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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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惠能入灭前后最后的说法：惠能晚年的末后说法。 依《坛经》所传，有三部分：
一、惠能教“十弟子”：为人说法，不能失去“三科法门”和“三十六对”的本宗：“吾教汝说法，不失本宗。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于性相。若有人问法，出语尽双，皆取法对，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印顺法师认为，“一切”无非是“相依相因”的对待法而不离文字，所以“三十六对法，解用通一切经”；但是今日的“禅师们”已经“好简成性”，甚至对于“三科三十六对”的教法基础，“也嫌他名数纷繁”而并不理会。[5]
二、先天二年（713）七月八日，惠能与大众话别。大众都涕泪悲泣，惠能为大众说《真假动静偈》，直指“动上有不动”的离假即真。说完后“众僧既闻，识大师意，更不敢诤，依法修行，一时礼拜，即知大师不久住世”，于是“告别”。在告别而大众悲泣中，传说只有神会“不动亦不悲泣”。六祖便独赞他：“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惠能认为“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缭乱，惑我宗旨”，于是暗示神会在洛阳提倡南宗，“定佛教是非，竖立宗旨，即是我正法”。（疑伪）（开元二十年顷，神会在滑台大云寺，召开无遮大会，建立南宗宗旨。）
三、八月三日入灭当天，惠能食后又与大众话别。法海问起：“此顿教法传受，从上已来，至今几代？”这才有七佛以来四十世的叙述。法海又启请大师，留什么法令后代人见性？惠能更说《见真佛解脱颂》（“自性真佛解脱颂”）。然后要门人“莫作世情哭泣，而受人吊问，钱帛，着孝衣”，这都符合律制。最后的教诫是：“如吾在日一种，一时端坐。但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但能寂静，即是大道。”
入灭：先天二年（713）八月三日夜三更，惠能在新州国恩寺“奄然迁化”了。“端身不散，如入禅定”。据载，这几天曹溪有“异香氤氲，山崩地动，林木变白，日月无光，风云失色”等异征。早在先天元年（712），惠能归新州国恩寺，则命人在该寺造塔。入灭后，当时广州、韶州和新州三方，为争奉遗体产生了一番辩论。据载，最后达成了焚香的协议，“香烟指处，师所归焉”。结果香烟指向韶州曹溪。十一月十三日，惠能的遗体从新州迎回曹溪安葬。惠能的塔院由弟子令滔管理；从上传来的袈裟也留在塔院供养。塔院并非本寺，而是附属于本寺的别院。
（5）惠能定位情况
惠能大师灭后二十年，当时以嵩洛为中心的北宗神秀的禅门盛极一时。北方推神秀为六祖，神秀的弟子普寂“谬称七祖”。面对这个盛极一时的北宗，神会出来指证：在菩提达摩法系中，神秀是旁支；真正受五祖付法传衣的，是韶州曹溪的惠能，惠能才是六祖。论到法门，神秀是渐门，不是祖祖相承的顿教。这一切，《南宗定是非论》均有论述。
滑台在洛阳的东北，由于神会一直以来在南阳对顿教的不懈弘扬，得到当地僧众的有力支持。神会被邀请至大云寺，召开无遮大会，论定佛法宗旨。但这次大会并非没有阻碍。当时，庄严会场的屏风并非常住公物，而是私人的。到了临时，却有人以招待官客的名义将屏风带走，这是有意的拆台。当时大云寺内也有反对的力量存在，但神会终于完成了这一次庄严的盛会。从此，南顿北渐，显著的对立起来。惠能为六祖，是禅门正统，更普遍的传扬开来。
神会在滑台不止一次召开大会，二十年是最成功的一次。此后，神会大概以南阳（洛阳之南）为根本，而往来于滑台（洛阳东北）一带。天宝四年（745），神会58岁，应兵部侍郎宋鼎礼请到洛阳住荷泽寺，进入北宗的教化中心。神会在洛阳也召开定两宗是非的大会。他不断评论两宗的傍正。北宗普寂曾“立七祖堂”，“排七代数”；[46] 神会便立祖堂和碑记。天宝七年，神会请宋鼎作《唐曹溪能大师碑》。宋鼎作碑是天宝十一年。立六代祖师的影堂，作六叶图，当时两宗都重祖师（甚至比佛更重要）。在神会这样的弘传下，南宗顿教在洛阳大大的传开了。《宋僧传》说：“普寂之门，盈而后虚”。
安史乱事之后，由于神会在政治上的得势，惠能六祖的地位终于得到了朝廷官方的承认。由于神会的努力，唐德宗贞元十二年，惠能被钦定为六祖，明确了正统的地位，标志着惠能禅法完成了从山林到庙堂的转变。
（6）惠能年代争议 惠能生卒年代
惠能“先天二年（713）八月三日灭度”，“春秋七十有六”，这是《坛经》以来一致的传说。故惠能生于贞观十二年（638）。
但也有基于推算错误的异说，如柳宗元撰《大鉴禅师碑》说：“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大鉴去世百有六年……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谥”；刘禹锡撰《大鉴禅师第二碑》也说“百有六年而谥”。若惠能逝世“百有六年”后是元和十年（815），则惠能逝世於景云元年（710）。这是推算的错误，原因是柳宗元与刘禹锡参考了当时流行的、但年代错误的《曹溪大师别传》。
《曹溪大师别传》说：“先天二年壬子岁灭度，至唐建中二年，计当七十一年”。先天二年是癸丑岁，《别传》误作壬子；从先天二年（713）到建中二年（781），共69年，《别传》又误计为71年。以这一当时盛行的传说为依据，再从建中二年到元和十年（815），首尾共35年。这样，71加35便恰好是“百有六年”，所以这是错误的计算，不足采信。
《略序》说惠能生于“贞观十二年戊戍，二月八日子时”。二月八日中夜是经中说的佛诞日（华历换算为四月八日）。
惠能活动年代
曹溪旧传，敦煌本《坛经》说，五祖弘忍嘱咐“三年勿弘此法”，惠能出山后“行化四十余年”。《神会语录》说，惠能22岁见弘忍，出家后行化“四十（余）年”。这是神会简略的初期传说，与古本《坛经》相近。
到神会晚年，门下产生“十六年隐遁”说，他们认为惠能应在弘忍去世的次年——仪凤元年（676）出山，《历代法宝记》和《略序》都继承此说，但已不符合旧说“四十余年”；另又出现“临终密授”说，神会委托王维所撰《能禅师碑》和《别传》都采录此说。传说形成后来荷泽门下的二派，互相矛盾。这是为了符合“独继祖位”而编造，从而达成抬举南禅的宗教目的。
惠能行历争议 惠能不识字
惠能不会写字，不会读经，是《坛经》与《别传》共传的古说。但惠能听到《金刚经》就有所领悟；一到弘忍那就会说“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而从《坛经》看来，惠能对《金刚经》，《维摩经》，《楞伽经》，《观无量寿经》，《法华经》，《涅槃经》，《梵网经》都相当明了。所以对于惠能不识字，一般都认为难以相信。《别传》说：在到黄梅以前，曾到过曹溪，和无尽藏尼论究涅槃佛性的问题。又去乐昌从智远禅师坐禅。所以据此而又产生的解说是：因为曾经修学佛法，所以早就有修持的功夫了。
在佛法中，不论是小乘大乘，都承认有这类根性──（现生）不经闻思功夫，没有受戒，不曾得定，就有一触而悟的可能。惠能“不识字”却能了解经义，就属于这一类根性。据《阿含经》与《律藏》的所说，在佛陀时代，佛法就在耳提面命的开示中。没有一部经可读，可作讲习与研究的模板。然而言下大悟，被形容为“如新毡易染”的证入者非常多。以中国佛教的实例来说：不识字而住过几年丛林禅堂的，有的也会熟悉公案，了解《金刚经》、《法华经》等要义。
于惠能的成长环境新州看来，当时的新州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和战略的重要性。在隋代，和新州相毗邻的合浦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登陆港，商贾往来频繁，商品经济很发达。诸多信息表明，惠能幼年成长之地新州，具有较深的历史文化积淀，惠能应有所耳濡目染。而惠能父亲被贬前的官位高于司马，按照当时士族婚姻的传统，其母应来自大户人家且知书达理，因此惠能应具有良好的识字环境；另外惠能少年并非一贫如洗，后来中宗和玄宗均为惠能故居崇饰和赐额，说明并不是家徒四壁的茅草屋，而是具有一定的产业。只是因为其父去世后，孤儿寡母的家境才逐渐贫寒，惠能长大才靠卖柴火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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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惠能入灭前后最后的说法：惠能晚年的末后说法。 依《坛经》所传，有三部分：
