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19年第4期
《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
及其与周邻文化的关系》述评*
魏 东
邵会秋所著《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文化的关系》一书，2018年9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著作的面世，在新疆青铜—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发现、研究成果与新疆史前史框架的构建之间，又架起了一座互通之桥。
一
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成果，是构建史前史框架最基础的素材。古代环境、年代和考古发掘获取的实物证据，又是构成这个素材最主要的几个因素。在以一个广阔的时空视角去审视纷繁的考古材料时，保持足够的条理性和逻辑性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作者能够按照一条或几条线索将材料进行有机的整合，进而在其中总结能被读者接受的逻辑，是完成这样一个复杂论证过程的前提。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运用了先收集组织材料，随后分析阐释的模式。即首先系统整理区域文化的材料，在此基础上，对考古学证据进行阐释。
全书共分绪论、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与新疆相关的境外地区考古学文化、各阶段文化遗存的渊源与交往、结语五个部分。贯穿全书的主旨是空间上的格局、时间上的演进和更广时空范围的互动关系。
新疆的自然地理环境具有多样性，山地、盆地、河谷、沙漠和绿洲交错分布。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共处模式，是文化差异性产生的动因之一。所以在开篇明义的绪论之后，作者在第二部分中，首先按照自然地理环境，将所研究的区域进行了更小范围的空间界定，划分出准噶尔北缘区、东部天山区、中部天山区、伊犁河谷区、准噶尔西缘区、塔里木北缘区、塔里木西南缘区、塔里木南缘区、塔里木东缘区九个区域。在此基础上，又按照各个考古学文化所处的时段，系统梳理了每个区域内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书中基本涵盖了新疆地区史前时期已有的所有考古发现，将每种遗存都归入不同的类型或考古学文化中，并对大部分的文化和类型进行了分期研究。材料组织上采用了并列关系和层递关系两种逻辑模式，兼顾了小处的细节和大处的格局，也尽可能地保持了材料叙述的完整性。从新疆史前考古材料的发现史和研究史角度来看，这一部分完全可以独立作为一部资料集成的专业参考书来使用，能够使初识新疆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在短时间内，对新疆史前考古的发展历程和发现研究成果有一个最基础的认知。这是本书最为突出的特色和学术贡献之一。
第三部分，与新疆相关的境外地区考古学文化，受资料掌控和解析程度的限制，作者改变了按照地理分区来叙述的模式。换做以时间为序，介绍了公元前3千纪及之前的颜那亚文化、阿凡纳谢沃文化、奥库涅夫文化、公元前2千纪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卡拉苏克文化、楚斯特文化，以及公元前1千纪欧亚草原地带的萨夫罗马泰—萨尔马泰文化、萨卡文化、图瓦的早期游牧文化和阿尔泰地区的早期游牧文化。作者选取的境外地区的这些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都与新疆史前时期文化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关联，这部分内容也是后文新疆和境外草原地区文化关系探讨的重要基础。由于这些材料的来源非常分散，范式不一；受时代所限，最初研究者的研究重点和材料采信的程度也参差不齐。加之对境外考古材料的获取受到工作语言和获取途径的诸多限制，相比于对国内材料的介绍，境外材料的介绍明显相对简略。虽然作者的现有工作已经颇具开创性，但作为资料性的参考，仍有意犹未尽之感。我国边疆考古的研究工作中，在从更广阔空间来进行中外对比时，原始材料掌控的不对等性，已经被我国的研究者们不断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外考古著作译丛已经出版或正在遴选筹备中，中外考古经典著作的互译工作也不时有新作面世。在国外工作学习的考古工作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中外交流的行列中来。这些努力，都为突破考古学界沟通交流的壁垒提供了新的希望。
在完成了基础资料的搜集和组织以后，作者在各阶段文化遗存的渊源与交往和结语两部分中，重点阐释了自己对新疆史前文化的渊源、发展的理解。在考古学研究中，研究者的主观视角和主观意识常常是不可避免的。研究者水平的差异往往体现在对基础材料的客观选择和逻辑思维是否严密上。研究者在选定了研究对象以后，必须慎重对待其主观的价值观念，严格以客观的、中立的态度进行观察和分析，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本书中，作者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最后两个部分的写作过程中，作者明确区分开了基础材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在纵观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基础材料所反映的文化内涵进行了重新解构，提出了个人特色鲜明的新想法。这些想法包括：切木尔切克文化和小河文化的来源、塑柯尔特类型的命名、扎滚鲁克文化与察吾呼文化的关系、巴泽雷克文化在新疆的扩张和影响、安德罗诺沃文化东迁受到了东部文化的阻击、东部地区彩陶文化的西渐等等。两个部分一个以时间序列切入，以考古学文化因素展开，另一个以更广阔的东西方文化因素切入，以时间顺序展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至此，作者按照自己研究的结论，构架了新疆史前文化格局演进的历程。
