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22年第2期
吕 珎 胡 书[1]
——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
BH1-17于阗语文书的释读
段 晴
内容提要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BH1-17的于阗语文书，简称吕珎胡书。这一件出自782年到784年之间的文书，那是郭昕镇守安西的时期。以差科制度获得补给，成为那个时代安西镇军能够长期坚守的保障之一。差科是唐代的税制，其内涵不能与于阗语指代“差科”的hira一词完整吻合，造成误解。吕珎胡书的主旨，在于向当地人解释什么是差科，并命令杰谢人派出力役等。本文公布了国图藏BH1-17的照片，将该文书翻译成汉语，针对文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做了分析，并对文书的词句几乎进行了逐行注释。本文认为：吕珎胡书涉及安西四镇的最高首领，涉及唐代于阗王国的重要地望，例如镇守军的媲摩守捉，以及杰谢，即现在距离策勒县以北约90公里之处的丹丹乌里克。文书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层次分明，对于揭示8世纪后20年唐朝镇守军的供给机制，与当地社会的关系等，均提供了重要第一手素材。通过对吕珎胡书用词用句的分析，本文取得了在于阗语研究领域的新认知。
本文主旨，在于解析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BH1-17的于阗语文书。此件文书，书于纸。用纸的尺寸38×28.5厘米。书写者于文书末以汉字留下了姓名：吕珎。在本文讨论的过程中，将以吕珎胡书或者本文书来指代此件国图藏BH-17号文书（见下图）。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BH1-17的于阗语文书
吕珎胡书文字不多，内涵却十分丰富。经过下文对吕珎胡书上出现的人名以及事件的分析，可以做出判断：吕珎书写此件文书的时间当在782年，或者稍后一至二年。那正是唐郭昕镇守安西四镇的时期。我们首先简略勾勒那个时代的背景，这对于理解吕珎胡书，至关重要。
郭昕镇守安西的时期，[2]历经唐朝与回鹘交恶、吐蕃占领关陇等一系列事件，以至于与唐王朝的中央长时间断绝往来，长时期得不到来自中原的补给。安西镇守军实际上长时期处于自治的状态，一切军需补给需要从当地获得。[3]以差科制度获得补给，成为那个时期安西镇守军能够长期坚守的保障。在于阗王国，有镇守军的守捉，镇守军的补给来源以向当地百姓征收差科的方式获得。但以于阗王国社会的角度而观，差科毕竟是外来事物，代表了唐代的税制。这一伴随着自治状态下的镇守军而长期存在的税制，自然反映在于阗语当中。因为是唐代的税收制度之一种，征收差科必然有一套完整的建制，其内容远比于阗语应运而取的指代“差科”的一词hira（希腊语借词）要丰富。当镇守军以于阗语向当地百姓征收差科时，因为词的内涵不同，所以必然造成误解。吕珎胡书的目的之一，是向当地人解释，什么是差科。这便是本文书3～7行的内容。
不得不说，当年的吕珎必然是个聪明练达的人。他的胡书，字体隽秀，于阗语句法词法中规中矩。由此判断，吕珎接受过超级好的于阗语书写训练。他不仅善胡书，又通晓汉语文字，所以他能正确领会安西镇守军最高指挥官的意图，领会媲摩守捉镇守军的指令，领会作为制度的“差科”所应有的手续。郭开府下达给杰谢一地的命令，体现在文书的第6～7行。命令要求杰谢的乡绅首领需要提供所有四年的收据，命令要求杰谢地区派出力役。这是吕珎胡书向当地传达的旨意。但是很显然，在此之前，以悉略为首的杰谢主事乡绅曾经收到来自媲摩守捉的命令，并且误以为差科就是向当地百姓征收钱和物。而且，按照之前镇守军所下达的差科的份额，一切应缴纳的抵消差科的物品等已纳足。吕珎知道杰谢的首领会说“差科已纳足”。但其实，这一次镇守军真正的要求是力役，而非物品。但对于已经收上来的钱、物，吕珎接着提出想法，说他（郭昕）绝不会不要这些作为税收的物品（hira），所以现下还是将这些物品留在杰谢为好。而媲摩守捉的军事首领已经声明要吕珎来掌控已经收上来的物品。文书的最后一句说，他（郭昕）不再派远地的差科，是为了让地方镇守军不会太过为难杰谢各个村庄的力役。相比物品，镇守军在那一年更需要杰谢付出力役，即真正差科。
以下先公布逐行转写。汉译部分则根据文书的层次分出段落。随后是涉及历史地名、人名的简略阐述。本文第四部分重点阐述吕珎胡书的语句。
一
转写及翻译中使用的符号说明：
---- 文书留白
( )一个笔者补充的字。
[ ]一个尚不能确定的字。
‹1›‹2›原文书行的序号。
文书转写：
译文：
‹1›官健吕珎牒称：致杰謝……‹2›致勃延仰，致梅㮈，致阿童：
如‹3›我所知郭开府，无论何种已令你处发往媲摩的差科，‹4›（如）往蔺城的驮脚钱，在吉良的钱，以及征收来的（钱），‹5›以及牛皮、衣物、麻，诸如此类令你处（交的）钱、‹6›物，你们当向我处呈上媲摩的全部四年的抄！‹7›你们当派出务工者！
这才是他们要求的全部差科。
‹8›你们定会这样说：“我们已纳足差科。”
那些差科‹9›他绝不会取消。现在如此，刚好适合留在你们这里。
又有魏大郎以及成‹10›副使，以及cāṃche，他们已经如此说：“那些他们已纳足的差科，吕珎已为我们‹11›掌控。”
他放弃远处的差科。而对于此处各村落的‹12›（力役），他们不至于太过压迫力役，为了那些差科。
吕珎胡书。
（致）悉略、梅㮈、勃延仰、阿童。