一、惠能教“十弟子”：为人说法，不能失去“三科法门”和“三十六对”的本宗：“吾教汝说法，不失本宗。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于性相。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505。星期四，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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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透著英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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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惠能付法传衣 付法传统：付法在佛法中具有古老而深远的意义。阿育王时代的南北佛教都有五师相承的“付法”制度；五师以后部派分化，代表全佛教统一性的付法虽不复存在，而以佛法正统自居的各部派各有付嘱相承。一代一人的付法，据《付法藏因缘传》，是将入灭而付与后人。所付嘱的是“正法”、“法藏”、“胜眼”、“法眼”（禅宗归纳为“正法眼藏”）。古代真正的“付嘱正法”，其意义是“护持”，即维护佛法的纯正，使佛法久住而不变质衰落。即在佛教发展中形成佛法领导中心，表征佛法的统一和纯正。
一代一人师资相承的付法制，深深影响了中国佛教。东晋佛陀跋陀罗来传禅，也传入了师资相承，中国禅门付法说的兴起早已有之。达摩来华传禅，到了黄梅的道信，弘忍经五十多年的传弘，形成当时达摩禅的中心。道信为四祖，弘忍为五祖，即是递代相承的“付法”实态。[56-57] 到了四祖道信，有“分头并弘”的倾向，凡修持得悟的都可说有过付嘱；但是大家都争着继承祖位，终于选定了弘忍，这是一代一人的付嘱制。传说不同，代表了当时禅者所有的二项不同的付法观念。
惠能与神秀：龙朔元年（661），神秀56岁，惠能24岁。当时弘忍以“当理与法”教授学人。（平时让弟子“密来自呈”表示自己的见地，若弘忍认为“当理”便付“与法”，是平时传授而非“付嘱”。这具有“分头并弘”的倾向。）弘忍在呈偈中发现了卓越的法器（惠能），此时决定密授付嘱。神秀50岁来黄梅，“六年服勤”，到56岁那年，弘忍“命之洗足，引之并座”，正是付嘱的意思。据载神秀“涕辞而去”，但原因不明，不知是谦辞不受还是没有付嘱。而这一年也是惠能踏碓八个月的那一年。神秀离开黄梅后，“后随迁适，潜为白衣”。60岁左右又一度恢复在俗的生活，原因不明。一直到神秀85岁，因法如死了，中原的学众没有宗主，神秀才复出。从神秀的“涕辞而去”，“潜为白衣”看来，这一次的付嘱不会是属于神秀的。
传衣的真实性：
①根源：佛典载，大迦叶受佛所付衣，表示迦叶作为佛的“法子”继承佛的教化事业。这是禅门“付法传衣”的根源。
②史证：神龙二年（705）中宗请惠能入京，诏文提及“衣法”，“付法传衣”在惠能在世时已是公认。神会在滑台论定禅门宗旨时（732）说“其袈裟今现在韶州”，证明惠能受弘忍付嘱而为禅门正统。后神会被陷害而遭谪迁（753），之后因安史乱事回到洛阳，此时惠能传法袈裟被请入皇室供养，此事有史料载录为证。
③禅门前例：在当时的禅门，弘忍的弟子玄赜便付嘱净觉并付与衣钵（720顷）。也许说是弘忍所传；即使是玄赜自己的，师资授受的“付法传衣”，也是神会北上（730顷）前禅门早有的先例。
④在禅宗所有文献中，从来没有人否认“传衣”，北宗学者也无人否认。而且玄赜自己也在传弟子衣钵。惠能受弘忍的“付法传衣”，为佛教界所公认。
惠能作偈呈心
作偈说的质疑：惠能与神秀作偈呈心，而独得弘忍的付与衣法，出于《坛经》。这一部分《神会语录》没有说到，神会宣称惠能得五祖衣法批评神秀门下，也没有说到作偈。这部分文字有贬抑北宗神秀的意味，所以有推论认为：这是受神会评难北宗的影响，为神会门下所作。神会宣扬惠能的顿教，不是以《坛经》为教材。《坛经》是曹溪门下所传的手写秘本，传到荷泽门下手中时已有过添糅。从《坛经》这一流传演变来说，神会没有说到，有认为是神会及神会门下起初还没见到《坛经》，而并非那时的《坛经》还没有作偈的部分。
作偈的考察：“偈”是印度文学形式之一，实有多种类别。在经典的传译中，到唐代已有六百年的历史了。唐代新文学──诗的日渐隆盛，中国佛教的应用偈颂，也就受影响而盛行起来。早在鸠摩罗什与慧远的时代，已用偈来表达心境了。[68] 慧可早就是“乍托吟谣”；答向居士书，就是七言十句的偈颂。印顺法师认为：“禅者是直观的，与艺术者的意境相近”，所以禅者的文学不重说理，而多表现为诗偈。在炖煌本《坛经》中看出，惠能在说话中杂有可以讽诵的偈颂。所以这类偈子“没有必要去设想为后起的”。
神秀的作偈与失付：神秀在当时教授师的地位，因受大家仰望而不得不作偈。神秀认为，如不作偈，五祖便不知自己见解的浅深。但“求法即善，觅祖不善”。故神秀其实有意求法而无意求祖，求法是印证见解而求更深的法门；而求祖多少有点权威名望的功利意味。如为了求法应该作偈；为了求祖则不应该。作还是不作，神秀感到“甚难甚难”。神秀所作偈，与神秀思想是吻合的。弘忍对于这首偈，要人焚香读诵，也相当推重，并有意付法与神秀，而神秀却说：“不敢求祖”，只求五祖的开示。弘忍曾“命之洗足，引之并座”，是付嘱的表示，而神秀却“涕辞而去”，还一度“潜为白衣”。印顺法师认为：弘忍本来要付法给神秀而又中止，当时除惠能偈意的深彻而外，主要为神秀没有担当祖位的自信。而关于神秀作偈，虽说是惠能所说，但经后人之手则多少有失原意。然炖煌本这部分的叙述并没有严重贬毁的意味。
（8）惠能禅法宗风 惠能见性成佛
《坛经》的主体──大梵寺说法，是“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说摩诃般若波罗蜜”首先揭示“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于是立“定慧不二”；“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为宗”；“说摩诃般若波罗蜜，顿悟见性”。这是依经说的“般若”，“定慧”，“三昧”等发明见性。开示本性“念念不住”，修“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念生”的无念法门。“授无相戒”部分直示众生身心中，自性佛，自性三宝，自性忏，自性自度等。佛不在外求的意趣格外明显。而答疑的“功德在法身”和“净土在自心”也与此相契合。这二部分，《坛经》（炖煌本）以“自性”为主题而贯彻一切，直显自性，见性成佛。
惠能“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继承了道信以来的禅门，是“不念佛，不看心，不看净”的一流。惠能在东山传统“即心是佛”的基石上树立起“见性成佛”的禅，这融合了南方盛行的《大般涅槃经》的佛性说。《涅槃经》的“佛性”是“如来藏”的别名。如来藏，我，佛性，不但是小乘，菩萨也不容易明见，如《大般涅槃经》说：“菩萨虽具足行诸波罗蜜，乃至十住，犹未能见佛性。如来既说，即便少见”。能究竟明见的是佛，也如《大般涅槃经》所说：“诸佛世尊，定慧等故，明见佛性，了了无碍”。
惟有佛能了了见佛性，明见佛性就是佛，所以梁代僧亮说“见性成佛”。印顺法师认为，这里体现了“定慧等”与“见性成佛”的关系，同时也找到《坛经》“定慧不二”，“见性成佛”的来源。而曹溪惠能融合了《大般涅槃经》的“佛性”──“见性成佛”，与达摩的“真性”禅和道信的“念佛心是佛”相比较，内涵更广大了，而实质还是一脉相传的如来藏说。不过曹溪禅融合了“佛性”（即是“我”），更通俗简易，更适合多数人心，更富于“真我”的特色。
（9）惠能直指心传
曹溪的禅风不只是“见性成佛”，而且是“直指心传”。东山门下的禅是有层次的。一般是“念佛名，令净心”，如学者有所领会则“密来自呈，当理与法”。授与的法不被局外人所知，这是“密以方便开发”的“密意”、“密印”。惠能不用念佛、净心等方便，而“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受无相戒”，直捷了当指出“众生本性念念不住”；“性起念，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要学者直从自己身心去悟入自性──“见性”。虽还是言说，而到达了言说的边缘。这将东山门下的密授公开了。惠能“直指”、“直示”；弟子“直了”、“直入”。凭惠能自身的深彻悟入和善识根机，要学者直下去顿见真如本性，禅风焕然一新。
到这里，达摩禅经历二度的发展：达摩传来的如来藏禅，本是少数人的修学，“领宗得意”不容易多得。道信与弘忍在“一行三昧”的融合下，念佛，长坐，使门庭广大起来，引入甚深法门。但东山的“法门大启”，不免流于“看心，看净，不动，不起”的方便。曹溪惠能不用“念佛”、“看心”等方便，直示“本有菩提般若之智”，以“无念为宗”， 要人从自己身心去“见性成佛”；将楞伽如来藏禅的核心，在普遍化的基础上，不拘于方便，而直捷简易的弘阐起来，这就是《坛经》所说的“大乘顿教”。
