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两黄金有多少？
足足有80斤，可以做2000个金镯子，价值将近2000万人民币。
而在上个世纪，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沈阳造币厂807.76两黄金盗窃案。
这件大案惊动了中央，周总理知道后震怒，下令严查不贷。可直到他老人家去世，案件也没能侦破。
直到十九年之后，真正的罪犯才落网。而讽刺的是，此时这名罪犯居然已经混成这起案件的总指挥。
那么，当年为何没有查出来？是侦破人员太笨还是盗窃分子太狡猾？后来，这一切又是如何真相大白的？
沈阳市大东路138号，沈阳造币厂就在这个地方，以前叫615厂。
20世纪60年代初，615厂接到上级命令，冶炼一批从民间收集来的金银。然后用它们来还些苏联的外债，并跟国外换一些百姓急需的粮食。
为了保密，厂里人直接称黄金为“100号”，白银为“200号”。
看起来很有风险意识，还都起了代号，但实际情况是那会儿连年灾荒，大家连肚子都吃不饱，厂子的管理很松散。
一堆一堆的银元、银首饰散放在车间，工人们用大铁锹将它们铲到炼银炉。
炼好的黄金也没有专门存放的金库，只是放在用木板临时搭建的仓库里。
说白了，就是完全没有高科技的管理手段和安保措施，全靠工人阶级的觉悟。好在，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都是一颗红心向太阳，贪官污吏没有几个。
但是，100个人都是好的，有一个人动了歪心思就会出大事。
这个动了歪心思的人，名叫关庆昌。
关庆昌是615厂生产科的副科长，他在解放前做过国民党抚顺市警备队的文书，却在入厂的时候将这段历史隐瞒下来。
灾荒年，耳听苏修卡中国脖子，闻说国民党要反攻大陆，眼见国内困难重重，关庆昌对共产党能否能支撑住局面失去了信心。
于是，他想着要早做打算，确保日后无论风云如何变幻，自己都能过上好日子。
“你长点心眼儿，有机会弄些小金疙瘩也行啊。”关庆昌叮嘱也在615厂工作的老婆黄淑珍。
换了别人家的媳妇，这事肯定给劝住啊，这个黄淑珍不，两口子志同道合，一有机会就往家顺小金疙瘩，不到一个月，她顺回家一斤多金子。
这样得来毫不费力气，说明什么？
说明厂子的管理确实太有机可乘了！关庆昌决定干票大的。
1961年3月18日，周六，黄淑珍探听好100号箱子的准确存放位置。这一天，又刚好下雨。
晚上，关庆昌下班回到家，拿了早就准备好的一把羊角锤，一根绳子和一副手套，穿着雨衣去了厂里。
关庆昌先把作案工具藏在自己的办公室，然后赶到厂里浴池去洗澡，洗澡时他特意在澡堂子里大声说笑，以便日后有不在场证据。
洗了几分钟，关庆昌就从浴池出来，回办公室，戴上手套，拿上作案工具，在夜幕的掩护下，来到金子的存放地。
他快速撬开木门和箱子，取出两锭金子，大概800两。
关庆昌把金子绑在绳子两头，掖在裤腰里，绳子挂在脖子上。800两可就是80斤啊，那也不好拿呀，但是关庆昌健步如飞。
因为他为了偷这笔黄金，很早以前就在家拿砖头练习怎么绑，怎么挂，怎么走路，体力都事先在家练出来了。
关庆昌把金子和作案工具放回家，让黄淑珍善后，自己则马不停蹄赶往厂俱乐部舞场。从洗澡、作案到舞场，整个过程他用了不到半个小时。
舞场里，关庆昌若无其事地和同事说笑，和邻居打招呼，这时，还没有人知道，厂里已经出大事了！
3月20日，周一。
一早，包装组组长郭家惠正在车间处理杂事，他的徒弟，青年工人高兴贵惊慌失措地跑到郭家惠跟前：“师傅，100号产品被盗了！”
“什么？”郭家惠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金子丢了！“高兴贵瞪大眼睛把话说得更明白。
郭家惠和包装组的工人赶紧往仓库跑，看到之前码放整齐装黄金的木箱，最上边的那个箱子已经被搬到了地上，箱子上的铁丝被弄断，箱盖木板被撬开3寸宽，包金子的绿色包装纸和黄色稻壳散落一地。
金子少了两块，但足足重807.76两。
事情太突然，厂子里的人一下都惊愣住了，自建国以来，金融行业从来没出过这么大的事，他们赶紧报了警。之后，几十名公安人员带着警犬来到615厂。
专案组分析虽然厂子内部管理松垮，可是因为壁垒森严，外面的人想要进来也是很难，初步判定是内部人员作案。
厂保卫科配合公安人员在厂里撒下大网，让每个人交代36小时的活动情况，重点是周六晚上都去了哪里。
问到关庆昌时，他把在心中默念了几百遍的词说了一遍：5点下班，6点洗澡，6.30左右到舞场，10点钟同邻居一起回家，路上还劝说一对爱吵架的夫妻要和睦相处。
一切都是那么的严丝合缝！
经过两天不眠不休地盘查，厂里子几乎所有的人都提供了不在场的证据。
这时，党中央周总理非常重视，命令：“彻查此案！”公安机关也打包票说一个星期破案。因为公安人员已经掌握了两点重要的破案线索。
