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肢之后，吃也会吃了，睡也会睡了，还能玩会儿麻将。”
89岁的张宝善老人，笑着说了这句话，却让听者心惊——一个人，拥有双腿才能正常生活，为何有人却因拥有双腿而寝食难安？
这背后，是炭疽病在作怪。
细菌战受害者是张宝善老人
患这种病的人，开始双足奇痒难耐，进而逐渐溃烂、坏死，如果不及时处理，就会发出尸腐般的恶臭，甚至伤口处还会生出蛆来。人们也称这种病为“烂脚病”。
张宝善老人只是众多“烂脚病”患者中的一员，他生病并非命中不幸，而是与一场残酷的战争有关。
掀开尘封的历史，一位身形瘦弱的江南女人王选，连续30年孤身奔波在中日两国间，揭露着足以让人类文明史蒙羞的罪恶：细菌战。
初遇·平地起惊雷
1969年，17岁的王选赶上“上山下乡”。
随着一句“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王选和众多青年一起，从上海到了浙江义乌崇山村。
那里恰好是父亲的故乡，当时的王选不解，为何村里很多老人会得烂脚病？
一些老人向王选讲述了“末日般的灾难，鼠疫、抢劫、放火、活体解剖等惨绝人寰的日本罪行”。
那年，王选的叔叔年仅13岁，跟村里一个染上鼠疫的姑娘要好。
村民们为了活命，将那姑娘扔到祠堂里，任她自生自灭。
唯独王选年少的叔叔，每日偷偷跑去看她。
不久，叔叔便被姑娘传染，村民只能赶他走。
上个世纪40年代，日军向难民投放鼠疫食品
严寒雪夜，王选的姑姑为保住弟弟的性命，将他藏在邻村，无奈还是被村民们找到。
出于对鼠疫的恐惧，村民们找来一块门板，将发高烧全身滚烫的叔叔，丢到了村外的野地里。
王选姑姑亲眼看着自己的亲弟弟，凄厉地喊了整晚，最终全身变黑，死去。
这场灾难中，王选祖上有8位亲人丧生，光义乌崇山村一处，就有396人罹难。
这是王选第一次听到细菌战，从此，家人被害的屈辱与国家仇恨，被她铭记在心间。
浙江义乌烂脚病老人
4年后，王选上了大学，毕业后在义乌当英语老师，跟开着一家贸易公司的丈夫结了婚。
本该在平淡顺遂、教书育人中度过一生的王选，心中却总有一种“想去看看更广阔世界”的冲动。
学英语的她，最想去的是美国，但天不遂人愿，35岁的王选跟着丈夫，到了日本。
2年后，王选拿下日本筑波大学硕士学位，进入丈夫的公司，拿着高薪，往返于中日之间，婚姻幸福美满。
但冥冥中似乎有一种力量，推着王选走向波澜壮阔又步履维艰的人生，使她因屈辱而拔节，因慈悲而绽放。
重逢·屈辱的拔节
1995年，中国抗战胜利五十周年。
8月的一天，偶然间王选翻开一份英文报纸，上面赫然写道：
“第一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两个日本人在会上报告了他们去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731细菌战所引起的鼠疫流行。3名崇山村村民联名提出，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
瞬间，往昔的记忆不断翻涌在王选的脑海中。她想起逝去的祖辈，想起被疾病缠绕的崇山村老人。
“只有我，才能把难懂的义乌话翻译成日语。”
须臾间，她找到了自己为何没去美国而到了日本，潜心学习日本语言和文化的全部意义。
紧接着，王选又看到3名联名向日本索赔的国人姓名，其中一人叫王焕斌，是王选的崇山村老乡。
她托人联系王焕斌，阐明自己可以提供帮助，并希望参与细菌战索赔诉讼的想法。
当时，人人都知道，这个诉讼属于民间性质，没有国家背景，任务十分艰巨，而且费时、费力、费钱，没人愿意碰。
王选的加入，让王焕斌等人颇感意外和欣喜。
很快，王选就成为浙江义乌、金水等地调查团的成员，充当着中国原告与日本律师间的翻译角色。
她经常往返于中日两国间，整理大量中文资料，并翻译成日文。
在中国，她遇到了两位研究细菌战的日本人，他们为她揭开了细菌战的真相。
崇山村细菌战受害者要求日军谢罪赔偿
1933年前后，日军在对苏作战中节节败退，狂热的日本爱国分子石井四郎，想要用细菌战抵消掉日军的劣势。
他公开表示：“现在，我们感到，对细菌武器的研究，到了必须实验的地步。”
在日本高层掀起一番讨论后，石井四郎的想法最终得到了昭和天皇的支持，一个藏匿于伪满洲境内的实验基地，被秘密建成。
在那里，日军向人体注入炭疽、鼠疫、霍乱等病毒，观察并严谨记录人如何死去；
将人关在笼子中，注射鼠疫病毒，并从他肿大的淋巴中，提取出更为强大的细菌。
但这些暴行，也只是细菌战中的冰山一角。
为更好投入调查，43岁的王选毅然辞掉了工作，她说：“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
从1995年末开始，一直到1997年春，人们常能看到一位穿白衬衫、背帆布包、身型瘦弱的中国女人，随日方调查团走街串巷，拜访遭受过细菌战的老人。
