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小伙被冒名顶替上中专,8年后顶替者成副镇长,男子索赔18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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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23岁的陕西小伙杨登科大专毕业了。他兴高采烈地带着档案去人事局报道,期望能分到梦寐以求的好工作。

不料,工作人员一席话,给了这个农村出身的小伙子当头一棒。
工作人员说:“我们不能接收你的档案,你的档案中缺初中学籍,而且杨登科已经参加工作了,我们也不能安排工作。”
听完此言,杨登科惊呆了。自己才是真正的“杨登科”,那个参加工作的“杨登科”又是谁?
满怀疑惑的他,强烈要求工作人员打开另一位“杨登科”的档案。
这一看,杨登科如五雷轰顶,里面的照片、姓名、户籍信息居然都是他的,而这个拿着自己档案假“杨登科”早就参加了工作。
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被人顶替了!
他终于回忆起,2002年他上大专去派出所转户口,户警为啥说他是假的杨登科了。

2002年,杨登科高中毕业了。
他收到了杨凌大专的录取通知书,去乡里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户警却说:“你的户口早就转走了。户籍档案上显示:杨登科的户口已经迁往延安市农业学校。早在1999年8月就迁走了!”
杨登科很不解地说:“我一直在上学,没有离开过当地,我都考上大学了,麻烦你看咋办呀?
户警看他不像说谎,耐不住他的软磨硬泡,只好让他回村开证明,为他重新办理了新的身份证,后四位号码由原来的0434改为0436,杨登科才得以顺利上学。
当时的杨登科并不知道,由于自己的懵懂无知,为以后的人生种下了一颗毒瘤。
三年的大专生活,来去匆匆,杨登科很快就会为自己的不查不究买单。
2005年,大专毕业的杨登科去人事局报道,工作人员斩钉截铁地说:“杨登科已经参加工作了,你是假的杨登科。
情急之下,杨登科又想起了一件往事:
2002年大专暑假的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一位初中老师,老师跟他说:“听说你在铁边乡政府工作,我就去镇上找你,发现那个人不是你,你可能被冒名顶替了。”

他感觉很好笑,对老师说:“借你吉言,如果我能去,可太好了。可惜只是重名而已。”
老师狐疑地看了他一眼,感觉他不相信,只好走了。
现在的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怀疑是正确的,自己肯定是被人顶替了。
1999年,杨登科还在上初中。那个年代,初中毕业后如果能考上中专就能直接分配工作了。出身农村的杨登科,最大的愿望就是考上中专,尽快参加工作,这样就可以给家里减轻负担。
当时杨登科的成绩比较优秀,他相信自己肯定能考上中专。在填报志愿时,杨登科信心满满地填写了延安市农业学校。
分数出来了,可录取通知书迟迟未到,他当时年纪小,父母也不懂,不知道去教育局查询录取情况。
杨登科以为自己没有考上中专,只好去读了一所普通高中。
而现在看来,自己当时已经考上延安市农业学校,只是被别人“冒名顶替”了。
杨登科没办法,以前的事都错过了,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到冒名顶替的人,要回自己的初中档案,先安排了工作了再说。

经过多方打听,他终于找到了当年的冒名顶替者——假的杨登科,现在改名“黄登科”。
黄登科家离杨登科家不远,只有8公里。此时的黄登科已是铁边乡政府的工作人员,端上铁饭碗,跳出农门了。
他找到黄登科,央求道:“只要你现在交还我的初中档案,我可以既往不咎。”
但是黄登科根本不为所动,态度还很嚣张,他辩解道:“我的档案是花3000元买来的,你现在反悔了,那不行,你愿上哪告都行。”
听了黄登科的话,杨登科很纳闷,他涨红着脸问道:“你血口喷人,我从来没有卖过我的档案。”
黄登科得意洋洋地说:“回家问你爹吧。”
杨登科迫不及待地回家,询问起父亲,父亲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清楚到底是谁栽赃陷害。
杨登科急了,他的初中档案缺失,县里的招工没有他的份,眼见当时的同学一个个都跳出农门,安排进了好单位,杨登科越想越气。

他多次给相关部门写信,寻求解决方案,可每次,信件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杨登科的事就这样悬而未决,为了自己的工作,他多次上访,甚至去过北京,可每次都无功而返,甚至欠下了巨额外债。
多次上诉无果后,等待杨登科的是无比心碎的现实。
2016年,杨登科父亲患胃癌去世。临死前,杨父拉着杨登科的手,恋恋不舍地看着这个心力交瘁的孩子,心疼地说:“不要告了,没用的,人家有钱有势,咱斗不过人家,还要小心他给你泼脏水啊。”
妻子也劝他:“别告了,咱好好过日子,一切从头开始吧。”
亲人的劝告,杨登科一概不理,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他往县里跑得更勤了。
时间一长,家里经济越来越捉襟见肘,夫妻两人经常为钱的事吵架。终于,在一次争吵过后,妻子一气之下,带着孩子离开了家,只留下在困境之中,苦苦挣扎的杨登科。

