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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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董仲舒“天人合一”与道家的区别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主要说统治者是天神的儿子，是一种宗教迷信。这种说法在孔子以前的儒家就已经出现，力捧周天子，驯服奴隶。原始人为什么对自然现象产生恐惧心理？五体投地进行膜拜，只因他们不懂科学，所以儒家这种天人合一学说，必须灭绝科学对百姓的智慧启迪，让人重新变成原始人类的智商，简称愚民。秦始皇正是看透了儒家这种本质，才发明了“皇帝”一词，取代天子。只有刘邦，李世民，朱元璋才配称为皇帝，一切以人民为主，开创了盛世。
老子虽然也提倡“人和自然的高度统一”，字面上也叫天人合一。可是道家主张的是师从自然，从自然规律中发现科学，牛顿的行为就是道家的核心，并提倡科学的发展方向不能倾向于害人，像生化武器这样的东西，道家是禁止研究的，现代科学实际上已经偏离了自然，比如转基因已经让人类有了灭顶之灾。而道家的科学成果是非常惊人的，四大发明只是最基本的，真正的东西已经被史书抹去，成为了神话。
儒家就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当东窗事发，可以进行诡辩，就认定说的和道家一样含义。满地打滚........
（9）汉武帝丞相公孙弘整人术 坑死主父偃 逼走董仲舒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自汉武帝刘彻独具慧眼，听取董仲舒等人的意见，推行“更化”政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生的遭遇宛然新旧两重天，“换了人间”，其身价地位就像当今股票市场的“牛气”似的，一个劲的往上猛蹿。
其中最最具有说服力的例子，莫过于齐地菑川人公孙弘在“耳顺”（六十岁）之年，以白衣而为博士、内史、御史大夫，直至丞相，封平津侯，风光无限，显赫一时，成为普通儒生用孔子这块敲门砖撞开利禄大门的一面旗帜，使天下读书人在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苦难，无赖皇帝刘邦拿儒冠当作尿盆使的屈辱，窦太后逼着辕固生赤手空拳搏斗野猪淫威之后，终于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冬去春来的希望，扬眉吐气有期，弹冠相庆可待，于是乎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准备到官场上一显身手，大展抱负。
公孙弘虽然不乏才干，也有政绩，所谓“居官可纪”，可是却存在着一个致命弱点，即心地十分狭窄， “性意忌，外宽内深”；“多诈而无情”，
主父偃也是朝廷重臣，同样颇得汉武帝的信任，“上从其计”，“岁中四迁”（《汉书·主父偃传》）。尤其是他提出“推恩”削弱诸侯王实力的建议，深得嗜权如命、专意独裁的汉武帝的欢心，成为武帝身边的大红人，恩宠有加，权倾朝野。主父偃的得势，让公孙弘在一旁瞧着十分的不爽，他遂与主父偃结下很深的梁子（“有隙”），时刻等待着报复的机会。
主父偃由于惩治齐王、燕王等诸侯过于严酷，激起了王公贵族们的强烈反弹，加上他自己手脚也不干净，曾“受诸侯舍金”，因此激怒了汉武帝。“大人豹变”，武帝遂下令将主父偃下狱惩办。在公孙弘执着的坚持之下，武帝最终改变了“欲勿诛”的初衷，下令将主父偃处死并夷其九族。
董仲舒是汉代首屈一指的儒学大师，“文王之文在仲尼，仲尼之文在仲舒。”
公孙弘与他相比，不仅学术经历要浅薄得多（他“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出道晚的多），而且水平更是要略逊一筹，“不如仲舒”。本来这是事实，也无碍于公孙弘做自己的丞相大官，因为学者与政客，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道”。但是，他气量极其狭小之性格特征，决定了他根本无法容忍有人比自己在某些方面要强的现实，所以，他妒火中烧，忿恨满腹，《汉书》用“嫉之”简单两字，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他对董仲舒的阴暗心理、仇视态度。
于是，公孙弘开始想方设法，处心积虑与董仲舒作对为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当时，汉武帝有一位胞兄，爵为胶西王，其人骄横狂悖、凶蛮残忍，把杀人视作小菜一碟，双手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太守一级的高中层官员）。”于是公孙弘就郑重其事地向汉武帝举荐：“独仲舒可使相胶西王。”就是让董仲舒离开中央朝廷，去当胶西王的国相，企图借胶西王的屠刀，取董仲舒颈上的人头。
汉武帝不知就里，还以为是公孙弘为朝廷举贤，尽做丞相的职责，自然是钦此恩准。董仲舒当然也不笨，完全洞悉公孙弘的险恶用心，可是圣意似天，皇命难违，只好强打精神，接旨前往赴任，落得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所幸的是，“胶西王闻仲舒大儒，善待之”，还多少有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姿态，没有太为难董仲舒。而董仲舒本人又有自知之明，处处谨慎从事，三缄其口，终于保得首领，最后以“病免”告退，巧妙地挫败了公孙弘借刀杀人的图谋。借伏契克的话来说 “善良的人们，你们可要警惕啊！”
（10）从董仲舒与司马迁的思想看中国文化中的两大传统
胡适说：“多谈点问题，少谈点主义。”如果我们梳理一下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发现，曾存在着两大传统：一种认为主义很重要，大有主义至上压倒问题的倾向；另一种则认为在高举主义之前，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
[通过梳理，我发现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司马迁的《史记》中我们就可看到这两种观点的冲突和斗争。这里，我先介绍一下董仲舒的那一套学说。
我们大家已经知道，董仲舒是最早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人，可以说是把儒家宗教化之第一人。所以说董仲舒对儒家来说，相当于保罗之于***。董仲舒有一套严密的解释宇宙与人事的关系的理论，也就是所谓“天人感应”的学说。
所谓天人感应，就是说上帝和人，存在着相互感应相互作用的关系。在这一套学说中，他认为宇宙有十个层次，层次的最上端就是“天”，也就是“上帝”。这个“上帝”和西方***的“上帝”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含义比较比较含混。既有人格神的特点，又有自然神的特点。
最高的层次是“天”，“天”下面是“地”，这个“地”是个形而上的东西，不仅是有形的大地，还是无形的“坤元”。《周易》上面说：“乾元资始，乃统天；坤元资生，乃承顺天。”意思是说，“乾元”是创造万物的主宰，“坤元”是承顺它的，“坤元”是宇宙主宰者起作用的一个对象，所以，“地”的形而上意义有被造物的总和的意思。“地”之下是“阴阳”，“阴阳”也是无形的。董仲舒通过对宇宙万象的观察，认为体现于万物中的“阳”是占主导的，“阴”是辅助的。因为一年四季，春天，夏天，秋天的气候都比较宜人，只有冬天比较严酷。这就证明“上天有好生之德”，这个“好生之德”是主要的，所以，“阳”是占主导的。而充满着肃杀之气的“阴”，只能算一种辅助的力量。既然，来自形上世界的“好生之德”是占主导的，那么，作为形下世界的体现在人身上的“仁”也应该在人性中居于统率的地位。后来宋代理学家程颢把“仁义礼智信”的“仁”提到了一个统领五伦的高度，就是基于“阳”居主导的思想。在***中，“爱”是最大的两个诫命。***的“爱”，与北宋理学家所说的“仁”，很类似，都有着形而上的依据，而非仅仅是人类的一种特性。
最低的层次就是“人”了。人是这一套“天人感应”学说的末端。
那么人和“天”、“地”“阴阳”“五行”又构成一个什么关系呢？他们是相互交感相互作用的关系。“天”必然通过“地”、“阴阳”、“五行”作用在人身上而实现自己，而人又通过其行为而参与“天”的实现。
人世间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一相互作用的一种表现，所以，在董氏的学说里，形而下的社会的政治体系是需要形而上的“天道”来给予其正当性的。董仲舒把人类伦理的“三纲五常”看成是天地阴阳的关系在人间的实现。在形而上的领域，既然阳是主导的，阴是从属的，那么在社会政治层面也必然要反映为“君、父、夫”是主导的，“臣、子、妻”是从属的。董氏就这样为封建专制及其等级制度提供了一个形而上理论依据。
康有为在他的的《春秋董氏学》中，列举了董仲舒的“春秋之道”的若干宗旨，其中第一条就是“奉天”。儒家在董仲舒这里就这样被神圣化了。董仲舒实际上做了三件事。
1 《春秋》“圣经”化。这前面已经说了。
2 孔子耶稣化。董仲舒将邹衍的“五德始终说”改造成了“三统说”。这种“三统”说跟***有着类似的结构。在***神话传统中，上帝也通过三个阶段自我展示。也就是所谓旧约时代，新约时代和末日审判后的千禧年时代，而耶稣也是一个与人类订立新约的无冕之王。联想到董仲舒的学说只比***观念的产生早一百多年，就不能不惊奇于人类不同文明间的一种同构性与共时性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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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董仲舒“天人合一”与道家的区别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主要说统治者是天神的儿子，是一种宗教迷信。这种说法在孔子以前的儒家就已经出现，力捧周天子，驯服奴隶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322。星期二，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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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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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儒教教会化。
董仲舒的这个“神本主义”传统对中国人的意识结构产生了一个很重要很深远的负面影响，就是主义压倒一切的思维模式。任何事情，只要路线对了，大方向对了，就什么都是对的。一切都围绕着这个主义转，而不论事情本身之是非。而当这个主义被作为想当然的真理而为某个封建的独裁的王权统治提供服务，这个专制王权就可以假托天命，滥用威权。一旦有人没有跟随这个伪托的天命，哪怕你再正确，你都是错的，都该被踏上一只脚。这就是主义压倒问题的思路。它的影响，至今不绝。
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当一种理论产生了，不可能是一枝独秀的。董仲舒的思想一产生就有他的对立面，也就是以司马迁、刘歆等为代表的讲求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经验主义传统。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总结了作他作《史记》的用意：“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知来者···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事···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面有三句话是非常关键的，点到了作《史记》的意图及总纲。一是“天人之际，二是通古今之变，三是成一家之言。