该著作是在作者博士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增订修编而成的。本书付梓距初稿完成，相隔了十年时间。十年间，田野考古工作的新成果层出不穷，不断刷新着对该研究领域宏观和微观的认知。在新材料的增补方面，可以看出作者一直坚持着该方向的研究，也不断根据新材料修正着自身的认识。考古材料自身的局限性，导致任何基于已有发现的研究，都是阶段性的成果。材料决定认知结果，也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我想，这是作者选择在十年后才出版这本论著的原因之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该书的主要结论并没有非常大的修改，这也表明，作者的观点至今为止，经受住了新材料的检验。
二
论及这本著作，有两本同样讨论新疆史前考古的著作，也应被提及：《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韩建业著，文物出版社，2007年）和《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郭物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文化的关系》与韩建业先生的论著对比，两者在时空框架构建的初衷上体现了共同点，本书的特色一是对区域划分和文化因素的分析关注了更多的细节，二是放大了所涉及材料的地域分布范围，三是材料体现了近十年来新疆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新成果。与郭物先生的论著对比，差别主要在于所关注的材料和侧重点不同。本书的关注点是基于考古发现的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因素，侧重时空框架的建立和探讨文化之间的互动。对社会形态方面的转型等论题并没有进行专门的讨论。
史前史的构建，因为缺乏史料的参考，往往是从“物”（考古发掘的遗迹遗物）的研究上升到“事”（研究者发掘材料的解释）的探讨，通过研究者的研究结果去说明某个时段的历史进程。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同研究者构筑的史前史，都会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对于有限的资料，不同研究者的理解和分析存在偏差，这也是史前史构建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本书和以上两本著作，虽然在关注点和理解模式方面个人特色鲜明，但在框架构筑和结论方面，体现了更多的共性。就全书的主旨而言，可谓殊途同归。
三
显然，本书题名中的“文化”，采用的是狭义的文化概念，特指考古学文化。考古材料自身的局限性导致仅从发掘所获的实物材料出发，尤其是仅从类型学研究出发，很难将研究的结论上升到了解古代社会人类行为的层面。社会生活的独特性在于人的行动由行动者赋予它一定意义。人群之间的互动交流、人群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和妥协等等构成历史的必然要素，很难从一个单一的研究方向得出综合全面的结论。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被应用在对考古发掘材料的分析上，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也得到了不断的拓展。随着考古学科自身的进步，自然环境、文化和人类三者已经逐渐构成了一个研究的整体，在研究过程中，相互辅助和相互借鉴的研究方式，是该学科发展的趋势。
近年来，对新疆史前时期的多学科和跨学科视角研究不断有新的论著发表。这些论著有从遗传学角度研究古代人类的遗传谱系和比较形态学特征的，也有从地球化学的角度通过对遗骸微量元素的测定讨论人群营养状况和迁徙的，有从地质学角度讨论环境变迁对人群动态影响的，也有从冶金学角度讨论金属冶炼技术和铸造技术传播的。科技的进步，为了解古代社会的全貌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参考信息。这些信息，同样可以作为论据，建立起更丰满的信息群，来为史前文化时空框架的建立作为支撑。但作者在本书中，受学术关注点的局限，没有更多地关注多学科发展带来的新证据，这不失为一种遗憾。另外，书中对一些文化的传播和扩张路线只是一种推测，如尼雅北部类型的文化来源问题，缺乏充足的证据。
著作最直接的社会意义，就是作者对读者的一种信息传达。对读者来说，这本书在新疆史前考古的发现史和研究史层面做了一个相对全面细致的阶段性总结，也在构建新疆史前史框架的层面上，得出了缜密思考后的研究结论，体现出了其研究的价值所在。该书条理清晰的结构，使读者无论是在进行“分析式阅读”或“主题性阅读”时，都能够有非常顺畅的阅读体验。
虽然作者也同时认识到，书中尚有许多如推测成分过多的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这些推测的成分、未解的谜团，会随着更多新发现的出现不断被印证或者推翻。无论结果如何，都是在这一专题研究的进程上，又前进了一步。
正如作者在后记的自述中所说：“新疆考古已经进入了黄金时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新疆考古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并为之做出自己的努力。《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文化的关系》一书的出版，一定能为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全面系统地认识新疆的史前文化发现与研究的成果提供帮助。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塔里木盆地周缘古代人群体质特征的格局与演进研究”（项目编号：18BKG03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编校：杨春红
审校：宋 俐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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