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过去的小孩都被这样开过玩笑：你爸妈再生一个，就不要你了。 然而网上有帮十多岁的小孩，他们组成“反二胎联盟”，要是被开这种玩笑，标准回复就是：要生二胎，一尸两命。 随着生育政策松动，群里成员交流最多的，就是不让父母生二胎的技巧：威胁自杀，投放堕胎药，吵架时推一把让母亲流产。 十几岁的孩子，除了表达自己的主张，还有了执行主张的行动力。 在今天的故事里，有一个16岁的男孩，他的心智已经非常成熟，可为了让父母给自己生个妹妹，他用出了极端手段——写下一封遗书。
2012年9月清晨，住院部，我第一次见到那个背着吉他的男生。
我跟他打招呼，他回了一个露八颗牙的标准微笑，“护士姐姐好！”
奇怪的是，他像是意识到了什么，硬生生往下撇嘴角，一副不爽的表情。
这小男生年纪不大，让我想起《流星花园》里的花泽类：眉眼清秀，却是一副硬拽拽的样子，好像球场上正准备三分投篮，却被上课铃拉回教室那样子。
我忍不住偷偷在心里称呼他“阿泽”。
但阿泽走路的样子一瞬间把我点醒：住进这里的人都是病人。
他划着不怎么协调的顺拐步伐走进了病房。父母紧紧跟在他身后，怕他随时会摔倒。
阿泽妈妈告诉我，13岁时，刚上初一的阿泽发现自己手指有点不听使唤，她带阿泽上医院一检查，发现了颅内占位，诊断为脑胶质母细胞瘤。
这是一种预后差又极易复发的恶性肿瘤，平均生存期仅为14个月。
阿泽的妈妈递给我一叠厚厚的就诊记录：从国内顶尖医院到大洋彼岸的医疗机构，从中文到英文，一应俱全。
每页纸翻起来都哗哗作响，像钞票正刷刷划过数钞机。看得出，阿泽家境不错，父母极尽所能想治愈他。
最近，阿泽发现自己又提不动笔了，而且症状比之前还要严重，走起路像方向盘失灵的汽车，总朝一边拐。
复查结果显示，阿泽脑内的肿瘤原位复发。
这个消息犹如重磅炸弹，把阿泽家的希望炸碎。尤其是少年阿泽，他手术没哭，放疗化疗没哭，拿到磁共振报告时，一下就哭了。
“活下去”对阿泽来说更难了。
阿泽父母准备好了百万存款，想再带儿子去国外看一次，阿泽不肯；说要回家，阿泽也不肯。
我听说，阿泽最后拿着自己的病例，默默翻了两天两夜，然后告诉父母，一定要来我们这家当地的医院，其他任何方案免谈。
没人知道，这个少年心里是什么盘算。
阿泽到底看上了我们这里啥，一直到住院，他的父母都没问出来。
最后他们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儿子危在旦夕，却铁了心要在一个小医院安营扎寨。
其实我能看出来，阿泽父母对此很不满意，毕竟他们家境非常好，完全可以负担更好的治疗条件。
阿泽父母是做外贸生意的，总是一副财大气粗的模样，来到医院，他们直接奔向神经外科 VIP病房：全套家具家电、电动病床、原木陪客床、定制寝具、配套沙发、落地窗。与其说是贵宾房，不如说是高档公寓。
房好，价钱也好，单日价格500元，月租就是15000元。
因为价格的问题，这间病房时常空着。这对中年夫妻仅仅进病房看了3分钟，就大手一挥，VIP病房开张。
有没有钱，对于看病来说很关键，我暗暗替这家子庆幸。
但很快，我就发现这家人都有点怪。
好几次我下班的时候，撞见阿泽父亲在路边停好他的大奔驰，钻进附近的民工排档。
我之前在那家踩过雷，那里的米饭会掺着隔夜的卖，菜又油又咸，硬要说优点就俩：量大、便宜。
阿泽父亲一身笔挺西装，戴着块大金表，每次都是打一份全素套餐，5块钱，挤在一众背心汗衫迷彩服的民工里快速解决，最后仔细地擦净嘴巴，扮出一副酒足饭饱的模样，走进医院大门。
我起初没在意，以为他只是赶时间，在吃上不讲究。
但接下来我发现，阿泽母亲的行为更可疑：白天拎着一只香奈儿包包走来走去，化着精致妆容一副随时要出席宴会的贵妇模样，晚上却趁着阿泽睡着了，爬起来躲进护士站做手工活，给一大堆商品做包装。
