的中层干部，晋升一级浮动工资，设立发明革新奖。
然后，开始启用新人。
这时，结束了上山下乡，从北影毕业不久的张艺谋、陈凯歌也已恰好因各种缘由，来到了西影。
1986年，吴天明指导《老井》。
当时他想找一个“像兵马俑一样”一样的男主孙旺泉，找了一圈，没找着人，最后看了看身边同样找人找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摄影张艺谋，他一拍脑瓜子：
“你来给咱演！”
开机后，他跟张艺谋说：“你得掉下去20斤肉。”
开机后，张艺谋每天都背石板走山路，从50斤的石板背到350斤的。平时没有事情做，就往地上捞一把沙子和碎石，捂在自己手掌里猛劲搓弄，再捧着用力抹到自己的手臂上。
“就想让自己变得粗糙。”
两个月后，张艺谋瘦得厉害，也糙得厉害。
影片里有个片段，是张艺谋和女主梁玉瑾被困在井底。拍这个片段前，吴天明问张艺谋和梁玉瑾：“你们能不能三天不吃饭？”
两人应允。
一天后，吴天明发现饿得不行的梁玉瑾晚上偷村民的白菜心吃，把她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这场戏拍完后，管伙食的工作人员马上给张艺谋和梁玉瑾每人端上了一只黄油油的炖鸡。两人连鸡带汤，吃了个精光。
第二天就因为肠胃问题双双进了医院。
知道他们进医院后，吴天明非常感慨，演员辛苦成这样、消耗成这样，作为导演也真是太内疚，太过意不去了。
于是，他决定，加拍一场在医院的戏。
多好的场景，不利用可惜了。
《老井》上映后，斩获金鸡、百花7个大奖，张艺谋成了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帝。
不少表演系的学生知道后说：“我们还学4年表演干嘛？这人都能得奖！”
一年后，《红高粱》要开机，吴天明授权让张艺谋自己掌舵，直接给了他4万块钱去高密种红高粱。
这部片子，成了张艺谋导演的处女作，拿下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陈凯歌也没少受吴天明的照顾。
当年他跟何群、张艺谋几人一起到陕北给《黄土地》采景，一行人走走停停，总是为肚子和脚下（坐什么车）发愁，吴天明知道后，马上给他们备了饭，送了钱，又搞来一辆吉普车让他们用了整整一星期。
这件事多年后，陈凯歌仍记忆犹新。
1987年，由于跟中影（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有矛盾，陈凯歌的《孩子王》未被列入首届电影展，连海报也被中影的工作人员撕掉。
知道这件事后，在太平庄望远楼的吴天明直接摔了饭碗，直奔中影公司，烈日之下，他西装革履，双手拿着英文海报，挨着遮阳伞，一个档口一个档口地给外宾推销《孩子王》，外宾说“谢谢”，他才离开走到下一家。
旁边他的助理拿着相机绷紧着神经，他想，吴天明一旦被中影的人揍，马上就拍照曝光。
在不远处的陈凯歌看到这些，拼了劲忍住眼泪。
后来，《孩子王》的拷贝卖给了14个国家，成了西影卖得最好的片子。
回来后陈凯歌说：“头儿，我一辈子不说要对你怎样，看行动吧。”
吴天明上任两年，西影厂的拷贝从全国倒数第一逆袭到全国第一，利润翻了两番，令时人发出“西北望长安”的赞叹。他担任厂长的6年时间，发掘了张艺谋、陈凯歌、黄建新、颜学恕、周晓文等一大批导演，成就了《红高粱》、《孩子王》、《黑炮事件》、《疯狂的代价》等一大批名作。
对了，说到《疯狂的代价》，这部剧第一部的剧本是西影一个美工修改的，改得相当不错。
吴天明把这个美工叫到了办公室。
跟他说：“你小子不错，下面有什么工作计划没有？你只要想干，我就支持！”
美工说：“我想去西北，下去体验生活，找找素材。”
吴：“好！你需要多少钱？1000够不够？”
美工：“500就够了。”
后来，这美工拿着500块去了西北，果真整出了不错的作品。回来后吴天明跟他说：“500块，出来个编剧，太便宜了！”
这个美工就是《霸王别姬》和《活着》的编剧芦苇。
吴天明为这些年轻人，几乎“无所不用其极”。
