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这个故事不简单，它让我想到一句闽南方言：人生海海。
大多数人对这个词的理解是，人生就像苦海一样没有边际，大家伙儿只能随波逐流。
但我发现，偶尔会有一两个人，游出与众不同的姿势。
在护士付嘻嘻的医院里，有一个人作出特殊选择，他身患胰腺癌，却把医院当成了游乐场：他每天和护士躲猫猫，还把病房当成了KTV，最后甚至成了其他重症患者的人生导师。
照顾他的护士说，这人简直是医院里几十年未见的“异类”，用自己的老命，给所有人来了首“欢乐颂”。护士说，听过的人，似乎都在越过越好。
在医院里工作久了，人就会变得不信神佛。
但这两年，我还是会去寺庙。每次站在宝殿正中，我双手合十，就一个简单的心愿：天下无疾，万药生尘。碰见老黄之后，这个愿望变得尤为强烈。
我曾经想，如果佛祖显灵，让我给老黄最好的祝愿，那一定是——让我治好你的胰脏，好好活下去。
老黄是我在外科轮转时遇到的病人，73岁，胰腺癌。
胰腺癌是“癌中之王”，致死率和治愈难度在癌症中数一数二。老黄也很困扰，他说这个病太委屈自己，连甜食都不能碰。
我答应过老黄，如果他能活到“五周岁生日”，我一定亲手给他做个蛋糕，十寸，千层的。面皮里塞满芒果块，上面铺满草莓粒，红彤彤一片，让他一气儿吃个够。
老黄不在乎生死的样子，实在太反常。在医院工作18年，我看到了太多人最后的样子。有人放弃，有人被迫放弃，有人迫切地渴望活，却屈服在病魔的侵害下，有人搏斗到最后一刻……
这些反应都没有错，都是人最本能的选择。但偏偏老黄和他们都不同。
他从住院开始就脱离了我的掌控，把这里当成了游乐场，干了数不尽的“疯事儿”。更要命的是，我手底下一帮小姑娘，都在跟他一起疯。
总有病人转头找到我，“护士啊，这个老黄家里什么来头啊，他得了这病，怎么这么看得开？”
我知道，这个人，我是忘不掉了。
2008年夏末，老黄来医院报到的第一天，我一看他的面相就知道，跟这人开玩笑，绝不会被投诉态度有问题。
北京奥运仍有余热，这个干瘦的老头穿着奥运文化衫，晃悠晃悠进了护士站，“啪”地一声，把病历本放在我面前。
“我要住院，要住人少的房间，最好朝南边。”老黄唾沫星子乱飞，须眉皆白，眉梢和唇角留下花白的两撇，活像七龙珠里面的龟仙人。
我打趣地问他，“住个院干么挑挑拣拣？还坐北朝南，你当买房子置业呢？”
老黄换上一副惨兮兮的表情，说自己有糖尿病，偷吃东西老婆就要骂，“我老婆很凶的，房间里人少一点，看见我挨骂的人也会少一点。”
他说完，突然四处张望，像是怕这话被几十里外家中的老婆听见。
“而且我进大门的时候看见了，朝南的窗户正对医院大门，可以看到小食摊，还可以观察我老婆有没过来。”老黄凑近我，眉飞色舞地打着小算盘。
我带老黄来到符合他要求的房间，指着窗户：“坐北朝南，非富即贵。大爷你住进来一定长命百岁。”可我发现，他选的这个位置，不止可以观察到小食部和老婆，还可以观赏一群广场舞大妈。
我之所以和老黄打趣，是因为我看见了他的入院诊断：胰腺癌待排。
老黄今年73岁了，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老黄半年内体重下降十来斤，还伴有腹部轻度胀痛，近期血糖又在升高，情况不容乐观。
但眼前的老黄非常开心，我觉得他压根不知道自己的病情。看老黄一副来医院住上几天就可以欢喜回家的模样，我不知道怎么说话才好，生怕不小心戳破了表面的平和，让他的笑脸垮掉。
“那个，老黄啊，你老太婆没来，儿子怎么也没来啊？”我话刚说完，一个大嗓门在门口响起——“我来啦，有什么事不？”
