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幕僚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以广州塾师洪秀全为首的农民，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树旗造反，建号太平天国，军曰太平军，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便从广西一隅直入长江流域，定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抗衡之政权，并开始北伐西征。
当时清朝的达官贵人和主要支柱绿营兵腐朽不堪，于是咸丰帝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官武将和绿营兵的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另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士绅的支持，动员他们凭藉自己在本乡本地的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
咸丰三年（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遂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
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他生活散漫，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言讫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其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甲午一战，一败涂地。
咸丰十年（1860年），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
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俨然乃新式陆军，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
同治二年（1863年）和三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又镇压了捻军，因功加封为协办大学士，且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折叠组建淮军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庐州地区的团练武装，以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的张（树声、树珊）、周（盛波、盛传）、刘（铭传）三股势力最大，百里之内，互为声援。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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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823，李鸿章(1823-1901)78岁，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302
李鸿章：信仰儒家学说儒道佛一体。
李鸿章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
家强在本章分4节：（1）李鸿章的简介和生平。（2）李鸿章后世评价。（3）李鸿章身后哀荣。（4）李鸿章，一个被污蔑了百年的英雄。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910。星期六，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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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热烈地迎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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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淮军四字营或四大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 德模、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
镇压太平天国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吴 、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二年（1863年）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是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但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曾、李瓜代后。淮军继续扩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名武毅军，并添调“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此外，又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合计剿捻兵力达7万人。李鸿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徐州时，捻军已一分为二，赖文光、任柱等率东捻军仍留在中原作战，张宗禹、邱远才等则率捻军入陕西。李鸿章首先决定倾全力对付东捻军。他虽然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镇压人民起义使社会矛盾尖锐。
洋务运动
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在湖广总督任上，李鸿章一度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他和吴棠是在皖办团练时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对吴“圣眷颇隆”，因此曲意回护，以查无实据结案。回武昌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尚未成行，复以甘肃回民起义军入陕，清廷因左宗棠远在平凉不及兼顾，又改命援陕。但李鸿章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后，因天津发生教案，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奉密谕“酌带各军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匆匆赶赴直隶。