所谓“天人之际”就是要弄清楚上帝和人到底是什么关系；“通古今之变”就是说是什么在决定历史的变迁；“成一家之言”就更值得玩味了，“一家之言”就是说：我说的跟你们说的不一样。我要另来一套。所以，司马迁作《史记》的用意是非常深的。
司马迁的思想有三个来源，一是受他父亲思想的影响。司马迁是继承了司马谈对儒家批判的思想的。司马迁尽管景仰孔子，却对董仲舒所塑造的神化了的孔子心存疑虑。
司马迁思想的另一个来源是他在现实中遭受到的挫折。从司马迁救李陵的事件可以看出，司马迁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物，然而正是因为这个正义感，他被判了死刑，为了写书，他自宫以求不死。受到了这么大的打击，他必然会质疑：既然上帝被宣传为有“好生之德”且赏罚公正，那么为什么我为朋友两肋插刀，到头来却饱受宫刑之苦，上帝的公义，又在哪里？而君主的合法性又安知是从上帝那里来的？
一个思想来源是他个人的性格。他说过一句话：“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可见他小时候就是一个不听管教好叛逆的人，长大了在他老家也没人说他的好话。这种人格特质也应是推动他写《史记》的动机之一。
这就是司马迁思想的三个来源。再让我们来看看他思想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究天人之际”。对于“天人之际”，司马迁的思想反映在《史记》的叙述方式里有几点：1 抛弃神话异说。比如，关于黄帝其人，在司马迁的叙述里，更象是个古代部落领袖，而非神人。2对用天命来粉饰世俗统治的做法的质疑。3 司马迁思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人事论《春秋》”。4 司马迁还怀疑“天人之际”的因果报应是否合理。5 司马迁对重大历史事件是反对上天决定论的。对汉高祖刘邦的记载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试想即使在当下中国，有没有人敢象司马迁写汉高祖那样地来写毛泽东？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司马迁作《史记》的意义何在。即使是现在，司马迁也没有被超越。
他为什么要这样书写刘邦呢？实际上他是拐弯抹角把“天子受命于天”的神话给否定了。“天”怎么会选一个流氓当皇帝呢？被一些人宣扬着的“天意”到底是不是上帝的意志是很可疑的。
司马迁是董仲舒的弟子，是属于儒家的。董仲舒是《春秋》学派的领袖，而司马迁的思想、作风和董仲舒又不一样。司马迁是一个有勇气的儒者，理论根据就在于《史记》本身。在《报任安书》中，谈到《史记》的创作过程，前后经过了２８年，而且司马迁本人非常具有正义感，那个李陵确实是冤枉的，而汉武帝心中非常明白，但他要照顾他的亲情，因为那个兵败的祸首李广利是他的舅子。
（11）士大夫----战国先秦的中间力量
偶然看到一篇《中国为什么“没有”类似骑士武士这样的阶层?》的帖子，论点谬误之多，忍不住写这个帖子。骑士，在西方是一个阶层，也是一种文化。“骑士风度”是西方文化、甚至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把西方的骑士与骑兵等量齐观，实在有点管中窥豹的小视了。把中国的士归类为“王侯”、“公”、“卿”、“大夫”以及“士”就更加谬误了。“王侯”、“公”、“卿”、“大夫”以及“士”虽然常常放在一起用，但客观上“士”与前四个是完全不是一个类别的。前四个称谓是官衔，士是民----一个特殊的民众阶层。期间的差距不可混淆。
众所周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大夫以上及富裕家庭，有妻有妾是常事。妻为正妻、正妻所生产的儿子为嫡子，有合法的继承权。而妾所生产的儿子为庶子，没有合法继承权。庶子所拥有的，仅仅是生活支持（吃饭、读书），其他几乎一无所有。最著名的人物，如田单，以庶子的身份转而经商,进而成功领导齐国抵抗燕国乐毅的化齐入燕。妻妾、庶子是士的来源之一。战国先秦时期，国内几百年战乱时期，家族的沉沦和崛起更加普遍和加剧，即便是嫡子也会因失势、失宠、战败等种种因素，学习中途家道沦落。最著名的人物，如商鞅，从望族公孙鞅，到家道沦落、以地名为性的卫鞅，再到功成名就爵封商地，成商鞅。这是士的来源之二。总之：因家庭因素，生活尚能着落、有读书的机会是幸福的一面；无权无势，或被家族抛弃、或家道中落，本身沦为平民是另一面。这两面同时具备的，又不甘命运沦落的一群人，被当时社会称之为“士”，所谓士大夫不过是口彩而已。后期史书记载，士大夫的称谓越发受人尊敬，是因为这一个阶层的人，在历史上成为最有动力、也最有建树的人群。这是后话。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s://tuoshuiba-imag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system/tybbs/post_8379725_1.html/ ]
如果说西方骑士是“军旅文化”；中国的士则是平民文化；如果说西方骑士是一个阶层，一种等级；中国的士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两者没有丝毫关联和类似之处。战国先秦时期诞生的一种文化，叫“合则留、不合则去”，被称为“士子风范”----采纳我的主张（治国理念或观点），我就留下任官、做事；不采纳我的主张（治国理念或观点），即便高官厚禄也绝不接受。“合则留”的典范就是商鞅、管仲、吴起、乐毅等等，在哪个年代可谓群星璀璨；“不合则去”的典范，当首推孟子。孟子一生周游列国，推崇礼教、仁德治国，因孟子本身学识超群、儒家又是当时的显学（著名学派），各诸侯国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愿意接纳、封官孟子的比比皆是，同时又没有一个诸侯国愿意接受儒家治国理念。遇如此尴尬，孟子洁身自爱，终生未接受封官封爵，实为士子风尚的楷模。
士子风尚因儒家的孟子提升了一个境界。士子风尚又因儒家的董仲舒戛然而止。至汉武帝，董仲舒与汉武帝的三问三答，最终将儒家推上了独尊的文化领袖宝座。同时，董仲舒彻底阉割了儒家的周礼治国、仁德治国的理念，彻底沦为驯化百姓的工具。董仲舒与汉武帝之合，完全失去了以我为主，合则留、不合则去的人格和学术风气之魅力。也为后世学子，开了个恶例。能需德扶，学习培养的是能力，更应该是铮铮铁骨。知识开阔的是人们的眼界，更应该培养胸中的一股巍然正气。“不为五斗米折腰”正是说的士子风范。可惜了董仲舒，可恶的董仲舒！一派上位了，汉奸也成为了一道丑陋的恶俗。士子风尚在今天已经成为奢侈，实在令人痛心。
“合则留、不合则去”是中华民族的骨气、也是战国先秦时期一道绚烂夺目的靓丽风景。今人读来，仍令人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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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了儒教
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并不单单是儒家的思想。董仲舒的新儒学实际上已经掺进了封建神学，儒学成为儒教，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另外，独尊儒术表面上否定法家，事实上仍然采用了法家的许多原则，即所谓“外儒内法”。但是，从整个中国历史的过程来看，汉代独尊儒术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大，因为在它之后，还有魏晋、隋唐盛极一时的佛教思想与之抗衡，并由此创造了六朝文化的繁荣和唐宋的全面辉煌。
真正儒家思想成为一种阻碍发展的力量，应该是在宋以后，统治者采用了程朱理学的思想。但这已经与汉代相隔伸远。倒不如把它与八股取士归为同一件事
闲话少讲，单说这汉代思想的大一统，产生的正反两面影响都非常显著：
积极方面，思想的大一统，巩固了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增强了中国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统一、民族统一，使得中国在历经两千年发展后依然能够保持秦皇汉武开疆时的基本版图，无论出现何种形式、多长时间的分裂，中国人始终不忘国家统一，并且这种统一的意识几乎是出自中国人天性的要求，无论天南地北，人人皆认为统一是理所当然，人人皆视能为统一做出贡献为光荣，在分裂与统一的大是大非面前，人人都有奋不顾身、牺牲自我的豪情。这种统一意识与当初所奠定的“大一统”思想，与中国数千来的思想统一，与儒家的教化下形成的国家和中华民族认同感皆一脉相承。
思想的大一统，还对中国两千年来的民族大融合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外学者都常常惊异于中国文化伟大的“同化”作用，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正统政权”、“中原王朝”屡遭侵略，除元、清两代为非汉族统治外，还有十六国、南北朝、五代等等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逐鹿纷争的时代，但无论草原文化规模大小，皆最终淹没、融化在浩浩荡荡的中原传统文化中，这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明就真如一个博大而精深的智者，微笑地敞开胸怀，任你们在我的怀抱里折腾，反正大家终究免不了中华民族、中国人的心理认同，从而只有形式上的入侵、分裂，却很难有本质上对中国的撼动。
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简单地讲，首先，儒学占据正统思想地位，必然黯淡了其他学派的光芒，久而久之，原本一些很有特色的思维方式不仅不得光大，甚而渐渐失传，大大压缩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空间。
其次，独尊儒术，使得中国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杰都将精力投注于弘扬儒学，结果中国文化呈现出精光凝聚的现象，最终，儒学是越来越精致，但其衍生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也越来越多，这种文化因成熟过度而走向了糜烂，走向了极度保守。
（13）黄老思想天的信仰
选择什么样的对象作为思想中的主宰，这是摆在当时政治家和思想家面前的迫切任务。就西汉中期的思想倾向而言，人们选择的是“天”，董仲舒的“天”学说是这一倾向的杰出代表。
“天”作为政治的信仰对象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前文已述，西周春秋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信仰，“天”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神灵，而是对神灵世界的泛称，是一个混沌而模糊的宗教概念。这种情形保留到儒家的经典之中，而这些儒家的经典又进一步影响了汉代儒生的思想和政治实践。但问题是，经过战国时期无神论思潮的洗礼和荡涤之后，“天”已经变成了一个泛指自然界的概念，如同荀况所说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那样，它又怎能成为汉代至高无上的具有绝对威权的神灵呢？董仲舒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首先，董仲舒把“天”塑造为整个宇宙间至高无上的神灵，是神上之神，是神灵世界的主宰。他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祭》）“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春秋繁露·郊义》）所谓“百神”，不但包括各种自然神灵，如山神、水神，也包括社会神灵，如祖先神。
