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04年第2期
内容提要
本文将从新疆史前时期的界定、史前文化发展阶段的划分和史前文化归类三个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评述与讨论。这三个方面基本上代表了新疆史前研究的基本现状。本文首先试图对相关基本概念做出必要的澄清，在此基础上，对有关的重要观点进行概括与评论，认为应对新疆史前时期这个概念做出新的界定、重点用文化而不是用三期论的时代作为基本概念来对新疆史前遗存进行考察、并用客观的年代数据表示其时代属性。
新疆史前考古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新疆史前考古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初是由国外探险家进行的。这个时期他们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历史时期的遗址、石窟和古物，有意无意地忽视史前考古遗存，但还是有所记录。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1927年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发现了一些被认为是细石器、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和遗址。解放后，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大批被认为是史前时期的遗址和墓葬陆续经过调查、发掘并公布出来，促使学术界开始从理论和整体层面对相关问题进行探索与反思，提出应对新疆史前文化的传统认识进行批判性地评价，并对新疆史前文化重新加以解释，有的学者还从宏观上进行综合研究，极大地推动了新疆史前考古学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即使在基本理论和方法层面上，新疆史前研究也还都有值得重新审视和探讨的地方。对许多重要基本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也还存在争论，远未取得共识。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对新疆史前文化的正确认识。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将从基本概念入手，从新疆史前时期的界定、史前文化发展阶段的划分和史前文化分类三个基本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评述与探讨，希望对将来的研究有所助益。
一
史前时期的界定
史前时期是与历史时期相对的一个概念，一般指人类历史中没有文字记载的阶段，有文字记载的阶段称为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地区或民族从史前进入历史时期的时间不完全相同，如埃及史前时期结束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我国大约在商代晚期进入历史时期。新疆地区何时从史前进入历史时期，似乎很清楚，无须再做专门探讨，然而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已有准确的界定。实际工作中，通常习惯性地将不能明确断定为汉代及其以后的文化遗存归属于史前时期。这种做法暗示这样一个判断，即新疆史前时期结束于汉代。
这种判断从上世纪90年代起逐渐得到明确认可。从上世纪90年代起，部分学者开始尝试对新疆史前时期这个概念进行定义。典型的定义大致有两种。一种以陈戈先生为代表，他于1994提出，新疆的史前时期，当定在汉代以前，并进一步指出，新疆地区的史前文化应指汉代以前直至远古的文化。虽然没有接着对“远古”这个概念进行专门定义，不过他明确表示，新疆汉代以前直到远古的文化，即史前文化，“应包括旧石器时代文化、中石器时代文化、新石器时代文化、铜石并用时代文化、青铜时代文化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换言之，即新疆的史前时期可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六个大的发展阶段。[1]以后他又多次做过类似的表述，如新疆史前时期“是指汉代以前直至远古的新疆历史时期”。[2]另一种以张川为代表，他提出，新疆地区史前时期的结束时间，“以划在公元前2世纪比较合适”，并进一步将新疆史前时期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旧石器时代、细石器时代和金属器时代。[3]除对史前时期发展阶段的再划分不同外，第二种定义仅在对史前时期结束年代的表述上比第一种更具体一些，但没有实质的区别；划分的标准也相同，即有无文字（文献）记载，且这种文字记载不必是本地直接起源，也可以是他方的间接记录。汉代以后汉文史籍中便有了关于西域的记载。这样的观点和定义方法由于少有异议而被视为得到中国考古界的广泛“认同”：“中国考古界一般将公元前2世纪前至远古时期的考古统称为新疆地区的‘史前考古’”。[4]
作为史前时期结束的时间点，重要的不仅在于在它之前没有文字记载，还在于其后有文字记载，并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在这一点上，两种观点表现出一定差别。很明显，以汉代为界是考虑到了汉对西域的影响，汉通西域后将中原文化带入西域，自然也包括汉文字在西域的使用，考古发现的汉文文书和钱币可以证明这一点。以公元前2世纪为界，则还考虑到了佉卢书的发现。