后因成功调解天津教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旋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同治十一年（1872年），加授武英殿大学士。自此，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清廷倚作畿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臣。随着李鸿章地位、权利的上升，他一手创建出的淮军，陆续被清廷派防直隶、山东、江苏、广西、广东、台湾各地，成为充当国防军角色的常备军；而以他为领袖，由淮军将领、幕僚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官僚组成的淮系集团，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一个洋务派集团，并在其带领下，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洋务——自强——近代化运动。
同治四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同治九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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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当我们相拥着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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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同治十一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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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3月24日，李鸿章在日本商讨马关条约签定问题时，被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面，血染官服，当场昏倒。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随行的医生马上替李鸿章进行急救，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鸿章复原迅速。行刺事件发生后，日本警方很快抓到了小山丰太郎，据此人供认，他本人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虽然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马关条约导致国内民愤四起，而又不能指责清政府为慈禧倾尽国库一心筹备万寿庆典，故将矛头指向了李鸿章，李鸿章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做了大清丧权辱国的替罪羊。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甲午战争对远东战略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家、撤出朝鲜半岛，并割让台湾、澎湖及其附属岛屿予日本，向日本开放多个中国内陆的港口城市，日本又获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其中三千万两为清朝换回辽东半岛的费用），经济迅速发展。而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北洋水师的覆灭）标志着1850年代起洋务运动技术改革并未完全成功，大清帝国的国际地位自此一落千丈，再次成为列强鲸吞蚕食的对象。清朝国内的改革派对自身的弱点有了更深的认识，积极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即1898年的戊戌变法。
这一次战败后，洋务运动各方各面的机器仍在运转，未有停过。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4月30日）春，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发起三国还辽成功，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包括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在内元老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
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进行干涉，慈禧携光绪逃至西安，北方局势一片混乱。而东南地区的实力派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则在盛宣怀联络下，倡导东南互保，即不卷入清廷这次对外宣战，以保东南半壁不陷入混乱中。李鸿章对此表示支持。
在此期间，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策划“两广独立”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而作罢。
无尽悲凉 1900年6月，八国联军入侵，大清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朝廷下诏，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1900年8月15日，大清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由于心理压力巨大，李鸿章病倒了，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住气了，他们唯恐朝廷再也没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一个耗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声讨又起：“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开始咳血了。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李鸿章已没有精力面对面与洋人再论长短了。李鸿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挥着下级官员把损失降到最低点———从一开始提出的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4亿5000万两，是对4亿5000万中国人所定的数字，“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李鸿章接受了这个侮辱。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份文件上，李鸿章将“李鸿章”三个字签成了“肃”字的模样，这三个字挤在一起，即虚弱无力，又辛酸悲苦。很明显，李鸿章在此时想的是以自己在朝廷受封的身份“肃毅伯”来落下这个耻辱的款。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大口大口地吐血。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难以想象就要离世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会是什么心情。他毕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此时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