其次，在董仲舒的政治神学中，“天”与宇宙万物（包括人类）有血缘伦理关系，它是宇宙万物的母体和缔造者。董仲舒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春秋繁露·顺命》）“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春秋繁露·观德》）“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既然人类与“天”有这样的血缘伦理，人类与“天”之间自然也应该有相应的尊卑关系，一种基于当时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政治宗教伦理，如君臣、父子关系。董仲舒说：
“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为可；今为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异是？”（《春秋繁露·郊祀》）
儿子应该孝敬父亲，作为“天”之子的皇帝也应该礼敬上天，这是天经地义的。人是“天”造生出来的，“天”是人类的始祖，人身上不可避免地具有“天”的基因，这被董氏称之为“人副天数”。他说：“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人作为“天”的副本，不仅在形体上具有“天”的属性，而且在品性上也与“天”相通。董氏认为，人身体的结构和骨骼的数量都是上天精意的安排，是天意的体现：
“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366日）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方面董氏讲“天”是宇宙的创造神和主宰，有意志品性，但当他具体讲述“天”的特征时，说的却是每年的天数、月数、五行、四时，“天”又变得那样含糊和抽象。这是中国古代“天”信仰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这一特点，导致了中国古代国家信仰的抽象性、不明确性和模糊性，它既可以被一些人理解为一种政治神学，也可以被一些人理解为一种政治哲学。董氏又进一步发挥说：
“人之身首★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腰）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要为带（分界）。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天类之状也；颈而下者，丰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
把人的头发比作星辰，耳目比日月，呼吸比风气，智能比神明，如此等等，其荒唐程度令人喷饭。然而，此番言语出自一代名儒董仲舒之口，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三思：当时大儒的思想如此，一般民众的思想又该如何？是董仲舒一个人的大脑出了毛病，还是当时社会政治思潮如此？
第三，董仲舒还以物质世界的同类相应相动现象为依据，试图证明绝对主宰——“天”的存在。他首先举例说明“同类相应”的现象说：“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则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固以类相召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他还进一步从阴阳、气的方面说明“物类相召”：“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是阴相应而起也。天将欲阴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阴气也。有忧亦使人卧者，是阴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卧者，是阳相索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东风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鸡至几明皆鸣。”（《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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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了儒教
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并不单单是儒家的思想。董仲舒的新儒学实际上已经掺进了封建神学，儒学成为儒教，这是一个重大变化。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324。星期四，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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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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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黄老思想天与阴阳五行
为了建立以“天”为主宰的政治神学体系，董仲舒还克服并化解了战国以来以“阴阳五行”和“气”为核心范畴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并将这些范畴纳入其神学体系之中，从而为“天”信仰的重建清理了道路。
在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中，阴阳指宇宙世界的运动方式和动力，阴与阳的交互作用促使物质世界生生不已，变化万端。然而，在董仲舒的政治神学中，阴阳变成了“天”的意志的体现，是一种有目的驱动性的力量。他说：“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春秋繁露·顺命》）“天之道，出阳为暖以生之，出阴为清以成之。”（《春秋繁露·暖燠孰多》）
五行是关于物质世界构成要素及其相互转化的学说。同处理阴阳学说的方法一样，董氏将五行纳入了他的政治神学体系当中，五行成了“天”的品质的一部分。他说：
“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春秋繁露·五行对》）
原本是自然存在物的五种物质，原来的五行相生相克，被强拉硬扯地与人伦关系牵扯到一起，并名之为“天之道”：“天有五行……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不仅如此，董仲舒还把五行与四方、四季联系起来，构建了一个反映上天意志的理论框架。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五行”与四方、四季相配，不可避免地发生“五”与“四”之间的不协调和矛盾。为了使五行与四方相匹配，董仲舒把“土”置于中间的位置。他解释说：“土居中央，为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与此同时，董仲舒还把五行与五官、五常、五政联系起来，可示之如下：
木：司农 仁 进经术之士，道之义帝王之路
火：司马 智 进贤圣之士，上知天文
土：司营 信 卑身贱体，夙兴夜寐，称述往古，以厉主意
金：司徒 义 臣死君而众人死父，亲有尊卑，位有上下
水：司寇 礼 君臣有位，长幼有序，朝廷有爵
将这些内容纳入到前面的框架中去，不难发现董仲舒试图制作一个政治模式，以便将各方各面的政治内容纳入到五行说中去，由此构造一个神学政治理论模式。
第四、君权天授
董仲舒竭尽全力论证“天”的神圣性质，其目的是为现实政治服务，是为了论证政治权力的神圣性质。董仲舒鼓吹，在现象世界背后主宰社会的不是人，而是神圣的“天”。但这个政治的最高主宰又不能直接出面指挥社会，唯一的办法是将权力授予现实的人，这个人就是君主。这就是君权天授论。董仲舒在上汉武帝的“对策”中说：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汉书·董仲舒传》）
上天授命某人为王为君，但上天又不能说话下命令，人何以知晓？有办法，天会降下祥瑞命符。为了论证祥瑞符命的存在，董氏只得采纳谶纬的方法，以证明天命的存在。上天降命到人间，要落实在某一个真实的人身上，这个真实的人为什么会得到天命的权力呢？是因为他生来就与众不同，上天为了治理天下才特意将此人遣降人间的。董仲舒在《三代改制质文》中编造了君权天授的历史例证。他说，上天将要把大命授予舜的时候，先给舜的祖先赐姓姚。舜的体型也与众不同，上身比下身长，圆圆的头脑，并且有两个瞳子。他生性文质彬彬，孝慈之道纯备。上天准备授予禹天命的时候，先给他的祖先赐姓姒。禹出生后的形貌，后背多毛，高高的身材，大脚而善于行走，懂得地形和水文。上天将授命给汤的时候，先给其祖先赐姓子氏，使其女祖先吞玄鸟卵生契。契生来胸前多毛，明于人伦。到了汤的时候，身体高大，足小，生性纯仁。上天要授命予文王，先赐给其祖先姓姬，其祖先后稷生来善于农作。到文王的时候，身材高大，生有四乳，大足，天生善长于土壤农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谶纬作为一种学术方法实滥觞于董仲舒。
针对战国时期以来流行的禅让说，董仲舒认为，君主的权力并不属于他个人所有，他无权转让给别人。历史上朝代的更迭是天命转移的结果，是上天的意志在起作用。因此，他强调天命之所以会转移是因为政治有阙，需要由新圣替换旧圣承担治世的使命。因此，更受命之后应该在政治上改弦更张，如果一因旧制行前代之政，这易姓而王也就失去意义。他强调，君主的职责是“事天”，事天就应该“承天意”，由此引发了他易姓而王的一系列措施：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见《春秋繁露·楚庄王》）。
（14）黄老思想天的品质与君主的使命
董仲舒所创造的“天”不仅是宇宙世界的主宰神和缔造神，而且是社会正义的创造神和仁义道德的化身。在答汉武帝的策问中，董氏以《春秋》开篇的“春王正月”四字立说，阐述王道的来源：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汉书·董仲舒传》）
董氏的这番论证乍看起来十分粗陋荒唐，但其匡扶政治的用心可谓良苦。如果说这样的论证显得委婉迂曲的话，他提出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则是非常鲜明的政治纲领。那么“天”或“道”到底具有哪些内涵呢？
公正无私。董仲舒认为，万物都是上天创造的，万物与天等距，无偏无倚，“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因此，圣人治天下应该“法天而立道，亦溥（普）爱而亡私”（《汉书·董仲舒传》）。即是说，讲求公正原则，王道荡荡。
位尊而仁。天是至高无上的，但人们无法直观地见到天如何居高临下，见到的是天的伟大和仁慈，这实在是至善至美。他说：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春秋繁露·离合根》）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2022年03月25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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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黄老思想天与阴阳五行
