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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第25卷，汉纪十七
汉宣帝 元康二年（丁巳，公元前64年）
【原文】
五月，诏曰：“狱者，万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奏不如实，上亦亡由知，四方黎民将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或擅兴徭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如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译文】
五月，汉宣帝颁布诏书说：“刑狱，关系着万民地生命。只有能使生者不抱怨，死者不怀恨，才可以称得上是称职的官吏。如今却不是这样。有的官吏用诈使巧，玩弄法令，断章取义，对律文作出不同解释，判决案狱轻重不公，又不如实上奏，连朕也无法了解真相，四方万民还有什么仰仗、指望呢！二千石官员要分别督察自己的属下，不得任用这样的人。还有的官吏擅自征发徭役，装饰宾馆驿站，使过往使者和官员称心如意，超越职权，违反规定，以博取赞誉。这种情况，就如同踩在薄冰上等待太陽出来，岂不危险吗！现在天下不少地方有疾病瘟疫流行，朕十分怜悯，凡受灾重的郡、国，免除百姓今年的田租赋税。”
【解析】
上面这段材料是汉宣帝颁布的诏书。
其中涉及到很多方面，司法公正、权力滥用、公款招待、抚民治民。
其中关于权力滥用和公款招待，汉宣帝算是着重的讲了讲。
按照古代乃至现代的一惯性，如果一件事要堂而皇之的来说，那么这件事之前一定到了很不好的情况；如果要鼓励什么，那么之前一定是缺少什么。
所以，上面的材料中，权力滥用和公款招待被拿出来说，就说明当时社会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不去讨论，今天要讨论的，这两件事情背后所隐藏东西，其实是一种人性或者说有权力之后的必然。
1.制度歪用的必然
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
这是基层官吏对于法律运用来实现个人私利。
不管是古代的官僚体系，亦或是现在东西方，体制之内的人必须要对其所在组织内相关制度充分了解熟悉。
这一方面是他们的工作以此展开，算是吃饭的家伙，另一方面，他们需要用这种制度来给自己赋权去做事。
前者很好理解，关键是后者。
之前有篇文章就说，汉武帝时期律法混乱，不少官吏根据自己的利益刻意引用法律条款。
这就是对于制度的利用，或者说钻空子。
而那些经常接触制度的人而言，他们天天和制度打交道，其中什么地方有漏洞，什么地方能钻空子可以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这就给了他们利用的空间。
如果说这东西用在好的方面自然没什么。
怕就怕，为了个人利益，钻制度的漏洞。
话说回来，天天接触制度，知道里面又可操作性空间，且面对利益有谁不心动？
所以，这里注定会存在一些见不得人的交易，但是他又属于灰色地带，顶多算违规。
2.欺上瞒下的必然
奏不如实，上亦亡由知
古代为官为吏极难，能上去的无一不是花了大心血。
尤其是当官吏相当于进入了“体制”，所带来的的利益十分可观（现在不这样了）。
屁股决定脑袋，成为官吏的人必然会为自己精打细算。
特别是发生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事情，更是欺上瞒下。
这东西是必然的结果。
尤其是如材料中所说的冤假错案。
这东西往上一捅，自己的位置不但没了，还要下狱。
换成是谁都要拼命遮盖。
古代不如现代通讯手段的发达，基层官吏当真要隐瞒一件事，除非碰到死磕的不断向上告状，基本上都能隐瞒的下来（放在十多年前这种事也都有）。
因此，基于职位位置、个人利益，官吏的欺上瞒下大概率是必然。
3.向下压任务的必然
吏或擅兴徭役
之前听别人说陈胜吴广起义背后的有官僚主义的问题。
后来在看《楚汉传奇》时，就有一段就完美地诠释了这个官僚主义的问题。
在电视剧中，萧何让刘邦组织50个人服徭役，刘邦干了，然后又要100个，之后还要100。
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徭役繁重民不聊生。
但实际情况未必如此。
结合当时的情况，假设咸阳让泗水亭出10个徭役，这个是咸阳方面经过层层计算的，并不会伤筋动骨。
任务到泗水郡，郡守等人就会想，10个徭役万一路上跑了、死了，到地方人不够怎么办？于是就加到20个，留出余量空间。
郡里把任务下到县里，县令也如郡守这样想，于是把20个人加到50个。
县里再把任务下到乡里，乡里也这么想，又变成100个。
层层加码，完全把当初只要10个的命令给歪曲了。
远的不说，就今年过年，各地对疫情防控不就是层层加码吗？
从工作的角度来说，这种层层加码是为了完成工作。
但是，这种层层加码的方式却是无端地给基层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甚至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搞层层加码的各级领导干部当真不知道这个危害吗？
绝对知道！但是屁股决定脑袋，为了自己的位置和利益，管他那么多。
况且以官僚系统的尿性，领导只在乎你有没有完成任务，至于你给自己自加压力，领导难道还能骂你不成？
春节期间官媒批评层层加码，就是因为搞得太过分，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所以才说的。
4.公款招待的必然
吏或擅兴徭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
这个讲的是公款招待问题。
这东西，现代有古代更加盛行。
比如设置的驿站、驿馆，除了承担信件传递之外，还同时担任对过往官员的招待。
所以，招待算是他们工作内容之一，而上面内容更多是说超标的问题。
抛开这个来说，公款招待其实也一种必然，尤其是对于级别比自己更高的官员。
你要是不招待或招待不好，对方觉得你是不是不把他当回事。
结果人家记住你了，回头搞你一下，把你丢到北地去吃风沙。
你要是尽力招待，别人接受不接受是一码事，但是你态度到位了，别人不会说你什么。
这个道理早些年就是如此，领导说随便搞搞，你知道你他说的随便是真随便，还是客套？
于是，都隆重地搞一下，就算被领导骂，也好过领导记仇觉得你不重视他。
后来“八项规定”出来之后，这种风气才算好了很多。
这是从人情的角度来说，再从一个极其功利的角度来说。
在官吏眼中，吃喝、装修、招待用的钱是公家的，讨好领导结纳其欢心，将来提拔重用，好处是落在自己身上的，如此这般干嘛不干呢？
这两个东西加一起，“美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启发】
制度歪用、欺上瞒下、向下压任务、公款招待，看上去都是一种陋习弊病。
或许是思想教育不到位，或许是制度建设有待完善。
但是，背后折射的东西，还有人性趋利避害的必然。
在《侏罗纪公园》中有这样一句台词：
如果放在个人身上，这就话就会变成：
只要人性不变，人终会找到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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