新疆历史上曾使用过20多种古文字，从已见考古材料看来，有明确纪年或能较准确断代的，以汉文和佉卢文文字可能为早。以书写材料划分，最常见的有木简、木牍和纸文书，另外还有皮革文书和贝叶文书等；其他文字类遗物还包括钱币、碑铭、墓表墓志、印章和纺织品等。与这两种文字有关的遗物在新疆的考古发现非常广泛，尤其是汉文类遗物，几乎遍及新疆各地。佉卢文遗物主要发现于若羌、且末和民丰的楼兰、安迪尔、尼雅等遗址，其他如和田、库车、尉犁等地区的一些遗址中也有发现。新疆发现的早期汉文文书主要为木简、纸文书，主要分布于罗布泊地区各遗址和尼雅遗址等，另外也有钱币，分布面较广。早期的佉卢文遗物主要有三类，即文书、钱币和题记，主要发现于鄯善、于阗和龟兹等古国，尤以鄯善国境内尼雅遗址发现最为丰富，目前已发现文书千余件，其次是楼兰遗址。
楼兰是西域最东面的古国，汉入西域的门户和桥头堡，在汉入西域初期应最早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楼兰遗址所出纪年文书，年代集中在魏晋时期，但土垠遗址出土的汉简，据研究，可早到公元前85年。[5]楼兰佉卢文简牍的年代绝大部分集中在安归迦王晚期至马希利王时期，即公元281～308年左右，此前的很少。[6]尼雅遗址发现的佉卢文简牍大都属于鄯善国时期，年代多在公元3世纪中后期到4世纪初。[7]
关于汉文字传入新疆的年代或以为可追溯至张骞通西域之时。汉对于西域之了解，始自张骞之通西域。佉卢文字传入新疆的时间有的学者推断可早到公元前2世纪，[8]但这个结论似乎过于保守。多数学者认为是在公元1世纪至二三世纪。[9]
需要注意的是，新疆地区何时从史前时期进入历史时期，应基于其自身的历史进程来判断，即以新疆地区自身何时开始使用文字来进行记载为标志，不管其使用的文字是新疆地区直接起源，还是从其他地区借用而来，而不能以新疆地区何时被汉文献或其他文献提到或“记载”、或受到来自处于历史时期的其他文明的影响来断定。在这个意义上，周伟洲先生将以“发现有文字的遗物存在”作为判断新疆地区史前时期结束、历史时期开始的标志这个观点应引起重视。汉文和佉卢文文字最初的传入不大可能立即成为被接受为新疆地区或其某个王国通行的文字，土垠遗址依其性质，似也不应看作楼兰国使用汉字的开始，但这些确是新疆历史发生根本转变的重大事件。无论如何，汉文和佉卢文字确曾是鄯善国正式通行的文字这一点已无疑问。据此，新疆进入历史时期的时间应在公元1世纪左右。以上是从考古材料上推断。
历史文献为我们作出另一种可能的判断提供了线索。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高祖驾崩，孝惠、吕太后之时，“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孝文帝四年，匈奴单于又“遗汉书”，书中并称“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另一段还言及“书”的尺寸：“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这些虽不能表明匈奴使用何种文字，但至少表明此时匈奴是使用文字的，而这时西域大率役属于匈奴。《汉书·西域传》虽极少记述书写文字方面的情况，但也不是一点都不涉及。《汉书·西域传》“安息国”条明确记载安息国“书草，旁行为书记”。它为西域使用汉字以外的文字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书中别处也间接提到了西域有文字存在，如“莎车国”条记载宣帝时莎车国人“上书请万年为莎车王”；龟兹国也曾因杀汉轮台屯田校尉赖丹“而上书谢汉”，宣帝时龟兹王绛宾“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乌孙国”条也有类似记载。目前没有确切证据显示他们向汉皇帝“上书”用的都是汉文。如此，此时西域各国，虽不能说全部，但至少部分是有成熟的文字系统的。如果这个推测可以成立，那么远在汉代以前西域就应有不同于汉文的文字存在，不论这种文字是西域起源的，还是从外地传入的，重要的是它们在西域通行。按照这种推测，则远在汉代或公元前2世纪以前，西域就已进入历史时期，尽管至今没有找到确凿的考古证据，也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何种文字。另一方面，如果用的是汉文，则表明其时西域至少有官方已仿照汉式文牍与汉交流，这为大约在公元前一二世纪西域进入历史时期提供了一个重要证据。此外，除与汉有公文往来外，《后汉书·西域传》也记载了西域诸国间书函的使用，如东汉光武帝建武22年（46年）莎车王贤遗鄯善王安书，要其断绝汉道，这要么说明到公元1世纪汉文已成为西域诸国间通行的文字，要么说明其时西域还有另一种文字存在。
二
史前文化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