一打听才知道，如今外贸生意难做，货款拖欠已成常态，阿泽父母的工厂资金链断裂，厂子难以为继，可维持工厂运转需要钱，阿泽看病也需要钱，夫妻俩只能咬着牙死撑，私底下恨不得一毛钱掰成两半花。
香车宝马既是为了生意场上装点门面，也是不想让阿泽起疑。夫妻俩商量好了，儿子面前绝不能露怯：钱，你随便花；卡，你随便刷；旅游，想去哪？好吃的，要哪家？
在儿子醒来后的每分每秒，这对夫妻都在称职地扮演着过去的形象，甚至特意装作一副土豪的样子。
但阿泽母亲告诉我，为了给儿子争取时间，这些年攒下的家业已经消耗一空。从治病开始，就已经卖了3处房产，如今手里所剩的筹码不多了。
阿泽才住院没多久，我就发现，他对父母为自己做的那些事，要么不知道，要么根本不在意。
他似乎对一切都不满意，天天和父母闹情绪：不吃药不打针不检查，处处和父母对着干。任凭父母如何好脾气地哄，他也不答话，自顾自地看书，书页翻得哗哗响，把病房里的气氛搅地躁动不安。
小护士总对我咬耳朵，“帅是帅，脾气不好也不可爱！”
时间一长，阿泽的性子越来越孤僻。
那天，妈妈怕阿泽寂寞，特意挨家挨户上门请同学过来。结果同学们到了，却被他拒之门外。几个孩子围在病房门口小声地喊，房里的他一声不吭。
阿泽妈妈只能一边点头哈腰跟同学家长们道歉，转头还要哄阿泽，“都是妈妈不好，没照顾好你”。
即便如此，阿泽母亲还是没有怨言，她觉得儿子只是暂时心情不好，还总跟我强调，“这孩子心细，特体贴懂事。”
我看她讲起自己的儿子，脸上总有一股骄傲的神情：“之前治了两年，无论有多难多疼，我儿子都忍着一声不吭，就是不想让我难受。”
我觉得阿泽妈妈对儿子的印象也太跑偏了，这能是那个成天在病房瞎闹的阿泽吗？
如果她说的是真的，那个乖巧懂事的阿泽哪去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我开始暗暗观察，果然发现了异样。
例如每日晨间护理，他虽然冷着脸，但总会帮我们护士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查房的时候，他在会站起来打招呼，再故意绷着一张苦瓜脸；自己都走得磕磕绊绊了，还会帮病区里上了年纪的病人拿东西。
最拧巴的，莫过于他常常笑着发现不对头，又匆忙换回那副冷脸。
很快，我从他这些怪异的举动里，找到了一个规律：只要父母在场，他一定是熊孩子附身，摆出一副无赖相来刺激父母。但等到父母一离开，他就恢复正常。
而且，如果当场没刺激到父母，反而被宽容的话，阿泽就很不开心，好像受了挫折。
我悄悄告诉护士长，阿泽是个藏着事儿的孩子，大家等着看吧。
就在我觉得已经摸透了阿泽的小心思时，他却憋了个“大招”。
那天早晨，我刚换好衣服准备上班，病房里忽然爆发出一阵哭声，锐利得像把剪刀，划破了病区里安静的空气。
我凝声一听，拖着抢救车就往病房冲，那是阿泽妈妈的声音。
护士们纷纷冲向病房，生怕是阿泽病情突变，不敢耽搁一分一秒。
结果到了病房，发现阿泽好端端的，手上攥着一支笔和一个本子。
地上满是细碎的纸片，阿泽妈妈坐在地上大哭，阿泽爸爸则两手颤抖地杵在正中，一边撕扯着本子，一边语不成调地咆哮着，“我让你写！让你写！”反反复复就这么一句话，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向地面。
那些撕碎的纸片上，我注意到两个字：遗书。
小护士们拥着阿泽父母离开病房冷静一下，我这才感觉到刚刚跑过来时的一身冷汗。
老远还飘来阿泽妈妈的哭声，我站在病房里，瞥见旁边的阿泽一副吓坏了的模样。
我拍拍胸口定了定神，问他，“你是成心的对吧？你住进来以后成天和你爸妈对着干，就是为了惹他们生气，这回你的目标真的达成了，恭喜。”
阿泽踉踉跄跄地走过来，拉住我的手，死紧死紧地，像是抓着一根救命稻草，还小声地哭了起来，“怎么办，姐姐，我是不是做错了？”