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享年78岁。消息传来，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外交事件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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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3月24日，李鸿章在日本商讨马关条约签定问题时，被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面，血染官服，当场昏倒。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随行的医生马上替李鸿章进行急救，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鸿章复原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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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913。星期二，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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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我满身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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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根据收集的资料，李鸿章一生签订了30 多个条约根据我所收集的资料，由李鸿章作为清政府代表与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有：1871 年8 月《中日修好条约》；1876 年9 月中英《烟台条约》；1884 年5 月中法《会议简明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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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满脸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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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837，张之洞（1837－1909）72岁，清末实业家改革家314、
张之洞：信仰儒家学说
张之洞是洋务派代表人物，大力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家强在本章分12节：（1）张之洞的简介和生平。（2）张之洞清流首领。（3）张之洞抗击法军。（4）张之洞兴办洋务。（5）张之洞中日宣战。（6）张之洞参与变法。（7）张之洞镇压起义。（8）张之洞中枢重臣。（9）张之洞政治经济举措。（10）张之洞学术成就 经学成就。（11）张之洞轶事典故。（12）张之洞后世纪念。
（1）张之洞的简介和生平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5日），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贵州。咸丰二年（1852年）顺天府解元，十八岁中举人，廿六岁中进士。同治二年（1863年）探花，庶吉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教习、侍读、侍讲学士及内阁学士等职，一度是清流派健将，后期转化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力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的作息与常人不同，每天下午二时睡觉，晚上十时起床办公。他注重教育和治安，对清末教育和社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中国近代的警察制度也是由他开始主导。曾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曾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八国联军入侵时，大沽炮台失守，张之洞会同刘坤一与驻沪各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军起义，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有《广雅堂集》。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成为晚清“四大名臣”。
张之洞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早年是清流派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等。
人物生平 张之洞早年经历
张之洞是张锳的第四个儿子。幼年禀赋聪慧。五岁入家塾，张之洞从小读书用功，才思敏捷，受过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他先后从好几位老师就学，其中丁诵先、韩超两位老师给他的影响较大。丁诵先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翰林院侍读。韩超累官至贵州巡抚。13岁以前，已学完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兼习史学、小学（文字学）、文学及经济之学，又自学了《孙子兵法》、《六韬》等多篇兵学名著，打下日后从政和治学的初步基础，并在12岁那年刊刻了名为《天香阁十二龄草》的诗文集。少年张之洞有夜读静思的习惯，“尝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必得其解乃已”。他回忆说：“后服官治文书往往达旦，乃幼时好夜坐读书故。”这种夜间工作的习惯，曾被人指为“兴居无节”，影响了会见僚属。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不满14岁的张之洞回原籍南皮应县试，得中第一名秀才，进入县学。两年后，又以顺天府乡试第一名中举，取得参加会试得中进士的资格。以当时张之洞的学养实力，他应当能够一气呵成，早日金榜题名，进士及第，但他直到27岁那年才得中进士。这十一年中，他前几年的时间耗在帮父亲办理军务，应付贵州苗民起义，以及结婚生子，为父亲治丧守制，自然无暇无心于应试。到23岁那年将应会试，因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循例回避。第二年应恩科会试，因为同样的原因，又没有考成。
同治二年（1863年），他如愿以偿，得中第三名进士及第，进入翰林院，被授予七品衔编修，正式步入仕途，成为官僚阶层中的一员。同治三年（1864年）参加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