在史前考古学中，以工具制造技术的阶段性进步作为分期标志的“三期论”，是史前考古学分期的主要理论之一。汤姆森创立这个理论来对馆藏品和考古遗物进行分期和分析，认为丹麦史前时期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后修正为早期铁器时代）三个时期。该理论后由J.J.A.沃尔索用于田野考古，成为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基础。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这三个基本分期基础上，又将石器时代划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二者之间划分出一个过渡期，即中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增加铜石并用时代作为过渡期；这样，史前时期被划出了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共六个时期。在这六个时期基础上还有一些更细的划分。无论如何，并不是每一个地区都会经历全部上述六个时期。沃尔索也早就提出，必须将遗物与地层学相联系。中国的中石器文化多以细石器为特征，但是随着新的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目前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在使用这一概念时，要越来越谨慎。关于铜石并用时代，柴尔德等就曾反对使用这个概念。在我国，“铜石并用时代是否可作为独立的阶段，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史前时代也被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时期。这种理论初由L.H.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提出，以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阶段作为划分的标志。[10]丹麦动物学家斯文·尼尔森还提出了古代经济模式，论证人类经历了从原始状态过渡到畜牧—农业经济，最后到达文明状态。[11]当代考古学则更倾向于用“文化”而不用“时代”作为考古学的基本概念。
中国考古学关于文化的定义，即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研究中的专门术语，用以表示考古遗存中（尤其是原始社会遗存中）所观察到的共同体。文化一词有着不同的含义，一般是指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艺术、教育、精神生活及其他方面所达到的总成就”。考古学所讲的文化“有其特定的含义，专门指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存”。考古学文化概念“用来指同一时期中不同类型的遗存，也指同一地区时代有先后的不同类型的遗存”。[12]据此，考古学文化是一群遗存，它具有三个要素，这就是同一时代、共同分布区域和共同特征，由具有一定传统和心理认同的共同体所创造的，也可以用来表示同一地区时代有先后的不同类型的遗存。
新疆史前考古研究中，习惯于按汤姆森的理论来划分史前文化的发展阶段，只在具体个案研究中，才分析其反映的社会与经济形态，如察吾乎墓地被定性为氏族墓地和半游牧半农业的经济形态等，而很少从这方面来研究新疆史前文化、文明或社会的发展过程。
旧石器时代、细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是新疆史前考古研究中常用的概念。如上所述，一种观点认为新疆史前时期应包括上述诸阶段。很难明白“应包括”作何解释。另一种观点认为可分三个大的阶段。按照前一种观点，新疆史前文化有一个完整、连续的发展演进过程，然而这种观点在具体研究中，又往往对其中的一些阶段持否定态度，这在下文将要讲到。按照后一种观点，新疆史前时期在中石器时代之后，就跃过新石器时代而直接进入其所称之“金属器时代”，它实际上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系统。[13]
具体考察新疆被认为属于史前时期的考古遗址，就会发现一大部分只经过一般调查，或仅从地表采集到一些遗物，而且各种质地共存，缺乏地层关系，不仅其绝对年代难以确定，连各类遗物的相对早晚关系也无法可靠地弄清，更不用说判断遗存的文化属性。即便是从墓葬发掘出土的遗物，也只能明确出土单位，单位之间的关系大多只能通过主观分析来推断，而少有明确的自然层位关系；它们的年代一般通过碳素测年来确定（有的甚至以碳素测年来排列时代顺序）。目前，新疆史前时期的三个基本阶段（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还没有建立起清楚的序列框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必要，但至少目前还不宜考虑更细致的过渡期的序列建构。
事实上，新疆是否已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存问题就存在争论。支持者认为，1995年在吐鲁番交河沟西台地发现了明确的旧石器地点。[14]此外，塔什库尔干的吉日尕勒遗址、柴窝堡细石器遗址、鄯善七克台石器地点有可能属旧石器时代遗址；[15]黄慰文等审慎地表示，玉龙喀什河右岸的XYF－87地点、尼雅河纳格日哈纳西北的XNF－87与洛甫的XLF－87地点这三个石器点，从石器风格看有可能是旧石器时代的。[16]但是，反对者对此持谨慎的否定态度。[17]“根据中国考古学界普遍的看法，截止目前，在新疆境内，考古学中的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完整意义上的遗址，还未发现。以前虽然也有一些关于新疆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报道，但却缺乏地层根据和动物遗骸，均有疑问。”[18]我们或者可以将上述可能的旧石器遗迹遗物作为研究新疆旧石器文化的线索，而不能以仅靠建立在器物形态的简单认识和类比基础上、或据不能证明与采集物之间实质关系的地层的可能时代而推断出的旧石器地点，断言旧石器时代及其文化的现实性。
