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决定人才流向，日本等国人才也开始流入中国了。
杨振宁教授曾经说过，中国人才足够，等经济起来后，设备和经费有了，基础科研就会上一个大台阶。这方面在中日人才流动确实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了。
今年前三个季度，由于日本经济疫情影响，美元计GDP同比下降6.9%，日本累计的名义GDP以人民币计价约23.95万亿元，相当于中国同期名义GDP的29.09%，这是日本经济占中国比例首次降为30%以下，与中国经济相比占比快速下降。因为经济差异，研发投入也拉开差距了。
由于中日经济的体重不一样，导致双方的研发经费投入差距越来越大，以前日本可以玩得起的项目，现在很吃力；以前中国玩不起的项目，现在很轻松的投入。比如深圳大学招聘的日本工程学家上田多門教授，他在日本65岁必须退休，但是67岁的他想继续研究，于是和深圳大学一拍即合。深圳大学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实验室，上田教授感慨说：这实验室里的一台可以把测定材料表面3D化的机器，要800万日元，在北海道大学的时候一直没有这个经费买，在深圳大学要到立马就给配置了。
另外一个有名的例子是今年8月东京理科大学原校长藤岛昭带着自己的研究团队，全盘迁往中国，加盟了上海理工大学。藤岛昭教授他是光触媒反应的发现者、光催化之父、数次获诺奖提名的光化学家。国内刘忠范、姚建年、江雷三位院士都是他的学生，水平非常厉害。另外，日本的脑神经科学家御子柴克彦，东京大学的名誉教授、日本天皇奖得主，加入了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2018年南方科技大学深圳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则聘请日本成山下雅史教授当首席科学家。
此外，日本媒体还报道大量的日本青年博士后因为找不到科研工作，来到中国大学和研究所找工作，人员已经过百。因为日本岗位拥堵，已经容纳不了新的研究人才，而日本的大型企业规模萎缩，导致基础科研需求也下降，这也导致人才不匹配。
这些情况引起日本媒体的广泛关注，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日经等等日本媒体都忧心忡忡报道过相关问题。但是这是大势所趋，他们改变不了的。
日本有个有趣现象，就是夫妻之间地位长期不对等，日积月累自然会积累很多的矛盾，尽管日本主妇多半不会反抗，但老公一退休往往有家庭矛盾，因为妻子不习惯家里日常老公存在；老公退休后长期呆在家里，看多了碍眼，被妻子称为粗大垃圾。所以聘请一些日本退休专家有社会基础，因为很多日本教授和专家到点就退休，家里和社会容纳不了时候，请到中国企业刚好。当然，不仅仅是老人，现在日本一些企业有困难，一些中年专家，只要足够钱多，是可以挖他们来的。
实际上，不仅仅是日本人才被吸引，韩国也感叹飞行员被中国航空公司吸引太多；欧洲特别是南欧也不少科学家加入中国高校，原苏联地区的人才更是规模很大。经济起来了，人才也会跟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