我转过头，乐了，老黄儿子就是个“加大号的老黄”，手里捻着根棒棒冰，迈进了病房。
“有什么事问我也行，问我爸也行，随便。”老黄儿子边说，边递给我一整根棒棒冰，另一根自己和父亲一人一半。
老黄对儿子的分配非常不满意，他盯着我手里的一整根，幽怨地说：“我都得了癌症了，不晓得能活几天，你还不让我吃个整的！”
这下轮到我愣住了。
一般来说，不管是疑似还是确诊的癌症，我们都会用“Ca”或者“MT”来替代“癌症”这个刺眼的词汇。既是避免病人突然崩溃，又可以替家属打打掩护。
我看了看老黄，又看了看他儿子，这爷俩的反应让我不知道该怎么接。
“老黄，你知道什么是癌症吗？”这样问不行吧……
“老黄，癌症是什么你晓得吧？”这样好像也不合适……
我脑子里一时检索不到杀伤力比较低的方式提问。
老黄的儿子一脸轻松，准备收拾父亲的生活用品，“你随便问吧，我爸啥都知道，你啥都不用忌讳。”
一旁的老黄一脸不爽，他好像只介意自己的棒棒冰被扭走了一半。
说实话，我并不相信这爷俩的“洒脱”，总觉得他们只是暗暗做最坏的打算，不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罢了。
胰腺癌有多可怕，我曾亲眼见过。这种癌太难被发现，大多人查验出时就是晚期，昨天还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今天突然就要准备后事。
巨变之下，人的精神就会崩溃。
我见过病人听到这个病名时各种各样的反应，有的愤怒，有的错愕，有的忙不迭地否认，有的“扑通”一声跪倒，开始求神拜佛。总之，从表面到内心一定不会平静。
像老黄和他儿子这样明明白白又浑不在意的，我从没见过。
我后来才知道，老黄来住院前做了很多“攻略”，关于什么是胰腺癌、治疗方式，他都一清二楚。
这都是老黄的孙子，医科大学在读生“小黄”直截了当一字一句讲解给自己爷爷听的：“癌症之王、不好治、生存期大多在一年左右......”
老黄住进来之后，检查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所有结果都一步步向着胰腺癌这个诊断靠拢，慢慢重合，尘埃落定——他确实得了胰腺癌。
主任亲自找老黄和他儿子谈话，我很好奇这爷俩的反应，尾随其后。
主任拉着老黄儿子轻声细语，小心说着最终诊断，征求他的意见。这时老黄突然凑过来，一副中了六合彩的模样说：“看来我孙子没白学医，至少能看出我得了什么病！”
我看看主任，主任看看我，我俩又一齐看向老黄。
主任愣了一会儿，询问起父子俩接下来的打算，“你们准备在本院继续治疗还是转上级医院？”
这是一个基本的征询流程。通常来说，病人一旦确诊，立刻头也不回地奔赴上级医院，连给我们的背影都透着嫌弃。
可老黄看着“宣判”他的主任，依旧乐呵呵，还把干瘦的胸脯子拍得啪啪作响：“主任，我哪儿都不去，就在这里治病，你拿个你认为最妥的方案，我相信你！绝对支持你！”
这个像龟仙人一样的瘦小老头儿，用一种身高二米八的气场放出话来。
我和主任都有点感动，像老黄这种信任的态度，是对医生最大的尊重。我俩暗下决定，要用对待“团宠”的方式好好待老黄，控制好血糖，才能进行手术。
我作为他的护士，第一关就是“管住他的嘴。”
我没猜到，照顾一个病人，还要斗智斗勇。
我从没见过这么害怕测血糖的老头儿。一天四次血糖监测，他到处东躲西藏，让我在病房找了整整八圈。
“小妹啊，十指连心知道不？”老黄不止一次跟我抱怨。
我望着手中的采血针，顿时觉得自己像是阴狠的容嬷嬷，还有点罪恶感。