张川认为，新疆不仅存在一个细石器时代（即中石器时代），而且其早、晚期之间是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从全新世初期开始一直延续到金属工具开始大量使用为止。[19]这种观点有不少的支持者。[20]但是，上文已经提到了对完整意义上的中石器时代遗址的否定，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严格地讲，目前新疆还没有可明确定性为中石器（细石器）时代的遗址。[21]新疆细石器的年代大多完全是依据个别或少数器物形态凭经验或简单类比判定的。器物形状的相似性成为最重要的年代学依据，而根本忽略器物特征固有的共同性问题。事实上，器物形态不足以作为时代划分的绝对依据，不同地域遗存的相类似未必表明它们的时代就相同或相近，单纯以石器形式为依据，有时会做出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判断。[22]另一方面，在判断什么是细石器遗址上存在不同的标准，即不考虑标准的客观性。为了探讨或研究细石器问题，就忽略其他伴随物，视其为细石器遗址。与之相反，为了证明细石器文化（或时代）的可疑性，就突出可能属于较晚期的伴随物。造成这两种不同倾向的根本原因，是几乎所有细石器为地面采集品，没有地层关系，并与其他遗物相互混杂，而研究中，不同的人又根据自己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和取舍。有人会说，单纯出细石器的遗址也是有的，但同样不能回避的是其年代和文化属性的判定缺乏合理的依据。因此，目前的考古材料还不足以证明新疆存在一个中石器（或细石器）时代，更无从确定这个时代的起始时间与阶段的划分及其典型的文化内涵与特征。这大概也是于志勇先生在对新疆细石器研究进行回顾与思考时，从不提“新疆细石器时代”这个概念的原因。[23]不过无论如何，新疆广泛存在着的细石器现象应该引起注意。它或许代表了一种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产或经济方式，但是否构成一个时代的基本特征，还需要典型遗址、典型文化的发现及其时代序列的建立来证明。值得关注的是，据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学堂副研究员介绍，其最近主持发掘的伊犁河流域的一处遗址中发现了叠压于安得罗洛沃文化层之下的细石器，从而有可能为新疆细石器遗存提供一个重要的自然层位关系，盼望着早日见到详细报告。
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新疆新石器时代同样持否定态度。他们指出，见诸报道的新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墓葬实际上多属于青铜时代甚至是铁器时代文化，没有发现“真正象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或“基本没有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24]这种认知上的转变，归因于对中原经验的反思。根据中原经验，新疆发现彩陶的遗址和墓葬以前均被定性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这种作法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在解释它们为何常与青铜器甚或铁器共存时限入困境。
当否定了新石器及其以前诸时代在新疆的现实性后，研究者发现最后不得不将青铜时代或早期铁器时代作为被认为属于史前考古遗存的最后归宿。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界定问题立即摆到了眼前。一种观点认为，青铜时代的主要标志是使用青铜器但不使用铁器，而早期铁器时代的主要标志是使用铁器，同时还继续使用青铜器。[25]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个别铁制品的出现不能表示进入了铁器时代，按技术发展阶段定性，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应划在青铜时代范围之内。[26]事实上，这种时代的划分不是考古学的目的。目前的考古材料，还不足以肯定证明新疆以青铜器制造和使用为特征的时代，换言之，新疆没有从总体上形成严格意义上的青铜时代，但不排斥存在一些这个阶段的遗存。已见相关材料，似属于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的阶段，很难严格区分开，但可视为探寻青铜文化的线索。以一种技术或其产品命名的时代，这个时代当以其为特征，它对这个时代的社会结构与经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新的技术产品的个别发现也不能作为一种文化阶段性飞跃的绝对标志，而必须与其在该文化所处地位相联系。再者，工具或技术的进步并不一定与文化或社会形态的先进性成正比。在一些文化中，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已进入历史时期，而有的则不是。最后，不是每个地区或每个文化都一定严格遵循从石器、青铜器至早期铁器时代这样一个完整的顺序，而且各个时代过渡的界线在地理与年代上都截然可分。在这个意义上，以个别器物来争论文化的时代属性没有明显的意义。同样，“新疆金属器时代”这个概念也不说明什么问题。“三期论”的主要作用在于分类意义，早就证明有其局限性。它的各个概念由于地区的不同可能具有不同的内涵。新疆地域辽阔、地理地貌特征复杂，不同区域史前文化的发展不平衡，因而可能有不同的发展进程，必须考虑到地理与环境的因素。总之，新疆史前研究不必执着于证明“三期论”的普适性，而应将重点放在具体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上，可以用文化概念来对遗迹、遗物进行分类，用客观年代来表示文化遗存的时代属性。
