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春天，红安县华安镇的熊家河村，花开了、草绿了。
某天，一个老人手拿着相机正对着美景拍照。突然，他看见镜头里出现了一间破旧的房屋。
老人眉头皱了一下，把镜头拉近。
他看到房屋门前的石阶上坐着一个女孩，女孩一只手拿着木棍搅动身旁药罐里的药汤，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手里拿着的书。
药汤沸腾了，女孩也浑然不觉，直到药汤溅起，烫到女孩的手，女孩才不由尖叫了一声。
听到叫喊，老人疾步走到了女孩跟前，查看女孩受伤情况，并看了眼女孩看的书。
书是课本。
爱学习的孩子谁都喜欢，处理好女孩的烫伤后，老人坐了下来，与女孩细细攀谈。
他这才得知，因为父亲去世，母亲卧病在床，女孩已经辍学很久了。
听了女孩的话，老人心里不由一阵苦涩，他拿出兜里的钱，把去除路费后的一百元钱全给了女孩，他希望女孩重返教室，继续读书。
离开女孩后，在返程的路上，看天边夕阳沉沉地落下，老人心情愈加沉重，他不禁想起了前段时间看到的一个放猪女孩。
“余生短暂，何不利用自己有限的光和热，为山区的失学儿童出一把力？”想到这，老人眼睛不由一亮，心情也变得豁然开朗。
老人是谁？后来，他助学了吗？助学路顺遂吗？
老人叫江诗信，说起来，他也曾是个苦孩子。
他1935年出生，祖籍湖北省郧西县。幼年时，他的父亲因参加革命不幸牺牲，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可是，就连这悲苦的日子也没有长久，在一次逃难中，他与母亲失散了。
幸好，有人看他可怜，把他送到了孤儿院。
1949年5月，他被党组织送进了部队，之后，转业到武汉市洪山区水产局下属的严西湖渔场做保管员，1985年，因疾病缠身从渔场离职回家休养。
不出意外，他的一生会一直这样下去，平淡的如沟渠里的死水。
但也许是江诗信从心里厌倦这样一成不变的生活，离休后，他便自费去复旦大学学习摄影。
当时，包括他自己，没有人能够想到，江诗信的余生会因为摄影而改变。
1992年的春天，学习摄影后，江诗信以“家乡巨变”为主题到自己的原籍郧西及革命老区红安进行摄影采风。
山区的自然风光和家乡的变化，让江诗信的心情很是舒爽，他走走拍拍，不知不觉，就到了陈家沟。
正是放学时间，一群孩子从远处走过来，又说说笑笑地从江诗信跟前走过来，看着他们，江诗信不由得笑了起来，他随手拿起相机拍下了孩子们可爱的模样。
刚拍几张，江诗信就注意到放学孩子的后面，跟着一个赤脚、衣衫褴褛的女孩。
女孩没有背书包，她手里拿着一根细细的鞭子，身后跟着几头猪。
她跟在放学的孩子的后面，眼神里充满了羡慕和浓浓的失落感。
“你怎么不上学？”江诗信问女孩。
“我爸死了，妈妈走了，家里只有我和哥哥，没有钱上学。”女孩低着头，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女孩说的话，女孩的模样，让江诗信的眼圈不禁一红，他说：“我这里有八十块钱，你拿着，跟哥哥一起回学校上学吧。”
把钱给放猪女孩后，江诗信又接着朝前走。
山区风光旖旎，到处都是红花、绿叶，还有彩色的蝴蝶随意地飞。
美景，让江诗沉郁的心情渐渐晴朗起来，拿着相机不时取景。可拍着拍着，江诗信愣了，他在镜头里看到，葱茏的树林中，立着一间低矮、破烂的房子。
“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有这么破的房子？”江诗信在心里嘀咕了一句，随手把镜头对着房子一点点拉近。
这一看，他就看到了开篇中提到的那个熬药的女孩。江诗信产生了帮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的想法。了解江诗信的人，都清楚他的性格：犟。他认准的事，谁劝都没用。
做善事积福德。帮助贫困孩子上学是天大的好事，所以，江诗信的家人虽然体恤江诗信的身体，担心他累着，但对他的助学想法都没有反对。
可是，江诗信不仅为助学倾尽了家财，耗尽了精力，助学，还让他丢了性命。
从1992年开始，江诗信就像有人形容的，不是奔波在去山区的路上，就是在山区里走访学校和失学孩子的家庭。
这一奔波就是14年，足迹遍及鄂、豫、陕3省15个县市的600多个村庄，徒步28万多公里。
穿坏 100多双草鞋，个人捐资7万余元，帮助230多位贫困孩子重返课堂。
江诗信身高1米7，体重却连50公斤都不到，两颊深陷，整个身子看起来特别单薄。
瘦，是因为他体弱多病，也因为累。怎么不累呢？
举个例子吧，1996年六月，连续奔波70多天的江诗信累倒在洪山县双河村的村外，当被人搀扶着站起来时，有人看他脸色苍白，说话困难，就要背他去县医院看看。