我就用采血针试着戳自己的手指头，半晌，指着老黄说：“好你个老黄，随便编排我！一点儿都不疼，你少来装可怜！”
老黄用舌头舔了舔拇指和食指，然后对搓，一副要数钞票的架势，再摸着耳朵嘿嘿地笑。这是他的标志性动作。
为了让这个老爷子配合测血糖，我想尽一切办法：除了用自己的手指“示范”，还会在他吃第一口饭时，给他看戏曲节目，一两个唱段下来，刚好够测血糖的时间。
就连老黄儿子都夸我们服务周到，感动中国。但老黄仍“不领情”。
有一次，小护士去测血糖，回来之后说老黄要她转唱一首歌给我们听。我和主任翘首以待，小姑娘张嘴就唱：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主任笑出了眼泪：“这个老黄，把我们科室当‘渣滓洞’了。”
这绝不能忍。我冲进老黄的病房，用自己那五音不全的嗓子对了一曲：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我被老黄这个男版“江姐”活生生逼成了女版“刁德一”。
那年夏天，为了对付老黄，科室里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上到科室主任，下到保洁护工，每人都能对着老黄唱几句革命歌曲。
对歌败下阵来，老黄又转而想收买我手底下的小姑娘。
九月底，老黄给我们摘桂花去了。隔天人手一支，老黄边发边点头哈腰地提条件：能不能不要测血糖……护士站里到处荡漾着桂花的甜香。
很多单身的小姑娘都是第一次收到鲜花，个个笑逐颜开，拥着“爷爷”老黄走进病房，“你乖一点嘛，不偷吃东西血糖就下来了，只要血糖正常了，我们保证少测几次。”
老黄的妻子也和我们一条心，加入到对丈夫偷吃零嘴的严防死守中。她是个爱说爱笑的老太太，生得又高又大，站起来，能将老黄笼罩在她的阴影里。老黄已经被妻子统治了40多年。
黄太太每天戴个遮阳帽，把电瓶车骑得跟风火轮一般，突突突地来科室给老黄送饭。先从篮子里拿出新鲜的香瓜或葡萄，笑眯眯地招呼我们吃，再从篮子的一角拎出老黄的口粮。
一个小饭盒，一半是小米饭，一半放着蔬菜和几片瘦肉，偶尔有一块红烧鱼。但是，怎么看都觉得不够老黄塞牙缝。老黄一副贫下中农的模样端过饭盒，小声嘀咕，“这么一点，根本吃不饱。”他盯着我们的水果，敢怒不敢言。
我们曾经目睹过老黄因为偷吃了恰恰瓜子被抓包，被妻子插着腰关在病房里，挨好几个小时的训。
当然，黄太太也有温柔的时候。我会在下班的路上，看到这俩加起来快150岁的老夫妻，蹲在糖画转盘门口，为转到一只“大凤凰”而绞尽脑汁。那时候，谁都觉得这样的婚姻和晚年生活，特别让人向往。
在我们360°无死角的监控之下，老黄的血糖调节到了正常水平。他通过了麻醉师、呼吸师以及上级专家的审核，喜提手术一次。
明明是一条艰难的求生之路，老黄的步伐是如此轻快。
老黄手术的日子选在了9月16日8点整，主任跟神棍似地说，这个日子特别好，九九归一，六六大顺，大吉大利。
面对胰腺癌这个预后极其不好的病症，这一家子没有谁脸上流露过悲伤凄怨的神色，似乎永远都神采奕奕，永远用尽全力活好每一天。
那天下夜班前，我替老黄换好了手术衣裤，陪同老黄一路到手术室。老黄握了握我的手说：“付护士，等你休息回来，记得唱歌给我听啊！”
我一口答应，和老黄拉了拉勾。
交接完手术的准备工作，我没急着下班，想了想，又返回病房，将寺庙里请来的平安符掖在老黄的枕头下面，又在他的床头柜上摆了个苹果。我告诉黄太太，这是对老黄的祝福：平安归来。
回家之后，我怎么也睡不着，直到看到QQ群里当班的小护士更新状态：活宝老黄满血回归。
心上的石头突然松了，我这才安心地合上眼睛。
