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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把妈妈的头拿下来了。”你肯定想不到，这是两个不到5岁孩子的证言。
1988年10月6日，台湾省台北市古亭分局内，突然冲进一名神色慌张的中年妇女，一见到警察就举着手中的磁带大喊：“我的女儿被女婿杀了！”随后，警方从她提供的磁带中听到了令人惊骇的内容。
录音里是两个孩子的声音，正描述着自己亲眼目睹了父亲杀害母亲的全部过程，而前来报案的正是他们的外婆陈桂梅。陈桂梅向警方供述，自己已经三个月没有见到女儿吴瑞云了。因为和女儿家离得近，平时来往密切，女儿一家隔三差五就会到陈桂梅家里吃饭。
1988年7月15日，吴瑞云打电话向陈桂梅借2000元钱，说好隔天会过来取，但第二天陈桂梅没有等来女儿，只接到女婿姚正源的电话，女婿告诉陈桂梅说他们搬家了，离开了原来居住的地方，新住址暂时没有电话可以联系。
从那之后，陈桂梅一直没有联系到女儿，期间，陈桂梅向女婿追问过女儿的去向，姚正源轻描淡写地说,因为二人吵架吴瑞云离家出走，不知去了哪里，只说已经报了警，让岳母不要着急。
女儿无缘无故失踪让陈桂梅感到十分不安，连续多日没有女儿消息后，她决定亲自把事情弄清楚。
10月4日，陈桂梅特意做了一桌菜，打电话叫姚正源带孩子过来吃饭。
吃饭间，趁姚正源接电话的空档，陈桂梅把孩子拉到房间询问女儿的下落，一打听之后却从孩子口中听到了令人惊惧的消息。
为确认消息是否属实，陈桂梅在之后的两天内几番询问了两位外孙，并将其用录音机录下；
两个幼童用天真稚嫩的口吻一点一点地向外婆描述了事情的经过：“爸爸跟妈妈吵架了，爸爸生气地打了妈妈，然后就把妈妈的头拿下来了，就没有再看到妈妈了。晚上爸爸又把妈妈的脚拿下来，和肚子里的东西一起放进黑色的袋子里，还有很多血。爸爸要我们说妈妈跟别的男人一起走了。”
童言无忌道出恐怖杀妻现场，两个孩子的外婆在一旁听得心惊肉跳，陈桂梅当即拿着磁带赶到警局报案。
意识到案件的严重性，警方立即出动，把正在接孩子放学的姚正源带回了警局侦讯。
得知自己是杀妻嫌犯后，姚正源大喊冤枉。他辩称吴瑞云在7月份与他吵架时曾提出离婚，并在16日于电子厂上完夜班后彻底失踪，自己怎么也联系不上她，而且当时还报了警；
对于姚正源的说辞警方没有理会，他们找来了他的两个儿子询问，两个孩子都异常冷静地回答：“爸爸杀了妈妈，妈妈再也不会回来了。”
对此姚正源表示很惊讶，不理解两个孩子为什么会平白无故地作出这样的证言。
尽管姚正源一直喊冤，也依旧没有消除警方对他的怀疑。
一方面是因为姚正源说吴瑞云在电子厂工作，但无论是姚正源还是吴瑞云的家人，都不清楚究竟是在哪家工厂；另一方面是姚正源在跑船回家不过两天就突然搬迁，这些举动太过异常，让人不得不怀疑他的动机；
再者，如果姚正源没有做过杀妻之事，任谁都难以想象在没有目击现场的情况下，两个才只有四五岁的孩子要怎样才能这么具体地说出令人毛骨悚然的证词？
种种疑点都指明姚正源极有可能是杀人嫌犯，他的岳母陈桂梅更是对此深信不疑。
因为案件过于骇人，仅一天就引起了全台湾的关注，此时警局外已经围满了大批记者。
陈桂梅站在警局门口向媒体诉说，吴瑞云19岁就怀了姚正源的小孩，不顾家人反对嫁给他，不料婚后渐渐察觉姚正源的真实面目。
她这个女婿不仅好吃懒做，还喜欢赌博，欠下一屁股债走投无路才去当船员，女儿的婚姻根本就不幸福，本想逃离魔掌，却反遭杀害分尸，真是命苦！
陈桂梅还说，她夜里总是梦见女儿穿着红衣前来托梦，一语不发地看着她，肯定是冤死的！
虽然陈桂梅说得绘声绘色，吴瑞云也行踪不明，还有孩子的证词，但没有见到尸体就不能确定这是一起命案，办案人员还无法定姚正源的罪。