眼前这个少年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一招有多大的破坏性。
我坐在床边拉着他的手，“阿泽啊，你爸爸妈妈哭得多伤心啊，你真的希望他们这么伤心吗？”
阿泽红着一张脸，摇了摇头，“姐姐，我去道歉行不行？”
看他知道自己错了，我一瞬间“原形毕露”，凶巴巴地展开他的手掌，抄起桌上的尺子敲在他手心上，“玩大了吧？收拾不了了吧？”
尺子打在手上，啪地一声脆响，吓得阿泽一哆嗦。
我接着揍，“你装什么坏孩子啊，演那么差！还写遗书呢，你有啥遗产？你玩这么大，到底想怎样？”
我一条一条数他的罪状，阿泽瑟缩着脑袋一声不吭。
“新仇旧恨”都报完了，我才得意洋洋地告诉他，“姐姐这把尺子，上打昏君，下斩佞臣，中间教训熊孩子，以后可不许犯浑了啊！”
阿泽乖乖地点头，表示一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再不胡闹了。
但阿泽反问我：“姐姐，你知道我这两年花了多少钱吗？”
阿泽说，自己看过账单，也查了很多资料，知道这病治不好，干脆不配合治疗了。父母只要厌恶自己，就不用再做无用功了。“我都知道的，爸爸还要养活厂里的工人，我能少花一点是一点。”
这对父母在儿子面前装大款，儿子则扮演不良少年，我不由得感慨，真是一家人啊。
在最亲近的人面前，坦率好像很难。
我以为，只要跟阿泽把话说开了，事情就到此为止。没成想，这个少年的心事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那段时间我正怀着宝宝，干不了重活，护士长就发话，让我多陪陪阿泽。
也许是不打不相识，少年被揍了以后，总是围着我打转，喊我姐姐。我也很开心多了这么一个帅气的弟弟。
阿泽特别爱热闹，自从恢复和兄弟们的邦交之后，病房里总能听见阵阵少年的爽朗笑声。
有时阿泽也会直接拎着吉他，闯进护士站，坐在椅子上现场卖艺。或者替护士姐姐们抄写病历，铁画银钩的瘦金体，颇见功底。
这个孩子总能想办法把场子撑得热热闹闹，但我总觉得他有心事。
我观察了好几次，发现他和喜欢的小女生见面过后，总是一副沉重的模样，好像在考虑什么大问题。
其实我心里也有疑问：为什么他既不出国救治，也不愿意回家，非在一个小医院空耗着？
阿泽爸爸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存了笔钱，可以再次出国寻求更好的治疗。但阿泽的态度特别坚决，没得谈。
面对我的问题，阿泽掏出了一张卡，他偷偷告诉我，“里面有200多万，是我的‘救命钱’。”
阿泽父亲为了让儿子安心，早早存了一张卡给他。
“平时治疗和日常花销再大，爸爸都不会动这张卡，都是先卖房子。”阿泽眼见着家里的房子一套接一套卖了，“安心卡”拿的越发不是滋味。
一旦谈到家庭，阿泽就有一种超出年龄的成熟和懂事。
我好想把这些话转述给阿泽的爸妈听，但是我和阿泽有君子约定：我是他的树洞，得替他保守秘密。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回家呢？”很多绝症病人都会选择在家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
“我不能死在家里啊，”阿泽用一种嫌弃的眼神看着我。
“姐姐你好笨哦，我治又治不好，万一死在家里，我家就成凶宅了！以后都不值钱了！”他为自己的深思熟虑洋洋得意。
我看着这个把一切安排妥妥当当的少年，只觉得命运特别残酷，还残酷得特别认真。
陪伴阿泽的那些天，他的身体正在慢慢衰弱，而我的肚子却在一天天显怀。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怀里的新生命，会让阿泽在人生困局里，执着地下出最后一步棋。