为了建立以“天”为主宰的政治神学体系，董仲舒还克服并化解了战国以来以“阴阳五行”和“气”为核心范畴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并将这些范畴纳入其神学体系之中，从而为“天”信仰的重建清理了道路。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325。星期五，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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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它让你我双双经受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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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2022年03月26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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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黄老思想君主政治与祥瑞灾异
在董仲舒的政治神学体系中，世界是属于“天”的，主宰人类命运的是“天”。当“天”创造了世界和人类社会以后，为了治理万民把直接管制万民的权力授予了“天子”——与“天”具有最亲近血缘关系的人。然而，在董仲舒看来，这种授权不是无条件的，君主必须秉承上天的旨意，执行上天的道德原则，替上天管理好社会。所以，董仲舒把君主治天下称之为王者以道配天。他举例说：“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春秋繁露·四时之副》）所谓“四时”、“四政”是指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以及与之相类的庆赏罚刑。董仲舒说：“庆赏罚刑各有正处，如春夏秋冬各有时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犹四时不可相干也。”（《春秋繁露·四时之副》）类似的话董氏说了很多。除了四时之政外，还有五行之政，前文已述，兹不赘。无论是四时之政还是五行之政，都是一定的政治范式，君主依照这些范式办事，政兴人和；否则，便会有灾异。董仲舒说：
“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本也。劝农事，无夺民时。使民，岁不过三日，行什一之税，进经术之士。挺群禁，出轻系，去稽留，除桎梏，开门阖，通障塞。恩及草木，则树木华美而朱草生；恩及鳞虫，则鱼大为，鳝鲸不见，群龙下如。”（《春秋繁露·五行顺逆》）
意思说，君主在春天行木政，应该劝农耕桑，发展生产，不夺民时，不刑杀。如果君主这样做了，上天就会降下祥瑞，草木嘉茂，鱼龙祥如。如果君主没有按照木春之政的要求做，上天就会降下灾异：
“人君出入不时，走狗试马，驰骋不反（返）宫室，好淫乐饮酒，沉湎纵恣，不顾政治，事多发役以夺民时，作谋增税，以夺民财……则鱼不为群，龙深藏，鲸出见。”（《春秋繁露·五行顺逆》）
编造出祥瑞灾异说，看似荒唐无稽，以往学者多嗤之以鼻。其实，祥瑞灾异说在古代政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调节功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董仲舒把君主的貌、言、视、听、思这“五事”进一步与五行牵联起来，用五行对君主的行为实施约束。《春秋繁露·五行五事》说：
“王者与臣无礼貌，不肃敬，则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风。风者，木之气也，其音角也，故应之以暴风。王者言不从，则金不从革而秋多霹雳。霹雳者，金气也，其音商也，故应之以霹雳。王者视不明，则火不炎上而秋多电。电者，火气也，其音徵也，故应之以电。王者听不聪，则水不润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气也，其音羽也，故应之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则稼穑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之气也，其音宫也，故应之以雷。”
（16）黄老思想“天”信仰的特点
董仲舒创立的政治神学体系适应了新兴国家的需要，被汉代政府接受了下来，成为汉代社会的官方思想和政治信仰。这是董仲舒对汉代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巨大贡献，它促进了汉代社会的稳定和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作为汉代官方神学的“天”信仰体系是在大儒董仲舒的参与下建立的。因而，探讨“天”信仰的特点就不能忽略董仲舒的学术立场及其理论特点。董仲舒是以西汉政府立于官学的公羊学经师的面目出现的，在人们心目中，他是知识和理性的代表。汉武帝以皇帝身份向全国发布策问，策问的对象是“贤良文学”，即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虽然在我们今天看来皇帝策问的命题包含着显而易见的宗教内容，但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环境下，策问的内容却是十分严肃的理论课题，而不是信口胡言。我们应当看到，在西汉政治舞台上，官方所立的经师与方术士（如栾大之流）是不同的，“贤良文学”是当时文化的代表。
“天”信仰具有十分明显的理论特点。
第一，“天”观念是一种“入世”的信仰。就人们对民间宗教的认识而言，所有的民间宗教都是“出世”的，向往来世和再生，对现实生活抱着一种淡漠的态度，无论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皆然。但是，汉代的儒教却不然，它从来不让人们脱离现实生活，相反，对信仰的追求直接导致了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天”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主宰，但它对人们死后的世界毫不关心，它只关心现实的秩序和道德，它降下的天命控制的是活着的人。
第二，“天”观念是一种政治信仰和国家信仰。“天”信仰与现实政治直接关联，没有政治的需要就不会有“天”信仰的出台。一方面，“天”信仰利用了周代的“天”概念，天命与政治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汉代的政治信仰是在政府的直接需要和倡导下建立的。这两方面的因素制约着“天”信仰只能反映官方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东汉中后期出现的《太平经》是在民间自发形成的。在《太平经》中，作为价值中枢的“天”和“道”，其道德观具有“太平”色彩，对现实政治抱有明显的不满情绪。而儒教对政治秩序是全盘的肯定，宣扬三纲五常君臣父子，要人们做忠臣孝子，其政治功能十分明显。虽然儒教也抬出“道义”一类的字眼，试图对君主予以限制，但从根本上说仍是为君主政治服务的。究其原因，正在于它是官方的政治化的宗教。
第三，“天”信仰是一种高级信仰，是抽象的信仰。从宗教发展史的宏观过程看，人类的信仰对象最初是万物有灵，随着人类心智水平的发达，神灵的数量逐渐减少，最终形成一神信仰。在现代社会中，一神信仰更演化为纯粹精神的宗教。在现代基督新教信徒看来，“上帝在我心中”就足够了，不需要什么偶像。以精致哲学自命不凡的存在主义不过是更加抽象的精神宗教。信仰的形式与人们的思维能力有关。一个心智未开的幼童需要玩偶，而这玩偶对智力发达的成年人来说无异于巫术。这恰好可以说明古代信仰与现代信仰的差异。反观“天”信仰，它虽然出现在古代，但却是古代文化人的信仰，是一种较抽象的精神的产物。人们虽然尊“天”敬“天”，但天只能反映为一种绝对意志“命”，一种抽象的理性。“天”无形体无偶像，这曾经使中国古代的学者感到困惑。为了解决“天”信仰看不见、摸不着的问题，汉儒和宋儒曾解释说，“天为体称”，“帝为德称”。其实，“天”是“天”，帝是帝，二者不是一回事。“天”的这一特点导致了它的哲学品格，它只能作为思想的对象，而不能作为崇拜去偶像，以致于很多学者认为“天”信仰只能算作“哲学”，不能算作“宗教”。其实，哲学不过是高级的宗教而已。
曲高者和寡。儒教产生于儒士的理性之中，天生带有贵族宗教和知识宗教的品性，这就决定了它自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第一，它脱离大众的日常生活。对于目不识丁的百姓来说，阴阳五行无异于天方夜谭，抽象空洞的“天”说教使人摸不着头脑。百姓需要的是切近日常生活、随时可以感受到的主宰力量。说穿了，他们需要偶像，需要思想的玩偶。
第二，“天”信仰不能解决百姓的精神需要和心理需要，无法解决生死病痛的问题。从一个侧面看，宗教是一种精神麻醉剂。一个人不但有健康之时，也有生病之刻；一个社会不但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病痛的躯体需要麻醉，痛苦的心灵也需要抚慰。但汉代“天”信仰的这一功能并不完备。宗教的功能在于它能完成心理平衡，现实世界的痛苦将要在未来世界中得到加倍的报偿。汉代的儒教宣扬三纲五常，要人们付出的都是义务，这些付出无法得到补偿和回报，因为在儒教中来世是不存在的。
第三，民间宗教需要特定的修行方式，思想要通过行为得到体验和强化，二者相辅相成。反映汉代国家信仰的郊祀、明堂活动等，是皇帝个人的游戏，与大众无关，不能满足大众的需要。
游荡的魂灵需要归宿，需要自己的家园。直到中国本土的道教兴起和外来的佛教传入之后，大众的灵魂才找到这个“家”，游魂才最终找到归宿。
（17）董仲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吗？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理论概括和历史概念，基本得到史学界的公认。孙文把它称之为“学术谎言”和“历史笑话”，其最主要的证据是汉武帝在建元六年根本没有采纳过董仲舒的建议。他根据有三：一、《史记》未记仲舒对策；二、《汉书》虽书，但自相矛盾；三、《资治通鉴》载之不实。现在我们就来对这三点根据分别作出辩证，其余则后文论及。
第一，《史记》未记，需要分析。《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通史著作，荜路蓝缕，功不可没；但我们对它也不应搞新版“凡是”，特别是在论证这样重大历史课题时尤其不应忽视其不足。
第二，《汉书》所书，并无抵牾。孙文指责班固是“学术谎言”和“历史笑话”的“始作俑者”，主要根据《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这段文字：“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孙文特别指出，该段文字“背离了自身的《武帝纪》和《儒林传》”。果真如此，当然是自相矛盾，但所谓“背离”，原非出自《汉书》，而是孙文误解所致。
第三，《通鉴》之误，无关宏旨。司马光之误，古今史家多有驳证。孙文只是再次特别强调了这个纪年之误。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视角，把董仲舒对策作为一个特殊阶段，纳入到整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之中，被孙文特别强调的这一点，顿时就变成了一个无关宏旨的细节而已，更不能作为“学术谎言”和“历史笑话”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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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仲舒的政治神学体系中，世界是属于“天”的，主宰人类命运的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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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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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3月27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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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汉武帝是怎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和理论概括，它的确切所指是对一个特定历史过程的抽象，而不是对某个孤立、偶然事件的表述，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对汉武帝时期国家指导思想重大转型及其历史影响作出基本评估。我以为，这个过程应由六个阶段构成。