父亲去世,妻子离家,杨登科的生活瞬间失去了色彩。
但无论如何,他只想为自己偷换的人生找个说法。

在媒体的详细报道和杨登科的实名举报下,2018年8月,此案被立案侦查,吴起县纪委抽调一名户警协助调查,吴起县教育局也派出人员参与其中。

他们详细走访了当事人和相关人员,做了大量调查,形成了书面材料。
结果显示,黄登科确实冒用杨登科的学籍、户籍、录取通知书取得了中专毕业证,并在提干过程中隐瞒了学历造假行为。
为此,吴起县纪委以黄登科学历造假行为为由,开除黄登科党籍、公职处分。

公告一出,黄登科傻了眼,他说:“我也是受害者,这么多年的努力,现在一切都付诸东流了。”
杨登科也不满意,他说:“黄登科是咎由自取,我的工作咋安排?”
为了讨回公道,2019年8月19日,杨登科把延安市农业学校、吴起县公安局、吴起县人事局等6家单位告上法庭。

他要求县里为其安排正式工作,黄登科返还初中档案和学籍、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83万余元。
他气愤填膺地说:“黄登科作为一个外地人,如果没有当地人给他出谋划策,他是不可能又转户口,又去学校顺利报道的。我要求一查到底。”
2020年2月25日,经过法院审理,驳回杨登科的上诉,判决如下:
经过证人出庭,杨登科父亲和黄登科父亲私下买卖录取通知书,双方均有错。
杨登科无权获得读取中专,为其恢复安置工作的待遇。
黄登科工作岗位是通过吴起县统一考试公平获得,与杨登科没有工作不构成因果关系。
接到法院判决结果,杨登科很迷茫,一再宣称:“我问过父亲,他没有出卖我的录取通知书,这纯粹是无中生有。”
但是他的言辞间始终透着无力,因为杨父已去世,没有证人作证,他也拿不出无可辩驳的证据。
而黄登科的父亲作为此案的关键人物,却这样说:
“当时杨登科父亲找到我,说娃不想去上中专,想转让通知书,因为两家是亲戚,自己硬塞给杨父1000元钱。
后来黄登科去上学了,杨登科的父亲又觉得钱给少了,后来找了杨登科的堂爷爷,村支书杨占权说和,又给了杨家2000元,相当于3000元买的录取通知书。”

中间人杨占权也回忆说:“对他们之前的交易不清楚,不过确实是黄父又掏了2000元钱了事。”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至于事情的真相如何,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清楚内幕。
但遗憾的是,杨登科至今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黄父的说辞是瞎编乱造的,而自己的父亲已经去世,一切死无对证。
更离奇的事还有很多。


因为这次杨登科的实名举报,黄登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随之烟消云散。
同样郁闷的还有杨登科,他说:杨占权曾经说和此事,给我20000元,让我别闹了,我没同意。但是没有说拿钱买录取通知书的事。我就是想要一个说法,为啥这样难。”
黄登科被撤职了,但他早已有车有房,并创办了家族产业,经营罐车、铲车、加油站等。
而杨登科年近四十,依然没有稳定工作,没有存款,没有房子,现在朋友公司帮忙,月工资3000元,只够糊口。
当记者问杨登科还要不要坚持上诉时,他的脸上已经失去了当初的义愤填膺,只是淡淡地回答:“我现在的经济情况也不好,之前搭进去太多钱了,找到新证据再说吧。”

纵观整个事件发展,两个少年的命运,在冒用学籍的那一刻,悄然无声地改变了一生。
一个拿着别人的录取通知书上学,参加工作,入党成了国家干部,有房有车,事业有成。
一个凭学识考上大专,却失去了进事业单位的机会,成了籍籍无名的打工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他们的一生,因为一场官司,都输掉了所有。
黄登科为自己的欺世盗名付出了代价,杨登科的人生也被改写,究其原因,各种滋味,只有任人评说。
有人说,杨登科作为受害者,更应该把生活过好,虽然人生被改写,绕来绕去,但是这已经成了历史,相信正义会迟到,但总归会到。
-END-
作者:明月松间照
编辑:柳叶叨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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