上班后，我直奔病房，看见老黄抱着我给的苹果躺在床上，气色很好，只有身上多出的管子和旁边的心电监护提醒着，这个老人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手术。
我看着老黄打趣道，“哟，大清早的抱着个苹果做啥，许愿呢？”黄太太忙不迭塞了只大桃子在我手上，告诉我，老黄禁食馋得慌，就抱个苹果闻味儿呢。
我检查了每一根导管，又协助老黄翻了个身。手术毕竟只是打出的第一枪，老黄要面对的难关还在后头。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持久且惨烈的战役——化疗。
化疗会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一并杀灭许多正常的细胞。虽然有效，但也看病人身体素质。
我们都不知道，刚做完大手术的老黄，能不能熬过这一关。
我不是个特别愿意进入病人喜怒哀乐的人，但此时此刻，我特别想钻到老黄心里。
老黄的第一次化疗，我们都很重视，生怕各种副作用让老爷子吃不消。
但老祖宗说过：天公疼憨人。这话在老黄身上应验了。
开始化疗之后，老黄异常勇猛，几乎看不见任何副作用：不恶心，不脱发，该吃吃该喝喝，白细胞也不往下掉一分一毫，跟个没事人似的。但凡有点儿空闲，就坐上科室楼梯间的平车，一条腿屈在车面上，另一条腿晃里晃荡，笑眯眯地看着人来人往，一副上了自家炕的悠闲模样。
我们看见了就会逗老黄，“老黄，吃了没？”
每当这时，老黄就会按照国际惯例，数钱似地舔舔他的拇指和食指，再搓搓耳垂响亮地答一句，“没！”
这成了我们之间的默契，仿佛和老黄打过这么一个招呼，才算新的一天开始了。
化疗的老黄有了大把的时间，别人这时可能就忙着交代后事了，他反而在忙着给自己找新乐子。有一天我发现，他和儿子拿着一根竹竿，居然在科室外的大树底下粘知了。
等到一只比老黄还笨的知了落网了，他就喜滋滋地把知了拿进护士站，科室里那群姑娘们纷纷围上去，和老黄凑成一圈，争论如何烹饪这只知了。
“红烧吧，加点儿五花肉。”
“不，清蒸，清蒸最美味。”
“吃刺身最好啦，配上我的小芥末。”可怜的知了成了哑巴。
很快，小姑娘们把老黄的病房改名“粘杆处”，那是古代皇宫专门负责捉知了的地方，而我也成了掌事宫女“付嬷嬷”。
出院前两天，我老远就看见老黄儿子胳肢窝下夹着一卷锦旗，大红色，黄色的流苏荡来荡去，他大大咧咧经过护士站，所有人都看见了，才把锦旗带进了父亲的病房。
接下来的日子里，老黄为了藏这面锦旗操碎了心。
他每天晚上把锦旗放进柜子，大清早又藏进被子，以为自己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出院当天，我们到老黄病房门口时，只见老黄正盘坐在床上打量锦旗。他听见我们的声音，立马从床上蹦下来，把锦旗塞进被子，整个人又盘坐在上面，装作若无其事。
我们目睹了老黄“掩护锦旗撤退”的全过程，等他都准备好了才走进去，无奈锦旗的流苏落在床沿上，晃里晃荡实在抢眼。主任好半天移不开眼神，一屋子人都没憋住笑。
小姑娘们热烈欢送，一遍又一遍地和老黄约定，“爷爷，下一轮化疗你一定要来啊，我们提前把粘杆处给你收拾好！”
对于其他病人而言，我们恨不得永远相见于病房之外，但对于老黄，期盼着他按时来化疗是我们心照不宣的祝愿。
我们知道胰腺癌有多严重，但我们不想让这颗病房“小太阳”早早落下。
第二次化疗前一周，老黄儿子来报喜，说父亲身体倍棒，吃嘛嘛香，必须挑战第二次。
粘杆处早已整理得干干净净，床头放着一个小盒子，里面是给老黄准备的糖尿病解馋专用零食，接待规格之高羡煞旁人。