（一）罢黜刑法——剪枝弱干。罢黜刑名、法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第一步，因为汉初统治思想首推黄老。次崇刑名，法家名声虽然不佳，其术仍在实际中运用，所以此举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学术意义。黄老之术在汉初走上治国安邦的历史舞台后，独领风骚几十年并取得了文景之治的辉煌成果，它也因此成为汉武帝之前几朝君主们的一种思维定势。但是转型时期的社会，必须要有新的理论作为实践指导，至少也要对旧有的理论作出新的解释，这已经被历史千百遍地证实。汉武帝即位后，改换统治思想已经具有主客观的基本条件，但他毕竟少年执政，加之传统势力十分强大，特别是大权在握的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变之过速，恐怕反倒欲速则不达，所以只能打迂回战——罢黜刑法就是其第一个回合的基本策略。
建元元年冬十月，汉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卫绾是文、景、武帝三朝元老，又是武帝为太子时的太子太傅，尤受文景“尊宠之。”他原是一位本份为官之人，在景帝时已经为相，但作为丞相，“朝奏事如职所奏。然自初宦至相，终无可言。”现在汉武帝一上台，他一反常态，第一个站出来指责申商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实际包含着深刻的政治意义。第一，他身居相位，对国家的政治走向不可能毫无识见，但是文帝好刑名之言，景帝不任儒者，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的大气候使他只能终无所言，无所兴废，不便表明自己的立场。武帝即位，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方才一露峥嵘。第二，作为武帝的老师，一方面他至少是汉武帝向往儒学的思想注入者之一，另一方面，他又必然比一般人更了解汉武帝的思想倾向，纵观他一生的表现，此举实属非凡，既可能是摸到了“ ”的精神，也可能是奉了“ ”的密旨，君相合谋而为之。第三，此举的实质意在黄老。黄老之术统治多年，一时还不具备根本否定的政治条件，所以“打擦边球”，剪除枝蔓而弱其主干，卫绾批评的几种学说，核心是对以申不害为代表的刑名之术的批判，因为“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明白了这一点，其政治意图就昭然若揭了。孙文言罢黜申商韩苏张之言乃黄老所为，证据不足，不合逻辑。
但是，很快，卫绾就被“以景帝病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职，免之。”虽然《史记》、《汉书》对于此事均语焉不详，如果把它置于特定的背景之中考察，不难发现，这是黄老派的政治报复。我们可以说，卫绾既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的第一个发难者，也是汉武帝上台后上层政治斗争中的第一个牺牲品。
（二）、议立明堂——公开较量。议立明堂，以宣政教，既是儒势继续进攻的态势，又是黄老进一步反击的契机，围绕此事，双方展开了一次最重大的政治较量。
卫绾免相后，汉武帝以魏其侯窦婴为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但是，窦婴、田蚡因“俱好儒术”，一上台，即“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王臧乃读《诗》之人，“赵绾亦尝受《诗》于鲁申公。”绾、臧登台即唱戏，“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但又“不能就其事”，于是推荐鲁申公。当汉武帝问申公治乱之事时，他只说了一句：“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此话绕水，实则告诉武帝：看准的事情就去干，不用多渲染。从申公的态度可以折射出当时政治和学术上两大派系的暗中较量。
果然，列侯“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菲薄五经，”“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更有赵绾不避风险，“请无奏事东宫”，“是以窦太后不说”，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武帝无奈“尽下赵绾，王臧吏”，对此险恶形势，绾、臧以自杀了事；而“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申公则“疾免以归”，一场热热闹闹的议立明堂终于未得善终。在这个回合中。儒势损兵折将，黄老出尽风头。
（三）、增置博士——表彰儒学。议立明堂的一帮哥们被打倒以后，汉武帝因身边的班子被改组，只好以退为进，静待势变，好几年不在意识形态领域做敏感的大文章，直到建元五年，地位进一步巩固以后，才搞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动作：“置五经博士。”此举对儒学的表彰意义不容小视。其一，增加儒学经典作为官学。西汉初年，博士之职百家都有，儒学只有《诗》和《春秋》等设置博士，现在增加到五经，且使之官学化，不仅对统制社会思想具有深远影响，而且使博士一职从此质变，开始向儒家经学博士演进。其二，壮大了儒学势力。置五经博士后又规定每一个经学博士可以教授十个弟子，此举大大增加了高层次的儒学人才，壮大其势力不言而喻。其三，提高儒学地位。其后汉武帝又批准公孙弘为博士弟子“复身”的奏请，使儒学的徒子徒孙们得以终身免除徭役，专心治学，其社会地位的特殊化决定他们所从事的术业也随之特殊化了。其四，有利于统一儒学思想。汉代推重师道，不改师法，违者会受到严重非议。五经设置博士，博士传弟子，弟子再传，层层教授，易于避免对经学理解的纷争歧见，便于统一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
（四）、绌抑黄老——政治实现。绌抑黄老宣告儒势取得政治上的最终胜利，为儒学的发展与被尊扫除了障碍，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建元六年，窦太后崩，黄老派树倒旗折，失去了最重要的后台老板和政治保护神；汉武帝立即重新起用窦婴、田蚡，以田蚡为相，窦婴为太常，同时任命韩安国为御史大夫，迅速地控制了政权，儒势因此而柳暗花明。田蚡以外戚和丞相双重身份，乘势“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使天下之学士靡然成风矣，从而把这出戏推向了新的高潮，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完成。汉武帝如果不是真心尊儒，大可不必在大权独揽的条件下多此一举。
（五）、制策贤良——理论完成。政治胜利只是为理论实现开辟了道路，但政治代替不了理论价值。于是元光元年，汉武帝诏告天下，策间（问）贤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适逢此时，“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出焉”是指出来对策，而不是象孙文所说的“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六）任用儒吏——组织更新。一种统治思想的贯彻，是离不开组织保证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活动在理论完成之后逻辑地提出组织换班的问题。这个阶段是以公孙弘上书（元光五年）为标志的。公孙弘在元光五年的贤良文学对策中被汉武帝擢为第一，“拜为博士”。他乘机上书，说汉武帝“有先王之名而无先王之吏，是以势同而治异，”“吏邪”而致“民薄”，因此要求实行组织更新，得“先王之吏”而化民，为实现这一点，他主张立学校，“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择民年十八已（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此（比）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每年一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以文学礼仪为官”，“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开始成为现实。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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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动，不是随从所欲的行为，从根本说，只是历史规律的能动反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基本是由以下三点决定的。
（一）、政治转轨变型，思想必须改弦更张。
西汉立国之后，内忧外患百弊并存。政治上，不得不暂行分封，但为时不久，诸王坐大，“藩国大者夸（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至景帝时，终于爆发“七国之乱”。虽然旋即被平定，由于并未从体制上真正解决问题，隐患依然存在。这是长期困扰西汉政府的一件事情，也是景帝留给武帝的一道历史难题。西汉前期最大的边患是匈奴的掠夺侵扰。由于汉廷反击匈奴尚无实力。于是采取娄敬“和亲”之策，苟安延年，以待时机。景帝时，已经作了反击匈奴的准备，但未真正实施，这一历史重任又留给了武帝。经济上，西汉初年承接秦末大乱之势，社会凄凉残破，经济彻底崩溃。为了恢复经济，西汉政府早年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特别是经过文景两朝的薄赋轻徭，励精图治，终于造就了“文景之治”的伟大盛世。
汉武帝即位之日，正是西汉国力雄厚之时，好大喜功的特性，加上国力允许的客观条件，决定他一定会奋然跃起，内多兴作，以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政体；外勤用兵，征讨匈奴以除边患，同时开疆拓土，扩大汉家基业。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必须从多方面转轨变型，这就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政治任务服务。
一
《中国哲学史》里面董仲舒几乎是一无是处的哲学家：宇宙观是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方法论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董仲舒讲大一统，提倡独尊儒术，都是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的。总之，董仲舒是反动思想家，他的思想都是封建糟粕，应该扔进历史垃圾堆。一无是处的董仲舒为什么要编入教科书？