之后，《坛经》经过了神会门下和洪州门下的添糅，洪州门下从见闻觉知、动静语默中去悟入；神会门下从现前心念，以“无念”而悟入。而这“直显心性”的曹溪禅并不是新起的，却是东山门下所传的：教外别有宗──不立文字，顿入法界，以心传心的达摩禅。原始的如来藏说，从达摩到曹溪门下，更加的公开、简易、直捷。人人有佛性，见性成佛；也就是人人有我，见我得解脱。这对一般人来说，因其简易、直捷不过，容易为人所接受、体验。所以“凡言禅者皆本曹溪”。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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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惠能付法传衣 付法传统：付法在佛法中具有古老而深远的意义。阿育王时代的南北佛教都有五师相承的“付法”制度；五师以后部派分化，代表全佛教统一性的付法虽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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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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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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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惠能人物关系
惠能同门
法如：是弘忍临终时侍奉在身边的一位。弘忍去世约十年（686），他在嵩山少林寺开法，不久（689）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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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世界信仰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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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六祖“肉身”的造法，
据广东省考古学家徐恒彬、韶关市博物馆和南华寺僧人考证和研究，这座六祖造像的确是以六祖慧能的肉身为基础，用中国独特的造像方法——夹苎法塑造的。其法是：慧能圆寂前，身披袈裟，双腿盘屈，打坐入定，不吃不喝，使体内营养和水分逐渐耗尽，最终坐化圆寂。然后将遗体放在两个盖密的大缸之中的木座上，座下有生石灰和木炭。座上有漏孔。经过相当时间后，内脏和遗体上的有机物腐烂流滴到生石灰上，不断产生热气，水分被吸干，变成坐式肉身干体。然后进行塑造。先上香泥，其次加布，再以铁叶、漆布固颈。由于方辨是慧能弟子，不止一次为慧能塑过像，对他的音容相貌、气质神态有深刻的了解，因此这尊塑像很成功的反映出慧能超脱的气质和高僧的形象，成为流传千古的真身像。
（15）六祖慧能的故事
慧能， 亦称惠能（公元638——713年），俗姓卢，原籍范阳（今北京涿县），父亲原有一定的官职，后被贬迁到新州（今广东新兴县）为平民。慧能二十四岁，父逝，家贫寒，砍柴谋生，奉养老母。一日，路过一旅店，听闻有人大声诵读《金刚经》，就放下肩上的柴草，静心倾听。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豁然大悟，身心安乐。上前对念经人说：“刚才所念什么经？从哪里得来？”客人说：“是《金刚经》，是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五祖弘忍大师那里得来。”慧能便发心要修学禅宗。当即有一客人施舍十两银子。他安置了老母，便向黄梅而去。 慧能到了东禅寺，五祖弘忍收留他在寺中干杂活。过了几个月，弘忍唤所有门人至堂下，说：“世人生死问题是最重要的，如果只求福报，不求脱离生死苦海，自性失了，福报又算什么呢？你们各自写一首表达自性的偈子给我看，我要传衣钵了。” 当时已升任上座的神秀和尚作偈一首：“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慧能认为这四句话，道理虽然说得很好，只是渐次法门，不合“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清静妙修的道理。于是针对此偈也作了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弘忍心里赞赏慧能的境界，却不当众明示。晚间他拿了一根手杖，到米房去看慧能。慧能正在舂米，弘忍问：“米熟否？”慧能说：“米熟久矣，欠筛耳”。意为我参禅功夫已熟，只是未得衣钵而已。弘忍就将手杖向米袋上敲了三下，慧能心领神会。到了半夜三更，慧能就恭敬虔诚地走到五祖的卧室跪了下来，弘忍为慧能开宗就法，机教相当，心心相印，将祖传的衣钵传给了慧能，然后指示慧能立即离开寺庙，以免发生不测。 弘忍连夜送慧能赶到九江，欲渡河时，慧能劝阻弘忍不要再送，他说：“迷时靠师渡，悟时要自度”。弘忍回到寺里，过了三天，才普告全寺门人：我的正法已经南传了。 慧能离开黄梅后，先后有几百人在后面追，其中有一位曾做过武将的僧人慧明最先追上慧能，讨要衣钵。慧能便把衣钵放在石头上，任他取走，他却费尽力气也拿不动。当下心生惭愧，对慧能说：“我为法而来，不为衣钵，望仁者为我说法”。 慧能说：“你既为法来，坐下说话。”开示说：“不思善，不思恶，如何是本来面目？”慧明若有所悟，问：“大师，除此密言密意之外，还有密否？”慧能说：“与你说者就不是密，密就在你身边。”慧明大悟，拜慧能为师，慧明也就成了慧能的第一个大弟子。 慧能逃过众人追踪，来到曹溪山中，潜心修行十五年，觉得弘法的时机已到，就到广州参拜印宗法师。 当天夜里，慧能在殿中听到两个和尚因佛前所挂长幡被风吹动而辩论，一个说是风动，一个说不是风动而是幡动，彼此争吵不休。慧能说：你们不要争了，既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而是“仁者心动”。印宗法师在旁边听到慧能的话，认为一定是位大德高僧，就请慧能为大家开示佛法要义。慧能趁机就把弘忍传给他的衣钵亮了出来，印宗愿事慧能为师。慧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自此也就正式受戒为僧。 次年，慧能移住曹溪宝林寺，开讲佛法达三十余年，声名远播。其时“则天太后、孝和皇帝，并敕书劝谕，征赴京城”，慧能“竟不奉诏”，“遂送百衲袈裟及钱帛等供养”（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慧能卒于曹溪，年七十六岁。在其门下得法弟子有四十三人，著名者有法海、神会、怀让、行思等人，后来都是独树一职的禅宗大师。 由于神会等人对北宗渐悟一派进行长期的抨击，在慧能逝世后南北两宗的对立日益激烈，至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69年）神会被朝庭正式立为禅宗七祖，南宗终于获得了众所认可的正统地位。自此，曹溪顿教一直被学禅者视为正宗禅法，而北宗则渐趋衰落。 慧能倡导顿修顿悟、明心见性的禅法，在中国佛教史上掀起了一场不假他求、但明自心的革新。从慧能开始，“禅”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以往的禅定修行转化成一种在人心深处、贯穿于百姓日常生活的对于真实性的体悟。研究慧能佛教思想的资料主要是《坛经》一书，它是慧能弟子或再传弟子等所记载的慧能的言行录。 中国僧人的说教被称为“经”，至今也独此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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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中768，韩愈（768—824）56岁， 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27
韩愈：信仰儒家，尊儒却不墨守
韩愈是古文运动倡导者，他的散文很有名，特别《师说》，为师须“传道，释疑，解惑”，说得太好了。
家强在本章分7节：（1）韩愈的简介和生平（2）韩愈主要成就 韩愈文学。（3）韩愈思想。（4）韩愈人物评价。（5）韩愈个人作品（6）韩愈轶事典故（7）韩愈后世纪念.