二
首先阐述吕珎胡书的时间。本文书出现众多人名、地名。依据人名的组合，可以锁定文书的年代以及所涉及的历史背景。按照出场顺序，这些人名以及对应的汉语名如下：
gūhau lyū-kī-cęmä“官健吕珎”，其中gūhau是吕珎的头衔。于阗语有gūha-一词，词义“足；士兵”[4]。但本文书的gūhau是一个以-au为末音的词，第一格的变化如sarau“狮子”，应该是一专有名词，而非词典上泛指的“士兵”等。后文将说明，本文书映射的背景，是于阗镇守军的时期。和田地区出土的同一时期的汉文文书中，见到有“团结蕃兵”的说法。孟宪实认为，所谓“团结蕃兵”反映出“于阗军镇的兵员，不仅有汉兵，也有蕃兵”[5]。当然蕃兵就是于阗当地人。本文书点名的镇守军最高指挥官是郭昕郭开府，而下文又有“魏大郎”等汉文名出现。显而易见，吕珎是在代表于阗的镇守军与杰谢的乡绅首领打交道。吕珎有资格给悉略等人下达牒文，说明他应兼有一定的官职。仅仅是蕃兵，似可称其为“健儿”。但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地区出土的汉文文书中，多有“官健”这样的说法，例如782年，一位叫做李珎的官健在杰谢镇领到粮食，而这位李珎在790年时头衔晋升为判官。[6]考虑到gūhau一词与gūha-“步；士兵”的词源联系，又鉴于吕珎代表镇守军的身份，所以把gūhau翻译作“官健”。毋庸赘言，目前这样的翻译仍基于推测，仍需等待双语文书的证实。
文书末尾出现“吕珎”，其左书有悉略等人的名字。这样的书写格式说明，此于阗语文书确系吕珎的亲笔墨迹。由此可以明确，起始处下命令的lyū-kī-ceṃmä正是后文的“吕珎”[7]。“珎”应是“珍”的俗字。但是，lyū-kī-cęmä之名有多种拼写。本文书第10行有lyū kheṃ’的写法，又见俄罗斯彼得堡藏一件于阗语文书（SI P 103.10，SDTV.III）上有lyū khī cemai以及lyū khī chemai两种不同的拼写。同一人名，呈现多种拼写，这说明，此吕珎，虽然精通于阗语，他的于阗语书法十分优美，非母语者而莫能为之，但他或许并非于阗本族人。在敦煌藏经洞的于阗语文书中，曾见到一个名叫cā krraśisa的人，[8]此人明显姓“张”（cā），藏语字
所有出现吕珎的文书表明，吕珎活跃在杰谢一地，应该是受镇守军的委派，前往杰谢指导催缴差科。吕珎曾是沟通当地乡绅与镇守军的关键人物。鉴于本文篇幅，关于涉及吕珎的其他于阗语文书，笔者将另撰文讨论。
本文书第二行出现的几个人名与后文的汉文名对应如下：
puñargaṃ“勃延仰”。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的一件建中三年(782)的汉文文书，有“所由知事勃延仰”字样，[9]可知勃延仰曾担任杰谢乡的所由知事。需要强调的是，此官职专门服务于镇守军，不是当地于阗社会所聘任的官职。
mayadattä“梅㮈”。
altāṃ“阿童”。
另可补充“悉略”sīḍaka-。悉略，又称“思略”“斯略”，是8世纪后二十年中杰谢一地最著名的人物。他历任杰谢的乡头（gayseta auva haṃdastä sīḍaki.Or.6394.2，KT 5，2），最迟在785年已经成为杰谢的萨波。[10]
以上人名，经常组合出现在于阗语文书或汉文文书中。他们都是杰谢人。例如阿童和勃延仰共同出现在一件于阗语文书。[11]又例如悉略与勃延仰、阿童名列一处[12]，此件文书内容涉及交纳芝麻、絁紬等物品。这些人名的组合，显示出他们活跃的年代。其中勃延仰至少在尉迟曜的第12年（780）已经出现，例见SI P 103.6[13]。
文书第二行末，纸有破损。但第三行起始的两个字是khaihvū，由此可知前一行的末词是kva。同样的拼写出现在俄罗斯彼得堡收藏的一件于阗语文书上，那是一件签发于尉迟曜16年（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的所谓“抄”，即收据。它证明悉略、阿童等人向kva khaihvū交纳了马料。
张湛发现，[14]kva khaihvū正是汉字“郭开府”的于阗语拼写，这位郭开府，正是唐代名将郭子仪的侄子郭昕。当年唐代安西镇守军曾经创造了镇守疆域的辉煌业绩，虽然正史仅仅以寥寥数语一带而过，但毕竟是进入了官方历史的记述中。《资治通鉴》记载，吐蕃攻陷河、陇地区，阻断了镇守安西、北庭的唐朝将领与中原王朝的联络。郭昕等率将士闭境拒守，与朝廷“声问绝者十余年”。直到建中二年（781），北庭、安西派出的使者才到达朝廷，向唐王朝报告了西域将士的情形。应该是在建中三年（782）的夏天之前，郭昕得到诏书，晋升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赐爵武威郡王，“将士皆迁七资”[15]。
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的一件建中三年(782)的汉文文书，记录了杰谢镇奉守捉牒，将三十石𢇲贷与当地百姓，经手的吏卒即为“所由知事勃延仰”。同一件文书出现“郭骠骑傔白处黎”[16]字样。这里的郭骠骑，即于阗语文书的郭开府。
本件文书第9行出现的gvīthālāṃ，是“魏大郎”的于阗语拼写。“魏”对gvī，已有一件双语文书证实。[17]依据郭锡良[18]，“魏”是ŋĭwəi。北京大学中文系向筱路补充道：“魏”字的发音确实可以对上gvī。在唐代的西北方言里，汉语的ŋ声母要用梵语的塞音g来对，比如在不空翻译的陀罗尼经里，“虞”（郭锡良拟音ŋĭu）对应梵语的gu。又从于阗语拼音的角度出发，gvī可以读作“魏”，因为作为复合辅音的g只起喉塞音的作用。