那是我换上孕妇服的第一天，阿泽惊讶地张大了嘴，“你有小宝宝了？不是胖了吗？人家孕妇都是小心地挺着肚子，你怎么跑得跟飞毛腿似的？”
我不知道该难过，还是该挺下肚子验明正身，最后想了想，抓住他的手贴在肚子上，“你可不许说姐姐的坏话，小宝宝听着呢。来，跟他打个招呼。”
阿泽用手贴着我的肚子，感受一个小生命正在使劲折腾，嘴巴张得更大了。
“姐姐！你疼不疼？他就这么在肚子里翻来翻去的吗？真好玩！”阿泽一边问，一边好奇地屈起指头在我肚子上四处敲敲，就像一只啄木鸟。
阿泽妈妈在一旁准备阻止，我笑了笑表示不介意。
这个16岁少年，可能是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小生命的存在。
我对阿泽说：“你也是这么长大的啊，每个小宝宝都是在妈妈肚子里揣上十个月，从花生豆大小一点点长出小手，小脚，最后变成你这么大的熊孩子的。”
听见我又提“熊孩子”，阿泽吐了吐舌头，不好意思地低下头，“难怪我怎么捣乱爸爸妈妈都不生气呢！”
阿泽像是想到了什么，扭头去看妈妈。
“妈妈你当时也是这样的吗？”他似乎是从我身上，看到了自己妈妈当年怀他时的影子。
一瞬间，他的眼睛亮亮的。
他后来悄悄附在我耳边说：“原先我知道自己会死的，我怕他们难过，就想着犯点儿错误让他们讨厌我，这样我走的时候，他们就不会那么伤心了。”
我懂，我当然懂。只是一个少年这么单纯的心思，有时还真让人招架不住。
“以前我觉得爸妈无所不能，什么都能办到，后来我生病了，看见过妈妈偷偷哭，也看见过爸爸站在门外一支烟接着一支烟抽，我才发现，原来他们也有脆弱的时候。”
阿泽陷入了自言自语，他反复说着，“我脆弱时有他们撑着，他们脆弱时我必须强大起来，变成他们的支柱。”
阿泽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决定，在自己离开之前，为父母们找到新的“支柱”。
那次谈话过后，阿泽就变得神神叨叨的，总爱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姐姐，你是独生子女吧，孤独不孤独，寂寞不寂寞？”
看我点头，他又紧接着抛出问题，“独生子女的父母——如果他们的孩子不在了，他们孤独不孤独，寂寞不寂寞？”
我三两下就被阿泽绕晕了。他成日在病区里晃荡，估计是看多了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老人，有感而发了。
可阿泽却非常严肃，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最近看到一则新闻——失独家庭。
他自己百度了很多“失独家庭”相关的资料，还去查了这方面的政策，最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政策再多，政府也不管发孩子，我得让我爸妈生个妹妹！”
他摆事实讲道理，一口气说了好几个理由。“你看，我现在动不动就头疼，走路都走不出个直线，说不定过两天就得瞎，然后一命呜呼，我爸妈怎么办？我死了以后，他们怎么安度晚年？老了会不会上敬老院？”
阿泽缩了缩脖子又补上一句，“想想都觉得可怕！”
他决定跟父母谈谈。
他把父母叫进病房，关上了门。
我在护士站里静静等待着——
阿泽父亲的声音断断续续从门那头传来，像在发毒誓，很响，很坚决，“这是不可能的！我只有你这一个儿子，之前就你一个，之后也就你一个！你现在想这些，是不是想气死我们？”
他的声音抖得厉害。在阿泽面前，这个曾经无所不能的父亲，第一次慌了。