三
文化归类
用文化概念对考古遗存进行分类是近期新疆史前考古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考古学文化命名、文化归类和文化分区。
上文已经提到，“文化”是由人类学发展而来的概念，已成为考古学最常用的基本概念之一。考古学文化概念同时强调时间和空间的衍变。一种文化具有一定的模式，并通过一定特点表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生包括空间分布上的变化。在考古学上，通常用器物组合的变化来表示文化模式的变化。具有共同器物组合的考古遗存被视为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
1989年，“焉不拉克文化”概念被正式提出来，[27]此后新疆进入了一个给考古遗存进行文化命名的热闹时期。索墩不拉克文化、扎滚鲁克文化、察吾乎（沟口）文化、阿克塔拉文化、苏贝希文化、切尔木切克文化、伊犁河流域文化等相继见诸相关报刊。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文化的命名大多还需要继续探讨，目的不是要否定它们，而是指应进一步明确其文化特质，用考古学概念和术语描述与解释其物质文化，抽象出可以体现其文化本质的标型器及其组合规律。现有的研究往往忽视这些方面，因而虽然多有命名，但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它的本质的东西缺乏概括与表述，更不用说清楚、准确的描述与阐释。
这里之所以用文化归类而不用文化分类这个词，是因为考虑到在用文化概念对考古遗存进行分类时，有简单化的倾向。上文提到了分属于伊犁河谷、哈密盆地、昆仑山北坡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开阔地、焉耆盆地、喀什河流域、吐鲁番盆地、额尔齐斯河流域的诸“文化”，它们无论在命名还是在内涵与特征的确定上，都未取得共识。在命名方法上，一种是以典型遗址／墓地命名；一种是以所在大的地域命名，认为同一地域的考古遗存具有共同性，因而不涉及具体遗址的名称。在文化归类上，则基本上一致，即将同一地域时代大致相当（有的甚至相差很大）的各考古遗存划归到同一文化之下。如哈密附近地区的大多数史前遗存被认为是焉不拉克文化，吐鲁番盆地及其周围地区的则被纳入了苏贝希文化范畴，察吾乎（沟口）文化包括了察吾乎周围及其附近的考古遗存，而伊犁河流域文化就涵盖了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地区。还有一种方法是将新疆史前遗存以“文化”、“类型”和“遗址”进行归类，将它们划分为6个区域、9种文化、13个类型和1个遗址。[28]在这种命名和分类体系里面，“文化”、“类型”和“遗址”三个概念被赋予了新的规定，它们是平行关系，与传统考古类型学关于这些概念的定义不同。这个理论无疑是一种创新，不过实际研究中很可能会造成与传统理论体系的混淆。
还可以总结出这样一种认识，在关于新疆史前考古文化的论述中，概括的成份占据着绝对优势，缺少精细地分析，因此这些“文化”给人的印象往往像一幅幅拼图，是不同考古遗址与墓葬表现出的文化特征的简单相加。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大多数可以说是人为制造的文化综合体。这种文化定性与简单归类的方式值得探讨。它们涉及的不只是实证问题，同样也是理论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分区。
文化分区是新疆史前研究的一个新动向，文化区是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文化区这个概念全然是从文化人类学借用来的。它的最简单的形式是在一个自然地理区域内，由于相似的经济和历史因素，发展为一系列相似的文化体现。”[29]它基本上源自地理学者有关“文化地理区”的概念，简言之，“文化区”的概念是以居住在同一地理区域中不同人群之间相关联的文化特质为思考基础。[30]这个概念认为，同一个自然地理区域内的文化有着相似的文化特质。不能不注意，随着时间的不同，文化区并不一定与文化完全等同。文化的传播属性使本区的文化通过一定途径突破原来的地理界限，它文化因素的闯入同样会影响本文化的发展，有时可能引起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但文化传播不大可能是整体的移植，一般情况下是文化因素的输出与输入，这在考察文化间联系上十分重要。在文化区的考察上，一个视角是从一定地理区域（通常是以自然地理单元为分析单位）考察文化的共同性，即相似的文化体现，这个文化区的文化具有相似性，但不必是惟一的。一个视角是从文化的特质考察其分布的地理区域，这个文化区中可以存在一个以上的文化。还有一种是选定一个地区作为考察对象，考察其区域内的文化面貌，地区选择的条件不必具有内在的文化联系，如以新疆地区为对象，这实际是研究区域文化，它不在本文考察之例。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一种视角强调基础的共同性和由此决定的文化的联系。第二种视角研究特定文化的分布区域，强调文化的特质和由其决定的文化的辐射面。