然而不好的消息出现了：CT显示，肿瘤已经向其他器官转移。我一遍又一遍问老黄有没有什么地方疼痛不适，老黄坚定地把头摇成拨浪鼓。
我略微感受到一点安慰。虽说死神没打算放过老黄，但至少现在没有让他太痛苦。
每天大清早，老黄依然会出现在走廊的平车上，用招牌动作和固定句式跟我们打招呼，让人熟悉又安心。
“老黄，吃了没？”
“没！”
人生的路就要走到头了，老黄表面不在乎，但在背后，却一直不作声地给我们所有人留下纪念。
为了不让老黄觉得寂寞，我们常会拉他干点小活：老黄，帮我们发报纸；老黄，帮我们拆药袋。
隔了几天，老黄掏出许多药瓶瓶盖串成的小灯笼，花花绿绿，给我们一人一只做钥匙链。这下科室里的姑娘们疯狂了，下班后纷纷买来彩色塑料绳，缠着老黄给她们编大龙虾，小拖鞋。
除了给科室的姑娘们留下记忆，老黄还干了一件大事儿。当病房搬来一个绝望的小伙时，老黄拿出了医院里最稀缺，自己也没有的事物——希望。
这小伙子出了交通事故在楼上做手术，老婆刚好是预产期在楼下妇产科待产。不知是幸与不幸，他术前检查时又发现肾脏出了岔子，已经病入膏肓，如果没有这次交通意外，面上根本看不出来，他将一无所知地步入尿毒症。
小伙子想想躺在床上的自己，又想想即将生产的老婆，家人也不在身边，咧开嘴嚎啕大哭。
老黄那时身子骨还硬朗，他盘在床边的椅子上，不停为小伙子擦眼泪。
老黄用半吊子的普通话安抚小伙：“小兄弟你别担心了，不就是家里人没来齐吗？你先安心手术，我和老太婆会照顾你们两夫妻的，不着急啊！” 老黄的儿子和妻子也配合地站在一旁点头。
老黄又一次释放出他那二米八的气场：“这是好事情，你看看老黄我，得了胰腺癌，发现得比你晚多了，也不晓得能活几天。我还不是好好的活着，你比我好多了。”
小伙子听完，忘了哭，也忘了躲避他横飞的唾沫星子。
那段时间老黄很忙，他帮着小伙子处理好手术事宜，而黄太太则在楼下，照看小伙子要生产的媳妇。
老夫妻俩安慰着小夫妻俩，还准备了大人和孩子的用品。莫名的，老黄似乎也在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我们都给这老两口点赞，“老黄啊，你和奶奶这么能干，以后你的重孙子小小黄，还有小小黄的儿子迷你黄，你一定都能带得白白胖胖，健健康康的。”
老黄面对小伙子赶来家人的千恩万谢一脸淡定，对我们的祝福却无比受用。
他每天都将有“小小黄”和“迷你黄”的未来畅想一遍，那是老人们都想看到的儿孙满堂。
我猜，他肯定是想活得久一点，看着子孙走得远一些。
我无意间得到一个重磅消息，老黄要过74岁生日了。
按照科室里的惯例，术后一年被称为病人的“一周岁”，我们借机把老黄的生日当成他的周岁生日。
我们给老黄买来蛋糕，还办了“抓周礼”，小姑娘们写了许多心愿卡：老黄变成长腿欧巴、老黄永远18岁、老黄会唱BigBang等等。
每张卡片的末尾我们都写了同样一句话：老黄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老黄说这些卡片压在枕头底下，做梦都会笑醒。但是蛋糕得挨批评，“太小，没吃过瘾！”
我答应他，五周岁的生日我亲手做个大千层，每一层面皮的颜色都不重样，每一层都铺满水果。我知道要完成这个约定，对于平均生存期不超过1年的一个胰腺癌晚期病人来说，有多难。
“老黄啊，为了这个蛋糕你也得好好努力啊。”
老黄照例舔舔指头，搓搓耳朵，豁开缺了牙的嘴斩钉截铁地答应：好！
大年初一时我去寺庙祈福，虔诚地许愿希望能再次见到老黄。老黄也依旧争气，开春的第五次化疗穿得喜气洋洋地站在我面前。小姑娘们纷纷给老黄拜年，让他乐得合不拢嘴。