查阅和田地区出土的汉文文书，果然有魏姓的将军，例如C9号文书《曲伦致魏将军信函》[19]。这位魏将军，对于我们了解吕珎胡书的年代以及背景有帮助。依据和田出土的汉文文书，魏将军经历了官职晋升的过程。俄藏Dx.18927《建中六年(785)十二月廿一日行官魏忠顺收驼麻抄》之汉文文书显示，魏忠顺曾经是一名行官。[20]该文书末有“顺”的签名。行官魏忠顺后来晋升为镇官将军。丁俊[21]发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和田出土的一件汉文文书（编号Shi23-Shi26），记录了一批杰谢行官预支口粮与马料，一个名叫卫悌者代人收取粟，后面有他以及“顺”的签名。又有国图藏另一件汉文文书（Shi33-Shi34），是卫悌负责魏将军宅的粮食支用，时间在贞元六年（790）。这位魏将军应该就是当时的镇官魏忠顺。而人大博物馆藏《守捉使帖杰谢镇为替人事》(编号GXW0175)有“镇官杜怀珎，替人魏忠顺”的说法。丁俊认为，这里的镇官杜怀珎曾经是杰谢的镇官将军，任期满后，由原本为行官的魏忠顺接替其职务。那么，魏忠顺于哪年晋升杰谢的镇官将军呢？于阗语文书似可给出答案。英国图书馆藏一件尉迟曜20年（唐贞元二年，公元786年）的于阗语文书，是萨波悉略（思略）开出的“抄”（收据）。收据上提到gvī lāṃ tcyāṃ，[22]可还原汉字“魏郎将”。据此似可认为，行官魏忠顺于786年时已经接替前任成为杰谢的镇官将军。
参照上述于阗文、汉文文书的人名组合，回到吕珎胡书，此时的魏忠顺，还是吕珎笔下的“魏大郎”，并未称其为将军。又考虑到悉略785年前后才当上萨波，而本文书的悉略尚无萨波的头衔。由此，可将吕珎胡书的年代锁定在782年之后到785年之前的短暂几年中，甚至可以锁定在782年到783年之间，因为郭开府得到唐王朝加封之后，一定是获得了来自中原的物资补贴，所以不再需要来自杰谢的物品。
吕珎胡书第9行到第10行，有śe hvūṣī，可还原为“成副使”。śe是“成”，可参照汉字、婆罗谜字的对音śe对“城”。[23]而在和田出土的汉文文献中，确实看到“成副使”的存在，他是成如嵩，又简称做成嵩。俄藏Dx.18939号文书正文提到“成副使”，落款处有“成嵩”。[24]李吟屏发表的L2号汉文文书第二行有副守捉将军成如嵩。[25]
吕珎胡书第10行的cāṃche，必然是人名。但尚未能还原到相应的汉字。
三
吕珎胡书涉及的地名不多，却隐含了重要信息。
第3行的phęmāṣṭa是地名Phęmā“媲摩”附加了-āṣṭa（-ālsto）词缀[26]，意思是“朝向媲摩，为媲摩”。cu burau ttā phęmāṣṭa hiri pastä ī“任何已下令给媲摩的差科”。这一句显示，所有命令交纳的差科都是为了供给媲摩。换句话说，所有下令交纳差科的命令，都是从媲摩发出。第6行phęmāṃ是地名Phęmā加了形容词词缀-āna，具有“……所属”之意义[27]。phęmāṃ……kṣauva“媲摩的抄”“媲摩的收据”。
以上两处显示，“媲摩”是于阗镇守军命令的发出地。而所有的“抄”（收据）实际上皆代表了镇守军征收的差科。
早在2008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生文欣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已经统计出几组于阗语、汉文文书，全部涉及媲摩发出的征缴差科的命令，或者往媲摩运送货物的记录。[28]这里应强调指出，正如吉田豐在1997年时已经辨认出，一些于阗语文书提到的śūkṣuha或者śukṣuha一词，[29]正是汉字“守捉”的拼音（Yoshida 1997，568）。媲摩曾经是唐朝镇守军的守捉，镇守军重要的驻扎地。
必须说明，媲摩是玄奘使用的汉字，现代学者为其找到相应于阗语词Phęmā。然而，迄今为止，在已经发现的和田地区出土的汉文文书中，始终未见到使用玄奘的“媲摩”来称呼Phęmā。既然媲摩有唐朝镇守军的守捉，吕珎胡书显示，从杰谢收上来的物品等，大多运往媲摩。所以，理应存在当时当地人书写的这一于阗地名的汉字。必须指出，迄今为止，唯一一件汉语/于阗语的双语文书提到Phęmā的，是Hedin24号文书。在该文书的于阗语部分，赫然写着phęmāṃña kīṃtha，前词是形容词phęmāna-的依格。Hedin 24号的于阗语，书写于汉文之后。依照简单的逻辑，这件双语文书的汉文部分，怎么能没有相应Phęmā的汉字呢？障碍学者读出该地名的原因，是因为该文书中使用了有争议的俗写汉字（见下图）。我认为Hedin 24号文书的汉文部分写出了Phęmā的汉字。如右图“马”字上面的字，并不是其他学者认定的“濡”。我认为，这是一错字，应纠正为“霈”。[30]“霈马”才是当时当地的汉人记Phęmā的汉字。
Hedin 24局部图
第3行末第4行初有nīñ
第4行kyeli，后面跟了bise一词，指出它的前词是依格，所以kyeli必然是地名。《新唐书·地理志》标记于阗“西二百里有固城镇，西三百九十里有吉良镇”[32]。朱丽双认为，所谓“吉良”应该是藏文文献《于阗国授记》的Gyil Kyang。[33]仅仅从对音判断，《新唐书》的“吉良”以及《于阗国授记》的藏文Gyil Kyang，可对应吕珎胡书的kyeli并附加了词缀-āna。所以我认为，kyeli或指“吉良镇”。