（1）韩愈的简介和生平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推官，累官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年），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后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1]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在旧《广东通志》中被称为“广东古八贤”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人物生平 韩愈刻苦学儒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韩愈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他的祖辈都曾在朝或在地方为官，其父韩仲卿，官至秘书郎，在韩愈三岁时便逝世。韩愈由其兄韩会抚养成人，他自念是孤儿，从小便刻苦读书，无须别人嘉许勉励。韩愈七岁时读书，言出成文，十三岁时就能写文章。
韩会早逝后，韩愈随寡嫂郑氏避乱宣城，颠沛流离。十九岁时，韩愈至京师长安，当时文人作文章大多崇尚仿古，模拟扬雄、董仲舒的著述风格，而独孤及、梁肃学问最为深奥，受人推崇。韩愈与其交往，锐意钻研，希望自己在一代人中崭露头角。及至应进士科考试时，他将文章投递到公卿之间，前宰相郑余庆对其大加的赞赏，韩愈因而闻名一时。
韩愈科举之路
贞元二年（786年），韩愈离开宣城（即宣州），只身前往长安，欲投奔族兄韩弇。适逢韩弇前往河中，后遇害，韩愈遂投靠名将马燧。后曾作《猫相乳》以感其德。
贞元五年（789年），返回宣城，此后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失败。
贞元八年（792年），韩愈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终于登进士第。
贞元九年（793年），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遭遇失败。同年，韩愈之嫂郑夫人逝世，他返回河阳，为其守丧五个月。
贞元十年（794年），再度至长安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又失败。
贞元十一年（795年），第三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仍失败。期间曾三次给宰相上书，均未得到回复。同年，离开长安，经潼关回到河阳县，于是前往东都洛阳。
韩愈两入幕府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因为受宣武节度使董晋推荐，得试秘书省校书郎，并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
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间，在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董晋逝世，韩愈随董晋灵柩迅速离境。韩愈刚离开四日，宣武军便发生兵变，留后陆长源等被杀，军中大乱，韩愈因先离开而得免祸。韩愈随从董晋灵柩至洛阳，其后于二月末抵达徐州。同年秋，韩愈应徐、泗、濠三州节度使张建封之聘，出任节度推官，试协律郎。同年冬，张建封派韩愈前往长安朝正。
韩愈谈论直爽坦率，从不畏惧或回避什么，操行坚定纯正，却不善于处理一般事务。
贞元十六年（800年）春，韩愈回到徐州，于同年夏离开徐州，回到洛阳。同年冬，韩愈前往长安，第四次参吏部考试。
韩愈屡遭贬谪
贞元十七年（801年），通过铨选。
贞元十八年（802年）春，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曾告假回到洛阳，前往华山游玩。
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当时关中地区大旱，韩愈在查访后发现，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关中饿殍遍地。目睹严重的灾情，韩愈痛心不已。而当时负责京城行政的京兆尹李实却封锁消息，谎报称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韩愈在愤怒之下上《论天旱人饥状》疏，反遭李实等谗害，于同年十二月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令。
贞元二十年（804年）春，韩愈抵达阳山县就职。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春，韩愈获赦免，于夏秋之间离开阳山县。八月，获授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
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正式担任国子博士。
元和四年（809年）六月十日，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
元和五年（810年），降授河南县令。当时，魏、郓、幽、镇四藩镇各设留守藩邸，暗中蓄养士兵，并窝藏逃犯，意图不轨。韩愈要揭发他们的违法行为，便部署官吏，事先自断他们与百姓往来，等天明就公布，留守官员十分害怕，被迫停手。
元和六年（811年），任尚书职方员外郎，回到长安。
元和七年（812年）二月，复任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韩愈认为自己才学高深，却屡次遭贬斥，便创作《进学解》来自喻，宰相看后很同情韩愈，认为他有史学方面的才识，于是在同年三月改韩愈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奉命修撰《顺宗实录》。
元和九年（814年）十月，韩愈任考功郎中，仍任史馆修撰。同年十二月，任知制诰。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晋升为中书舍人，此后获赐绯鱼袋。不久，厌恶韩愈的人称他先前任江陵掾曹时，荆南节度使裴均留他住宿礼遇厚重，裴均之子裴锷乃平庸浅陋之人，裴锷看望父亲时，韩愈在为裴锷送行的文章序中，仍称呼裴锷的字。这一说法在朝官中引起很大反响，韩愈因此被改授为太子右庶子。
韩愈随征淮西
元和十二年（817年）八月，宰相裴度任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聘请韩愈任行军司马，赐紫服佩金鱼袋。韩愈曾建议裴度派精兵千人从小路进入蔡州，必能擒拿吴元济。裴度未及采行，李愬已自文城（今河南唐河）提兵雪夜入蔡州，果然擒得吴元济。三军谋略之士，无不为韩愈惋惜。韩愈又对裴度说：“如今凭借平定淮西的声势，镇州王承宗可用言辞说服，不必用兵。”他便找到柏耆。口授致王承宗的书信，叫柏耆执笔写下后，带上书信进入镇州晓喻王承宗，王承宗摄于兵威，就上表献上德、棣二州，表示服从朝廷。
同年十二月，淮西平定后，韩愈随裴度回朝，因功授职刑部侍郎，宪宗便命他撰写《平淮西碑》，其中很大篇幅叙述裴度的事迹。当时李愬率先进入蔡州生擒吴元济，功劳最大，他对韩愈所写愤愤不平。李愬之妻入宫禁诉说碑辞与事实不符，宪宗便下令磨掉韩愈所写碑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刻石为碑。
元和十三年（818年）四月，尚书左仆射郑余庆因谙熟典章，被任命为详定使，引韩愈、李程为副使，崔郾等为判官，对朝廷仪制、吉凶五礼加以修定。
韩愈谏迎佛骨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宪宗派使者去凤翔迎佛骨，长安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极力劝谏，认为供奉佛骨实在荒唐，要求将佛骨烧毁，不能让天下人被佛骨误导。宪宗览奏后非常生气，要用极刑处死韩愈，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劝谏，宪宗却仍愤怒。一时人心震惊叹惜，乃至皇亲国戚们也认为对韩愈加罪太重，为其说情，宪宗便将他贬为潮州刺史。韩愈被贬，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表达了自己忠心进谏、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韩愈到潮阳后，上奏为自己辩白。宪宗对宰臣说道：“昨日收到韩愈到潮州后的上表，所以想起他谏迎佛骨之事，他很是爱护朕，朕难道不知道？但韩愈身为人臣，不应当说人主奉佛就位促寿短。朕因此讨厌他太轻率了。”宪宗意欲重新起用韩愈，所以先说及此事，观察宰相的态度。但皇甫镈憎恨韩愈为人心直口快，怕他重被起用，便抢先回答说；“韩愈终究太狂放粗疏，暂且可考虑调到别郡。”适逢大赦，宪宗便于同年十月量移韩愈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
元和十五年（820年）春，韩愈抵达袁州。按照袁州风俗，平民女儿抵押给人家做奴婢，超越契约期限而不赎回，就由出钱人家没为家奴。韩愈到后，设法赎出那些被没为家奴的男女，让他们回到父母身边。于是禁止此种风俗，不许买人为奴。
同年九月，韩愈入朝任国子祭酒，于冬季回到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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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出使镇州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当时，镇州（今河北正定）兵变，杀害新任成德节度使田弘正，都知兵马使王廷凑自称留后，向朝廷索求节钺。
长庆二年（822年）二月，朝廷赦免王庭凑及成德士兵，命韩愈为宣慰使，前往镇州。
韩愈即将出发时，百官都为他的安全担忧。元稹说：“韩愈可惜。”穆宗也感到后悔，命韩愈到成德军边境后，先观察形势变化，不要急于入境，以防不测，韩愈说：“皇上命我暂停入境，这是出于仁义而关怀我的人身安危；但是，不畏死去执行君命，则是我作为臣下应尽的义务。”于是毅然只身前往。
到镇州后，王庭凑将士拔刀开弓迎接韩愈。到客房后，将士仍手执兵器围在院中。王庭凑对韩愈说：“之所以这么放肆无礼，都是这些将士干的，而不是我的本意。”韩愈严厉地说：“皇上认为你有将帅的才能，所以任命你为节度使，却想不到你竟指挥不动这些士卒！”
有一士卒手执兵器上前几步说：“先太师（王武俊）为国家击退朱滔，他的血衣仍在这里。我军有什么地方辜负了朝廷，以致被作为叛贼征讨！”韩愈说：“你们还能记得先太师就好了，他开始时叛乱，后来归顺朝廷，加官进爵，因此，由叛逆转变而为福贵难道还远吗？从安禄山、史思明到吴元济、李师道，割据叛乱，他们的子孙至今还有存活做官的人没有？”众人回答：“没有。”
韩愈又说：“田弘正举魏博以归顺朝廷，他的子孙虽然还是孩提，但都被授予高官；王承元以成德归顺朝廷，还未成人就被任命为节度使；刘悟、李祐当初跟随李师道、吴元济叛乱，后来投降朝廷，现在，都是节度使。这些情况，你们都听说过吗！”众人回答：“田弘正刻薄，所以我军不安。”