考古学以遗址（包括墓地）为基本单位，对其遗迹、遗物进行类型学分析，概括出典型的器物组合，它代表一种文化的质的规定性，通过对具有共同质的规定性的不同遗址（指一个以上）的考察，确定这种文化随时间而变化的内涵、特征以及分布与传播区域。苏秉琦先生1975年就提出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概念，同时作了一些规定或说明。他认为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古文化区，其下可分为六个次级文化区。六大区的区分主要着眼于考古学文化渊源、特征与发展道路的差异。[31]从中可以分析出，一方面，一个文化区总是有着共同的地理区域，在这个共同地理区域内存在多种文化，各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的文化特质；另一方面，这些文化相互之间是有差异的；最后，各文化可以通过其物化形式来考察。
新疆在文化分区方面已经有了很好的尝试。水涛先生对新疆史前文化分区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以自然地理单元为标准，将新疆划分为8个文化区，即哈密盆地区、吐鲁番盆地区、巴里坤草原区、阿勒泰草原区、天山中部山谷区、伊犁河谷区、帕米尔高原区和焉耆盆地区。每个区代表一种文化。在对每个文化区的遗存进行研究时，注重文化的构成与文化因素的分析，透过基本遗址（或墓地）出土器物组合的变化探讨文化的联系和差异。在关于哈密盆地的研究中，分析出焉不拉克文化中，包含有来自甘青地区早期文化因素，从而为解决其源流提供了一条线索。[32]李水城先生提出，被水涛先生认为属于焉不拉克文化遗存的林雅墓地是性质有别、时代不同的另一种文化，但他同样认为林雅墓地中包含了河西走廊四坝文化的因素。[33]陈戈先生也据地理形态将新疆史前文化划分为六个分布区域，即东疆区、阿尔泰山南麓区、天山北麓区、天山南麓区、昆仑山北麓区和帕米尔东麓区。但每个区并不与考古学文化一一对应。[34]对具体考古文化分布的研究进行得更多，它几乎涉及到每一个被称之为文化的考古遗存和一些虽未被称为文化但相对重要的遗址／墓地。上文提到的经命名的各考古文化的分布即属此例。以此为基础，有的观点还认为，焉不拉克文化并不局限于哈密盆地，而将其范围扩展到了昆仑山北麓的柯那沙尔。[35]察吾乎（沟口）文化的分布范围突破焉耆盆地而达到拜城盆地和温宿所在天山南麓的山前地带，甚至远及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策勒县的圆沙故城以及且末县境，[36]即从天山的山间盆地，突破天山和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些难以逾越的天然地理屏障，直达昆仑山北麓。伊犁河流域文化则远及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37]这种观点认为，史前考古文化可以不受自然条件约束，超越自然地理屏障而跨地域存在。但反对者提出，地理环境对史前文化有重要（甚至是决定性）影响，“新疆境内各不相同的青铜文化遗存，其分布特点表现出了与地理环境状况的有机联系，往往是在同一种地理环境中存在的文化遗存之间有较多的一致特征，这说明青铜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地理环境状况有极大的依赖性，也就是说，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制约作用。”[38]
完全不考虑自然环境对史前文化的制约作用是不现实的。人类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并受到环境的制约，自然环境是人类及其所创造的一切文化的自然基础，不存在超环境的文化。同样，过分强调环境的决定性会导致忽略文化对于环境的能动作用和文化的传播功能，在对文化做出判断时落入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从而不以文化本身，而是完全以地域来划分文化的区域。在一定意义上，环境对于考古文化是一种有限制约因素。另外，也不能将文化间的联系或个别物品的相似而视为文化等同。
总之，新疆史前文化分区研究仍然有继续探讨的地方。比如，许多被视为代表文化质的规定性的器物组合，并不是发现于一个以上的遗址或墓地，而是单一遗址／墓地的特征，这在文化分区研究中往往被忽略或加以变通。即使是单个具体的遗址，也少有强调这种器物组合及其变化规律的表述和对其是否反复出现于不同遗迹单位的关注。就是说，对具体文化遗存研究的粗略，导致对文化性质判断的困难，最终影响到文化分区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但无论如何，这些研究从宏观上对新疆史前文化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综合与概括，并从文化内涵与特征层面进行了探讨，文化因素分析和类型学研究是采取的重要方法。它们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较好的研究基础，并从方法论上给后续者以启迪。