吕珎胡书提到几处地名，在相关语境之下，显示出相互之间的关系。本文书第三行“无论何种已令你处交往媲摩的差科”一句，显示了媲摩对以下各地的统辖权，包括蔺城、吉良镇。又因为本文书是吕珎发给杰谢的地方官的，如悉略等人，所以杰谢也在媲摩的统辖下。换个角度则可以说，杰谢、蔺城、吉良镇都归属于媲摩。这几地听命于媲摩，向媲摩交纳征收的差科、驮脚钱等。《新唐书》记载，唐朝上元初（674），伏阇雄“击吐蕃有功，帝以其地为毗沙都督府，析十州，授伏阇雄都督”[34]。由于其中提到“析十州”，所以几位研究认为，例如下列词组cira kṣvā auvā piṣkala“质罗六城州”，其末词piṣkala对应的正是《新唐书》于阗条目下所谓“州”。[35]piṣkala“州”，也出现在Hedin 24号文书，相应语句如下：cv-e tta piṣkala hvaṃḍä u stūrä biśūṃ phęmāña kīṃtha tva [śdya]“本州中人和牲畜，尽数转移到媲摩城中”。[36]由此可知，位于媲摩地区的城，是媲摩的中心，而媲摩也是所谓“州”之一。吕珎胡书则说明，听命于媲摩的有杰谢、蔺城、吉良镇。这些地方应该都在媲摩州所辖范围内，其职能之一，是专门给驻扎在媲摩城的镇守军供应物品。
四
吕珎胡书，最初解读时，感觉有些难。造成理解障碍的原因，一方面此牒文与其他于阗语的牒文不大相同。于阗语的牒文一般有固定的格式，固定的语句，而且层次单一，往往一件文书，只针对一件事情。另一方面，吕珎有自己的表述风格。他几乎不使用代词，尤其是第三人称单、复数的句子，皆不用代词。但是，吕珎胡书有当时当地的背景，有明确的上下文，所以顺着文书自身的叙述逻辑，一些问题迎刃而解。以下按照行文的顺序进行注释。
khv(ai k)va khaihvū buvi“如我所知郭开府”
buvi现在时第一人称单数，词根bud-“知道”。动词bud-的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butte。常见于阗语单词的词中元音之间的-t-消失，以滑音-v-或者-y-替代。但复合辅音-tt-从不被替代。bud-的现在时第一人称的例句如：ttutu aysu ne buve“此事我不知”。[37]《赞巴斯特之书》也有不出现代词aysu“我”的例句，如第六章第45颂：ne tta kei’tä ttū buve āṇäṣei bodhisatvä tta hvīnde“他不作如是念：‘我知此（事）’，此人即称为菩萨。”[38]其中ttū buve“我知此（事）”，也省略了主语代词“我”。而本文书此处现在时第一人称单数拼写作buvi，或者是因为方言的影响。
“如我所知郭开府”一句内涵丰富：上文已经明确，吕珎不是郭昕身边的舌人，而是受委派到杰谢执行催缴差科的任务。吕珎必然通汉语，能读汉语的敕令、牒文。他了解郭昕治理镇守军的纪律和要求。所谓“如我所知”，不仅是狭义的针对郭昕所下达指令的理解，其实还包括对郭昕所代表的制度的理解。整篇文书的语法逻辑也在这一句中。所点到的郭开府，是下文所有及物动词第三人称单数的主语。而且凡是涉及郭开府的语句，都经过吕珎的琢磨理解，因此都有表示揣测的助词出现。
cu burau ttā phęmāṣṭa hiri pastä ī“无论何种已令你处发往媲摩的差科”
cu burau“任何，无论何种”。以cu burau起始，引出复句，一直到第6、7行才是吕珎所下指令的主句。而这一组复句，给出镇守军所征缴的差科的全部内容。
ttā副词，“致”（说话的对象）。这里翻译作“你处”。
hiri名词，主格阳性单数，词基hira-。于阗语有同样的一词，词义指“东西，物件”。在本文书中，hira-始终是单数，表明是一专有名词。有学者认为hira-特指“税”，相当于汉文文书的“差科”。[39]现在看来，作为“税”的hira-，不是于阗语词，而是个借词，相当于佉卢文文书的harga，以及大夏语的υαργο。[40]
在本文书中，hira-的具体内容在接下来的复句中得到明确说明。差科包括支付运输用大牲口的钱，包括牛皮、麻，包括摊派收敛上来的钱。于阗人选择这一词来对应“差科”，约摸是因为镇守军最初的差科是以物品抵消，以及针对相应物品所做出估价的钱，并非单纯针对力役。正是因为这一于阗语词原本词义，与汉文所指“差科”的内涵并不吻合，所以杰谢的乡绅没有将派出力役纳入唐军的差科。所以在文书的第7行，杰谢的悉略等人需要派出务工人力。综合而言，物、钱、人力，就构成镇守军各级所要求的全部差科。差科包括力役，包括雇佣工人，这已经在和田地区出土的汉文文书中得到印证。《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铣牒》同样涉及杰谢一地的差科以及差科的运输等问题，其中“人粮并在杰谢”句表明，[41]对人力的需求，抽调人力，在差科的范围之内。
以目前观察到的文书看，于阗王国有基于自身社会而发展出的税收体制，[42]而hira-“差科”所体现的，应该是唐镇守军设立的征收制度。所以这一征收项目，可以在吐鲁番出土的汉文文书看到更多记录。[43]由此而进一步推断，凡是出现在有关税收的于阗语文书当中的hira-，全部体现的是唐镇守军的征收，而非于阗王室的税收。既然差科是临时性征收的税种，必然随地域、年代、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于阗地区的差科也是有变化的。例如《成铣牒》书写于公元768年，其中“人粮”二字指出，那一年于阗镇守军需要粮食。而吕珎胡书写于782年前后，这一件表明，那时的镇守军更需要力役，真正差科的意义所在。
pastä是动词parī-：parsta-“命令”的过去分词。ī是动词ah-“有，是”的祈求式第三人称单数。pastä ī 祈求式非及物完成时第三人称单数。这是于阗语虚拟语态的用法，与cu burau 搭配，给出条件，强调涵盖的范围。动词ah-的祈求式常用于虚拟语态，例如cu muysga-jsīnī ī “即使命短”；cu ṣi’ ī cu…“无论谁，只要他……”。完成时：khvai biśnaka jsīna ja ī jīvye vī naraṃdä ī“即使他寿命已全部消失，灵魂已流出，……”[44]