为什么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对他有那么高的评价，却没有什么批评。唯物论与唯心论是根本对立的，在这里，他们为什么对立不起来？
二
阅读《史记·儒林列传》中的董仲舒传，《汉书·董仲舒传》，再读《春秋繁露》，以及《史记》《汉书》中其他篇章提到董仲舒的章节，考证董仲舒的生平，整理他的思想。
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98年前后；不窥园在对策之前；65岁对策在元光元年；而后任江都相，其间废为中大夫，后复为江都相，不久转为胶西相，致仕悬车约在77岁时。
三
董仲舒任《春秋》博士，对《春秋》经传有深入研究，同时对于战国、秦以及汉初几十年社会状况，政治利弊，都联系起来作综合思考，认为治世存在于统一，乱世产生于分裂割据。秦代用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无法用人力制约他，最后导致动乱。董子用天来限制皇权，提出“屈君而伸天”，这就给皇帝戴上了精神枷锁，让他不敢无法无天，胡作非为。这样才能稳定巩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儒家将人民的愿望说成天意。人民看到的，听到的，也是天看到的，听到的。皇帝对天敬畏，就会关注民生，这样才能达到长治久安。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过去，过分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认为封建制度和意识形态，都只对统治者有利，都是十恶不赦的，既违背事实，又背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一个社会形态，初创时期有巨大的进步意义，处于上升期，统治者仍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四
胡适说对人生切要问题从理论上进行探讨，这门学问就是哲学。我以为，真善美就是人生切要问题，哲学可以分为求真哲学，求善哲学和求美哲学。
董仲舒在《贤良对策》的最后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统一国家，必须有统一的意识形态，这是古今各国都一样的。统一的内容、程度是有差异的。在这里，董仲舒强调要统一到六艺、孔子之术，即儒学上，其他思想不能并进。后人概括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应该说是准确的。但是后人的绝对化的理解，只要儒术，消灭其他各家。在独尊儒术之前，司马谈讲了六家，到独尊儒术之后，班固撰写《汉书·艺文志》时，一家没少，还增加了几家。这说明罢黜并非消灭，独尊不是独存。
五
按学术界共同说法，定董仲舒哲学为唯心主义。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唯心主义是错误的，怎么会是精华？董仲舒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那为什么要编入《中国哲学史》教科书？
董仲舒政治哲学的核心是大一统论，包括领土完整、政治统一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屈民而伸君”，就是要削弱地方政权，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中央集权，才能防止分裂，平息战乱，让百姓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在两千多年前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董仲舒又提出独尊儒术，也是为中央集权制度服务的理论。此后的中国，国家的统一成为全民族的共识，又以儒学为民族精神的主干，可以说，奠定了中华民族魂。汉代，特别是董仲舒为中华民族长期维持统一大国政治局面，以和为特点的文化传统绵延不断，持续丰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如果将中国文明史分为三个阶段：先秦为前期，汉唐为中期，宋元明清为后期。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前期，孔子创立儒学，是公认的大圣人。董仲舒独尊儒术，承上启下，起了关键的作用。班固在《汉书》中称董子为“为群儒首”，即头号是儒家，又称“为儒者宗”，即儒家崇拜的大师。在汉唐这个中期只有董子被史学家这么高度肯定。他代表这一时期最高水平，也可以称为圣人。过去，董仲舒故里群众称“董二圣”，指仅次于孔子，参加科举考试，先拜孔子，后拜董二圣。现在河北景县广川建起“董圣殿”，塑了董子圣像。从历史和社会现实来看，董仲舒已经被奉为圣人。后期最突出的儒家是朱熹。孔子、董仲舒、朱熹在中华文明史中并列为大圣人，大约一千年出一个这样的大圣人。
孔子生于乱世，朱子生于末世，只有董子生于盛世。董子在“对策”与《春秋繁露》中讲了很多盛世的社会问题，包括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教育问题，对于我们现在都特别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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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一156，汉武帝(前156 -前87)69岁，西汉帝，奠定了大中国范围327
汉武帝，信仰儒家，权术，天意
汉武帝，“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这首词，影响深远，他把“汉武”和“秦皇”并列，可见其重视。
家强在本章分7节：（1）汉武帝简介和生平。（2）汉武帝为政举措。（3）汉武帝历史评价。（4）汉武帝轶事典故。（5）汉武帝晚年生活。（6）汉武帝主要作品。（7）汉武帝人物争议
（1）汉武帝简介和生平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7月14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西汉第七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诗人。
刘彻十六岁登基，为巩固皇权，汉武帝建立了中朝，在地方设置刺史，开创察举制选拔人才。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解决王国势力，并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央。文化上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先秦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汉武帝时期攘夷拓土、国威远扬，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奠定了汉地范围，首开丝绸之路、首创年号，兴太学。
刘彻在各个领域均有建树，但在位后期穷兵黩武，又造成了巫蛊之祸，为其整体正面形象留下负面评价，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刘彻下罪己诏。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刘彻崩于五柞宫，享年70岁，谥号孝武皇帝，庙号世宗，葬于茂陵。
人物生平
“功莫大于秦皇汉武”，汉武帝刘彻生于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41年3月21日登基。刘彻的母亲王娡进宫前曾嫁作金家妇，生有一女。刘彻的外祖母听了算命的话，将她从金家带走，进与皇太子刘启，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刘彻4岁被册立为胶东王，7岁时被册立为太子，16岁登基，在位54年（公元前141年3月21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死于公元前87年3月29日（后元二年二月丁卯日（十四））。
汉武帝开创了西汉王朝最鼎盛繁荣的时期，那一时期亦是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之一。此外，汉武帝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
其在位期间，曾用年号有：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谥“孝武”，葬于茂陵。
《汉书》评叙刘彻“雄才大略”，《谥法》说“威强睿德曰武”，就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叫武。在中国历史书内，“秦皇汉武”经常互相衔接。今天我们看他的历史，不能否定他是一个杰出而特殊的人物。他的功业，对中国历史进程和后来西汉王朝的发展影响深远。
登基之初，汉武帝继续父亲生前推行的养生息民政策，进一步削弱诸侯的势力，颁布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他设立刺史，监察地方。加强中央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编成由中央管理，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思想上，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儒学在古中国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当然，汉武帝时期，汉朝亦不曾缺少法治思想。在宣扬儒学的同时，汉武帝亦采用法规和刑法来巩固政府的权威和显示皇权的地位。因此，汉学家认为这更应该是以儒为主以法为辅，内法外儒的一种体制，对广大百姓宣扬儒道以示政府的怀柔，而对政府内部又施以严酷的刑法来约束大臣。
经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等一系列的发展经济与民生政策之后，西汉王朝的国力已蒸蒸日上。汉武帝在承袭这些政策同时，积极准备军事力量的发展。
继位后，先平定南方闽越国的动乱。后开始着手以军事手段代替带有屈辱性质的和亲政策来彻底解决北方的匈奴的威胁。派名将卫青、霍去病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收河套地区，夺取河西走廊，打通西域，封狼居胥，将当时汉朝的北部疆域从长城沿线推至阴山甚至更远。
在对匈奴的战争同时，采取和平手段和军事手段使西域诸国臣服。丧失肥沃茂盛的漠南地区后，匈奴王庭远迁漠北，从此一蹶不振，这就基本解决自西汉初期以来匈奴对中原的威胁，为后来把西域并入中国版图奠定基础。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由此而始。
春节始于太初改历，汉武帝改正朔。
（2）汉武帝为政举措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汉武帝创造了数个第一：[1]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把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持法家，道家等各家学说的读书人，均受排斥，武帝还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举办太学。太学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以儒家五经为主要教材，不学习其他各家学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华传统文化舞台上独领风骚两千余年，受到历代统治者所推崇。
这里要说明的是，汉武帝并非限制其他各家的发展，只是大力提倡儒家的发展儒法结合，即所谓的“儒表法里”。例如夏侯始昌既研习儒家又通晓阴阳五行家；宰相公孙弘兼治儒法两家；主父偃以纵横家起家；耿直的汲黯司马谈司马迁以黄老学说起家。