可我作为老黄的责任护士，除了拜年，还需要对他进行全面的检查评估，面对新年伊始一切好的和不好的消息。
这次的老黄精神明显不如从前了，他悄悄告诉我有乏力感，肚子也会胀痛，饭量比以前小了一些，有时候腰会疼。化疗并没有很好地遏制肿瘤的侵犯，我知道这些症状意味着什么。
我正在看着老朋友走向一条我深知结局的路，却没有办法牵着他的手，带他回头。
“肯定是转移了吧。没事，我努力争气一点，多活几天。”老黄淡定地说，然后拍了拍我的手，“我还要吃你做的大蛋糕呢。”
看着老黄的笑脸，我从来没有这么希望举头三尺有神明，从来没有这么希望一个人可以留下来。
有时，我会看着一袋袋药品液体发呆，数着它们一点一滴注入老黄的身体，想象着它们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和癌细胞厮杀。
老黄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对此我无能为力，却抽空就要坐在老黄床边握一握他的手，跟他说几句话。期待自己的心意能传递给那一滴一滴的透明液体，让它们功力大增，将老黄体内的癌细胞杀个一干二净。
我们开始宠着老黄了，想让他吃好一点。但老黄再也不吵吵着要吃零食，癌细胞逐渐侵犯到了他的胆囊，现在再看见曾经最爱的零食，他会犯恶心。
那么不愿意亏待嘴巴的一个人，再也吃不了好吃的了。
我们只能换个方式宠老黄。每天中午，我们放弃去食堂打饭，小姑娘们总是到饭点就在走廊上喊，“老黄，吃了没？”然后等着老黄从哪儿钻出来，边小碎步走边做着招牌动作回答，“没！”
我们总是热情地邀约老黄加入饭局，一齐说说笑笑地去小饭馆，然后再三对着厨师说：东西要清淡一点儿哦，爷爷要减肥！我想周围的小馆子一定很奇怪，这个老爷子怎么有那么多花朵般的孙女儿。
黄太太和中年黄抓着我的手表示感谢，我很真诚地说希望老黄可以陪我们久一点，一起过他的五周年。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群笑口常开的家人们，眼中闪过一丝晶亮的泪光。
最后一次来医院，癌细胞已经无孔不入地吞噬了老黄，远远看去，老黄跟抽了真空一般缩水了一个号，在高大的黄太太身边显得更加瘦小。
老黄的症状越来越明显，乏力、腹胀、胃口不好、黄疸指数升高，腰骶部疼痛……无论是临床表现还是各种检查都告诉我们，老黄在这场战役中已经节节衰败。
老黄已经不适合化疗了，这次住院是来跟我们告别的。
“化疗已经不适合我了，我还是在家陪陪老婆吧。”老黄微笑着说出自己的决定，随即拍了拍我的手背，“不好意思啊，估计吃不上你做的大蛋糕了。”
我陪着老黄坐在医院的凉亭里，跟他讲着这个疾病到最终可能出现的所有症状和不适，反复教他应对方法。
“小妹啊，你能不能给我讲讲，我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老黄和他的儿子站在我面前，一脸诚恳地说道。
我悄悄地看着对方，怎么说？说老黄以后会很疼？会也许一口东西都吃不下？
说老黄啊，你可能会因为胆汁淤积变成真正的“老黄”，然后成天在深黄色的皮肤上抓痒？还是说以后会躺在床上碰一下都会疼得打哆嗦？
这些都有可能出现，让我说给老黄听，我真心说不出口。
“没事小妹，你给我爸爸说说以后的情况吧。”老黄的儿子比父亲还真诚。
那天之后，我常常在下班陪着老黄，坐在医院的凉亭里，给他做“单人辅导”。
没有人注意到，在医院的一角，一个护士跟一个病人用最直接、毫无保留的方式谈论着疾病和生死。