hajsāmāji
查阅现存于阗语文献，唯有Hedin 49号使用到hajsāmā一词，同样是在涉及税收钱的背景下。但是很遗憾，目前唯有贝利的转写和翻译，而哈佛大学的施杰我教授来信认为，贝利对Hedin 49号的转写和翻译都需要修正。所以无法引用原文。但从没有争议的语句可以读出：...thau va mūri pajistä 500...“他要求絁紬钱500文”。然后接hajsāmai [yu ḍāṃdä]，[45]“他们完成了聚敛”。而Hedin 49的主旨，是指令有三个半丁男的勿日桑宜，按照每丁交纳15文钱的规定，交纳52文钱。由此可知，hajsāmai一词与落实到户的徵钱相关。于阗语动词有非及物动词haṃjsam-“汇聚，走（到一起）”，还有及物动词haṃjsem-“收集，聚敛”，都可以是吕珎胡书的hajsāmāji一词的同源词。该词的语尾-ji 从词缀-ja-变化而来。该词缀表示“由……所生，生于……的”[46]。结合上下文，本文书第4行末的hajsāmāji应该指按户按丁征收上来的钱。既然是在hira“差科”的统一概念下提到，说明这样征收上来的钱应有所特指。这应该不是于阗王室制度下的徵钱。
cu ttā saṃ [js]ā mūra hiri“凡诸如此类的钱、物”
本文书第三行以cu burau 导引出“无论何种”，这一句则是对之前复句的总结。总结性的意味，通过saṃ jsā完成。原件的jsā
biśśä bodhisatva ce jsāni sarva-satvānu hätāyä
balysūśtu hastamo kūśīndi ttä aysu namasämä biśśä （Z.11.64）
“一切菩萨，凡此类为利益一切众生而寻求殊胜菩提者，我礼敬他们全部。”
其中ce jsāni指“如此之类的人”。
另见jsāna-可以与samu组合，jsāna-所指代的人、物等，与前句的主语一致。例如：
biśśä hanaṣṭāndä kūra pandā tsīndä .
samu jsāna draya . haṃberīndä avāya.（Z 24.180）
“所有人都迷失，他们走上歧途，如此这些人只能堕入三恶道。”
后句samu jsāna是主格复数，指代前句“走上歧途”的那些人。
以上例句，尤其是samu jsāna的组合，说明saṃ [js]ā的读法是成立的，尽管jsā字有残缺以及书写不规整的现象。saṃ [js]ā 是复数。而这里的jsā所指代的词没有被省略，正是后面出现的mūra（铜钱）。所以jsā在这里与mūra同数同格。
phęmāṃ biśi vā tcahauryeṃ salyāṃ kṣauva nvaḍa“请务必呈上媲摩的全部四年的抄”
这句之前，是几句复句，说明指令所针对的内容。这句以及下一句，才是按照吕珎的理解，安西四镇郭开府所下达的命令。
tcahauryeṃ salyāṃ名词属格复数“四年的，四年内的”。
kṣauva复数名词，单数kṣau是汉字“抄”的于阗语拼写。
张湛指出nvaḍa是动词nuvar-“提供”的命令语气第二人称复数。在于阗语涉及税收的语汇当中，haur-:hauḍa-“给”特指税务的“上交”。收税一方则使用动词nās-：nāta-“收，纳”。在此背景之下，本句使用nuvar-“提供”“呈上”尤其显示了吕珎的于阗语修辞能力。
这一句体现了吕珎对杰谢乡绅在征收差科方面的指导。看来在此之前，悉略等完成了镇守军下达的差科的任务，却未能完善。对于郭昕的镇守军，差科是制度，凡是有征收，就要发给抄（收据）。而悉略等大约不理解，如果代表镇守军征收的钱、物，必须提供抄。至于为什么要提供全部四年的收据，我认为值得进一步探讨。这里应该点出，有些差科是有偿的。[47]
kīrarā vā biśi narāṃmyari
这是吕珎胡书向悉略等人发出的第二项指令，直接反映了镇守军最高长官的要求。
kīrarā是kīraraa-的复数，词义已经明确，泛指“做业者，工人，力役”。上到为众生谋利益的菩萨、天神，下到民间押送货物的人工、服徭役者，都可以kīraraa-称之。在一定的背景下，应该也专指从事纺织以及其他手工业劳作的人。[48]需要力役，是吕珎向杰谢的悉略等人下达的明确指令。但吕珎胡书并未明确，镇守军所需要的力役将从事何等工作。
umi āṃ tta hūña sä
在本文书词句中，umi是属/为格。古典语于阗语多见uhu“你们”。但在世俗文书中，常见umi作为代词第二人称复数，可以用于主格，例如khu umi parau pvīrau “当你们听到命令”[49]。umi可以用于呼格，例如于阗语《护命法门神呪经》有śirä śirä umi śirayyau，相应唐代古译“善哉善哉，汝等诸天”[50]。
hūña，张湛认出，这是动词hvāñ-“说”的必要分词（participle of necessity，gerundive）。这是首次观察到该词的必要分词如此变化。于阗语必要分词，一般是以-āña加在动词现在时词干上而构成。之前加-uña的例词少见。只见到tsuña，[51]其词根tsu-“走，出”，以及jeh
hiri āṃ ma ni hatcaittä“他绝不会处分这些差科”
ma ni否定词的组合，搭配动词现在时，在表达彻底否定意义的“绝不”之上，又附加了愿望、揣测的意味。例如《金光明最胜王经》：
dīra ge’ ma ni hā tsīde. phīśīde akṣaṇa haṣṭa.