她时而认真倾听，时而俯身记录，听受害者讲述一个又一个令人战栗的故事。
渐渐地，王选受到了108位受害者代表的信任，他们将她推举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
王选就此承担起这些从未走出过深山的老人，走向日本、走向世界的一切开销。
一场席卷世界，将日本从原子弹受害国转换为细菌战加害国的诉讼，拉开了帷幕。
这场诉讼，如果给它加上一个时间，首先是二十年，其次是几代人。
一审·对慈悲的理解
1998年伊始，新春的鞭炮声还未远去，令世界为之侧目的中国民间对日本政府索赔案，在东京的法庭上打响了第一枪。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王选颤抖着说出与诉讼稿完全不同的内容：“50多年前，日本作为国策实施的细菌战，是当时即为国际所禁止的战争犯罪。”
说着说着，她哭了，用那双忧郁的眼睛，扫视着在场的每个人，也审视着日方法官。
弥漫于她语气之外的，不是仇恨，而是慈悲与怜悯。
法官们在她的陈述和翔实的证据面前，同她一起，红了眼。
尽管动容，但一审第一次开庭结束时，法官避而不谈赔偿问题，更不承认细菌战存在的事实。
个人感情与国家利益相比，显得微不足道，这段在日本课本中消失的历史，凭什么让日本政府公开承认？
王选知道，这场诉讼到底有多艰难。
此后4年，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案一共开庭十多次，王选义无反顾地冲在一线。
她在日本、中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搜集资料，使用流利的日语、汉语、英语做演讲，组织游行，影响着千千万万的人。
她倾其所有，与诉讼团首席律师土屋公献一起，先后邀请了11位细菌研究专家，不间断邀请了31位受害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将铁一般的事实，摆在日本法官面前：
日军用飞机，在浙江衢州、义乌、金华等多地，投放带有鼠疫病毒的谷物；
从被捕中国人排泄物通过的洞里，递进来食物，让他们吃；
看他们受病毒折磨即将死去，再毫无人性地、在垂死之人的胸口和心脏上跳动，直到榨干他们最后一滴血；
更多历史碎片被找到，拼凑起一份更加厚重、鲜血淋漓的罪状。
然而，面对这样的事实，日本人没有认错。
不过，好在他们在一审判决书中“承认细菌战发生的事实”。
仅这一句话，足以撬动被日本掩盖了半个多世纪的黑箱，让正义的天秤倾向中国细菌战受害者。
这份判决书被公布的当天，无数中国和国际人士，涌向王选，全球众多报纸上，王选的照片都占据着当天的头版位置。
官司输了，王选却赢了人心。
美国研究细菌战的哈里斯这样评价她：“只要中国有两个王选这样的女人，就足以令日本沉没。”
有些人不明白，一个年过四十、本能过得很舒服的女人，为什么要散尽家财去趟这个浑水？
王选眼神空洞，声音铿锵地回答：“那些成千上万死得痛苦、肮脏而屈辱的中国人，甚至连姓名都没留下的细菌‘试验体’，曾有尊严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日本犯下的罪，应该被世界了解。”
上诉多年，细菌战害死家人的仇恨与屈辱，已在王选心中逐渐消弭，她开始了解到这场比抗日战争还久的诉讼，最终指向哪里。
没错，和平。
战争的残酷是远超人类想象的，它对输赢双方都将造成无差别、无法抹平的伤害。
这份懂得，让王选心中，对中国受害者和日本加害者，都充满了更深的慈悲。
二审·慈悲的绽放
随着诉讼进程推进，由王选牵头的细菌战问题，在国际上掀起巨浪，日本过去犯下的滔天罪行，被暴露在阳光之下。
默默付出8年努力的王选，也被央视评为“2002年十大感动中国人物”。
即便得到这样的结果，王选却从未想过停下脚步，她说：“我在下一盘棋，要一步一步走下去。”
她还说：“再没有人像我一样，精通义乌方言、英语、日语，还是细菌战受害者家属的人。让细菌战被国际所知、为细菌战受害者提供帮助，是我的使命。”
然而时不我待，一些老人在得到一审败诉的结果后，放弃了索赔；
还有一些老人在疾病的折磨下，含恨死去。
眼前的路看起来愈发漫长，可王选还是将诉状一封封递上去。
她不是为了要赢，而是要让所有人都“能承担历史的过错，在历史面前获得教训”。
很快，许多中国学者加入到细菌战调查中，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性论文层出不穷。
一些中国企业也向她抛出橄榄枝，想给她一份薪资丰厚的工作，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家提出要资助她。
但王选发现，很多人因名利而来，看清这些的王选，平静地拒绝了大多数人的关心，直奔美国国家档案馆。