今天讲解疼痛的程度，以及止痛药怎么用，明天告诉他胆道梗阻的症状，后天再向他细细描述吃不了东西要怎么办。
我像在手把手教小学生解题。老黄虽然虚弱，却时不时会露出得意的笑，表情像是在说：“你看，我听懂了”。
这道风景很奇妙，夕阳的余晖披洒在我俩的身上，我和老黄庄重又坦然地讨论生死，毫不避讳，绝不隐瞒，没有虚幻的安慰。我说得认真，老黄听得仔细。
“老黄你好鸡贼啊，你孙子不是医学生吗？干嘛不问他？”
“我孙子那么小，听了要哭的，他是我们黄家的独苗，我才舍不得，找你的话，你又没有压力嘛！”老黄笑眯了眼，衬着粉红色的夕阳，好像在发着光。
余晖中，我对他说：“老黄，你总是要死的，我希望你能最舒服地死。”
我从来没这么跟病人说过话，但我知道，对方是老黄，我应该这样做。他不是不在乎自己能不能活，但他更在乎自己该怎么活。
我不敢直视老黄的内心，他是那么爱笑，他的乐观不受一丝一毫外界的影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力量——既不为生，也不为死，就是为自己。面对不可扭转的结局，他有自己的活法，并坚持到最后一刻。
这个时候再面对这位老人，我觉得用直白和坦诚的语气与他对话是对他最大的尊重。
太阳西垂，关于那个铺满草莓的蛋糕，他不得不失约了。
我和老黄做了一个君子约定，每月的第一个礼拜六会做电话随访，“老黄你要是在，就接我的电话；你要是不在了，就让你儿子给我们打个电话。”
老黄爽快地答应了，和我们挥了挥手，走出了医院大门。
第一个月的周六，我给老黄做电话随访，电话开着免提，旁边乌泱泱围着一群小护士。
电话通了，那头老黄的声音精神了不少。我乐了，张口就问，“老黄，吃了没？”老黄还是用熟悉的腔调说：“没！”电话这头，已经有小护士调皮地模仿着老黄舔手指的招牌动作了。
之后的几个月，老黄还邀请我们去家里随访，主任当即答应，科室里沸腾了。
我因为责任在身，没能去成。傍晚时分，随访的小姑娘回来，科室里的人扑上去询问老黄的近况，小姑娘小嘴叭叭地说给老黄买了顶红帽子，祝他鸿运当头。姑娘们一窝蜂地翻看着照片，时不时传来一阵阵笑声。
我看着护士长的脸色不对劲，悄悄地问，“不好了吧？”
“这群傻丫头，就知道傻乐呵。在镇上卫生院查B超也有腹水了，每天就靠吃止痛药，这能顶多久！”
因为癌症细胞扩散到胆囊，现在老黄成了真正的“老黄”了，整个人活生生黄了一度。一旦出现这种症状，说明病情已经开始急剧恶化。
我像是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就是学医的残忍之处，我可以将疾病的演变预算得清清楚楚，却无法挽回。
直到那一天，我照例对着电话问出那句“老黄，吃了没？”电话那头的老黄含糊地回了我一声，“没。”
老黄儿子说，这次是真的没，父亲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他还说，老黄感谢我们这群人陪伴了他那么久，“你们的祝福卡片，我爸每天都要我读给他听，晚上就放在床头，他疼的时候就伸手摸一摸卡片。”
下班时，我在休息室听见有小护士带着哭腔打电话，“叔叔，这是我的私人电话，要是黄爷爷不行了你一定要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不管什么时候，我让爷爷听着他喜欢的歌离开，我学了好久好久的。”
我的眼睛一瞬有点热。我绝不敢给老黄儿子我的号码，我知道自己没有勇气听到那个消息。
人支撑到最后关头会调动全身每一寸细胞发起进攻，直到弹尽粮绝，就像蜡烛，熄灭之前总有那么一会儿异常地亮。