韩愈说：“但是你们这些人也害死田公，又残害他家，又是什么道理？”众人都称善。王庭凑恐怕将士军心动摇，命令他们出去。然后，对韩愈说：“您这次来成德，想让我干什么呢？”韩愈说：“神策军和羽林军、龙武、神武六军的将领，像牛元翼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但朝廷顾全大局，不能把他丢弃不管。为什么你到现在仍包围深州，不放他出城？”王庭凑说：“我马上就放他出城。”便和韩愈一起饮宴，正逢牛元翼逃溃围出，王庭凑也不追。
韩愈晚年生活
长庆二年（822年）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年）六月，韩愈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因不参谒宦官，被御史中丞李绅弹劾。韩愈不服，称此举经穆宗恩准。二人性情都固执不让，你往我来，争辩不止，朝廷便派李绅出任浙西观察使，韩愈也被罢免京兆尹，授职兵部侍郎。等到李绅向穆宗告辞赴镇任职时，流泪陈说，穆宗怜惜他，便追发诏书授李绅为兵部侍郎，韩愈改任吏部侍郎。
韩愈病逝于家
长庆四年（824年）八月，韩愈因病告假。同年十二月二日（12月25日），韩愈在长安靖安里的家中逝世，终年五十七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
长庆五年（825年）三月，韩愈葬于河阳。
元丰元年（1078年），宋神宗追封韩愈为昌黎伯，并准其从祀孔庙。
（2）韩愈主要成就 韩愈文学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
韩愈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君主面前敢说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文中的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发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于是韩愈十分感叹，他说：“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这样的文章很像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刘大魁说：“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姚范以为“他人无此”。刘大櫆也说：“祭文退之独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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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出使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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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林纾曾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例如《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与此同时，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他在《寄李翱书》中，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以文为戏”，是很不赞成的。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等等，虽有寓意，并不深远。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自古以来，一篇文章之中能够选出如此大量的历代流传的成语，此文之外，恐不多见。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辞章造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韩诗
韩愈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诗亦有特色，为一代大家，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42] 韩愈多长篇古诗，其中不乏揭露现实矛盾、表现个人失意的佳作，如《归彭城》、《龊龊》、《县斋有怀》等，大都写得平实顺畅。他也有写得清新、富于神韵、近似盛唐人的诗，如《晚雨》、《盆池五首》，尤其是《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但是，韩愈最具独创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则是那些以雄大气势见长和怪奇意象著称的诗作。他“少小尚奇伟”（《县斋有怀》）、“搜奇日有富”（《答张彻》），天生一种雄强豪放的资质，性格中充溢着对新鲜奇异、雄奇壮美之事之景之情的追求冲动，而他一再提倡的“养气”说，更使他在提高自我修养的同时增添了一股敢作敢为、睥睨万物的气概，发而为诗，便是气豪势猛，声宏调激，宛如江河破堤，一泻千里。
韩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观念极强，性格木讷刚直，昂然不肯少屈，这一方面使他在步入官场后的一次次政治旋涡中屡受打击，另一方面也导致其审美情趣不可能淡泊平和，而呈现出一种怨愤郁躁、情激调变的怪奇特征。韩愈诗风向怪奇一路发展，大致始于贞元中后期，至元和中期已经定型。贞元、元和之际的阳山之贬，一方面是巨大的政治压力极大地加剧了韩愈的心理冲突，另一方面将荒僻险怪的南国景观推到诗人面前，二者交相作用，乃是造成韩愈诗风大变的重要条件。他在这一时期写的《宿龙宫滩》、《郴口又赠二首》、《龙移》、《岳阳楼别窦司直》、《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等诗中，使用最多的是那些激荡、惊怖、幽险、凶怪的词语，诸如“激电”、“惊雷”、 “怒涛”、“大波”、出没的“蛟龙”、悲号的“猩鼯”、森然可怖的“妖怪”、 “鬼物”，都辐凑笔端，构成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意象。
在诗歌表现手法上，韩愈也作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用写赋的方法作诗，铺张罗列，浓彩涂抹，穷形尽相，力尽而后止。《南山》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全诗102韵，长达一千多字，连用七联叠字句和51个带“或”字的诗句，铺写终南山的高峻，四时景象的变幻。令人读来，虽觉十分详尽，却又颇为烦琐。再如那首著名的《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极写一场山火的强猛酷烈。这是一种超乎常情的创造，惟其超常，所以生新，惟其生新，所以怪奇。怪怪奇奇，戛戛独造，乃是韩愈在诗歌艺术上的主要追求目标。
但韩愈为诗的新的特点，还不是表现于这类作品，而在于他那“以文为诗”的一些篇什。如《山石》、《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方东树《昭昧詹言》谓前篇乃“古文手笔”，后篇亦“古文笔法”。这样的“手笔”和“笔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辈诗人相比，显然有不同者。因此，叶燮《原诗》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所谓“大变”，正是韩愈之诗新的特点。
（3）韩愈思想
韩愈教育
韩愈三进国子监做博士，担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激励后世和提携人才的文章。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
韩愈思想
韩愈是位重要的思想家。在宋儒眼中，孔、孟之下，便是韩愈。他在儒学式微，释、道盛行之际，力辟佛、老，致力于复兴儒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其实就是复兴儒学的重要手段。
韩愈政治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对于韩愈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郭预衡指出：韩愈《平淮西碑》的主要倾向是“反对藩镇割据，而歌颂平叛的胜利；赞扬主战派，而批评主和派”，认为“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坚定立场，不应因为碑文少写了李愬之功便加以贬低”，而且他“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还不仅表现在平定淮西的一时一事，他在一系列的文章里都贯穿着这个思想。”
韩愈史学
唐人称韩愈有史家的笔力，他撰有《顺宗实录》五卷，是韩愈在韦处厚所撰三卷《顺宗实录》基础上改写而成，他“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忠良好佼，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 从实录可看出他对宫市之斥责，对盐铁使进奉的批判，对京兆尹李实罪行的揭露等等，说明表状所言，符合实情。《实录》送呈以后，受到不少人激烈反对，原因是“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二人上前屡言不实。” 于是“累朝有诏改修”。文宗令路隋等重新改写，几经曲折，终于遵照旨意，将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详正刊去”。
（4）韩愈人物评价
刘禹锡：高山无穷，太华削成。人文无穷，夫子挺生。典训为徒，百家抗行。当时勍者，皆出其下。古人中求，为敌盖寡。贞元之中，帝鼓薰琴。奕奕金马，文章如林。君自幽谷，升於高岑。鸾凤一鸣，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馀年，声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权豪来侮，人虎我鼠。然诺洞开，人金我土。亲亲尚旧，宜其寿考。天人之学，可与论道。二者不至，至者其谁。岂天与人，好恶背驰。昔遇夫子，聪明勇奋。常操利刃，开我混沌。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楯，卒不能困。时惟子厚，窜言其间。赞词愉愉，固非颜颜。磅礴上下，羲农以还。会於有极，服之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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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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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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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煮酒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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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愈个人作品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 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门人李汉曾编其遗文为《韩愈集》四十卷，今有《韩昌黎集》传世。