因为想把张艺谋从广西电影制片厂调到西影，他提前动用关系，把他当时的爱人从兴平调到西影厂，安排在图书馆工作。
还分给了他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当时有老员工不满，吴天明说：“要不你也拍个《老井》？”
芦苇则从美工一跃成了编剧；周晓文、黄建新们想拍电影也是一路绿灯，要什么有什么，怕砸了、挨批了，吴天明顶着。
但西影的一些老员工们就比较难过了。
有一位老导演，已经临近退休，有天他来见吴天明，扑通一声就给丫的跪下了。
吴天明先是一愣，然后全明白了，马上也扑通一声跪下。
后来吴天明跟人说：“这些人几十年拍不出一部好电影，现在还想让我花钱再给他们糟蹋，没门儿！我宁愿把钱给年轻导演，他就是拍坏了也能长点经验，我给那些老导演能长个啥？”
吴天明执掌西影的那些年，像这个下跪的导演一样失意的老员工不在少数。
1989年，金鸡奖和百花奖颁奖礼在深圳举办。
西影几乎把所有奖项收入囊中。陕西省委、省政府为西影举行了隆重的庆功大会，并在会上宣读了“扶持西影十大优惠政策”。
同年，吴天明应邀赴美国讲学。
赴美讲学前，吴天明先是召开了一次办公会，叮咛下属充分利用“十大优惠政策”把西影再推进一步。
然后他找《电影杂志》的主编罗雪莹拿了几大册《电影艺术参考资料》的合订本。
他说：“（我要）对老美好好吹一吹，长长中国人的志气。”
在去机场的路上，他跟同事说：“一个月时间转眼的事情，等我回来咱们再干！”
1994年，当吴天明终于从美国加州辗转回到祖国时，离他叮咛同事“一个月后继续干”，已经过去了整整5年。
去的时候，他是西影厂长，是风光无限的泰斗级人物，是无数大导口中的“头儿”。
回来的时候，恰逢首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会开办。
会议上，他始终没有发言，也不怎么跟同行聊天。
当年他呵护的新锐，如今已经羽翼丰满，各领风骚。已经许久没有坐上导演椅的他，竟生出了许多陌生感。9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也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实行制片人制度。
过去那种不为投资发愁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
刚回国那会儿有一次，吴天明乘飞机去西安看望母亲，领座是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孩子被女人紧紧抱在怀里，女人说她下了飞机就得搭火车去陕南，然而因为飞机误点，火车怕是赶不上了。
吴天明听完后当即表示，让女人坐他的车先到西安，他可以帮她们先安排旅馆住下，明天再帮她们买最早一班车票。
女人答应下来，然而等一下车，她马上就抱着孩子急匆匆地跑了，连招呼也不打。
后来吴天明才明白，那女人应该是担心自己居心不良。
吴天明相当感慨。
之后他开始拍东西，先拍了一部电影叫《变脸》，又拍了一部电视剧叫《黑脸》。
对于这部电视剧，他曾向河北省委立下军令状：“一定拍出一流的作品。”
到现场他发现：
美工部，每场戏的道具都不到位，拍“甲鱼汤”，端上来一盆清水；
服装部，给演员拿衣服，褶子都没熨平；
录音部，话筒别在演员的衣服里，表演的时候发出“呲呲呲”的摩擦声；
照明师不知道如何使用大功率照明灯。
那个时候有人跟吴天明说：“你不能把电视剧当电影拍，电视剧荧幕就那么小一点，老百姓就是看个故事听个词，什么声、光、色、影调，别太讲究了。”
还有人跟吴天明说：“电视剧是快餐文化，咱们这样的导演用光脚丫拍，都能拍成精品，你何必这么认真。”
吴天明没怎么在意这些话。
他不分时辰地改剧本，深夜才躺下休息，一旦有火花蹦出马上就爬起来记录下。在他的剧本上，出现了不少“某某某不禁热泪涌流”、“某某某眼含热泪”的批注，其实那个眼含热泪的人不是剧中的“某某某”，而是他自己。
他还力排众议，请来了曾提名金鸡奖的摄影师赵镭和照明师王立宏加盟。