开疆拓土，奠定版图
汉武帝时期，外事“四夷”：南平两越、北伐匈奴、经营西域、通西南夷、东定朝鲜，建立了空前辽阔的疆域，是汉帝国的极盛时期，奠定了中华的疆域版图。
设立中朝抑制外朝
在惠文景帝期间，丞相大多主要是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丞相受到礼遇，武帝和丞相多有不合，经常会借口打压杀死丞相，导致朝中大臣不愿意接任丞相之职。为贯彻自己的命令，他便设立中朝，尚书台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建立年号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武帝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追改以前为建元，元光，元朔 元狩，每一年号六年。但根据一些出土的文物来看，上面都标有建元、元光等年号，证明建元、元光等年号并非后来追命。
太初改历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尚黄。
盐铁官营
盐铁官营自汉代延续至今，今天盐铁茶主要仍由政府及国企控制。
通西域
中国传出了冶铁术、凿井术、丝绸制造、漆器制造等技术，西方（域）传入胡（黄）瓜 胡豆 胡麻 石榴胡萝卜 葡萄 汗血马 核桃 天马等。中原大量的丝织品和金属工具向西输送，铸铁技术，井渠法也传到西域 历史意义重大
创立太学
汉武帝创建太学、乡学，设立举贤制度，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官制度
罪己诏
征和四年（前89年），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这就是《轮台罪己诏》。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
加强中央集权
为加强中央集权，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即允许诸王将自自己的土地分给子弟，建立较小的诸侯国。武帝还找借口，一次就削去当时一半的侯国。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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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一156，汉武帝(前156 -前87)69岁，西汉帝，奠定了大中国范围327
汉武帝，信仰儒家，权术，天意
汉武帝，“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这首词，影响深远，他把“汉武”和“秦皇”并列，可见其重视。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329。星期二，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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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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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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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3月30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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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匈奴，开拓疆土
汉武帝对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自公元前133年马邑之战起结束高祖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开始对匈奴正式宣战，先后派卫青、霍去病征伐，解除了匈奴威胁，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扩张了西域版图，将匈奴置于被动称臣的局面，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1）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匈奴又一次兴兵南下，前锋直指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汉武帝果断地任命卫青为车骑将军，迎击匈奴。这次用兵，汉武帝分派四路出击。车骑将军卫青直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治代县，今山西大同、河北蔚县一带）出兵，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出兵，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出兵。四路将领各率一万骑兵。卫青首次出征，但他英勇善战，直捣龙城（匈奴祭扫天地祖先的地方），斩首 700人，取得胜利。另外三路，两路失败，一路无功而还。汉武帝看到只有卫青胜利凯旋，非常赏识，加封关内侯。
（2）公元前128年（元朔元年）的秋天，匈奴骑兵大举南下，先攻破辽西，杀死辽西太守，又打败渔阳守将韩安国，劫掠百姓两千多人。汉武帝派李广镇守右北平（今辽宁省凌源西南），匈奴兵则避开李广，而从雁门关入塞，进攻汉朝北部边郡。汉武帝又派卫青出征，并派李息从代郡出兵，从背后袭击匈奴。卫青率三万骑兵，长驱而进，赶往前线。卫青本人身先士卒，将士们更是奋勇争先。斩杀、俘获敌人数千名，匈奴大败而逃。
（3）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匈奴集结大量兵力，进攻上谷、渔阳。武帝派卫青率大军进攻久为匈奴盘踞的河南地（黄河河套地区）。这是西汉对匈奴的第一次大战役。卫青率领四万大军从云中出发，采用“迂回侧击”的战术，西绕到匈奴军的后方，迅速攻占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切断了驻守河南地的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同单于王庭的联系。然后，卫青又率精骑，飞兵南下，进到陇县西，形成了对白羊王、楼烦王的包围。匈奴白羊王、楼烦王见势不妙，仓惶率兵逃走。汉军活捉敌兵数千人，夺取牲畜一百多万头，完全控制了河套地区。因为这一带水草肥美，形势险要，汉武帝在此修筑朔方城（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设置朔方郡、五原郡，从内地迁徙十万人到那里定居，还修复了秦时蒙恬所筑的边塞和沿河的防御工事。这样，不但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也建立起了进一步反击匈奴的前方基地。《史记》《汉书》盛赞此仗汉军“全甲兵而还”，卫青立有大功，被封为长平侯，食邑3800户。
（4）匈奴不甘心在河南地的失败，一心想把朔方重新夺回去，所以在几年内多次出兵，但都被汉军挡了回去。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春，汉武帝命卫青率三万骑兵从高阙出发；苏建、李沮、公孙贺、李蔡都受卫青的节制，率兵从朔方出发；李息、张次公率兵由右北平出发。这次总兵力有十余万人。匈奴右贤王认为汉军离得很远，一时不可能来到，就放松了警惕。卫青率大军急行军六、七百里，趁着黑夜包围了右贤王的营帐。这时，右贤王正在帐中拥着美妾，畅饮美酒，已有八九分醉意了。忽听帐外杀声震天，火光遍野，右贤王惊慌失措，忙把美妾抱上马，带了几百壮骑，突出重围，向北逃去。汉军轻骑校尉郭成等领兵追赶数百里没有追上，却俘虏了右贤王的小王十余人，男女一万五千余人，牲畜有几百万头。汉军大获全胜，高奏凯歌，收兵回朝。
汉武帝接到战报，喜出望外，派特使捧着印信，到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加封食邑8700户，所有将领归他指挥。卫青的三个儿子都还在襁褓之中，也被汉武帝封为列侯。卫青非常谦虚，坚决推辞说：“微臣有幸待罪军中，仰仗陛下的神灵，使得我军获得胜利，这全是将士们拚死奋战的功劳。陛下已加封了我的食邑，我的儿子年纪尚幼，毫无功劳，陛下却分割土地，封他们为侯，于是卫青三子在襁褓中被封为列侯，长子卫伉为宜春侯，次子卫不疑为阴安侯，幼子卫登为发干侯，均食邑1300户。
（5）经过几次打击，匈奴依然猖獗。入代地，攻雁门，劫掠定襄（今山西省定襄）、上郡（今陕西绥德县东南）。元朔六年（公元前124年）二月，汉武帝又命卫青攻打匈奴。公孙敖为中将军，公孙贺为左将军，赵信为前将军，苏建为右将军，李广为后将军，李沮为强弩将军，分领六路大军，统归大将军卫青指挥，浩浩荡荡，从定襄出发，北进数百里，歼灭匈奴军数千名。这次战役中，卫青的外甥霍去病率800精骑首次参战，取得了歼敌两千余人的辉煌战果，夺取了河套地区。战后全军返回定襄休整，一个月后再次出塞，斩获匈奴军一万多名，取得了辉煌战果。
出使西域，和亲乌孙
汉武帝在发动对匈奴战争同时，他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获得了大量前所未有的西域资料，打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了与西域的联系，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丰富了中原的物质生活，并发展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为了联合乌孙抗击匈奴，封刘细君为公主和亲乌孙。[2]
灭朝鲜，收南越
在东北方，他派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兵灭卫氏朝鲜（今朝鲜北部），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汉帝国的版图至此基本成形。
在南方，派中郎将唐蒙通夜郎、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灭南越，使得夜郎、南越政权归附汉朝，在西南先后设立了七个郡，其中在今海南岛置儋耳郡、珠崖郡，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岛与南海诸岛的地区。疆土最南端超过今天越南胡志明市，这也使得今天的两广地区自秦朝后重归中国版图。
昭君出塞
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和亲，为汉匈的友好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汉武帝历史评价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伟大民族永远的名字，这样高的评价在中国的历史剧中是很少见的。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这就是《轮台罪己诏》。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敢于罪己，置自己过失于天下舆论中心，汉武帝无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错，也会下“罪己诏”，公开认错，展示明君姿态。