隔着一条长长的走廊，我都能感受到阿泽爸妈的坚决。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从这夫妻俩硬是将儿子原本短短一年的生存期，努力拉长了一倍多，就能感受到：他们没想过给自己留后路。或者说，他们不容许自己去想。
我强迫自己也不去想，此时此刻的病房里，阿泽的表情。
阿泽的提议就像一个诅咒，成了他和父母之间的禁区。每每被提及，都会让那间小小的病房房门紧闭。
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也进不去。
阿泽实在难受了，就会气鼓鼓地找我吐槽，像只炸着刺的河豚。
“姐姐，这明明是一个好办法啊！我活不了几天了，可人总要朝前看嘛！”
“姐姐，我爸爸妈妈这么大年纪了，现在再不想生小孩的事，以后怕是生不出来了，到时候我又不在了，他们怎么办？”
“姐姐，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不肯回家去？因为我怕我万一在家里死掉了，以后爸爸妈妈真有了小妹妹，妹妹会害怕我的房间，不敢进去……”
我惊讶于这个16岁少年心里揣了这么多事，还每一件都不轻。
虽然我当面把阿泽打击得不轻，但背地里我总想帮帮他，除了时不时教他一些劝服父母的“话术”，碰到阿泽妈妈的时候，我也会装作不经意地样子旁敲侧击一下。
渐渐地，话题传到了我这里，阿泽妈妈跑来护士站，主动聊起儿子让人头疼的提议，忧心忡忡，“你说阿泽现在想这些事，是不是想放弃了啊？”
我赶紧宽慰这个爱子心切的母亲，“阿泽这么积极主动地想办法，正说明他心里还有念想，没有放弃自己。”
阿泽妈妈略微点点头，脸上的表情还是很犹豫，“我现在的目标就是陪着儿子，怎么能分心想二胎呢？而且我要是表现出这种想法，阿泽会不会觉得我想放弃他？”
我劝慰了她好一会儿，一家人最不该计较这些。阿泽是个心胸开阔的好孩子，大人们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至少让儿子放心。
也许都是做母亲的人，我的劝说让阿泽妈妈的表情稍稍缓和，她答应再和阿泽爸爸说说。
过了一阵子，阿泽没再和我聊过劝父母生二胎的事。
我猜想，八成是少年郎有了新策略，不告诉我。
他开始提前熟悉角色，操着做哥哥的心了。
有时跟我出去看到路过的小女孩，阿泽就会说：“我妹妹将来也要穿这样的裙子，一定很好看。”还跟我预约，“姐姐，等你的孩子出生了，我要当你孩子的哥哥。”
我告诉他辈分错了，你得当叔叔。他一脸神气，好像已经当上了哥哥。
我还观察到一个好现象：阿泽的病房不怎么关门了，一家人一起聊天的时间多了很多。
阿泽妈妈会时不时带着笑抱怨一句，“我生你一个都累死了，再生一个我可不干！”
阿泽的胆子也越来越肥，不光安排好了要生二胎，还给爸爸妈妈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一定是妹妹！”
他当着父母的面，跟我商量将来的妹妹要叫什么名字，还说妹妹的名字要跟自己特别配才行。
每到这时，阿泽妈妈就会点点阿泽的小脑袋说：“我怀胎十月费老半天劲，名字还得让你做主？”
看着这一家人如释重负的样子，我知道，阿泽可以放心了。
做阿泽的专职陪聊其实很愉快，但陪聊的时光也非常难熬，因为我会第一时间看到阿泽病情的进展——
那个曾经能写一手好字的小帅哥现在没法握笔了，雷打不动的练字时间被迫停止。
他的眼睛开始重影，走直线会偏移，一块糕点递给他都不能准确地放进嘴里。
突然来袭的头疼会让他蒙起脑袋闷声不响。头疼的次数和频率也多了起来，降颅压的药从一天1次增加到了一天4次。
当初的阿泽有多美好，现在的阿泽就有多糟糕。并且我和他都明白：这种糟糕一旦开始，就不会回转。
你会心疼这个一声不吭的少年，也会谴责自己目睹这一切却无能为力。
阿泽察觉到了我的情绪，他笑笑说：“姐姐，说不定再过些时候，我会看不见东西，还会出现吞咽困难。唉，我好惨啊。”他自我调侃着，三言两语就将这个疾病最后阶段的症状说得明明白白。