杂文 《进学解》《杂说》《获麟解》《师说》
序文 《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
传记文 《毛颖传》《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
诗 《答张十一功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驿梁》
史书 《顺宗实录》
（6）韩愈轶事典故
韩愈叩齿庵
韩愈来到潮州后，有一天在街上碰见一个和尚，面貌十分凶恶，特别是翻出口外的两个长牙，韩愈想这决非好人，心想着要敲掉他那长牙。韩愈回到衙里，看门的人便拿来一个红包，说这是一个和尚送来的。韩愈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对长牙，和那和尚的两只长牙一模一样。他想，我想敲掉他的牙齿，并没说出来，他怎么就知道了呢？韩愈立即派人四处寻找那个和尚。见面交谈后，韩愈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很有名的潮州灵山寺的大颠和尚，是个学识渊博的人。韩愈自愧以貌看人，忙向他赔礼道歉。从此，两人成了好朋友。后人为纪念韩愈和大颠和尚的友谊，就在城里修了座庵，叫“叩齿庵”。
韩愈设水布
古时候，潮州韩江里的放排工，既要扛杉木，又要扎杉排，一会儿跳下江，一会儿爬上岸，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常常患上肚痛病和风湿病。于是他们做工索性光着膀子，不穿衣服。每天在江边挑水、洗衣服的妇女，看见放排工赤身裸体，就告到官府。官府交涉过后，放排工只好穿上衣服。韩愈来到潮州，听闻这件事后，他跑到江边实地查看放排工扎排和放排的情形。韩愈认为放排工成天穿着一身湿衣服，容易得病。在回衙后，他便让人到江边通知放排工：今后扎排、放排肘，可以不穿衣服，只在腰间扎块布能遮羞就好了。这块布后来就成了潮州的放排工和农民劳动时带在身上的浴布，潮州人把它叫“水布”。
韩愈性情中人
韩愈性格开朗豁达，与人交往，无论对方发迹或是潦倒，他始终态度不变。年轻时同孟郊、张籍友善，二人声名地位还不高，韩愈不避寒暑，在公卿中赞扬推崇他们。张籍终于得中进士，荣获官禄。后来韩愈虽然身份显贵，每当办完公事的闲暇，便同他们一起谈话宴饮，论文赋诗，和过去一样。而他对那些权豪势要，看作奴仆一般，瞪着眼睛不屑一顾。韩愈很善于诱导勉励后进，留在家中做宾客对待的十分之六七，即使自己早餐也吃不上，仍和颜悦色毫不在意。他总以振兴名声教化、弘扬仁义为己任。帮助内外亲和朋友的孤女婚嫁的近十人。
韩愈吏部开锁
韩愈曾任吏部侍郎，当时吏部的吏员中令史的权势最重，因为是吏部过去常关锁着，等待选补任命的官员不能到吏部来见面。韩愈上任后，将关锁放开，任凭候选官员出入，他说：“人们之所以怕鬼，是因为见不到鬼；如果能够看得见，那么人们就不会怕鬼了。”
韩愈鸢飞鱼跃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连州知州石炳璋从阳山拓韩愈真迹，将“鸢飞鱼跃”四字刻于燕喜亭右后侧的卧龙石上，后有何健的楷书题跋：“韩公大字世罕见之，乾隆壬寅，健秉铎阳山，得四字于土人家，为之勒石。”韩愈“鸢飞鱼跃”石刻见于山东潍坊十笏园、广东潮州韩文公祠、广西贺州小西湖、肇庆七星岩等地，影响颇广。
韩愈过马牵山
韩愈到任潮州时，正逢潮州大雨成灾，洪水泛滥，田园一片白茫茫。他到城外巡视，只见北面山洪汹涌而来，于是他骑着马，走到城北，先看了水势，又看了地形，便吩咐随从张千和李万紧随他的马后，凡马走过的地方都插上竹竿，作为堤线的标志。韩愈插好了堤线，就通知百姓，按着竿标筑堤。百姓听了十分高兴，纷纷赶来，岂料一到城北，就见那些插了竹竿的地方已拱出了一条山脉，堵住了北来的洪水。从此，这里不再患水灾了。百姓纷纷传说：“韩文公过马牵山。”这座山，后来就叫“竹竿山”。
韩愈驱逐鳄鱼
韩愈被贬到潮州做刺史时，当时潮州有一条江，江中有很多吃人的鳄鱼，成为当地一害，许多过江的人都被它们吃了。一天，又有一个百姓遇害了。韩愈忧心忡忡：鳄鱼不除，必定后患无穷。于是韩愈下令准备祭品，决定亲自去江边设坛祭鳄。韩愈摆好祭品后，对着江水大声喊道：“鳄鱼！鳄鱼！韩某来这里做官，为的是能造福一方百姓。你们却在这里兴风作浪，现在限你们在三天之内，带同族类出海，时间可以宽限到五天，甚至七天。如果七天还不走，绝对严处。”从此，潮州再也没有发生过鳄鱼吃人的事情了。人们把韩愈祭鳄鱼的地方称为“韩埔”，渡口称为“韩渡”，这条大江则被称为“韩江”，而江对面的山被称为“韩山”。
韩愈梦吞丹篆
韩愈在年少之时曾有一梦，梦中有一个人和一卷丹篆，自己被迫强行吞下丹篆，旁边还有一人在拊掌大笑，顿时觉得惊恐不已，随即便醒来了。
醒后，韩愈只觉胃中似乎犹如有物体噎住一般，而且尚能记上其中一两字，笔法非凡。之后得缘见到孟郊，总觉得似曾相识，细想之下才惊奇地发现，孟郊就是那个梦中在旁大笑之人。此事在《异人传》中有记载，在《龙城录》中的记录也较为详细，据说韩愈醒后“笔势非人间书也。后识孟郊，似与之目熟，思之，乃梦中旁笑者”。
梦事中所讲“丹篆”即为道教咒符之文，常以丹砂书之，笔画呈云迥篆书。韩愈明确反对佛教信仰，但颇信道教丹药。至于道教符咒之文，实际上并无兴趣。对于韩愈梦中会出现“丹篆”，可理解为两点：第一就是韩愈对文学的追求所产生的梦魇，他追求一种与众不同的书法，笔势特别，所以便在梦中以人们常见的“丹篆”显示出来;第二可能就是在暗喻韩愈等人所提倡的“古文”意趣，“丹篆”正是根据秦汉古文字大篆小篆之形演化而来的。一个文学家和思想家，其行为思想皆可影响其睡梦中的境况，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想”。
关于此梦是韩愈在受人瞩目之后对人所讲述的，所以也不排除有附加成分。而梦中孟郊在旁拊掌而笑，也当属鼓励，而非嘲笑。大概是韩愈潜意识中希望有这样一位朋友，以至于后来见到孟郊，并与其关系密切后，就很自然地把梦中“拊掌而笑”者同密友孟郊联系起来了。
韩愈误传相貌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记载：世人画韩愈像，脸小且美髯，戴纱帽。这其实是南唐的韩熙载，在北宋时还有当时所画的韩熙载像保存，题词非常明确。韩熙载谥号文靖，江南人称之为韩文公，因此世人便误以为是韩愈。韩愈身体肥胖而少胡须。此后，韩愈配享孔子，各州县孔庙所画的都是韩熙载。后世无法辨别，便一直认为韩熙载的画像为韩愈。
韩愈风流成性
据记载，韩愈纵欲且妻妾成群，以致性功能大为衰退。他经常服用壮阳药，古代的壮阳药中多有硫磺成分，多食有害，韩愈听他人建议，把硫磺研成末喂公鸡，等公鸡长大后再食鸡肉，使公鸡先吸取了硫磺的毒性，从而间接获得硫磺的壮阳功效，可是这样吃多了还是使他死于此。宋陶谷《清异录》记载：“昌黎公逾晚年颇亲脂粉，故可服食；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但是，“始亦见功，终致绝命”。
韩愈退之投书
据李肇《唐国史补》记载：韩愈曾与客人共登华山，到达山巅后，发现四周险峻异常，估计没有办法迈步。在惊恐万分的情况写下遗书，发狂大哭。华山所在的华阴县县令想尽办法，才将其救下。
后来，有山西百岁老人赵文备游到“韩退之投书处”，有感韩愈的逸事，遂大笑不止。后人又于旁题刻“苍龙岭韩退之大哭词家赵文备百岁笑韩处”。以后清代李柏登山至此，面对一哭一笑，又表现出另一种心态，并做诗云： “华之险，岭为要。韩老哭，赵老笑，一哭一笑传二妙。李柏不笑也不哭，独立岭上但长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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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愈个人作品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 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门人李汉曾编其遗文为《韩愈集》四十卷，今有《韩昌黎集》传世。
杂文 《进学解》《杂说》《获麟解》《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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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韩愈后世纪念
韩愈陵园、韩愈墓
韩愈陵园（韩愈墓）位于河南省孟州市城西6公里韩庄村北半岭坡上。此地北望太行，南临黄河，是一片丘陵地带。墓冢高大，有砖石围墙，翠柏蓊郁，芳草芨芨，枣树成林。墓前有韩愈祠，明代建筑，三进院落，韩愈雕像坐于祠中。始建于公元825年（宝历元年）。墓地处丘陵地带，墓冢高10余米，冢前建有祠堂，计有飨堂三间，门房三间。祠内共有石碑13通，记载有韩愈生平事迹等。墓前院内有古柏两株，相传为唐代栽植，有清乾隆年间孟县知县仇汝瑚碑记：“唐柏双奇”，左株高5丈，围1.2丈；右株高4丈，围1.1丈。
1986年11月，韩愈墓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韩文公祠（潮州韩愈纪念馆）
韩文公祠（即潮州韩愈纪念馆），位于广东潮州市城东笔架山麓，公元819年（元和十四年），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以戴罪之身，在潮七个多月，把中原先进文化带到岭南，办教育，驱鳄鱼，为民众做了许多好事，被潮人奉为神，潮人并将笔架山改称韩山，山下的鳄溪改称韩江。
咸平二年（999年），在通判陈尧佐的倡导下，韩祠建立。祠宇据地高旷，构造古雅，占地328平方米，系双层垂檐建筑。其下层为展览厅，上层辟为“韩愈纪念馆”，阁前石砌平台正中有2米多高的韩愈平身石像1尊。内分前后二进，并带两廊。后进筑在比前进高出几米的台基上，内供韩愈塑像。堂上有对联：“辟佛累千言，雪冷蓝关，从此儒风开岭娇；到官才八月，潮平鳄诸，于今香火遍瀛洲。”祠内有历代碑刻36块，其年代最早者即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从城南移此，置正堂南墙下。祠内前后二进梁柱，还分悬今人为重修韩文公祠所题写的匾额。韩祠倚山临水，肃穆端庄。
1988年，原侍郎亭旧址又新建了“侍郎阁”（因韩愈曾任刑部侍郎）。周围为历代韩祠碑刻和韩愈笔迹。饶有趣味的是“传道起文”的碑刻，因字形特殊，竟有多种读法。庭园有碑廊，保存现代名人评价韩愈的书法碑刻。后山腰为侍郎阁，阁前有韩愈石雕头像，阁内辞为韩愈生平展览馆。2001年3月5日，韩文公祠被列为河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05月25日，韩文公祠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阳山韩愈纪念馆
