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于由一个人口大国，变成了一个人口危机大国。
低生育率注定带来社会老龄化，再过20年，迪厅、酒吧、商场里一眼望去，全是白发老爷爷老奶奶，就连调酒师、DJ、收银员也都是老人家，那画面，想想就酸爽。
怎么办？当然是快点生孩子，快点生二胎啊！作为生育主力的80、90后却只有呵呵。
“三孩政策”——这个人口政策的调整，可谓“神速”，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20天，中国的人口政策就出现了一个重大转向。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次迟到的调整。毕竟，中国的生育率在近30年的时间里低于2，无法维持人口更替的正常水平。在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中，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跌至1.3——在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列。
更不乐观的是，人口问题一旦出现，意味着解决人口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这是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
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为何急剧下降？
人口学者黄文政，其背后有3个因素叠加：一是“全面二孩”释放的堆积生育逐渐结束；二是1990年代出生人口从最初的2600万人直线下降到1999年的1400万人左右，导致未来十几年育龄高峰期女性数量锐减约40%；三是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持续低迷。
著名的科学家钟南山大声疾呼：如此下去，残留农药不控制，再过50年中国人将生不出孩子！
我国大规模使用农药已经有20多年了。中国蔬菜农药残留超过国家标准的比例为22.15%，部分地区超标比例为80%。
美国环保局证实，92种以上农药可以致癌，90%杀虫剂可以致癌。
受残留农药毒害所造成的癌症、先天畸形胎儿、先天愚形胎儿、两性儿、神经系统失调、心脑血管疾病、消化道疾病等触目惊心，随处可见。
残留农药让要孩子的妈妈怀不上宝宝
据统计，我国目前每8对夫妻就有一对不育，这比20年前提高了3％。医学家对此数字进行研究时发现，我国男性的平均精子数仅有2000多万个，而40年代是6000多万个.残留农药就是造成目前10%以上不孕不育的主要原因之一。
2020年，已经公布出生人口的城市数据显示，生育率基本上是下降。
其中，一些出生率此前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以上的“生育大市”，也遭遇出生人口普遍下滑的局面。
部分生育大市近年来出生率
除了温州之外，潮州也是众所周知的“生育大市”。2017年潮州出生人数46297人，出生率为16.85‰，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潮州的出生率下降也非常快，2018年潮州出生人数37318人，出生率为13.54‰。2019年潮州出生人数32322人，比上年减少4996人，出生率为11.72‰。
这一数字到2020年继续下跌。潮州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统计，潮州市2019年活产儿30158个，2020年活产儿25764个，出生人口出现负增长。具体计算显示，潮州2020年活产儿数量同比下降了14.56%。
以合肥为例，2019年，合肥自然增长率8.27‰，尽管仍然较前一年出现下降，但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的3.34‰。
虽然这些“生育大市”较其他城市在人口竞赛中有更大的优势，但出生人口的“代际下滑”仍成为普遍现象。
家在潮汕地区的张云（化名）表示，她的爷爷奶奶辈的兄弟姐妹普遍有7个以上，父母一辈的兄弟姐妹3到6个，到她这一辈一般2个左右。
在潮汕人彭玲看来，潮汕地区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是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年轻人思想逐渐紧跟潮流，以前可能会追求生男孩或者两个男孩，现在持有这一观念的年轻人在减少。她的姐姐是“90后”，就计划“只生两个好”，男女都可以。
潮汕地区教育观念的改变，也明显提升了养育成本。“以前很多人辍学打工，父母也不强求，小学、初中都可以在当地公办学校上学，上补习班的也很少，教育支出比较少。现在的父母就不一样，开始注重孩子教育，小孩子一定要学一门技艺，到暑假寒假也会给孩子报补习班。”
黄文政指出，从出生人口看，上世纪90年代初的出生人口，比90年代末出生人口大幅减少，这使处于20-30岁的生育高峰期的育龄妇女数量减少很明显。
瑞典超过3%的GDP支出用于育儿福利，在欧盟国家中也是占比最高之一。
同时，瑞典的总和生育率也是发达国家中的“优等生”，近年始终保持在1.8左右。
过去几十年间，瑞典的生育率可谓“过山车”。
70年代末期，该国的出生率降低到1.60左右。政府就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孕妇权益，鼓励生育，比如提供免费医疗保健、较高的育儿补贴，立法禁止解雇孕妇等。
随后，政府大力推广托育服务，并鼓励男性共同做家务、带孩子，还继续延长产假。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到1989年，瑞典生育率回升到2.1。
不过20世纪90年代，一场经济衰退让这些福利缩水了。或许还出于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瑞典家庭又一次减少了生育。90年代末，生育率降至1.5。
经济衰退结束之后，政府将育儿假最长延长到480天，并提高育儿津贴的金额。近几年，瑞典的生育率保持在1.8-1.9之间，高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