施杰我的英译真实还原了ma ni组合所表达的意义：
May they not go to the evil (or：inferior)states. May they escape the eight inopportune births.[52]
义净的相应译文：
“常愿勿处于卑贱，不堕无暇八难中。”(CBETA，T16，p.413)
又如来自于阗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例句：
ma na ra vā kātura ttyāṃ avāya buḍa tsuma hime
“（他们）完全不必害怕会重入恶趣。”[53]
于阗语有不及物动词hatcy-:hatcasta“破损”。hatcy-的祈求式第三人称单数hatcai，出现在于阗语《首楞严三昧经》[54]。但在本文书中，hiri āṃ的组合指示前词并非主语。又依据上下文，hatcaittä应该是及物动词hatcañ-:hatcasta-“打破”的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施杰我已经论证，hatcañ-:hatcasta-在“打破”词义之外，还有“取消”一层意义。[55]查阅《吐鲁番出土文献词典》，所引用的文书显示，在唐代西域的汉文文书中，常见使用“处分、分处、处置”等词，表达安排、安置、处理。吕珎的hiri āṃ ma ni hacaittä一句，其实模仿了汉文文书的用词，结合mani所表达的揣测一层意义，所以翻译作“他绝不会处分这些差科”。“他”指代“郭开府”。“差科”指收上来的东西，如上文所指牛皮等物品。
vañau haṃ“现下，现在”
于阗语《普贤行愿》有例句tti vā viña haṃ bāḍä mahū āysda yināṃde“愿他们现在就将我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56]没有bāḍä“时间”一词随后，看来vañau haṃ 也可以构成词组表达“现下，现在”。
biysīyi
这是动词biysaṃj-:biysīya-[57]的完成时第三人称单数。该词的基本词义：“抓住，控制住”。于阗语《善财譬喻》多次用到这个词，有一位大臣用咒语结界，令龙王头痛。直译“痛苦控制了龙头”。这里的“控制”就是bīysīye。故事结尾有例句如下：
ttyāṃ jsi rauśtä nāve tcahaure dvīpa bīysīye[58]
“从他们那里，他取得统治权，控制住四赡部洲。”
另外，这一句第三人称单数的主语明确点出是吕珎本人。从叙述逻辑上看，正是因为这一句的主语不同于上下文中其他第三人称单数的主语，所以才有必要点出。由此可知，这一句必然是包含在魏大郎等人的引语之内。
hāysaṃ āṃnä paśi
hāysa paś- 是一词组，可以支配宾语。例如：hāysa paśa kauma tvāka[59]“远远地丢掉你的念头吧！”直译：“把你的想法发放的远方去吧！”其中hāysa是副词。
但吕珎胡书的这一句稍有不同。首先应该明确，paśi是动词paś-“放，发出，派遣”的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动词paś-唯有中间语态变化，第三人称单数的古典形式是paśśätä。而这一形式在晚期或者世俗文书的方言中可以简化拼写作paśe，例如hime来自hämäte[60]。而吕珎本人，似乎习惯以i替代e。这样的用法已经体现在他所拼写的buvi，而不是规则的buve“我知道”。又结合上下文，这里的paśi只能是第三人称单数。按照吕珎文书的行文逻辑，这句的主语仍然是郭开府。再次强调，观察整篇文书，吕珎几乎不使用代词。无论是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他所指的主语体现在动词的语尾上。
hāysaṃ āṃnä构成的是形容词词组，省略了宾语hiri，即上文提到的“差科”。这一句的意思是“他（郭开府）放弃远方的差科”。
mara bisāṃ āṃ ma pa’jsi kīrarā haṃthrajīdä ttye hiri va
bisāṃ属/为格复数，词基bisā-“庄园，（唯一家主的）村”。
ma pa’jsi 的组合还是第一次观察到。pa’jsi本是形容词，名词päta’“力量、威力”加词缀-jsa-构成，晚期或者方言pa’jsa-，词义“有力，强大”[61]。但形容词pa’jsa-可以用作副词。例如：pa’jsä vinaustä hame[62]“痛苦将不很强烈”。ma pa’jsi的结构，与ma ne的组合类似。否定词ma在表达否定之外，更包含了揣测、意愿的成分。所以ma用于命令语气，也常用于祈求式。ma pa’jsi …… haṃthrajīdä“他们可以不太过压迫……”这句的主语指魏大郎等人。凡是吕珎胡书中使用的第三人称复数，其主语都是指文中出现的魏大郎等代表的镇守军。
va相当于vaska“为了”，后置介词，支配属/为格。ttye hiri va“为了那些差科”。
如上文所示，吕珎胡书涉及安西四镇的最高首领，涉及唐代于阗王国的重要地望，包括镇守军的守捉媲摩，以及杰谢，即现在距离策勒县以北约90公里之处的丹丹乌里克。文书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层次分明，对于揭示8世纪后20年唐朝镇守军的供给机制、与当地社会的关系等，均提供了重要的文献。通过对吕珎胡书用词用句的分析，我们获得了在于阗语研究领域的新认知。但是，限于篇幅，还有相关文献未能充分挖掘分析。这将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
对于吕珎胡书的释读，张湛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上所述，几个关键词是他首先识别出。这里特别对张湛表示感谢。我没有与张湛联名发表，是为了避免以本人的观点而勉强于他。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我从中国人民大学藏唐代西域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团队获得了很大的帮助。在此，对孟宪实、刘子凡、丁俊、段真子等表示特别的谢意。
外文引用文献：
Asmussen 1961
Jes Peter Asmussen，The Khotanese Bhadracaryādeśanā，København：I Kommisson hos Einar Munksgaard.