同治五年（1866年），大考二等。以后，他曾担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职务。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整顿学风，建立经心书院，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人，颇得众望。他任四川学政时，与四川总督吴棠一起在成都建立尊经书院，延请名儒，分科讲授，仿照阮元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的例规，手订条教，并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两本书，以教导士子应读什么书，应怎样做学问以及修养品德等。
（2）张之洞清流首领
光绪二年（1876年），张之洞任文渊阁校理。光绪五年（1879年），张之洞补国子监司业，补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同年，清廷因俄国侵占新疆伊犁，派左都御史完颜崇厚赴俄国交涉索还伊犁。崇厚昏庸无知，与俄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这一条约名义上收回伊犁，但西境、南境被沙俄宰割，伊犁处于俄国包围的危险境地。消息传来，舆论大哗。群臣上疏，张之洞上《熟权俄约利害折》、《筹议交涉伊犁事宜折》，分析俄约有十不可许，坚持必改此议，宜修武备，缓立约，并要求治崇厚罪。上折之后被慈禧、慈安太后召见，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他同张佩纶、陈宝琛共同起草奏折19件，提出了筹兵筹饷、筹防边备的积极建议。当时，张之洞、宝廷、张佩纶、黄体芳称翰林四谏，号为清流派。他们拥戴军机大臣、大学士李鸿藻为领袖，而实际上张之洞是清流派的首领。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张之洞的政治声望提高了，并且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光绪六年（1880年）授翰林院侍读，历迁左春坊左庶子、日讲起居注官。次年擢内阁学士。又任山西巡抚。
光绪七年至十年（1881至1884年）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当时，山西吏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鸦片流毒严重。张之洞给友人书云：“山西官场乱极，见闻陋极，文案武案两等人才乏极，吏事民事兵事应急办之事多极。竟非清净无为之地也。”“晋患不在灾而在烟。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景象，有如鬼国，何论振作有为，循此不已，殆将不可国矣，如何如何。[6] ”张之洞注意整顿吏治，一上任便勤考吏属，振作革弊，劾罢贪纵害民的县官，奖励好的官吏，严禁鸦片，胪举人才，编练军队，清查仓库。山西的铁运销奉天、上海等地，陆运成本很高，他改由天津出海，海运降低运费，又在产地筹办冶炼局。他创办令德堂，也是仿照阮元诂经精舍、学海堂的例规，聘请王轩为主讲，杨深秀为襄校兼监院。杨深秀后来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3）张之洞抗击法军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山西传教，刊行《救时要务》等小册子，并举办仪器、车床、缝纫机、单车的展览和操作表演。张之洞会见了李提摩太，读了他的书，受其影响，拟筹建洋务局，未及实现。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因力主抗争任两广总督。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在越南猖獗，边疆告急。张之洞上疏建议战守，请严督滇、桂之战，急修津广之防。四月，清廷召张之洞、封勇晋京。张之洞上陈抗法之事，多所谋划。
张之洞到达广州后，便加强防务，饬沿海督抚，严密防守。六月，法国侵略军占中国台湾基隆，张之洞奏请饬吏部主事唐景崧，往会刘永福，合击法军。他认为：“援台惟有急越，请争越以振全局。又言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图越以用刘为实济。”清廷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加刘永福为提督记名。刘永福率领黑旗军骁勇善战，屡创法军。但由于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云南布政使唐烱所率军队在抗法战争中配合不力，打了败仗，唐烱军逃走，使黑旗军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唐、徐被撤职查办，张之洞因荐徐延旭不当而交部察议。
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法军侵占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形势危急。张之洞奏请调前任广西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援桂，驻镇南关。70岁的老将冯子材率军，奋力殊死抵抗，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但是清廷却决意乘胜求和，命令前线各军停战撤兵。前线将士闻讯，“皆扼腕愤痛”。张之洞接连电奏缓期撤兵，竟遭李鸿章传旨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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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837，张之洞（1837－1909）72岁，清末实业家改革家314、
张之洞：信仰儒家学说
张之洞是洋务派代表人物，大力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家强在本章分12节：（1）张之洞的简介和生平。（2）张之洞清流首领。（3）张之洞抗击法军。（4）张之洞兴办洋务。（5）张之洞中日宣战。（6）张之洞参与变法。（7）张之洞镇压起义。（8）张之洞中枢重臣。（9）张之洞政治经济举措。（10）张之洞学术成就 经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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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心里自是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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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之洞兴办洋务
