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成都约50 公里的广汉市城西8公里处的南兴镇，有一座“三星村” 。
它的北面有鸭子河和古马牧河。在马牧河的南岸原有三堆高出地面的黄土堆，它们像三颗金星一样分布在三星村的地界内，这就是驰名中外的三星堆。
三星堆遗址的出土，堪称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不仅揭开了神秘古蜀国的篇章，也彻底颠覆了“四夷之地落后于中原”的传统偏见。
1929年，四川广汉县一个叫燕道成的农民在挖水沟时，偶然发现了一坑玉石器，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后来，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得知消息后，才找到当地驻军要求保护起来。
1934年，华西大学组织的考古队开始进行发掘，遗憾的是他们仅仅挖掘了10天，就断定为一座汉墓而停止研究。
建国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先后又组织过几次发掘工作，但最终也因各种原因停滞了下来。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才再次提上日程，由四川省考古队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挖出18座房屋基址和4座墓葬，出土了大量玉器和青铜器。
更令人震惊的是，三星堆古城占地面积达到3.5平方公里，远远超过了华夏文明商周时期的两座都邑（偃师商城和郑州商朝，均为2平方公里）。由此可见，三星堆古城应该就是“古蜀国”的遗址。
三星堆出土之前，古蜀国只存在于史料之中。
“蜀”字最早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有文献记载，武王伐商纣的牧野之战，当时蜀人也曾出兵相助。
另外，在西汉的《蜀王本纪》和东晋的《华阳国志·蜀志》中，也有对古蜀国的记载。
一直以来，华夏正统的思想深入人心，由此很多学者都以为古蜀国应该是商朝时期的所属方国，但无论是从出土的文物上还是城址规模上都可以看出，古蜀国文明要远超华夏文明。
现古蜀国已被考古证实，其时间上限早于商朝，且古蜀国青铜文明发达程度也高于商朝前期，直到殷墟二期（约为商王武丁、祖庚、祖甲在位时期）以后，古蜀国青铜文明才逐渐衰落。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主要有玉器和青铜器。
玉作为上古时期的人文信仰，在中国各种文化体系里均有玉器的影子。三星堆玉石器主要以祭天礼日的璧、璋为多，尤其是号称「边璋之王」的玉边璋，其残长达159厘米，厚1.8厘米，宽22厘米，其加工精美，棱角分明，且器身上刻有纹饰，精美绝伦。
这么大件精美玉器，在国内现有的考古发现中仅此一例。并且雕刻纹饰之精美也超过了很多文明的玉器，遥想5000年前的祖先如何实现这般雕刻技艺，至今仍是个谜。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非常众多。
最具代表性的是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宽1.38米的青铜面具、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除此之外，还有众多以金杖为代表的金器。
尤其是众多青铜面具，几乎全是粗眉大眼、高鼻梁、阔扁嘴，表情似笑非笑，似怒非怒，长相与华夏民族大相径庭，倒是和埃及文明有很多相似之处。
众所周知，埃及曾出土了图坦卡蒙陵墓，其墓葬陪葬多以金器为主，面具造型与三星堆出土的面具非常相似，由此很多学者指出，三星堆古蜀国很有可能是埃及文明的迁徙者。
对于这一论断，至今尚无定论。
文史君之见，古蜀国文明很有可能是华夏文明多元分支的表现，古蜀国文明极善于吸纳当时多元文明，或在5000年前已与埃及有过文化交流或贸易。
在史料记载中，古蜀国有两个重要人物：蚕丛、鱼凫，他们是古蜀人的祖先。
蚕丛是古蜀人首位部落领袖。蚕丛最初生活在“岷山石室”（据说是今天的四川茂县），是他率领部落族人来到成都平原。
鱼凫是第三代古蜀王，他统一了各部落，是真正大一统的古蜀国创立者。
从此之后，古蜀国建立了辉煌的文明，他们善于与各族文化交流碰撞，所以短时间获得了高超文明，超过华夏。
关于古蜀国的渊源，李白在《蜀道难》中开篇就曾写道“噫吁嚱，危乎高哉！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看来古人对古蜀国的看法，也是认为源自于“蚕丛”和“鱼凫”两位先祖。
于是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认为：早在3000多年前的古蜀国，便已经和西亚、南亚等外来文化有交流了，他们海纳百川。
这种交流不一定是直接性的，可能是通过一些中间者进行间接交流，但古蜀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确是一定的了！
关于古蜀国的灭亡，学者们认为主要有地震、洪水和巴人西迁的战争，此处不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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