直言敢谏的汲黯曾批评汉武帝：皇上杀人太多，即使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予宽恕，这样搞下去，天下人才早晚都会被杀光。汉武帝不为所动，漠然一笑：何世无才，只是人主没有识得人才的慧眼，如果能够辨明人才，何必担心天下无才？（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就是这样一位视人才如草芥的汉武帝，一方面又极端地爱才、惜才。
封建专制体制下，人才使用有两大陋习：一是任人唯亲，只用自己熟悉亲信的人；二是论资排辈，必须按“三十九级台阶”，一级一级往上爬，不能“乱”了规矩。而汉武帝一不会因言废人：只要有才华，主父偃持不同政见，汉武帝照样求贤若渴；二是敢于破格提拔：因为有能力，卫青家奴出身，汉武帝竟然破格提拔。
不仅如此，汉武帝甚至摈弃正统，容纳异类，慧眼发现东方朔，将庄严的朝堂变成一个充满温情和快乐的休息室，君臣之间宛如玩伴；同时，他不以狎亵而丧失原则，对东方朔的诤言击节赞叹，言听计从。
他初读《子虚赋》，即大为倾慕；得见作者司马相如，如获至宝，让他享受与自己同等的写作待遇。能识人、能容人、能用人，汉武帝千古无二。秦始皇、汉高祖视文人为腐儒，唐太宗、清高宗或能知人，终究雅量阙如。
汉武帝备受误解和争议的，就是阉割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褒有贬，班固的《汉书·武帝纪》对他的文治大加赞扬
。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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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匈奴，开拓疆土
汉武帝对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自公元前133年马邑之战起结束高祖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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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耿家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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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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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汉武帝轶事典故
《太平广记》
汉武帝幸甘泉宫，驰道中有虫，赤色，头目牙齿耳鼻悉尽具，观者莫识。帝乃使朔视之。还对曰：“此虫名怪哉。昔时拘系无辜，众庶愁怨，咸仰首叹曰：‘怪哉！怪哉！’盖感动上天，愤所生也，故名怪哉。此地必秦之狱处。”即按地图，信如其言。上又问：“何以去虫？”朔曰：“凡。忧者，得酒而解，以酒灌，当消。”于是使人取虫置酒下，须臾糜散。
《汉武故事》
（王娡）得幸，有娠，梦日入怀。景帝亦梦高祖谓已曰：‘王美人得子。’可名为彘。’及生男，因名焉。是为武帝。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于猗兰殿。年四岁，立为胶东王。少而聪明，有智术。与宫人诸兄弟戏，善征其意而应之。大小皆得其欢心。及在上前，恭敬应对，有若成人。太后下及侍卫咸异之。（中略）
廷尉上囚防年．继母陈氏杀年父，年因杀陈。依律，杀母，大逆论。帝（汉景帝）疑之，诏问太子（刘彻），对曰：“夫继母如母，明其不及也。缘父之爱，故谓之母尔。今继母无状，手杀其父，则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宜与杀人者同，不宜大逆论。”帝从之，弃市。议者称善。
太子失宠——公元前128年，皇太子刘据出世。汉武帝刘彻，16岁登基，13年等待，终于盼来了自己的儿子，这也是汉武帝的第一个儿子。当我们穿越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位个性张扬的皇帝表达爱子方式的切切深情。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在刘据出生后，他就大祭诸神还愿，大赦天下祈福。然而作为天之骄子的刘据后来却背上了谋反的罪名，屈死在父亲的严威之下。
刘据从小可以说生活在蜜罐中，享受了父亲汉武帝的万般宠爱，没成想等到太子刘据长大以后，汉武帝的这颗慈父之心却慢慢发生了变化了。据《史记》记载，刘据是一个仁义的太子，也是很得人心的，那么在这逐渐疏远的父子关系之下，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难道只是刘据不像汉武帝那么简单吗？ 皇后卫子夫由于年长色衰，爱屋及乌的汉武帝也就慢慢，不喜欢卫子夫的儿子刘据了，但是据《史记》记载，汉武帝还是很信任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的，每次外出，他都把朝中之事托付给太子处理，宫中之事都托付给皇后处理，那么太子刘据失宠的背后究竟有什么隐秘呢？
太子刘据刚出生的时候，头上充满了光环，但是在他母亲卫子夫和舅舅卫青失宠后，他这个太子的位置也受到了威胁，然而更重要的是，在对匈奴用兵的问题上，父子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进而在朝廷上也出现了支持太子的一派，这是大权独揽的汉武帝最不愿意看到的，恰恰在在太子倒霉的这个时候，又有人给太子刘据打起了小报告，那么汉武帝会不会趁机向太子发难呢？汉武帝此时对太子刘据已经产生了不信任，再加上父子二人没有机会很好地沟通，于是父子二人的关系也是越行越远。
公元前94年，钩弋夫人怀孕十四个月为汉武帝生下了一个皇子，老年得子的汉武帝很兴奋，并把钩弋夫人生子的地方命名为尧母门，等于说把钩弋的儿子比作尧了，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尧是古代的圣人，这是不是暗示汉武帝此刻要废掉太子刘据呢？刘据的太子之位会不会因此而失去呢？
在赵钩弋死后第二年，汉武帝正式册立八岁的刘弗陵为太子。册立太子的第二天，汉武帝驾崩，刘弗陵继承皇位，追封生母赵钩弋为皇太后，追尊外祖赵父为顺成侯，发兵二万人扩建老娘的坟墓“云陵”。
（5）汉武帝晚年生活
汉武帝晚年杀戮太过，颇思悔悟。李广利伐匈奴不利，全军覆没，求神仙又不成，又因巫蛊之祸造成父子相残、太子刘据自杀，种种打击使武帝心灰意懒，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颇有悔意。在登泰山、祀明堂之后，武帝在轮台宫殿(并非新疆轮台）里下《罪己诏》：《轮台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以表示承认自己的错误。天下也因此又逐渐归于和谐，为昭宣中兴的盛世奠定了基础。
史书《罪己诏》记载：「朕自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公元前88年，汉武帝叫画工画了一张“周公背成王朝诸侯图”送给霍光，意思是让霍光辅佐他的小儿子刘弗陵作皇帝。子幼母壮，为了防止太子的年轻母亲钩弋夫人重演吕后称制的局面，汉武帝狠下心找借口处死了她。公元前87年二月丁卯，汉武帝驾崩于五柞宫，享年七十岁。三月甲申葬于茂陵。
（6）汉武帝主要作品
刘彻不但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也是一位爱好文学、提倡辞赋的诗人。明人王世贞以为，其成就在“长卿下、子云上”（《艺苑卮盐》）其他存留的诗作，《瓠子歌》、《天马歌》、《悼李夫人赋》也“壮丽鸿奇”（徐祯卿《谈艺录》），为诗论家所推崇。
他的一首清丽隽永，笔调流畅的《秋风辞》，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此诗虽是即兴之作，一波三折，抒写得曲折缠绵。沈德潜《古诗源》卷二：“《离骚》遗响。文中子谓乐极哀来，其悔心之萌乎？”以“《离骚》遗响”观之，乃就文辞而言，沈德潜的评价非常切实。鲁迅称此诗“缠绵流丽，虽词人不能过也。”
李夫人赋
美连娟以修嫭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官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释舆马于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阳。秋气憯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神茕茕以遥思兮，精浮游而出畺。托沈阴以圹久兮，惜蕃华之未央。念穷极之不还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荾荴以俟风兮，芳杂袭以弥章。的容与以猗靡兮，缥飘姚虖愈庄。燕淫衍而抚楹兮，连流视而娥扬。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红颜而弗明。欢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忽迁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飞扬。何灵魄之纷纷兮，哀裴回以踌躇。势路日以远兮，遂荒忽而辞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见。寖淫敞，寂兮无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
乱曰：佳侠函光，陨朱荣兮。嫉妒闟茸，将安程兮。方时隆盛，年夭伤兮。弟子增欷，洿沫怅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向不虚应，亦云己兮。嫶妍太息，叹稚子兮。懰栗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岂约亲兮？既往不来，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不新宫，不复故庭兮。呜呼哀哉，想魂灵兮！
（7）汉武帝人物争议
征和二年的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末年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
刘彻武帝用法严厉，任用的多是严苛残酷的官吏；而太子待人宽厚，经常将一些他认为处罚过重的事从轻发落。太子这样做虽然得百姓之心，但那些执法大臣都不高兴。“卫青薨，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竞欲构太子”。群臣中，为人宽厚的都依附太子。而用法严苛的则都诋毁太子。由于奸邪的臣子大多结党，所以为太子说好话的少，说坏话的多。卫青去世后，那些臣子认为太子不再有母家的靠山，便竞相陷害太子。巫蛊之祸前，太子已数次被苏文等人陷害。
当时人对神怪诅咒之说深信不疑，汉武帝也不例外。有一天中午，他正躺在床上睡觉，忽然梦见几千个手持棍棒的木头人朝他打来，把他给吓醒了。他以为有人在诅咒他，立即派江充去追查。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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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汉武帝轶事典故
《太平广记》
汉武帝幸甘泉宫，驰道中有虫，赤色，头目牙齿耳鼻悉尽具，观者莫识。帝乃使朔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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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煮酒论史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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