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广东原有端溪书院，在肇庆，他聘请梁鼎芬主持端溪书院，后来梁鼎芬率师生来到广雅书院。张之洞又聘朱一新到广雅书院主讲。当时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主和而获罪，朱一新因弹劾太监李莲英而降职。张之洞抵住非议，继续延聘他们。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筑一条芦汉铁路，自芦沟桥至汉口，以贯通南北。他认为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他提出芦汉铁路是“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萃也”。朝廷准奏，计划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筑。于是，清廷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八月，调署湖广总督，并多次署理两江总督。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在张之洞本人的具体策划和亲自指导下，湖北地区先后成立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武备学堂、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武汉科技大学的前身—湖北工艺学堂也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在张之洞的策划和指导下诞生的。不仅是湖北地区，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在南京创立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同年冬，张之洞到了湖北。首先是筹建汉阳铁厂。张之洞办企业，也曾闹过一些笑话。他电驻英公使薛福成购炼钢厂机炉，英国梯赛特工厂厂主回答说：“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如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以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张之洞大言曰：“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英国厂主只得从命。结果，机炉设在汉阳，铁用大冶的，煤用马鞍山的。马鞍山的煤，灰矿并重，不能炼焦，不得已只好从德国购焦炭数千吨。光绪十六年至二十二年（1890—1896年），耗资560万两，还没有炼成钢。后改用江西萍乡的煤，制成的钢太脆易裂。张之洞才知道他所购的机炉采用酸性配置，不能去磷，钢含磷太多，便易脆裂。于是又向日本借款300万元，将原来的机炉改用碱性配置的机炉，才制出优质的马丁钢。
汉阳铁厂是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光绪十九年（1893年）建成，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大小工厂10个、炼炉2座，工人3000，采煤工人1000。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机器生产的钢铁工业，在亚洲也是首创的最大钢铁厂，日本的钢厂建设还比这晚几年。
张之洞还办了湖北织布局。光绪十八年（1892年）在武昌开车，纱锭3万枚，布机1000张，工人2000。织布局是盈利的。但是张之洞却将织布局的盈利去弥补铁厂、枪炮厂的亏损，使织布局一直处在高利贷的压迫下，无从发展。张之洞看到棉纱销路很广，便决定开设两个纱厂。他致电驻英国公使薛福成向英商订购机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建成北厂，纱锭5万多枚，为湖北纺纱局。南厂一直没有建成，机器停放在上海码头任凭风吹雨打，后来张謇领去办了南通大生纱厂。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转租给广东资本家组织的应昌公司承办。
张之洞到了湖北，其中光绪二十年（1894年）调署两江总督，任期一年多。他十分重视湖北、江苏的教育，创办和整顿了许多书院和学堂。在湖北，有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又设立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在南京，设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他派遣留学生到日本留学。在学堂、书院的学习科目方面，他针对社会需要有所改革，添增了一些新的学科。他也注意训练军队，在两江总督任职期内，曾编练过江南自强军，人数1万，地点在徐州，军官全部用德国人担任，采用西法操练。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回任湖广总督，将自强军交给两江总督刘坤一。
（5）张之洞中日宣战
光绪二十年（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战后，张之洞曾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并想以“外洋为助”。他鉴于“倭势日强，必将深入”，建议“慎固津沽及盛京”。10月26日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10月底，日军强渡鸭绿江后，辽沈危急，张之洞再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事。11月2日，调署两江总督。11月7日，他在致李鸿章电中指出“无论或战或和，总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军围困旅顺，张之洞先后致电李鸿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顺，均无效。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日军进犯山东半岛，张之洞给山东巡抚李秉衡发急电，建议李“责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开壕堑，于要路多埋火药，作地雷”，以阻止日军进犯。并表示拟拨枪支弹药支援山东守军。在丁汝昌自杀殉国后，他曾建议将驻扎台湾的刘永福调来山东抗日，保卫烟台。当张之洞得悉清廷有割台海于日之说，于2月28日致电朝廷，沥陈利害，极力反对割台。并提出保台的“权宜救急之法”有二：一、向英国借巨款，“以台湾作保”，英必以军舰保卫台湾；二、除借巨款外，“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对英有大益，必肯保台。3月29日，张之洞致电唐景崧，一方面鼓励御倭；一方面建议起用百战之将刘永福，同时致电刘永福，建议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济，建立奇功”。
《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于4月26日向清廷上奏，提出废约办法“惟有乞援强国一策”。5月20日，清廷谕令唐景崧“着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著唐景崧令陆续内渡”。张之洞认为“此时为台之计，只有凭台民为战守，早遣无用客勇，以免耗饷，禁运银钱内渡，以充军实”。24日，张之洞从唐景崧来电中得悉“日内台民即立为民主国”之事，27日上奏，认为台湾“现自改为民主之国，以后筹械等事，自未便再为接济，以免枝节”。6月3日，日军攻陷基隆港。5日，张之洞仍致电唐景崧，希望他激励士勇民众坚守台北府，并鼓励唐“自率大支亲兵，获饷械，择便利驻扎，或战、或攻、或守，相机因应，务取活便，方能得势。”可是唐景崧辜负了台湾人民的期望，7日乘船退回厦门。最后只剩刘永福在台湾领导军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军。但是“饷械奇绌”，多次向张之洞求援，张之洞虽有饷械，却不敢接济，10月19日，刘永福战败，退归厦门。