随后，警方在姚正源曾居住过的地方展开侦查，希望能获得相应线索；
在二人曾租住过的地方，租客廖国勇向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他刚搬来时曾在冰箱里发现过一包长蛆的腐肉，气味恶臭，当时被房东当成腐坏食品丢弃了。
那么那包腐肉会是尸块吗？
距离当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两个多月，对于被丢弃的腐肉警方已经无从查证。
不过办案人员还是在他们租住的地方发现了疑似分尸残留的血迹，随后警方以杀人罪将姚正源移送检方侦办。
诸多线索表明，姚正源很可能已经对吴瑞云的尸块进行了抛埋处理，为此警方又几番询问姚家兄妹，试图从他们口中得到有关姚正源埋尸的线索。
让警方兴奋的是，姚家兄妹回忆起了当时的细节，不仅指出抛尸地点就在青年公园跑马场附近，更详细地描述了那天一大清早，父亲开车带两人到公园，然后把他们反锁在车上，让他们亲眼目睹了父亲埋藏母亲尸块的经过。
两兄妹对母亲之死的描述，激起了社会群众的同情，有许多人都纷纷站出来指责警方为了办案不断让小孩回忆目睹凶残、悲剧的画面，对儿童心理造成二度的伤害。
同时，对于两个孩童过于详细的描述也激起了另一波质疑的声浪。
年纪这么小的孩子说的话真的可靠吗？他们明白什么是杀人和分尸吗？
警方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他们指认的地点，然而无论怎么挖都没有挖到半个尸块。
受到挫折的警方开始认真考虑幼儿证词可信度，如果证词存在问题，那么这起命案中的死者吴瑞云是不是还活着？
之前提供线索的新房客廖国勇告诉警方，称自己在家中梦见一个断头的白衣女子，可能是吴瑞云的冤魂回来了。
陈桂梅因此坚信自己的女儿已经被女婿所害，在出租屋楼下设了灵堂，让自己的两个外孙每天给自己的母亲磕头，再加上台湾媒体的大肆报道，一时给警方带来了十分巨大的压力。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原本好好的一个人不可能就这么人间蒸发了。为尽快寻找吴瑞云的下落，警方开始大力清查吴瑞云的社会关系，没多久便从中得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
根据调查，警方查到吴瑞云并不是在电子厂打工，而是在一家三温暖店上班。警方拿着照片向三温暖店员询问时，店员认出照片上的人确实是吴瑞云，并且说出吴瑞云是在店里做服务的小姐这个事实，不过前段时间她来领完工资后就辞职了。
就在此时，警方得到一个重要线索，一位自称是吴瑞云同事的女人说，吴瑞云近两天有联系过自己。
警方由此进一步确认吴瑞云还活着，那么也就说明了分尸案根本就不存在。
那么孩子为什么会有板有眼地说出恐怖的证词呢，难道是有人刻意教唆？
在侦查庭上，检察官管高月要求陈桂梅离开，单独对姚正源的两个孩子进行询问：“是爸爸杀了妈妈吗？”
两个孩子茫然摇头说：“不知道。”
检察官又耐心地对他们说：“小朋友是不可以撒谎的哦，所以爸爸是不是真的杀了妈妈呢？”
这时，5岁的哥哥摇了摇头。
当检察官问到是不是有人教他们这么说的，哥哥犹豫了许久，才点点头说：“是阿嬷叫我们说的。”
一旁的姚正源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向检察官申诉，陈桂梅并非第一次诬蔑他杀害吴瑞云，之前妻子离家出走，陈桂梅也因为找不到女儿指控过他杀妻。他认为这次两个孩子能够说出这般骇人听闻的证言，是受到了孩子外婆的教唆。