阳山韩愈纪念馆，位于广东阳山县境内，这是为了纪念曾任阳山县令的大文豪韩愈而修建。展厅内挂满了韩愈在阳山留下的手迹石刻及历代文人景韩诗文的拓片。展厅内，有一张珍贵的韩愈全身像的拓片。在阳山韩愈纪念馆内，存有肖炳堃的摩刻附有诗及诗序，诗及诗序富有激情，读后让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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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韩愈后世纪念
韩愈陵园、韩愈墓
韩愈陵园（韩愈墓）位于河南省孟州市城西6公里韩庄村北半岭坡上。此地北望太行，南临黄河，是一片丘陵地带。墓冢高大，有砖石围墙，翠柏蓊郁，芳草芨芨，枣树成林。墓前有韩愈祠，明代建筑，三进院落，韩愈雕像坐于祠中。始建于公元825年（宝历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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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927，宋太祖（927－976）50岁，宋朝开国皇帝。37，
宋太祖赵匡胤：信仰儒家
家强对宋太祖赵匡胤的印象，是淮剧《千里送京娘》：“菜籽花开一片黄，兄送妹妹到家乡。兄长好比张君瑞，妹比莺莺女红妆。”可见艺术影响之大。
家强在本章分4节：（1）宋太祖赵匡胤简介和生平。（2）赵匡胤为政举措。（3）赵匡胤历史评价。（4）赵匡胤轶事典故。
（1）宋太祖赵匡胤简介和生平
宋太祖赵匡胤（927年3月21日－976年11月14日），字元朗，宋朝开国皇帝。
后唐明宗天成年间（927年3月21日）生于洛阳夹马营，祖籍涿郡，父亲赵弘殷，母亲杜氏。赵匡胤于后汉隐帝时投奔郭威，其后郭威废汉建周，得任东西班行首，始入宦途。后从征南唐，多有功绩。
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柴荣于北征回京后不久驾崩，逝世前任命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掌管殿前禁军。次年（960年）元月初一，北汉及契丹联兵犯边，时任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的赵匡胤受命前往御敌。初三夜晚，大军于京城汴梁东北二十公里的陈桥驿发生哗变，将士于隔日清晨拥立赵匡胤为帝，史称“陈桥兵变”。大军随即回师京城，后周恭帝柴宗训禅位，赵匡胤登基，改元建隆，国号“宋”，史称“宋朝”、“北宋”。
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976年11月14日），赵匡胤逝世，享年五十岁，在位十六年，谥曰英武圣文神德皇帝，庙号太祖，葬永昌陵。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赵匡胤天成二年（927年3月21日），赵匡胤出生于洛阳夹马营（今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东关），出身军人家庭，高祖赵朓，祖父赵敬。为赵弘殷次子，长兄赵匡济早夭，母亲为杜氏。赵匡胤出生时赤红的光照满屋子，奇异的香味过了一晚上都未散去。身体上有金色，三天都未改变。长大后容貌威武，器度豁达，有见识的人知道他不是一般人。学习骑马射箭，他总是超出其他人之上。曾试骑一匹烈马，也不给马套上笼头，烈马跑到登上城楼的斜道上，他的额头撞在门楣上人从马上掉下来，人们以为他的脑袋一定会被撞碎，不料赵匡胤却从地上慢慢起身，继续追赶马并跃上马背，一点也没有受伤。又曾在韩令坤博士的房中，看到有麻雀在屋外打斗，他们就和赵匡胤去捉麻雀，结果随后屋子就倒塌了。
后汉初年，赵匡胤到处游历而没有遇到住的地方，便在襄阳一座寺庙里住下。有一个老和尚善于看相，看到他之后说：“我把我所有的全部资助给你，你往北去会有奇遇。”赵匡胤往北去以后，于乾祐元年（948年），投后汉枢密使郭威帐下征讨李守贞，屡立战功。
广顺元年（951年），郭威称帝，建立后周，赵匡胤补东西班行首，拜滑州副指挥使，柴荣为开封府尹时，转开封府马直军使。
屡建战功
显德元年（954年），柴荣即位后，赵匡胤执掌禁军。北汉来侵犯，柴荣率领军队抵御来犯之敌，在高平摆开战场。战斗将要展开的时候，指挥樊爱能等人首先逃跑，后周军十分危急，赵匡胤指挥自己的同伴骑上马迅速冲向敌人前锋，北汉军队大败溃逃。赵匡胤乘胜进攻河东城，焚烧城门，左臂被流箭射中，柴荣制止他再攻城。回到京城后，赵匡胤被任命为殿前都虞候，领严州刺史。
显德三年（956年）春天，赵匡胤跟随柴荣征伐淮南，首战在涡口打败南唐军万余人，斩杀南唐兵马都监何延锡等人。南唐节度使皇甫晖、姚凤率领号称十五万的军队，驻扎在清流关，赵匡胤率领军队将其击败。赵匡胤追到城下，皇甫晖说：“我们各自为了自己主人，我希望双方布好阵式以决胜负。”赵匡胤笑着回答说可以。皇甫晖摆好阵式出来迎战，赵匡胤抱着马脖子一直冲入南唐军阵内，手中兵刃砍中皇甫晖的脑袋，并把姚凤一起擒获。赵弘殷率领军队半夜时来到城下，传呼开门，赵匡胤说：“父子诚然是至亲，但是城门开关，却是国家的事情。”等到天亮，赵弘殷才得以进城。韩令坤攻下扬州，南唐派军队来取，韩令坤主张退兵，柴荣命令赵匡胤率兵二千赶往六合。赵匡胤下令说：“扬州兵敢有过六合的，砍断他们的脚。”韩令坤才固守扬州。赵匡胤不久在六合东面打败南唐齐王李景达，斩杀一万多人。回来后，赵匡胤被任命为殿前都指挥使，不久又被委任为定国军节度使。
显德四年（957年）春天，跟随柴荣出征寿春，攻克连珠寨，乘势攻下寿州。还军后，柴荣拜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太保，仍旧担任殿前都指挥使。这年冬天，跟随柴荣征伐濠州、泗州，充当前锋，当时南唐在十八里滩扎寨，柴荣刚刚商议用骆驼摆渡军队时，而赵匡胤已率先单骑横渡而过，他的部下骑兵也紧随他渡过了河，因而攻破南唐军寨。又用缴获的南唐战舰乘胜进攻泗州，攻克了泗州。南唐在清口驻屯军队，赵匡胤跟柴荣两翼分兵沿淮河东下，连夜追到山阳，俘虏南唐节度使陈承昭献给柴荣，因而攻下楚州。乘胜进军，在迎銮江口打败南唐军，直抵南岸，烧毁南唐军营寨，又在瓜步攻破南唐军，淮南平定。南唐主李璟畏惧赵匡胤的威名，在柴荣那里使用离间计，派遣使臣送给赵匡胤 ，馈赠三千两白金，赵匡胤把白金全部送到内府，南唐的离间计失败。
显德五年（958年），赵匡胤改任忠武军节度使。
显德六年（959年），柴荣北伐，赵匡胤担任水陆都部署。到达莫州，先到瓦桥关，守将姚内斌投降；打退几千名契丹骑兵，关南平定。柴荣在行军路上，审阅各地所上文书，得到一只皮口袋，袋中有一块三尺多长的木板，上面写着“点检作天子”，柴荣感到这件事十分奇怪。当时张永德任点检，柴荣卧病，回到京城，任命赵匡胤为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用来代替张永德。同年，柴荣驾崩，年仅七岁的柴宗训继位，赵匡胤改任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
陈桥兵变
赵匡胤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风闻契丹和北汉联兵南下，后周宰相范质等人不辨真假，匆忙派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抵御。正月初二，赵匡胤统率大军离开都城，夜宿距开封东北20公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兵变计划就付诸实践了。这天晚上，赵匡胤的一些亲信在将士中散布议论，说“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将士的兵变情绪很快就被煽动起来。正月初三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后改名光义即宋太宗赵炅）和亲信赵普见时机成熟，便授意将士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皇帝登基的黄袍披在假装醉酒刚刚醒来的赵匡胤身上，并皆拜于庭下，呼喊万岁的声音几里外都能听到，遂拥立他为皇帝。赵匡胤却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
拥立者们一齐表示“惟命是听”。赵匡胤就当众宣布：“回开封后，对后周的太后和小皇帝不得惊犯，对后周的公卿不得侵凌，对朝市府库不得侵掠，服从命令者有赏，违反命令者族诛，诸将士都应声“诺”！”于是赵匡胤率兵变的队伍回师开封。
守备都城的主要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都是赵匡胤过去的“结社兄弟”，得悉兵变成功后便打开城门接应。当时在开封的后周禁军将领中，只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仓卒间想率兵抵抗，但还没有召集军队，就被军校王彦升杀死。陈桥兵变的将士兵不血刃就控制了后周的都城开封。
这时后周宰相范质等人才知道不辨军情真假，就仓促遣将是上了大当，但已无可奈何，只得率百官听命，翰林学士陶谷拿出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禅代诏书，宣布柴宗训位。赵匡胤遂正式登皇帝位，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封恭帝柴宗训为郑王。由于赵匡胤在后周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藩镇所在地是宋州（今河南商丘），遂以宋为国号，定都开封，改元“建隆”。
袭占荆湖
赵匡胤建立北宋后，眼见天下割据势力林立，便对赵普说：“我睡不着觉，因为卧床以外都是人家的地盘。”在赵普的帮助谋划下，赵匡胤在平定李筠、李重进叛乱后，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军制，发展生产，巩固统治。经过两年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准备，确定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决策，决心通过战争创造统一局面。遂于建隆三年九月，部署兵力守卫西、北边境，防止辽、北汉南掠；选择荆、湖为突破口，挥师南下，开始了统一战争。
荆南、湖南地处长江中游要冲，南北相邻，又东临南唐，西接后蜀，南靠南汉。占领荆、湖，即可割裂江南诸国，为各个击破创造条件。为此，宋廷决定寻机出兵荆、湖。
建隆三年（962年）十月，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死，十一岁的周保权继位。衡州刺史张文表乘机兵变，占领潭州（治湖南长沙），威逼朗州（治武陵，湖南常德）。 周保权为讨张文表，向宋求援。赵匡胤决定以假途灭虢方略，出师湖南、假道荆渚，以达一箭双雕的目的。乾德元年正月，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率十州兵以助湖南讨张文表为名，借道荆南。 二月初九，慕容延钊暗遣李处耘率数千轻骑，攻占江陵（属湖北）城，迫节度使高继冲降，荆南遂亡。 时周保权已干息内乱，知宋欲图湖南，为阻宋军南下，命指挥使张从富领兵阻截。二月底，宋军水陆并进，突破三江口（南岳阳北），缴获战船七百艘，占领岳州（治巴陵，今湖南岳阳）。三月初十，占领朗州，周保权被俘，湖南遂平 。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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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927，宋太祖（927－976）50岁，宋朝开国皇帝。37，