（6）张之洞参与变法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虽然也筹饷筹军械，但他练的军队没有发挥什么实际作用。朝廷旨调4艘兵舰，他致李鸿章电说：“旨调南洋兵轮四艘，查此四轮既系木壳，且管带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甚至故意凿沉、搁浅皆难预料。”甲午战争失败后，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希望朝廷总结失败教训，变法图治。由于他慷慨激昂讨论国家振作，主张反抗侵略，又办洋务企业，因此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称张之洞“有天下之望”，对这位封疆大吏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崇敬。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张之洞表示赞助和同情，捐5000两以充会费。帝师翁同龢也加入了强学会，当时有“内有常熟（翁同龢），外有南皮（张之洞）”之称，翁、张成了强学会的两大支柱。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1月，康有为南下到了南京，去拜谒张之洞，受到张之洞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康有为准备在上海设强学会，推张之洞为会长，并代张之洞起草《上海强学会序》。张之洞当时答应了。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请他列名，张复电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他以会外赞助人的身份，捐款500两，拨公款1000两，表示赞同。上海强学会成员中有汪康年、封勇、黄体芳、屠仁守、黄绍箕，都和张之洞关系相当密切。但是，后来他看到慈禧太后采取了行动，逼令光绪帝封闭了北京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便借口康有为谈今文经学、主张孔子改制说和学术主旨不合，停止捐款。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1896—1897年），维新派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梁启超主笔，汪康年为经理。张之洞以总督的名义，要湖北全省各州县购阅《时务报》，捐款千元，给予报纸以经济上的支持。后来，《时务报》发表了关于中国应争取民权的文章，使张之洞大不高兴。他授意屠仁守写了《辨辟韩书》，批判严复的《辟韩》一文，在《时务报》上发表。
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后，湖南掀起了维新运动。他在湖南的新政，包括办厂、改革教育等，得到张之洞赞同。在张之洞的影响下，陈宝箴也命令全省各州县书院的学子阅读《时务报》。湖南成立南学会，创办《湘学报》、《湘报》，张之洞利用政治力量，推销《湘学报》于湖北各州县。自第十册起，《湘学报》刊载了关于孔子改制和鼓吹民权思想的文章，这使张之洞大为不满。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张之洞电陈宝箴说《湘学报》议论悖谬，饬局停发。他还告诫陈宝箴说，这件事“关系学术人心，远近传播，将为乱阶，必宜救正”。对湖南维新运动施加压力。
是年三月，张之洞刊行《劝学篇》。翰林院编修黄绍箕以《劝学篇》进呈。光绪帝发布上谕称是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著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劝学篇》的出版，受到守旧派的赞扬，遭到维新派的严厉驳斥。顽固派苏舆所编《翼教丛编》，收入了《劝学篇》中的几篇文章，并赞叹说：“疆臣佼佼厥南皮，劝学数篇挽澜作柱。”章太炎则毫不客气地批评《劝学篇》上篇，“多效忠清室语”，宣扬封建的忠君思想。维新派梁启超评论此书道：“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何足道？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张之洞和维新派有较多的联系。他自己也是相当活跃的人物。张之洞曾让陈宝箴推荐杨锐和刘光第。杨锐是张之洞的弟子和幕僚，到京后，与张之洞保持密切联系。后来杨锐、刘光第以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与要政。同月，张之洞奉调晋京，因湖北沙市发生焚烧洋房事件，中途折回。八月，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夕，陈宝箴曾奏请光绪帝速调张之洞入京“赞助新政”，但未成。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到北京，曾对总署说：“变法不从远大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不久，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杀害了“六君子”，百日维新失败。张之洞急电挽救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而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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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之洞兴办洋务
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广东原有端溪书院，在肇庆，他聘请梁鼎芬主持端溪书院，后来梁鼎芬率师生来到广雅书院。张之洞又聘朱一新到广雅书院主讲。当时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主和而获罪，朱一新因弹劾太监李莲英而降职。张之洞抵住非议，继续延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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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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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之洞镇压起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国北方掀起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一开始，张之洞便主张坚决镇压。他先后镇压了湖北天门县、荆州府等地的人民焚烧教堂、医院的行动，还会同沿江各省奏请力剿“邪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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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我们的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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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之洞轶事典故
张之洞兴居无时
张之洞的作息与常人不同，每天下午二时睡觉，晚上十时起床办公。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辜恩负职，“兴居不节，号令无时”。后来粤督李瀚章奏称：“誉之则曰夙夜在公，勤劳罔懈。毁之者则曰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既未误事，此等小节无足深论”。张之万在写信给张之京时说：“香涛（张之洞）饮食起居，无往不谬。性又喜畜猫，卧室中常有数十头，每亲自饲之食。猫有时遗矢于书上，辄自取手帕拭净，不以为秽。且向左右侍者说：‘猫本无知，不可责怪，若人如此，则不可恕。’”