本文从新疆史前时期的界定、史前文化发展阶段的划分和史前文化归类三个基本方面，对新疆史前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概述与评论，认为需要对新疆史前时期概念的界定做出新的评价，以三期论考察新疆史前遗存的方法存在局限性，以文化作为基本概念对新疆史前遗存进行的研究成为新的趋势并取得一定成果。总之，无论在观念还是方法论上，新疆史前研究已基本走过简单描述、归类和概括的起步阶段，开始进入总结和系统探索的新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但总体看来，新疆史前研究仍然处在相对初级的阶段，许多基本的概念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由于环境与历史的原因，新疆史前考古基础工作相对薄弱，资料零散，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不便，影响到对史前考古遗存的认识，以致在对其做出解释时出现困惑与偏误。宏观研究比较活跃，微观研究相对滞迟，这也与基础工作薄弱相关。但没有微观的研究，宏观研究很难有大的进展。不过无论如何，新疆史前研究已经有了良好的开始和相当的进展，过去的一切努力已经成为今天前进的重要基础与动力。
滑动查阅注释
[1]陈戈：《新疆史前文化》，载《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史前西域文化史》，载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第一章，中国友谊出版社，1995年，第46页。
[2]陈戈、张玉忠：《世纪之交新疆考古学的回顾与展望》，载《西域研究》1999年第1期。另见陈戈《新疆远古文化初论》，载《中亚学刊》第四辑，1995年；《西域文化史》第1～58页。
[3]张川：《论新疆史前考古文化的发展阶段》，载《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
[4]周伟洲：《新疆的史前考古与最早的经济开发》，载《西域研究》2003年第4期。
[5]孟凡人：《罗布淖尔土垠遗址试析》，载《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6]孟凡人：《楼兰古城所出汉文简牍的年代》，收入其《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9～111页。
[7]孟凡人：《尼雅佉卢文简牍的年代与鄯善王统》，载《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12～124页。
[8]刘文锁：《佉卢文遗物在新疆的考古发现》，载《新疆文物》1993年第4期。
[9]肖小勇：《安迪尔遗址考察》，载《新疆文物》1990年第4期。
[10]见《考古学简史》，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1986年。
[11] [美]B.M.费根著；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学教研室译：《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前史导论》，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46页。
[12]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考古学文化”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253～254页。
[13] “金属器时代”是门京和肯德里克提议用来替代原“三期说”的方案中的一个术语。这个方案将史前时期划分为原石器时代、石器时代中期、曙金属时代、真正的史前金属时代。它是二十世纪新史前学为解决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等概念的局限性提供的替代方案，认为这些概念“都是模棱两可的，至少可以说它们既表示年代的划分又表示文化的阶段”。但这个方案证明同样是无用的。有的认为还是要保留三期说，但柴尔德提出“不再使用三期说所派生的术语来表示编年上的概念，而只用它们表示纯技术上的发展阶段”。即使如此，其作为技术阶段概念的地位也受到怀疑。参见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文物出版社，第245～247页。
[14]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张川、邢开鼎：《新疆吐鲁番盆地交河故城沟西台地旧石器地点》，载《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张川：《论新疆史前考古文化的发展阶段》，载《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
[15]张川：《1990～1995年新疆境内的旧石器调查工作与收获》，载《新疆文物》1996年第4期；《论新疆史前考古文化的发展阶段》，载《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
[16]黄慰文等：《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新发现的石器》，载《人类学学报》1988年第7卷，第4期，第294～301页。
[17]如陈戈先生指出，它们能否真正确定为旧石器时代文化尚需验证，西域确切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尚未发现。见《西域文化史》第3页。
[18] 《新疆的史前考古与最早的经济开发》，载《西域研究》2003年第4期。