他对自己的结局了如指掌，清醒得可怕，又懂事得吓人。
“你挺有勇气的啊，还敢掐指算自己能活几天，要我才不呢，先哭几天再说。”我试着调节气氛。
少年得意地昂着头，“姐姐你多陪陪我吧，我爸爸妈妈看我这副鬼样子，会哭的。”
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如此消沉，还要这个16岁的小鬼头来安慰。这对他不多的时间来说是一种浪费。
我答应他，不仅要帮他达成心愿，还要陪他开心地度过剩下的每一天。
那段时间，我和阿泽最关心的，就是太阳升起来以后，我们今天要干什么。
在阳光照射的病房里，他喜欢学电视剧里金三顺的口气跟我宣言：“去爱吧，就像不曾受过伤一样。跳舞吧，就像没有人欣赏一样，唱歌吧，就像没有人聆听一样，干活吧，像不需要钱一样。”
天气多好，也总是有日暮西垂的时候。
渐渐地，阿泽的颅内压增高到甘露醇也不能控制了，他总是躺着跟我念叨：“姐姐，唐僧又开始念紧箍咒了。”
我说你要是疼，可以摸姐姐的小宝宝。他小心翼翼地抬起手，又放下，说：“不行啊，头太疼了，我怕我手劲儿大，一不小心碰疼了姐姐。”
他头疼的时候，父母总是抱着他，陪着他，一遍遍地抚摸着他，希望能帮他缓解一点。他缓过来了就会说：“姐姐，我们来唱首歌吧。”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俩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五月天，从《温柔》到《倔强》再到《突然好想你》。
科室里谁都知道，我是绝不开口唱歌的人，因为跑调跑得着实吓人。但面对阿泽的请求，我没法拒绝。
“就唱《温柔》，那首好听，我陪你一起唱。”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忽然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刚开始阿泽起个头，我轻轻地和，唱着唱着就变成了我的独唱。
我发现阿泽没了声音，一眼看过去，原来是他的力气跟不上了。即便如此，他依然抬起手，勉强为我打着拍子。
阿泽父母可能在心里排练了无数遍这个场景，一家人默默地帮儿子打理着日常生活，头疼的时候冷静地询问要不要吃止疼药，或者要不要用甘露醇。等阿泽头不疼了，他俩又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谈天说地，还时不时地调侃起阿泽小时候的糗事。
这时候的病房，笑声比往常还要多。
阿泽的妈妈曾经私底下告诉我，陪伴阿泽治疗的这两年，她因为看过极少数生存期超过5年的病友而心生羡慕，也因为看过这个星期还计划着手术，下个星期就离开的病友而感到幸运。
一路同行过来的病友，三三两两都在术后一年左右的时光里离去，阿泽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
“我觉得难过，又觉得幸运，至少我儿子多陪了我那么久。”阿泽妈妈说。
这一家人，总是在关键时刻活得分外清醒，又分外努力。
很快，阿泽的生命开始数倒计时了。
肿瘤剥夺了阿泽的意识，他一句话说得含含糊糊，我弓起身子凑近使劲听。
阿泽一字一顿地说：“姐姐，对不起，我再也没法和你一起唱歌了。”
我告诉他没关系，“姐姐唱给你听就好了。”
阿泽父母彻底将家里的生意搁置，每时每刻都陪在阿泽的身边。我不再长时间呆在阿泽的病房里，把最后的时光都留给这一家三口。
阿泽持续高热，呼吸变得急迫，所有指标都显示，肿瘤像潮水一样蔓延开来，破坏了阿泽的大脑。
再过两三天就是圣诞节了，我月初时给阿泽准备了好看的帽子和围巾作为圣诞礼物，不知道有没有机会送。