张之洞张梁妙联
清朝后期，梁启超到广州拜见两广总督张之洞。当时，张之洞在清政府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梁启超锐意改良，想力挽清王朝颓势，对张之洞寄予极大的希望。梁启超到广州后，张之洞差人将一上联送于梁启超。联文是：“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这上联狂傲无礼，且拒人千里之外。梁启超气度不凡，坦然对了下联，请来人回送给张之洞：“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对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文字高雅，气势慑人。张之洞一看，马上出衙迎接，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后来，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名气更大，傲气也更盛。一次，梁启超到江夏拜访他，张之洞又出联求对：“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上联既包含四水（指古代江、河、淮、济四水），长江排首位，又总括春夏秋冬四季，而夏是排第二。接着，提出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样难以回答的问题。
才思敏捷的梁启超，略加思索，巧妙地答出下联：“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张之洞吟读再三，不禁叹息道：“此书生真乃天下奇才也！”
张之洞江楚三折
清廷在经过了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战争以后，不得不“变通政治”，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3月，成立督办政务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遥为参预”。五月、六月，张之洞会同刘坤一连续上了三道奏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这就是有名的《江楚三折》。
（12）张之洞后世纪念
北京旧宅 张之洞旧宅位于北京西城区白米斜街路北。大门在白米斜街，门外有照壁、上马石、八字门墙。后临什刹海前海。临海平列3幢小楼，中楼前花厅2间，四面带廊，中楼7间，是一座高台建筑，台为城砖所砌。东楼面阔5间，2层。西楼面阔6间，2层。就在这座气势威武的宅院里，张之洞度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两年。
抱冰堂 在蛇山南腰，武昌蛇山首义公园内。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调任军机大臣离鄂，其在鄂门生、僚属建此堂以存纪念。因张之洞晚号抱冰，取《吴越春秋》“冬常抱冰，夏还握火”语意以自励，故取是名。1953年曾进行修葺。砖木结构，台基石砌，面宽5间，进深3间，九脊四坡顶，檐下环以外廊，造型优美，结构精巧。梁檩门窗，雕以各种禽兽花卉图案，浮雕、透雕，互为映衬，疏密相间；艺术手法，奔放生动而又工整逼真，别具风格。堂内陈列光绪年间（1875～1908）制作的黄鹤楼模型。四周花木扶疏，缀以假山湖石，逸趣盎然，景色宜人。1985年进行整修，先设来社，后扩为“东方画廊”，不定期举办书法、绘画、摄影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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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之洞轶事典故
张之洞兴居无时
张之洞的作息与常人不同，每天下午二时睡觉，晚上十时起床办公。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辜恩负职，“兴居不节，号令无时”。后来粤督李瀚章奏称：“誉之则曰夙夜在公，勤劳罔懈。毁之者则曰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既未误事，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918。星期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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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被彼此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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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9月19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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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848，79,黄遵宪(1848-1905)57岁，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322
黄遵宪：信仰儒家学说，主张开放
黄遵宪向中国社会介绍世界，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
家强在本章分2节：（1）黄遵宪简介和生平。（2）黄遵宪后世纪念。
（1）黄遵宪简介和生平
黄遵宪(1848年4月27日-1905年3月28日)汉族客家人，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清朝诗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黄遵宪出生于广东嘉应州，1876年中举人，历充师日参赞、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参赞、新加坡总领事，戊戌变法期间署湖南按察使，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工诗，喜以新事物熔铸入诗，有"诗界革新导师"之称。黄遵宪的作品有《人境庐诗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等。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
人物生平 参加科举
1863年-1876年之间黄遵宪在家庭的影响和塾师的指导下，黄遵宪的学习不断有长进。
1873年（同治十二年）黄遵宪26岁时，考取了拔贡生。
1874年（同治十三年）春，黄遵宪启程去北京，参加顺天（清朝沿用明朝旧制，以北京为 顺天府）乡试。当时他父亲黄鸿藻正在北京户部任职，于是父儿俩生活在一起。由于黄鸿藻的薪俸不多，所以他们的生活很简朴。在北京，黄遵宪交了一些朋友，还结识了一些官场上的人物，这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876年（光绪二年），他随父亲到山东烟台作了一次漫游，见到了洋务派官僚张荫桓、李鸿章等人。黄遵宪在他们面前侃侃而谈，引起了他们对这位年轻人的兴趣和注意。李鸿章竟当着别人的面称道黄遵宪为“霸才”。以李鸿章当时权势和地位，能如此推重黄遵宪这样一位初出茅庐的后辈，使黄遵宪大有“知遇”之感。这是黄遵宪和洋务派发生联系的开始。