我们见证了老黄最亮的时刻。现在，这束光要彻底熄灭了。
我们和老黄儿子约定，老黄不在了一定联系我们，我们去送他最后一程。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每天都竖起耳朵听着科室里电话的响动，怕老黄家来电话，又怕老黄家不打电话。毕竟老黄仁义，从来不喜欢麻烦旁人。
月末的一天，我们刚开完晨会，科室的电话响了。
送老黄的那天天气很好，我们给老黄买的零食装了满满一大箱，里面放了一张卡片：老黄，我们想你。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比现在还快乐。下面是所有医护人员的签名。
我默默解下钥匙上老黄送的灯笼串，放进了箱子，其他姑娘见状，也默默地将钥匙上的“大龙虾”、“小拖鞋”、“棒棒糖“取下来，一块儿放了进去。
这份心意我们领了，只是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不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会想起那个老黄。我们默默地将小箱子贴上胶带，再用红色绸带打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那是老黄喜欢的颜色，红火，喜气。
目送着抱着箱子的小姑娘走进电梯，我定定看着电梯指示一路向下，与老黄相处的一幕幕在脑海里走马灯一样掠过。
那个屈着腿坐在平车上和我们打招呼的老黄，那个偷吃零食被老婆骂得鸡飞狗跳却不敢还嘴的老黄，那个总是舔一舔指头再搓搓耳朵的老黄。
老黄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依旧是我们的话题。看着电梯间门口的平车，中午三五成群约着吃饭，路过曾经的“粘杆处”，甚至逛街看到好吃的零食，我都会想起他。
有个电影里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再记得你，那么你将彻底消散，无影无踪。
我想，有我们这么多人念着老黄，在另一个世界，他一定也是最欢乐的那个。
只是偶尔，我脑海中会突然闪出一个画面：老黄像一个披挂着铠甲的将军，站在白色病房，谈笑间横扫千军。
付嘻嘻一直觉得，让更多人看到老黄的故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医院里有个共识，大多数人在临死前，精神上的痛苦大于肉体上的痛苦。
我认为，老黄肯定不是所谓大多数。他并非不在乎自己能不能活，而是更在乎自己能不能好好活。
看完故事，我突然联想到身边的挺多例子：如果一个人陷入困境，他会得到帮助，会被安慰有奇迹，却少有人告诉他，“如果结局不可扭转，你至少可以用自己开心的方式度过。”
这种精神是会传染的。几个重症患者在最绝望的时刻，又被老黄这个“小太阳”，拽到了更暖的地方。
我想这个故事的意义不仅限于医院。看看我们的身边，这世上各种各样的困局，远比重症更可怕。
付嘻嘻说，人生太难，所以老黄的人生信条才尤其重要：再难又怎样，我还要笑给你看。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小旋风 渣渣盔
插图：宋老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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