是什么呢？
一是，公安人员在案发现场被破坏了的情况下，侦清了作案者的脚印，并刻了出来，判定是39-40号的家做棉鞋。
二是，从木箱铁丝被拧断等情况，判断作案工具是铁把的羊角锤。
本来，按照这两条线索，最起码第一条，是可以顺藤摸到关庆昌这个瓜的。可惜，厂里保卫工作配合得很不得力，消息不胫而走。
听到消息的关庆昌连夜让老婆黄淑珍把一双旧布鞋的鞋底换到了棉鞋上。夫妻俩这般夫唱妇随，真是天生的一对。
再说羊角锤，关庆昌在案发后第二天就把羊角锤扔进了一个附近学校的厕所里。东北那个年月的厕所，一两米深，一个锤子扔进去瞬间没了影儿。
那么，侦破人员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有，他们有几个重点怀疑对象。
第一个怀疑对象是包装组组长郭家惠，黄金失窃前最后一个经手的人。郭家惠29岁，预备党员，他平时话不太多，但做事勤勤恳恳。
黄金失窃第一时间郭家惠包装组组长的职务被撤，预备党员的资格也被取消，这些他都毫无怨言，毕竟盗窃案发生在他的组里，给国家造成了这么重大的损失。
但是怀疑他监守自盗，还说他交待问题不老实，把他关押在厂子里三个月，他是真的真的想不开。
连同郭家惠一起被关押反省的还有他的徒弟高兴贵，那个第一个发现黄金被盗的小年轻。说他们俩可能是串通一气，贼喊做贼。
3个月被关押，每天军岗把守，郭家惠和高兴贵在禁闭室里悲愤不已， 尽管后来没有确凿证据就把他俩放了出来，但是两人从此被人指指点点，半辈子都在黄金失窃案的阴影之下。
第三个怀疑的对象名叫贾清吉。
贾清吉是保卫科护厂员，他从小来厂做工，眼见615厂这座国内数一数二的金融造币大厂，已经少了很多原来的庄严和神秘，有点松松垮垮，贾清吉几次捡到散碎的小金疙瘩，跟领导说，“你们这是失职，这样下去，会出大事的。”
敢和领导这么说话，结果可想而知，就在盗窃案发生的前两天，贾清吉被收去大枪，分配到车间干活去了。
心直口快顶撞领导，身大力不亏能拿动800两黄金，案发前被工作调动怀恨报复，这些都可以是他的作案动机。此后的很多年，每次重新调查此案，贾清吉都作为黄金盗窃案的最大怀疑对象被批斗，被鞭打，实在是扛不住的时候他都想到了死，可是不能死啊，死了不就证明真的是自己了吗。
贾清吉很惨，却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第四个怀疑对象厂长李榆。
李榆参加革命几十年，一直和金子打交道，他在华东经济委员会工作的时候，经常带着金子进入敌占区，为部队购买物品，他分文不沾，
解放初期，李榆担任政治情况特别复杂的成都造币厂第一任厂长，白天紧张工作，晚上腰里别一把顶上子弹的左轮枪，单身保卫金银库。而现在，他却被认为是800两黄金大盗。
这还不算，有人献策说李榆可能是把金子藏在他妈的棺材里了，于是一群人跑到他母亲的坟前，掘坟开棺，结果，一点金子渣渣都没有。
死去的都不放过，活着的就更别说了。
李榆家有个保姆，两年前就已经回老家了，某些人硬说这个保姆可能是台湾的特务，黄金就是她唆使李榆偷的，于是，无辜的保姆也被牵连了。
可怜李榆这个1944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一辈子兢兢业业，却落了个”晚节不保“。没有人相信他，没有人愿意再接近他，只有一个人在李榆最难的时候给他送去了温暖，那就是关庆昌。
每年大年初一，第一个给李榆拜年的人是他。
李榆爱人病危抢救，他跑在最前头，忙上忙下。
李榆从农村调回来，住得很偏远，关庆昌专程跑去探望。
伪装得太好了！
关庆昌骗过了身边所有的人，甚至后来还被提拔成了侦破800两黄金盗窃案的总指挥。荒唐啊荒唐！
615厂还有很多同志被怀疑，被下调，被伤害，就不一一细说了。
害了这么多人，拥有800两黄金的关庆昌是不是很得意？不，他也同样不好过。
自从关庆昌有了这800两黄金，就像揣了颗炸弹，每一天都担心它炸了。
他这个月把金子藏在炕洞里；
过两个月又把金子放到房顶上；
再过一阵子，挖个坑，把金子埋起来；
没过多久，他又挖出来，反正是搁哪都觉得不安心。
虽然揣着800两黄金，关庆昌已经是个十足的大富豪了，但他说话办事都特别的低调，生怕引起别人的注意。
吃饭，不敢买肉，怕别人觉得他家有钱；穿衣服，他不敢穿好的，那是补丁摞补丁。
平时说话，关庆昌听到“金”字，都条件反射，浑身紧张。
关庆昌家住的是平房，那个年代的东北人，互相串亲戚，邻居也经常互相走动。可自从偷了这800两黄金，关庆昌家也尽量不和人来往了。
这也不保险，关庆昌又买砖、和泥，把院子里的围墙砌高半米，还刻意在小院里种了树，用树的枝叶遮挡窗户。
平时，关庆昌也不让儿子和别的小朋友玩，担心孩子嘴欠，哪里说不对了，时间长了，孩子性格也有些孤僻了，就连后来儿子结婚，关家都没有办婚宴。
关庆昌不敢和老婆吵架，一吵架老婆就揭老底说，“记得你自己做的好事！”