1876年（光绪二年）参加顺天考试，被录取第141名举人，并以五品衔挑选知县用。
外交生涯
1877年（光绪三年），黄遵宪的同乡、翰林院侍讲何如璋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任驻日公使后邀请他一起去日本。黄遵宪考取举人后，家人都希望他再考进士，反对他去日本。他不顾家人和亲友的反对，毅然抛弃科举仕途，选择了到海外从事外交工作的职业。经过何如璋的推荐，黄遵宪被任命为驻日参赞官，随行出使日本。出使前夕，黄遵宪写词表达了他希望在对日外交工作中施展才能，实现抱负的心情。
1877年（光绪三年）11月26日傍晚，黄遵宪随何如璋由上海乘轮船启程，一行30余人，最后在神户登陆，开始了在日本的外交活动。黄遵宪在日本任职四年，漫游各地，参加各种集会，结交各方面的人士，与许多日本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积极倡导中日睦邻友好，曾被日本历史学界称为中国“最有风度、最有教养的外交家”。曾诗赠日本友人表达了希望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繁荣富强的愿望。但对日本政府吞并琉球、侵略朝鲜的行径，他则加以抵制，据理力争。他的诗作在日本人士中广受欢迎，日人赞他为“裁云缝月之高手”。他又以日本历史、政治、景物、风俗等为题材，作《日本杂事诗》200余首，开拓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新境界。
1879年（光绪五年），日本吞并琉球，驻日大臣何如璋给总理衙门和北洋大臣的重要文件共10余万字，分析了日本国情，陈述了我国应采取的对策，指出：“琉球如亡，不出数年，闽海先受其祸。”这些预见都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而这些文件绝大部分都是由黄遵宪草拟的。但清政府却没有采纳黄遵宪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意见，终使琉球成为日本侵略政策下的牺牲品。黄遵宪只好把他满腔悲愤寄托在他的诗篇《流求歌》里。
1880年（光绪六年），日本友人源辉声先生在征得黄遵宪同意后，把《日本杂事诗》的部分原稿，埋藏在东京墨江畔的家里，由黄遵宪题写了“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九个字，刻石竖碑，作为中日两国人民永久友谊的象征。在日本期间，黄遵宪开始接触从西方传播到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学说。当他读了法国启蒙运动先驱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后，“心志为之一变，以为太平世必在民主”，领悟到“所当师四夷”，“中国必变从西法”，思想有了明显的转变。并把此思想和想法对何如璋分享。正是这种思想的形成，使他后来成为我国维新变法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在日本期间，黄遵宪清楚地看到，日益强盛起来的日本正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和朝鲜。
1880年（光绪六年），黄遵宪通过赠与朝鲜信使金弘集的《朝鲜策略》一书，阐明了他的东北亚地缘政治主张。他在和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联合给朝廷的建议中说：“故论中国今日之势，能于朝鲜设驻扎办事大臣，依蒙古西藏之例，凡内国之政治，及外国之条约，皆由中国为之主持，庶外人不敢觊觎。”
驻日期间，黄遵宪深入了解日本国情，搜集了200多种资料，撰写《日本国志》（1887年成书），全书共四十卷，五十余万字，详细论述日本变革的经过及其得失，借以提出中国改革的主张。
1882年（光绪八年），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3月30日，黄遵宪刚刚踏上这块美洲大陆，就碰上美国统治集团发动的排华事件。美国议院制订了《限制华工条例》15条，多名旧金山侨民被当地政府以“不卫生”为借口而被捕入狱。此前，黄遵宪就此已向清政府提出对策，但昏庸腐朽且怯懦的清政府却根本没有采纳。因此，他只能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凭着一颗热爱侨胞的心尽力保护中国侨民。有一次，美国地方政府又向华工寻衅。他们派官员到华人的居住区进行“巡视”，然后以华人不讲卫生，违反了政府的卫生条例，应予以拘留和罚款的处置。许多华人因此遭到逮捕，监狱被关得满满的。黄遵宪闻讯，视察旧金山华工聚住地，亲自探望关押华工的美国监狱，并叫随从丈量监牢面积，责问美国人：“这里人多地窄、空气污浊，难道监狱里的卫生条件要比华侨的住处好吗？”美国官员被问得哑口无言。经过黄遵宪的努力，被拘捕的华侨被全部释放。黄遵宪的正义行动，受到了华人一致的称赞。黄遵宪动用国际法，争得了总领事给华工签发执照的权利。从此，华工来往中美之间，有法可依。
1884年（光绪十年），美国总统选举，他目击其事，作《纪事》，揭露了美国政坛的黑暗，但由此得出“共和政体不可施于今日吾国”的结论，则是思想认识上的倒退。
返乡编纂
1884年（光绪十年），黄遵宪的母亲病故。
1885年（光绪十一年）8月，他从美国请假回国，又重新对《日本国志》进行编写，直到1887年（光绪十三年）的夏天，这部书终于完成。《日本国志》共40卷，约50余万字，编目为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邢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12部分。详细介绍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特别着重介绍了明治维新以后采取的改革措施及成效。书成之日，黄遵宪写下了《书成志感》，表达了他的心情。《吾妻镜》是日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千秋金鉴录》是唐朝张九龄编写的历史书。黄遵宪希望借鉴日本的经验，通过维新变法使中国繁荣富强起来。这部书的问世，大大加深了中国人对日本国的认识，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和研究日本的必读参考书。
1885年（光绪十一年），他又作长诗《冯将军歌》，用刚劲的笔法，勾划出在中法战争挫败强敌的老将军冯子材的英雄形象。
1885年（光绪十一年）10月，黄遵宪抵达广州，先赴梧州探望父亲，然后乘船回嘉应州。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家人和乡亲们都前来看望他，争着向他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荒诞又有趣，黄遵宪巧妙地解答了这一道道“难题”。客人走后，一家人亲亲热热地围灯团坐，只是再不能见到慈母，黄遵宪不免伤心地落下泪来。接着黄遵宪就开始为《日本国志》的最后编纂而忙碌。
1886年（光绪十二年），张荫桓被任命为驻美使臣，他希望黄遵宪能继续担任驻旧金山领事，被黄遵宪辞却。同年，洋务派官僚、两广总督张之洞，又意欲命黄遵宪巡察南海各岛，也被黄遵宪辞却。黄遵宪专心致力于《日本国志》的修改、编纂，直到1887年（光绪十三年）夏终于完成，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刊行。全书共40卷，50余万言，书中结合中国现实发表议论，明显表现出以明治维新作为改革模式的观念。该书对甲午战后兴起的维新热潮有深刻的影响。
1889年（光绪十五年），驻法公使薛福成见到《日本国志》这本书，十分欣赏，连声称赞，为此他十分器重黄遵宪，并为《日本国志》作了序。同年，薛福成被任命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经薛福成推荐，清政府任命黄遵宪为驻英二等参赞，随同薛福成赴欧洲。这样，黄遵宪再次开始了他的出使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