De Chiara 2013
Matteo De Chiara，The Khotanese Sudhanāvadāna，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13.
Degener，Suffixe
Almuth Degener，Khotanische Suffixe (Alt- und Neu-Indische Studien 39)，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1989.
Dict.= H.W.Bailey，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Emmerick 1998
R.E.Emmerick，“The Khotanese Sumukhasūtra”，Indologica Taurinensia 23-24，1997—1998，pp.387-421.
Emmerick，R.E.&E.G.Pulleyblank 1993
A Chinese Text in Central Asian Brāhmī Script.New Evidence for the Pronunciation of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Khotanese (Serie Orientale Roma LXIX)，Roma.
Z.=R.E.Emmerick，The Book of Zambasta，a Khotanese Poem on Buddhis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KT 2 = H.W.Bailey，Khotanese Texts I-II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printed，1980.
KT 4 = H.W.Bailey，Khotanese Texts IV，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1.
Studies 2 = R.E.Emmerick & P.O.Skjærvø.Studies in the Vocabulary of Khotanese III，Wien：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87.
Sims-Williams 2007
Nicholas Sims-Williams，Bactrian Documents from Northern Afghanistan，II：Letters and Buddhist Texts.Studies in the Khalili Collection，Volume III / Corp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Part II：Inscriptions of the Seleucid and Parthian Periods and of Eastern Iran and Central Asia，Vol.III：Bactrian.London：The Nour Foundation.
Skjærvø 2004
P.O.Skjærvø，The Most Excellent Shine on Gold，King of Kings of Sutras.The Khotanese Suvarn abhāsottamasūtra.Vol.I：The Khotanese text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the complete Sanskrit text; Vol II：Manuscripts，commentary，glossary，indexes(Central Asian Sources V-VI)，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The Department of Near Easter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SGS = R.E.Emmerick，Saka Grammatical Studi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SDTV.III= R.E.Emmerick & M.I.Vorob’ëva-Desjatovskaja，Saka Documents.Text Volume III：The St.Petersburg Collections，Corpus Inscr.Iran.II/V，with contributions by H.Kumamoto et al.，London，1995c.
Skjærvø，Catalogue
P.O.Skjærvø，Khotanese Manuscrip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in the British Library.A complete catalogue with texts and translations，London：British Library Publishing (corrected repr.2003).
Yoshida 2006
Yoshida Yutaka，“Review of Saka Documents，Text Volume III”，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LX.3，1997，pp.567-569.
Yoshida Yutaka，Notes on the Khotanese Documents of the 8th-9th Centuries unearthed from Khotan，Kobe City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2006.
Zhang 2016
Zhang Zhan.Between China and Tibet：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Khotan in the Late Eighth and Early Ninth Century.Doctoral 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Graduate School of Arts & Sciences.
中文引用文献：
丁俊 2016
《于阗镇守军征税系统初探》，《西域研究》2016年第3期，第13～23页。
段晴 2012
《Hedin24号文书释补》，《语言背后的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4～78页。
段晴 2019
《于阗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中西书局，2019年。
郭锡良 1986
《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李吟屏 2001
《新发现于新疆洛浦县的两件唐代文书残页考释》，《西域研究》2001年第2期，第57～61页。
刘子凡 2017
《北庭的李元忠时代——胡广记〈唐李云忠神道碑〉研究》，《文史》2017第2期（总第119辑），第121～134页。
孟宪实 2012
《于阗：从镇戍到军镇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120～128页。
孟宪实 2014
《于阗镇守军及使府主要职官——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品为中心》，《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第1～8页。
文欣 2007
《吐鲁番新出唐西州徵钱文书与垂拱年间的西域形势》，《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65～206页。
张、荣 2008
张广达，荣新江著：《于阗史丛考》（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朱丽双 2012
《唐代于阗的羁縻州与地理区划研究》，《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71～90页。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1版。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七，唐纪四十三，德宗建中二年，中华书局，1992年。
CBETA= 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T=《大正新修大藏经》
滑动查阅
[1]本文属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人民大学藏唐代西域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ZD250）之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敦煌藏经洞及和田地区出土于阗语文书释读与研究”（项目编号：20VJXT013）的支持。
[2]郭昕，“肃宗末为四镇留后。自关陇陷蕃，为虏所隔。昕阻隔十五年，建中二年，遣使于朝，德宗嘉之。”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安西四镇》，中华书局，1980年，第1248页。
[3]历史上相同时期，北庭的镇守军也曾处于相同的状态。对此，刘子凡的文章有相应更为详实的阐述。请参阅刘子凡2017，第131～132页。
[4] Dict.，p.89.
