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9年的对越战争结束之后，中越双方又在中越边境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对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84年爆发的老山战役，在老山战役中，越南方面曾经不惜一切代价，光是师级规模的冲锋就组织了好几次。可见老山战役的惨烈性，但是在对越战争中，除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之外，还有一群人也在默默的执行任务，他们就是解放军的侦察兵。
那个时候侦察兵的主要作战目标就是调动的越南零散士兵和负责越军哨位之前的警卫，在老山轮战开始之前，我军就已经排出了侦察兵，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规定的区域内，对越南士兵进行抓捕，这样做可以让我军一一点一点的从这群被俘虏的越南士兵口中得知越南部队的一切防御措施，这样的做法对我军的下一步作战计划有很大的帮助。1984年7月12日，坚守老山的解放军昆明军区第14军部队经过14小时浴血奋战，彻底粉碎了越军精心策划的加强师规模反扑，歼敌3000余人，取得了十年中越战争最大的一次胜利。
后来就有不少人认为，经过这次作战后，越军被我军的强大炮火打怕了，再也没有发起过大规模进攻，转而以小股部队进攻为主。
历史事实真的如此吗？
下面先来定义一下进攻战斗的级别。在老山作战中，因为特殊战场特殊环境，一般来说，从班至连级的进攻、偷袭、袭扰属于小规模战斗；营至加强营级的进攻属于中规模战斗；团以上进攻属于大规模战斗。
那么，7.12大战之后，越军有没有发动团以上规模，也就是大规模进攻呢？根据战史记载，不仅有，而且多达四次。
第一次：1984年12月20日至21日，越军出动步兵一个加强团并在特工一部配合下，向662.6高地、那拉方向发动团规模进攻。我南京军区第1军部队坚守阵地，粉碎了越军进攻，共歼敌433人，我伤亡60余人。
第二次：1985年1月15日，越军出动步兵两个团和特工一个营，向那拉方向发动团规模进攻。我第1军部队依托阵地顽强奋战16个小时，将越军击退，共歼敌670人，我伤亡120余人。
第三次：1985年3月8日，我第1军部队组织“852行动计划”，成功夺取越军前沿的5个重要阵地。此后，越军组织步兵一个加强团，在炮火掩护下先后发动反扑30余次。我第1军部队牢牢守住既得阵地，经过反复争夺击退越军，共歼敌1200余人，我伤亡200余人。
第四次：1985年5月31日，越军出动步兵一个加强团，向老山、662.6高地、那拉方向发动猛烈进攻。我济南军区第67军部队与敌人鏖战两昼夜，除211高地出现情况外，基本将越军的攻势粉碎，共歼敌700余人，我伤亡90余人。
1984年4月28日的收复老山战役及之后展开的激烈攻防拉锯，开启了共和国历史上时间跨度最长的一场战争，刘昌友是这场战争的首战师长，也是收复老山的主攻师长。
刘昌友1937年生于云南永胜，1955年入伍后，历任40师119团8连战士、文书，120团排长、40师作训参谋、作训科长、侦察大队大队长、120团团长、40师师长、14军副军长、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熟悉部队的人一看这个任职经历，就很清楚这是一位打仗的人。
在老山战役中，师长刘昌友、政委陈培忠指挥40师，收复了老山、662.6高地，配属41师122团卷击那拉以南、247高地以北地区等要点后转入防御。至8月4日，40师将老山、那拉地区防务移交11军32师，40师与配属部队一道，歼敌4505人，全面控制了船头通道，以老山为标志的各骑线要点，从此回到祖国怀抱。
图：1984年，40师指挥班子在老山战场留影。前排左起：副师长易登灿、政委陈培忠、师长刘昌友、参谋长王继堂、政治部主任陈有忠。后排左起：副师长任忠、副政委马化清、后勤部长刘仕功。
1984年9月，40师从老山前线凯旋，师机关和直属队回到了宜良驻地，群众夹道欢迎部队，师长刘昌友却没有在队列中——他是躺在担架上，用救护车拉回营区的。
刘昌友作风务实，在作战中经常穿梭于前线指挥所和阵地前沿，被士兵称为“刘老兵”“刘巴顿”。1984年4月25日到5月3日，在收复老山最激烈的8天8夜里，刘昌友几乎没合过眼。由于精神高度集中，居然毫不疲倦。当部队撤下战场时，刘昌友累坏了，恶化的腰椎病让他疼痛难忍，不得不躺在担架上回营。
根据以上史实可知，越军并未因7.12大战的挫败而丧失争夺老山的意志，反而积蓄力量卷土重来，一系列反扑力度丝毫不减。吸取了7.12大战遭到中方炮火重创的教训，越军采取堑壕延伸战术，大搞土工作业紧贴围逼我方阵地，这才引出激斗南京军区第1军的12.20战斗和1.15战斗。堑壕延伸战术未能奏效，越军又借着第1军的“852行动计划”进行反扑，与我在前沿反复争夺。我济南军区第67军刚上阵地，越军就发动“M1-T5”进攻计划，打了我军一个措手不及，并造成我211高地战斗失利。
越军在老山同我军一连纠缠5年多，将单兵技战术好、斗志顽强、机警果断、作战手段诡诈多端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不能不承认的。因为一次战斗就小看对手，只能是一种理想主义，而非复杂多变的历史真实。我军之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在于国力军力胜出一筹，这是越军无法超越的，非其官兵骁勇所能挽回。
回过头来说，我军取得7.12大战的胜利，不过是一系列更加残酷战斗的开始。老山的和平曙光，还要等到5年之后。
1989年越军实际军费仅占国防预算的67%，由于物价上涨等原因，军费中的70%以上不得不用于维持部队最低生活标准开支，而用于部队训练、装备和建设等方面的费用所剩无几，许多工作因此无法开展。
比如，营区、仓库、工厂、码头建设由于经费不足而难以进行，许多新建单位和变更驻地的部队没有营房，只能临时搭棚居住。部分作战指挥所和重要军事设施也达不到施工要求。由于缺乏资金，200多家军工企业大部分面临停产、倒闭、产品滞销等严重局面。绝大多数工厂开工率只有45-50%，机器使用率仅为35%左右。
待遇不合理则是军内反映强烈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总后勤局副主任兼书记陈卓少将指出：中下级军官的工资仅够维持自己的生活，根本无力照顾家庭。而普通士兵一个月的津贴只能在市面上买4碗米粉，其清苦由此可见一斑。更为严重的是，目前农村里生活最困难的家庭几乎都是军属。这种残酷现实直接导致部队士气低落，军心不稳。首都军区司令卢江中将指出：“当兵的对后方不安心，怎么能完成军队的任务呢!”
正是凭借苏联每年10亿美元的援助，越南才能勉强支撑南（柬埔寨）北（中国）两线同时作战的沉重负担。随着苏联的自顾不暇，不能继续得到“输血”越南也就失去了接着打下去的底气，不得不改弦更张。1989年9月27日，越南宣布从柬埔寨全部撤军；1990年9月22日，武元甲大将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的主席台上。
实力撑不起野心，最后的结果，一定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