最要命的是，关庆昌有一次喝多了和父亲说了偷金子的事，老父亲吓得半年后就去世了。
好家伙，这哪里是金砖啊，分明是祸根啊！
时间来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关于黄金买卖政策放宽了，认金不认人，普通人不用拿任何手续，拿到银行就直接给兑换现金。
这个消息一出，关庆昌觉得是时候了，19年了，再不把金子换成钱这辈子可就过去了。
1980年4月15日，早晨，中国银行沈阳中南路营业部。
关庆昌的妻子黄淑珍忐忑地拿着切下来的大概3斤的黄金到柜台兑换现金。银行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她。
“可以兑换23000元。”
黄淑珍内心大喜。那可是1980年啊，那时的西红柿才5分钱一斤，面包才一毛钱一个，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元钱啊。
银行人员还劝她说，“这么大一笔钱，我建议您存起来吧，还可以涨利息。”
眼见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黄淑珍一颗悬着的心有所放松，她分别办了6个存折，只留了65元现金揣兜里。
这么大的客户，贵宾呀，银行的工作人员不仅请她进办公室喝茶，还提出可以用专车送她回家。黄淑芬拒绝了，她还是没有彻底忘乎所以，她觉得还是自己回家比较踏实。
可正当她按捺不住不住内心的喜悦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沈阳和平分局的副局长李广军带领3名同志把她给截住了。
原来，银行工作人员在检验黄金时就发现了这块金子的纯度绝非民间的金子，再看还有切割的痕迹，就悄悄地报了警，那些请她喝茶，送她回家，和她聊天，都是为了拖住她。
在警察的严厉地盘问下，黄淑珍心惊肉跳、支支吾吾，但已经知道大势已去，只得交待家庭住址及男人名叫关庆昌，在造币厂工作。
一听说在造币厂工作，办案人员马上就想起19年前的特大黄金失窃案，于是第一时间来到615厂，按住了关庆昌，并在家中搜到了垫炕柜的剩余的几块黄金。
至此，关庆昌夫妇做了19的的黄粱大梦，彻底凉了。
故事讲完了吗？
并没有！
关庆昌被抓了，615厂沸腾了。
有的狂喜，有的流泪，家家户户改善生活，大家喝酒庆祝，就连厂门口小卖店的酒都被买空了。
19年了，不间断的调查、重审此案，搞得厂里每一个人都像是犯罪嫌疑人。
尤其是老厂长李榆一家，简直是不能相信，原来真正的罪犯一直在身边，自己竟然被他欺骗了19年。
贾清吉，他听到了破案的消息，他傻了，愣了，他掏出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高举过头，“请客，我请客。”随即嚎啕大哭，贾清吉终于甩掉了压在他身上19年的重负。
6月4日，615厂召开了大会，好几十位因黄金案而遭受迫害的人，纷纷从各地赶来，被恢复了名誉。
关庆昌一审以贪污罪被判处死刑。
但是后来发现关庆昌犯罪的时候，其实跟他这个职务没有关系，算不得贪污罪，他只能是个盗窃罪，二审的时候按照贪污罪给他改判了无期。
这已经是盗窃罪在当时的最高刑罚。
进了监狱之后，关庆昌表现良好，多次立功，还获得了减刑，最后居然在有生之年出狱了！
90年代那会，沈阳大东区有个109中学，总能看见有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长得干干巴巴的，推着小车在门口卖牛奶或者是一些小食品，很多路过的人都对他指指点点，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老人，居然就是当年的黄金大盗关庆昌。
关庆昌这辈子费尽心机心机，表演了19年，担惊受怕了19年，害了不少人，自己也有了报应。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说起来，道理都懂，可是你相信吗？历史会不断重演，今天关庆昌，明天李庆昌，后天又是王庆昌。
因为，人心隐藏着整个世界的崩坏，每个人心中都有恶的一面。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拧紧恶的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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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春春
编辑：柳叶叨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