[5]这件汉文书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编号BH1-10。关于这件文书的全部录文，见孟宪实2012，第125～126页。
[6]孟宪实2014，第7页。
[7]顺便提及：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的汉语文书中屡次见到“李珎、李湊”。其中“李珎”，全名“李奉珎”。“李凑”，全名“李庭湊”。孟宪实认为：“这是唐朝双名单称的常见情况”（孟宪实2014，第7页）。比较这些名字的双字，可以认定“吕珎”不是“李珎”。
[8]例如Ch.0049b-4。贝利的转写见KT 2，p.41。
[9]关于这件文书的录文及相关分析，见丁俊2016，第16页。
[10]张、荣 2008，《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初的于阗》，第255页。
[11] SI P 103.18，SDTV.Ⅲ，p.142.
[12] SI P 103.5，SDTV.Ⅲ，p.136.
[13] SDTV.Ⅲ，p.137.
[14]张湛在其博士论文中详细论述了782年这件文书的背景，论述了郭昕成为郭开府的过程。详见Zhang 2016，p.72.
[15]相应引文，见《资治通鉴》，第7303页。但刘子凡（2017）对新发现的《李元忠碑》抄本的研究认为，朝廷使者抵达北庭的具体时间是建中三年（782）二月二十七日，李元忠是在此时收到加封郡王诏书。另外，之前有使者分别于大历二年（767）、五年（770）、八年（773）到达北庭，所以史书所谓“声问绝者十余年”还是稍有误差。目前见到的和田地区出土的汉文书确有“建中三年”的纪年（张、荣2008，《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初的于阗》，第251页），而建中年号的文书，未见有早于建中三年的。
[16]关于这件文书的录文及相关分析，见丁俊2016，第16页。
[17]这件双语文书是俄藏编号Дх 18927，已经发表。详见Hiroshi Kumamoto（熊本裕），“Sino-Hvatanica Petersburgensia”，Maria Macuch，Mauro Maggi & Werner Sundermann，eds.，Iranian Languages and Texts from Iran and Turan：Ronald E.Emmerick Memorial Volume.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07，pp.147-159.详见第152页。
[18]郭锡良1986，第139页。
[19]李吟屏 2001。
[20]张、荣 2008，《圣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汉文文书考释》，第283页。《汉语大词典》“行官”条：“唐代官名。称受上官差遣，往来四方干办公事者。”其下又引用元代胡三省的注释：“节镇、州、府皆有牙官、行官；……行官使之行役四方。”引自“中華書局籍合網中華文史工具書資料庫”，http://refbook.ancientbooks.cn/DocDictionary/
[21]丁俊2016，第20页。
[22]即Or.6396/1。关于这件文书的转写和翻译可参阅Skjærvø，Catalogue 7.
[23] Emmerick & Pulleyblank 1993，p.75.
[24]张、荣 2008，《圣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汉文文书考释》，第285页。
[25]李吟屏 2001，第58页。
[26] Degener，Suffixe，p.105.
[27] Degener，Suffixe，p.83.
[28]文欣：《中古时期于阗国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第91～92页。
[29]关于śūkṣuha-的拼写，见Or.6399/1.5，Skjærvø，Catalogue，p.12.śukṣuha见Or.6401/2.2，Skjærvø，Catalogue，p.19.
[30]更多分析见段晴2012。
[31]朱丽双2012，第80～81页。
[32] 《新唐书·地理志》，第1151页。
[33]朱丽双2012，第82～83页。
[34] 《新唐书·西域上》，第6235页。
[35]张湛在其论著中明确提出“质罗六城州”的概念，并与“安西四镇”的词组结构相比较。见Zhang 2016，p.114.早几年，朱丽双（2012）也论述了于阗的“州”。
[36]这一句于阗语使用了张湛的转写，见Zhang 2016，p.111.
[37]转写引自Skjærvø，Catalogue，p.343.
[38]于阗语引自Emmerick，Z.，p.122.
[39]关于hira- 指“税”，是吉田豐的意见，见Yoshida 2006，100。但在北京大学于2019年11月4～6日举行的“胡语写本与文明传承”的国际会议上，吉田豐特别声明，hira-就是汉文文书的“差科”。
[40]词源来自巴比伦语的ilku “land tax”，参阅Sims-Williams 2007，p.272.
[41]张、荣 2008，《〈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铣牒〉跋》，第108页。以下简称《成铣牒》。
[42]段晴在《关于古代于阗“税”的辩考》一文中探讨了于阗的“税”，该文将刊印在《丝绸之路上的中华文明》，即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2019年11月9～10日的会议论文集。
[43]关于唐代差科，多有学者进行了讨论。文欣（2007）于《吐鲁番新出唐西州徵钱文书与垂拱年间的西域形势》一文多有涉及。
[44]以上两例句引自段晴 2019，分别见第10、22页，以及第36页。
[45] [ ]内的词是有争议的。贝利的转写见KT 4，p.45.
[46] Degener，Suffixe，第208页以下。
[47]文欣 2007。
[48]此项尚待考察。
[49] Archive 3/1.25 (Or.11252/12v)（Zhang 2016，p.189）.
[50]于阗语录文见Emmerick 1998，p.418.古译见CBETA T20，no.1139，p.587.
[51] Emmerick 认为是tsuñaa- (SGS，p.217).
[52]原文及英译，Skjærvø，2004，pp.58-59.
[53]段晴2019，第66～67页。
[54] Emmerick，1970，p.44.
[55] Studies 2，Skjærvø.
[56] Asmussen 1961，p.8.
[57] De Chiara 2013，p.192.
[58] De Chiara 2013，p.162.
[59] De Chiara 2013，p.114.
[60] SGS，pp.198-199.
[61] Degener，Suffixe，p.215b.
[62]例句转引自Degener，Suffixe，p.215b.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编校：杨春红
审校：宋 俐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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