宋太祖赵匡胤：信仰儒家
家强对宋太祖赵匡胤的印象，是淮剧《千里送京娘》：“菜籽花开一片黄，兄送妹妹到家乡。兄长好比张君瑞，妹比莺莺女红妆。”可见艺术影响之大。
家强在本章分4节：（1）宋太祖赵匡胤简介和生平。（2）赵匡胤为政举措。（3）赵匡胤历史评价。（4）赵匡胤轶事典故。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514。星期六，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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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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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灭后蜀
宋平荆池后，即部署攻蜀。后蜀主孟昶闻讯，欲依托川陕险要地势，严兵拒守，同时遣使约北汉共同反宋。赵匡胤获后蜀叛将赵彦韬，得知蜀军兵力部署，遂下令出兵。
乾德二年（964年）十一月，赵匡胤命分兵两路：北路以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为副都部署，率步骑三万出凤州（治梁泉，陕西凤县东北风州镇），沿嘉陵江南下；东路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廷让为副都部署，率步骑两万出归州（治湖北秭归），溯长江西进。 两路分进合击，约期会攻成都。孟昶得知，命王昭远为北面行营都统，率兵数万北上扼守利州（治绵谷，四川广元）、剑门（四川剑阁东北）等关隘。十二月，北路军占领利州。
乾德三年（965年）正月初，突破剑门险要，大败蜀军，俘王昭远，继占领剑州（治普安，四川剑阁）。东路刘廷让军突破巴东咽吭夔州（治四川奉节东白帝），连克万（治南浦，四川万县）、开（治开江，四川开县）、忠（治临江，四川忠县）、遂（治方义，四川遂宁）等州。两路直逼成都，孟昶举城投降，后蜀灭亡。
平定江南
荆湖、后蜀灭亡后，南唐、吴越臣服，唯南汉主刘鋹拒绝附宋。开宝二年（969年）六月，赵匡胤以右补阙王明为荆湖转运使，做出战物资准备。公元970年（开宝三年）九月初一，命潭州防御使潘美为贺州道行营兵马都部署，率十州兵长驱南下，中间突破，直趋贺州（治临贺，广西贺县东南贺街）。潘美声言沿贺水东取兴王府（广州），以诱歼南汉军主力。及刘鋹派大将伍彦柔率舟师溯郁江、贺水西上增援，宋军伏击获胜，杀伍彦柔，占领贺州。 十二月，进至韶州（治曲江，广东韶关），南汉都统李承渥率兵十万于莲花峰（韶关东南）下，列象阵迎击宋军，宋军以强弓劲弩破其阵，占领韶州。
开宝四年（971年）正月，宋军攻克英（广东英德）、雄（治浈昌，广东南雄）州。二月，进至马径（广州北），以火攻破南汉招讨使郭崇岳六万兵，继攻陷兴王府，刘鋹降，南汉灭亡。
宋灭南汉后，南唐后主李煜，明臣服以求自保，暗备战以防宋军进攻。赵匡胤志在统一江南。经两年准备，于开宝七年九月，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为异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偕都监潘美，统领十万大军出荆南，调吴越军出杭州（屑浙江）北上策应；并遣王明牵制湖口（属江西）南唐军，保障主力东进。 十月十八日，曹彬率军顺长江东下，水陆并进，攻破池州（治秋浦，安徽贵池），占领采石（安徽当涂北）。 于十一月中旬，在采石架通长江浮桥，保障大军渡江，继续向东推进。八年正月初三，宋军破溧水（属江苏），继与十万南唐军激战于秦淮河（江苏南京西），大败南唐军，直逼江宁（江苏南京）城，在西路王明军和东路吴越军配合下，全歼南唐神卫军都虞侯朱令赟率领的十万救援军，于十一月二十七日攻破江宁，李煜降，南唐灭亡。
离奇去世
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十九日夜，赵匡胤召其弟赵光义饮酒，共宿宫中；隔日清晨，赵匡胤暴死，享年50岁，谥曰英武圣文神德皇帝，庙号太祖。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四月二十五，葬于永昌陵（位于郑州巩义）。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加上尊谥曰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
关于赵匡胤的死，《湘山野录》有“烛影斧声”的说法大行于世，认为赵匡胤是被意图篡位的赵光义谋杀。
赵光义为了证明自己即位的合理性，提出了世所未见的“金匮之盟”一说，说赵匡胤生前承诺母亲杜太后，日后将帝位传给光义。
（2）赵匡胤为政举措
宋初，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之下，北有契丹和北汉，南有南唐等一些小国家。宋太祖在位期间，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使国家逐步走向统一，同时通过采取“收起精兵，削夺其权，制其钱谷”的三大纲领，巧妙的“杯酒释兵权”、“削弱相权”、“罢黜支郡”、“强干弱支”、“内外相维”、“三年一易”、“设置通判”、“差遣制度”等措施加强中央集权，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革除了五代弊政，使国家呈现出和平、安定的局面。
政治
中央集权赵匡胤宋朝的政治机构，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分列为政事、军务和财政三大系统，相互平行，分别由皇帝直接统属。另设御史台等机构。地方权力集中到朝廷后，又进一步集中于皇帝。
行政权的集中：在中央，设立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削弱和分割宰相的权力，实行军政、民政和财政的三权分立。在地方，派文臣担任知州；并设通判与之相互牵制。
财权和司法权的集中：设转运使把地方收入大部分运送中央；在地方司法人员由中央派文官担任，死刑须报请中央复审和核准。
宋代官制有官、职、差遣之分。“官”是一种等级待遇，供定薪之用，表示禄位、品级的高低。“职”只是一种虚衔，如学士、待制等，不是职务。只有“差遣”才是实际职务，握有实权。
宰相：宋沿唐制，设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尚书、门下列于外朝，中书设于禁中，称政事堂。实际执政的宰相仍沿唐制，用同平章事名号，无定员，有二人即分日掌印。宋初仍用后周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为相。乾德二年（964年），范质等三相请退，独用赵普作宰相。为了防止赵普擅权，又以薛居正、吕余庆作副相，称参知政事，此后成为定制。
枢密使：唐代宗时，开始设内枢密使，用宦官掌管朝廷机密。唐末，枢密使专权，造成祸乱。五代时，仍存枢密院掌管朝政。枢密使等于宰相之外的又一个宰相。宋朝建立后，枢密使改为专掌军事政令，调动禁军，与宰相文武并立。中书省与枢密院号称“二府”（政府、枢府）。枢密院的大事都要奏报皇帝批旨。宰相与枢密使分别朝奏，彼此不相知。皇帝由此分别控制了政权和军权。
三司使：三司使总管四方贡赋和国家财政，地位仅次于宰相，称“计相”。三司使统领三部：盐铁掌管工商收入及兵器制造等事；度支掌管财政收支和粮食漕运等事；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榷酒等事。地方州郡赋税收入除留一小部分外，其余全部由中央掌握，三司权任甚重。
刑部：宋太祖时，刑部复核各地大辟罪案。
学士院：学士院设翰林学士若干人，职责是为皇帝起草诏书，包括宰相的任命、对外的国书等。翰林学士还侍从皇帝“备顾问”，可以直接向皇帝提出对国事的建策。
御史台：宋沿唐制，朝廷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台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初无专官，由其他官员兼职。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最高官员。
科举改革
宋代建国后，充分吸取了唐、五代时科场积弊的教训，在科举考试中采取了一系列防微杜渐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有：
锁院制度：即在“知贡举”（主考官）、“权知贡举”（副考官）等考官人选确定后，立即将他们锁于贡院之中，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避免出现考官向亲朋好友泄露试题现象。
弥封制度：即在考生考试结束后，由专人将考生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部分用纸糊起来，再交给考官评判。直到最后统计成绩时，才能拆封公布姓名，否则即为作弊。这也是后世考试中密封试卷制度的起源。
誊录制度：据宋人记载，实行弥封制后，科场上又发生了考生在试卷上书写标记、暗语的问题，于是“誊录”之制随之出现，即在考生交完试卷后，朝廷雇请一批抄写书手将考卷重新誊录一遍，再交考官，其用意在于进一步杜绝“弥封”措施的纰漏。
别试：即针对考官的子弟特设考场考试的制度。在这样的特殊考试过程中，另派考官监考、阅卷，以防止徇私舞弊现象的出现。同时，对当朝大臣权贵的子弟往往还要多复试一次，以甄别是否有人利用权势将无能子弟的成绩拔高。
经济
赵匡胤对有关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黄河下了很大的力量治理。黄河的问题主要是水患，五代时期，黄河决堤、改道，淹没村庄农田，宋初也不断有水灾出现。
赵匡胤在建隆三年（962年），令黄河沿岸修堤筑坝，并大量种树，以做防洪时用。 每年的正月、二月、三月，为黄河堤坝例修期，赵匡胤下令严格巡察，防患于未然。因此，素以黄害著称的黄河在太祖在位的17年中，只有十几次溃决的记载，并且都没出现严重的灾害。除了黄河之外，宋太祖对运河、汴河、蔡河等主要河流，也做了不少修整。这对于农业经济的稳定、商业经济的流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赵匡胤还重视农业生产，减轻徭役，赋税专收。地方赋税一小部分作为地方开支，其余全部由中央掌握（中央集权）。乾德二年（964年），赵匡胤下过一道命令，就是将各地每年所收的民租和专卖收入，除地方支用外，一律运往京师，地方不得占留。赵匡胤还澄清吏治，劝奖农桑，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举措不仅尽快医治了200年的战争创伤，而且迅速把宋朝推向空前繁荣的局面，出现了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建隆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