对于这样的指控，陈桂梅当然极力否认，称自己是因为孩子说得这么逼真她才会相信，她也是被孩子给骗了，若真是自己教唆了孩子，她又何必在家中为女儿设灵堂？她是真的相信了女儿遭遇不测了！再说如果女儿没死，那媒体如此大肆报道女儿为什么都没有出面？
的确，按常理来说，一个活生生的正常人在自己的命案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怎么都会出来澄清一切吧？
然而，除了几位目击证人的证词以外，警方依旧找不到吴瑞云的任何踪迹。甚至在后来，她的四岁女儿出车祸受伤住院，警方借此机会让媒体大肆报道，想引蛇出洞，可是她也仍未现身。
虽然两个孩子的证词有问题，但作为一个母亲不可能对自己受了重伤的孩子置之不理，警方不免又开始对吴瑞云的生死产生了怀疑。
虽无法证明女儿生死，但陈桂梅始终认定女儿已经遭遇不测，撇开教唆外孙作伪证不说，陈桂梅对找到女儿的下落看上去十分地真诚。她四处求神问卜，找大师做法，还通过媒体报道悬赏数万元寻找女儿的下落。
之后，陈桂梅向媒体宣称女儿曾在家中显灵，从女儿以前居住的室内有钱币、烟灰缸等物凭空飞出，邻居也表示晚上听到过女人哭泣的声音。警方和大批媒体前去查看也看见了相似的情况，立即引起了省内现象级的讨论。
眼看事情快要发展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台湾省内高层向警方施压必须尽快找到吴瑞云的下落。
1991年，陈桂梅特意找来一位道姑开坛做法，道姑突然被附身了一样抓伤自己的肚子，还告诉他们女儿尸骨被埋葬的地方。
吴家人觉得这是吴瑞云显灵，打算前往道姑所指认的地点——中正桥下挖掘吴瑞云的遗骸，警方闻讯也立即出动跟随吴家前去一探究竟。
让人惊讶的是，他们果真挖出了一堆骸骨。数天后尸检结果出来，确认这堆骨头并非人骨，而是猪骨。一时间，吴家人又再次陷入了绝望，而姚正源则背负着妻子生死不明的阴影备受非议地生活着。
1993年2月，这出闹剧持续了将近五年后，警方在台中汽车旅馆逮到了吴瑞云本人，与她同行的还有她的新男友和一个两岁的孩子。
吴瑞云之所以此时出现，是因为男友要为小孩上户口，她不得已出现，行踪因此曝光被警察找到。
在警方的盘问下，吴瑞云交代出了上演假失踪的实情。
原来，吴瑞云当初隐瞒家人在台北市一家三温暖店从事特殊工作时，与丈夫感情不和睦的她认识了一位杨姓男子。她隐藏自己的姓名和已婚有子的身份，谎称自己名叫刘瑞莲，同这名杨姓男子交往，最后离家出走，并与他同居。
随着两人感情的升温，吴瑞云深怕男友得知自己已婚便会离开，因此长期隐瞒身份，才会放任命案在全台湾大肆报道闹得震天响，也打死都不出面。
答案就是如此简单，为了一个小小的谎言，造就了一个扑朔迷离的闹剧。
没有凶手，也没有人死亡，几句凭空捏造的证词造成的这起乌龙案就此空然落幕。
和吴瑞云依旧存在婚姻关系的姚正源从嫌犯变成原告，对妻子与其男友提出妨碍家庭诉讼。同时，他也针对陈桂梅谎报案情，教唆他的两个儿女捏造证词诬蔑他杀人，提起诬告罪控诉。
不过，法院以陈桂梅没有作案动机，证实她确是误以为女儿被杀，判其无罪。
警察局长与刑事局长等高层因为受到陈桂梅的影响，参与见证吴家的灵异现象受到了舆论的大力抨击。
至于两位孩子，在之后的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愿他们已经健康长大，忘记这一切风波。毕竟这件事本就不是他们的错，年幼的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周遭又都发生了什么，在这段破碎失衡的家庭关系中，他们是受伤最深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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