我趁着记录生命体征的时候，拉起阿泽的手，悄悄说：“阿泽啊，你可要争气，至少陪姐姐把圣诞节过了，姐姐给你准备了礼物呢！”
阿泽就那样静静地躺着，用力地呼吸着，给不了我一点儿回应。
2012年12月25日圣诞节，大晴天。阿泽安安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
我知道，这个圣诞夜，阿泽就要划着他生命里最后一根火柴了。
他深深地，慢慢地呼吸着，头一点一点，我陪在旁边，看着心跳从140逐渐下降到110，再慢慢到了80，眨一眨眼，就断崖似的下降到20，直至一条没有太多波动的线。
我替他拉出了心电图，上面准确地记录着阿泽离开的时间。那条线，像他渐渐走远的背影。
他走完了一生，有点短暂的一生。
我替他拔掉身上所有的东西，给他戴上我送的帽子和围巾，阿泽又回归了初次见面时那个酷酷的“花泽类”。
我轻轻地拉起阿泽仍有余温的手，放在我的肚子上，说：“阿泽，跟姐姐说再见，也跟宝宝说再见了。”
我一直看着工作人员离开病房，迈入电梯间，离开我的视线。
我原本以为我会哭出来，为这个无端闯入我生命的少年。但是眼睛干干的，我摸了摸脸，一点儿泪痕也没有。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知道，再回忆起他，我的欢乐远多于遗憾。也许在另一个世界，里面依旧有他的吉他，他的毛笔，他的青草地。
我忽然想起了阿泽曾经在许愿卡上一笔一划写下的字：天上星，亮晶晶，永灿烂，长安宁。
那是一手好看的瘦金体。
时光过得很快，快到我几乎忘记我曾经肆无忌惮地唱过那么多歌，就为了搏一个少年一笑。
我只是默默地希望，他们能过上阿泽想看到的那种生活。
这个城市说大不大，时隔多年，我竟然在街上碰见了阿泽的母亲，她一脸慈爱地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说：“叫姐姐。”
我一瞬就笑开了。女孩的眼睛和阿泽好像。
我无需开口多问，这些年阿泽一家一定过得很幸福，就像阿泽想的那样。我甚至笃定女孩的名字是什么，因为那是我和阿泽商量过的名字。
我和阿泽妈妈相视而笑，然后互相告别。
我在公号里聊过王小帅的电影《地久天长》，他讲了一个失独家庭的故事，发生在特殊的年代——那时，刚刚开始计划生育政策。 很多有关失独的书籍和电影，也都在描述那个时期。过去我们谈论失独，更多的是在谈论计划生育。 而发生在今天的失独，它是一种沉重的心理创伤。失去孩子，父母比起去怪命运，更多的是怪自己——我是不是没有把孩子照顾好？我是不是造了什么孽？ 一些资料显示，有近两成失独家庭的父母，会因为孩子的离开出现感情问题，甚至离婚。60%以上的失独父母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这当中，有一半以上出现自杀倾向。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活的太久了。 我不知道阿泽是不是也翻到了这些资料，但他在做的每件事都是在告诉父母——这不是谁的错。 阿泽安慰了父母，我却觉得，他做到的不止于此。 每当一个对我们很重要的人离开，我们都会受到这样的安慰：他在的话，一定只希望你过得好。 但这样的安慰很无力，因为没人能替离开的人说话。但阿泽就是那个离开的人，他最后日子里的每一天，都是在告诉别人：我希望你过的好。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渣渣盔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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