[19] 《论新疆史前考古文化的发展阶段》，载《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
[20]如伊弟利斯认为新疆细石器遗物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铁器时代，见《新疆细石器遗存》，载《新疆文物》1993年第4期；邢开鼎认为新疆细石器从约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初起延续到早期铁器时代，见《新疆细石器初探》，载《新疆文物》1993年第4期；羊毅勇《试论新疆的细石器》，载《史前研究》1987年第4期；王炳华《新疆细石器遗存初步研究》，载《干旱区新疆第四纪研究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
[21] 《新疆的史前考古与最早经济开发》，载《西域研究》2003年第4期。
[22]于志勇：《新疆地区细石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新疆文物》1996年第4期。
[23] 《新疆地区细石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新疆文物》1996年第4期。
[24]陈戈：《关于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载《考古》1990年第4期；《新疆远古文化初论》，收入《中亚学刊》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史前时期》，载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第一章。水涛：《新疆地区青铜文化研究现状述评》，载《新疆文物》1989年第4期。
[25]陈戈：《新疆史前时期又一种考古学文化——苏贝希文化试析》，收入宿白主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26]吕恩国：《论新疆考古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载《新疆文物》1995年第2期；水涛：《对于新疆早期文化定性问题的基本认识》，收入《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
[27]张平等：《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载《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
[28]陈戈：《新疆远古文化初论》，载《中亚学刊》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但后来他认为类型是较文化低一个层次的概念，即文化之下可以划分类型，参见《察吾乎沟口文化的类型划分和分期问题》，载《考古与文化》2001年第5期。
[29]詹姆斯·赫斯特著；秦学圣、李小川译：《考古学概论》，成都文管会办公室编辑出版，1987年，第100页。
[30]潘英海：《“文化系”、“文化丛”与“文化圈”——有关“壶信仰丛结”分布与雅族群迁徙的思考》，载《平埔族群的区域研究》，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8年，第163～202页。
[3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重印本；邵望平：《考古学区系类型带来的史学变革》，收入宿白主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5～19页。
[32]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附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收入《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6～46页。
[33]李水城：《从考古发现看公元前二千年东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载《新疆文物》1999年第1期。
[34]陈戈：《新疆远古文化初论》，载《中亚学刊》第四辑。
[35] 《新疆远古文化初论》，载《中亚学刊》第四辑。
[36]陈戈：《新疆史前时期又一种考古学文化——苏贝希文化试析》，收入宿白主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37]陈戈：《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初论》，载《欧亚学刊》第二辑，中华书局，2000年。
[38]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附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载《国学研究》1993年第一卷，第1～44页；收入《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第6～46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编排：杨春红
审核：陈 霞
扫码关注我们
微信：西域研究
邮箱：xyyjbj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