作为第一个进入这间档案馆的中国人，她独自埋头在600万份资料中，搜查了整整一个月。
彼时，国内的消息也传来，日军侵华使用细菌和生化武器，造成直接和间接死亡的中国平民超100万。
这串冰冷的数字背后，是100万条鲜活生命的逝去，是100万个家庭的支离破碎。
3年后，“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案”二审，在更大的国际关注度下展开。
休庭期间，王选带着10个人进入日本内阁请愿。
她用一口流利的日文，冷静地对小泉纯一郎说：“我站在你们面前，既不代表中国人，也不代表日本人，我是代表一个人站在你们面前。”
“细菌战是人类历史上最罪恶的犯罪，日本政府应该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过错。”
她用微弱却震耳发聩的声音说道：
“再过若干年后，这些细菌战受害者都将离开人世，人类历史上将留下一个莫大的遗憾。”
8年诉讼之路，共开庭28次，王选搭进去百万资产，年逾半百，膝下无一子女。
无数次，她作为唯一中国人，孤独地坐在东京的法院里，声泪俱下地控诉着，控诉着。
即便付出如此之多，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案二审判决等来的，依旧是驳回日本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的请求。
王选继续向日本最高法提起诉讼。
2年后，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案迎来了终审，不出意料，日本最高法仍驳回赔偿与谢罪请求。
索赔遥遥无期，王选却从未放弃为细菌战受害者奔走呼告。
她无法忘记，1996年陪同日本调查团，在江西玉山县调查时的场景。
一位伤口溃烂到已无双脚的女子，奋力滚动着一个木板小车，来到自己身边哭诉日军暴行。
“苍蝇哄哄地跟在她身后飞，我从未见过烂成这样的脚，眼泪止不住哗哗地往下流。”
那位老人在孤寂中度过了一生，贫困潦倒，最大的心愿是：干干净净地离开这个世界。
想到这件事，王选将目光转向患上“烂脚病”的老人们，心中满怀柔情，眼中充满慈悲。
她组织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吸纳社会资金，为老人们提供救助。
终于，在2014年，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学分会的专家团，攻克了炭疽病造成的创面难愈课题。
这一年初秋，大地染金时，20位“烂脚病”老人入院接受免费治疗，8人治愈出院。
20年来，王选第一次感到由衷地欣慰，她说：“这是我过的最有意义的中秋节，我努力了20年，现在终于看到了结果。”
浙江对细菌战受害老人提供医学援助
宽恕·慈悲的救赎
如今，日对中细菌战虽仍无定论，但日本以慰问为由给了受害者一笔钱，这笔钱被王选分发到受害者或其家属手中。
而在国际上，经王选一战，关于生化武器的使用讨论，经久不息。
已年过古稀的王选，跟丈夫一起住在上海郊区的一栋小别墅中。
他们没有孩子，但每天都有各种高朋和学生挤在这栋房子里。
王选没事时，就在家里三楼的大房间里，翻阅各种书籍，或跟丈夫谈论细菌战。
王选的丈夫曾对记者南香红这样打趣道：“自从她搞了细菌战研究，我就变成了她忠实的听众，家里永远只有一个话题，无法改变频道，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王选用一生不懈的努力，以及对逝者的慈悲，对和平的理解，成为国际上提到细菌战不可避开的人物。
时间回到2007年，王选在终审时这样说：
“一个公正的审判，可以让那些背负了几十年十字架的人们，从此得到解脱，能够让他们在短暂的余生中，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活着。”
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好好的活着，如林清玄在《深情，万象皆深》中所说：
“我们要轻轻的走路，用心的过活；
我们要温和的呼吸，温柔的关怀；
我们要深刻的思想，广大的慈悲；
我们要爱惜一株青草，践地唯恐地痛。
这些，都是修行。”
王选用半生付出，诠释着：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而原谅，是最慈悲的救赎。
. END .
【文| 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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