后来《黑脸》在中央一套播出后，社会上流行起了一俗语——
“锁定频道看《黑脸》，村头村尾说姜峰。”（男主角）
回国之后，吴天明陆续拍了3部电影和4部电视剧。
质疑总是有很多。
拍《变脸》，有人说题材过于传统，不会有太大市场；
拍《非常爱情》，有人说现在哪有这样的纯爱；
拍《黑脸》，有人劝他别太较真，没必要。
总的来说，现在吴天明年纪大了，审美过于“老套”，性格过于偏执，缺乏商业性，已不是一个好导演。
虽然他总是有很多想法，可市场不愿意给他足够的耐心和资金。
直到2005年，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邀请吴天明担任董事长，当时负责人找到吴天明，跟他说：
“我们投资8个亿，你给我们拍4部电影，周秦汉唐。”
听到这话后，吴天明惊愕到半天没喘上气。
1年后“曲江影视”成立仪式上，吴天明邀请了广电的领导、美国的电影人，徐克和尔冬升更是包了专机来捧场。
就职仪式上，吴天明说：“从梦开始的地方（西影）到圆梦的地方（曲江），直线距离不到400米，我整整跑了46年。”
之后，吴天明的办公室坐落在曲江新区会展中心，巨大的落地窗，光得发亮的大理石地皮，2米宽的红木写字台，还有散发着一股子新鲜皮革味的老板椅。
一切似乎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当年“西北望长安”的盛况，或许真的可以再次重现。
也就在他担任曲江董事长的同时，第一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把终身成就奖颁给了他。颁奖仪式上，他激昂地说：“我算了一下，我再多干20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之后在曲江8年时光，吴天明筹措了一个又一个剧本，从《法门寺》到《秦始皇大帝》，再到《农民日记》和《逃港者》，一个个都被以“预算过高”、“商业性不足”之类的理由否定掉，幸运可以筹拍的《法门寺》，在开拍前一刻宣布项目取消。
他想拍的不挣钱，挣钱的，他看不上。
2012年，吴天明和曲江合约期满，大年初六，他约了芦苇等几个朋友把酒谈心，他跟他们说，暂时想离开西安，因为“还是想拍电影”。
也正是在这一年年底，吴天明拍完了他最后一部电影——《百鸟朝凤》。
电影说的是两代唢呐人之间的故事，说的是如何在没落中坚守住信仰。
片子里有一幕，饭桌上，师傅摇摇晃晃地拿起唢呐，醉眼朦胧地跟自己的徒弟游天明比划道：
“唢呐，不是吹给别人听的，是吹给，自己听的。”
当时吴天明跟女儿吴妍妍在这部片子上起了巨大的争执，吴妍妍说这个本子很好，但是毫无商业元素，现在的人是不会看的。
吴天明听完后怒了，他拍桌子喊道：“我不是拍给现在的人看的，我是拍给后面的人看的！”
上映后，《百鸟朝凤》的排片率低至1.2%，上映一周后票房堪堪381万。
就在吴天明开始拍《百鸟朝凤》这一年，一个叫郭敬明的作家转行当导演，他拍的第一部片子《小时代》，票房高达4.93亿。
2013年1月，在巴黎的“第三届法国中国电影节”上，《上海伦巴》的导演彭小莲遇到了吴天明。
她跟吴天明是故交，1989年吴天明因为采访风波滞留美国期间，她是第一批前去探望的朋友。
她低着头告诉吴天明：“很难很难，现在找不到钱拍有意思的电影了。”
吴天明听完后问她，几年没有拍戏了？
她说，5年多。
听到这里，吴天明忽然大声地对天空喊道：
“你就这么给我站着！谁他妈都不要靠！
求什么人啊！
找不到钱，也不拍那些烂片！”
2014年3月4日，吴天明因病逝世，享年75岁。
他手机里的最后一条短信是发给某位发行公司老总的，里头说——
“请您看看这部片子，帮我出出主意，怎么样可以发（上映）。”
对方，没有回复。
排版：小鹿
校对：华子
文章作者简介：谢必安，偶尔读书写字，经常喝酒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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