但江诗信惦记着要给贫困的孩子送救助款，说什么都不愿去医院，村民们没办法，只好把他送到附近的乡卫生院。
医生说，是劳累，和身体常年积存的慢性病把江诗信打倒的。这是身体给江诗信发出的预警，换旁人，也许早就放弃助学，回家休养了。
可江诗信却在医院写下酝酿已久的遗书，他说：“不管哪一天，如果我突然离开人间，请我的家人们不要太难过，这一切都是我选择的，我没什么遗憾，只是希望你们能接着完成我未竟的事业，让贫困的孩子和我在世时一样受到援助。”
上天垂爱善良的人，虽然江诗信病情严重，但输了几天液后，就渐渐转危为安了。
新疾旧患，让江诗信的家人对他的身体很是担心，他再要出门助学，就开始拦着了。
可江诗信他放不下山里的那些孩子，每次一想到山里的孩子可怜巴巴的眼神，盼着他给送救助学款，江诗信就想着身体只要一天能动，就不放弃助学。
那天，1999年农历12月的某一天，郧西县的天空飘着大雪。
听闻祖师殿村的张斌和张秀凤两兄妹又辍学了，虽然外面还下着雪，江诗信还是没有犹豫地拿起了陪伴自己多年的“爱心包”，装好钱，塞上干粮，就要出去。
“外面下着雪呢，等雪停了再去不行吗？”江诗信的老伴李玉珍用身体挡住门，儿女也在旁边对父亲好言相劝。
可江诗信谁的话也听不进去，推开老伴，打开门，就朝外走。
他走了，老伴心里的委屈上来了，她眼睛含着眼泪说：“他心里只有贫困的学生，没有自己，也没有家人，这么多年，他为这个家做过什么，尽到过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了吗？他的工资都拿去助学了，家里大小开支都要我来负担……”
老伴埋怨江诗信，不是没理由，也不是她不通情理，是江诗信自从走上助学的道路，就不仅没有为家庭带来过帮助，还给家里带来了拖累和负担。
他家住顶楼，到了雨季就漏雨，可作为丈夫，江诗信没有时间对房屋进行修理。
两个孩子上学、工作、婚姻的几个关键节点，江诗信也都是在大山里，没有对子女提供过哪怕是象征性的帮助。
比如女儿江丽中考这事，江丽考试成绩584分，成绩完全可以上重点高中，但由于缺乏自信，只报考了中专，这成为了江丽一生的遗憾，可江诗信对此没有半点安慰，还说：“你们就算是生活在天堂了，你看看山里的孩子是怎么过的？”
但说到底，江诗信后半生最对不起的人其实是他自己。
自从助学，江诗信的生活就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每天他只吃两顿饭，饭菜常年就是两个馒头，一枚鸭蛋，他也从来不买衣服，就穿别人给的旧衣服。他这样做，目的很简单，省钱，助学。
可穷困孩子有学上了，他却因营养不良，身形瘦削，面色黧黑，两颊深陷，手臂与脖颈上的皮肤粗糙松弛，毫无健康的光泽。
常年患有口腔溃疡，却不舍得去医院花钱看病。为助学，江诗信对自己节俭到极致，很多人就想当然地认为这样的人会做好事不留名，一生追求默默无闻。
但江诗信不，他从来不刻意保持低调，有人问他助学情况，他就说，有媒体对他报道，他就跟媒体竭力配合，他这样，是为出名吗？
不，他有自己的想法，他说：“我并非闲极无聊，我只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唤醒人们的良知，引起社会的反响。请伸出你友爱的手，帮助更多的孩子走进学堂，告别愚昧，走向光明。”
江诗信朴素的信念和行动感动了很多人。
2004年10月，江诗信被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称号，市、两级也多次为他颁发荣誉。
因为助学，江诗信成为武汉人心中的“希望老人”。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志愿者和市主管部门的帮助下，“江诗信爱心助学志愿者协会”也得以成立，江诗信被选为会长。
做会长，表面看很风光，但殊不知，它更代表责任大，压力重。协会的力量比江诗信单打独斗大了很多，但随着助学名单上的名字每天都在增加，协会的资金总是入不敷出。
对此，江诗信很是着急，变得比原来更加节省。
出差，可以报销的车费他自己负担；参加市里表彰会，住宾馆时，听说一宿400元钱，就怎么也睡不着，不停给人念叨：“太贵了，这够一个贫困学生一学期的生活费了，我睡不着。”
同时，他也开始想方设法拓宽捐款募集渠道，尝试将自己拍摄的数百张乡村儿童的生活照片举办摄影展览，以扩大影响，吸引市民关注。
他这招确实有用，一个女摄影师看着一张照片就不肯离去。
那是一张三姐弟的合照，最大的女孩13岁，身穿一件大人穿的旧外套，外套的胸前还有一个明显的破洞；中间的男孩光着膀子，上身什么也没穿；八岁妹妹穿着一件用别针系在一起的旧衬衫。
女摄影师叫郭玉萍，看着照片，她问江诗信：“山里的孩子真的这么穷吗？”
“确实是真的，这三个孩子我只有能力资助其中的两个，那一个，”没等江诗信的话说完，郭玉萍就神情激动地打断了他：“江老，你看我来资助剩下的那个孩子行吗？”
张春英是汉阳造纸厂的一名退休女工，看了摄影展后，含着热泪要求捐助三名儿童。
洪山区政府的干部也纷纷加入进来，通过江诗信，与300名失学孩子结成了稳定的“对子”。
国信武汉分公司，不仅70名员工与失学儿童建立一对一助学帮扶的对子，公司还捐出35万元为郧西县三官洞村新建校舍，购买教学设备。
华中科技大学成立了“江诗信爱心接力小组”，准备将助学活动一届一届传下去。
爱心人士多了，协会的力量更大了，但江诗信的工作强度却没有减少，他依旧事事亲为，把每一笔助学款送到孩子们的手上。
但同样地，他也开始感到身心俱疲，为此，2005年，江诗信向主管部门提出辞去协会会长的申请，但因为没有合适的会长人选，主管部门没有同意江诗信的申请。
沉重的压力让江诗信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以致最终别人眼里的小事，成了压垮江诗信的最后一根稻草。
2006年10月27日，江诗信正在家中翻看助学名单，一个自称武昌区纪委书记的男人走进了江诗信的家中。
他说他有一笔捐款给协会，要江诗信提供银行账户。
江诗信就带他到楼下的协会办公室，在办公室，江诗信没有找到账户，就给出纳打电话，他一手拿着电话，一手拿笔记录账户，江诗信平常惯用的爱心包就放在侧面的桌子上。
包里有江诗信上午刚从银行取得7000元爱心款。
男人看了看包，随手拿起来，问江诗信：“包这么旧了，你怎么也不换个新的？”
江诗信随口回答他:“它结实，不用换。”专心记账号的他，没有注意到男人手里的动作。
直到男人走后，江诗信才发现包里的钱不见了。
江诗信对此很是气恼，他一边把头朝墙上撞，一边大哭，哭过又不断地抽烟，人以可看见的速度迅速憔悴。
最后，虽然他向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对此案也开始立案侦查，但是，这事在江诗信的心里也就此打了结。
他向协会的上级主管部门，洪山区团委提出派人来查账，问助手宋功友如何弥补亏空。
一边哭着说：“钱在家里都被骗了，别人会不会说我老糊涂了？我一心做好事，为什么偏偏来骗我？我是个名人，被骗了，别人会怎么看我？……”
或者是把自己关在屋里，不是眼睛盯着天花板发呆，就是自言自语，埋怨自己怎么就轻信了那个男人。
他的状态越来越不好，他的老伴李玉珍看着他，也跟着越来越揪心，尤其听到他向人打听吃什么药，怎么死后，就更加害怕，时时刻刻开始注意他的行踪。
但江诗信的弦绷得太紧了，随时都有弦断人亡的可能，况且谁也不可能一天24小时时时刻刻盯着他。
11月21日，他在家中上吊，被老伴发现劝了下来。24日，老两口去女儿家，一眼没看见，江诗信就从十楼女儿家的窗户跳了下去，自杀身亡。
江诗信死了，追悼会上，他帮助过的学生齐刷刷地跪在地上痛哭失声，数千市民自发前来参加葬礼。
他走了，带着委屈，带着怨恨，带着对贫困学生无尽的担心，永远的离开了。
提到他的死，谁都感到痛心，同时对那个偷助学款的男人恨得咬牙切齿，纷纷要求公安部门查出此人，追究这个人的刑事责任。
此人要查，不但要查，也要对他追究法律责任。可是，就是把这人绳之以法了，又能怎样？
“希望老人”江诗信死了，再也回不来了。
有人说，江诗信的死是因为幼稚，是他太过相信人；有人说，他死，是因为他背负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丢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也有人说，他死，其实是被善良，被所谓的名声累死的。
也许是吧，但也许是更如江诗信的女儿江丽指出父亲精神压抑的实质所说的：“你是由于出名背上了名人的包袱，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不由自主按照社会的期许塑造自己，但其实你就是个普通人，你应该摆正心态。”
说到底，江诗信是被自己的善良绑架了。
他一直都在竭力地维持自己的善良人设，能力达不到了，他也不愿意承认，而这，跟滚雪球似的，压力随着责任越来越大，直到大到他无法承受，只能崩溃。
所以，做人善良，无可厚非，可善良也要根据自己的能力，不要对自己赶鸭子上架，超过自己所能承受的负荷。
超过了，善良，虽然还是善良，但更会是负担。
. END .
【文|杜萧染】
【编辑| 丹尼尔李】
【排版 | 毛毛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