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08年第4期
内容提要
本文对新疆公元前第一千纪的金属技术进行了探讨，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即铜器的合金组成、典型铜器的文化内涵以及其他金属器的出现与使用。该研究为全面揭示新疆的早期物质文化特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新疆在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新疆位于中国西北边陲,自古以来就是中西文化和技术交流的重要通道。考古发现表明，至迟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新疆各地已经先后步入了青铜时代。随着新疆地区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发现的日益增多，对于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区系的研究也日渐深入，如王炳华[1]、法兰克福（Debaine-Francfort）、陈光祖[2]、陈戈[3]、水涛[4]、安志敏[5]、吕恩国[6]、郭物[7]、韩建业[8]等人分别进行了论述，这些研究工作极大地丰富了新疆史前考古的内涵。21世纪初，为了配合新疆基本建设，新疆又有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主要有伊犁地区特克斯县恰甫其海古墓群[9]、尼勒克县吉林台古墓群[10]；哈密地区伊吾县拜其尔墓地[11]、巴里坤县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12]、东黑沟遗址[13]；吐鲁番地区鄯善县洋海墓地[14]；南疆和田地区的流水墓地[15]以及罗布泊地区小河墓地[16]。这些墓地年代多数属于公元前第一千纪，唯有小河墓地年代较早，属于公元前第二千纪初叶。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研究的重点一般是放在公元前第二千纪，关于公元前第一千纪金属器的科学分析研究相对而言比较薄弱。本文着重探讨新疆公元前第一千纪的金属技术，拟从铜器的合金组成、典型铜器的文化内涵以及其他金属器的出现与使用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希望可以进一步推动早期东西方冶金技术交流和相互影响的研究。
一
铜器的合金组成
有关新疆古代金属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铜器的冶金学分析方面，这为追溯该地区早期冶金的起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迄今为止，已经检测的公元前第一千纪的铜器已有二百多件，主要类型有装饰品和工具，如铜珠、铜管、铜扣、铜牌、铜环、铜铃、铜镜以及铜刀、铜锥、铜镰、铜针等器物；兵器与容器相对较少，如铜镞、铜剑、铜矛以及铜鍑等器物。结合实验分析所提供的科学证据，新疆公元前第一千纪铜冶金的发展呈现了若干重要特征，主要表现在锡青铜的持续使用、红铜的较多应用和三元合金的运用这三个方面。
1.锡青铜的持续使用
早先的研究表明，铜锡合金技术在新疆早期冶金实践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新疆西北部（主要是塔城和伊犁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类型铜器的合金组分[17]，再如新疆东部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18]以及新疆南部小河墓地出土三件铜片[19]的实验分析都证实了这一点。进入公元前第一千纪，青铜时代冶金技术传统的延续与传播在新疆西部、南部以及中部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最新的科学分析研究已经表明，公元前第一千纪新疆大部分遗址出土的铜器都以锡青铜为显著特征，例如伊犁地区出土的铜器[20]、流水墓地出土的铜器[21]、新疆中部地区和静县察吾乎沟墓地[22]、巴仑台墓地、哈布其罕墓地以及拜城县克孜尔墓地出土的铜器[23]，等等。由此看来，公元前第一千纪在新疆持续使用锡青铜不是偶然的现象，这说明当时生活在新疆的古代居民应有获得锡青铜材料或相关矿物资源的渠道。往前追溯，有青铜时代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冶金技术及其传播作为背景；横向考察，新疆本地有可能形成了区域性的冶金技术中心。当然，这种推测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2.红铜的较多应用
在新疆早期的冶金实践中，有一些含杂质的红铜出现，如在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铜器中，红铜所占比例为10%左右，其杂质元素多数为砷，也有少数为锡或锑。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元前第一千纪，红铜的制作与使用似日渐普及，得到较多应用，这一点在哈密的拜其尔墓地中有明显的反映。该墓地用于检测的32件铜器中，有19件是红铜材质，占样品总数的59%；装饰类器物采用红铜与锡青铜配制各半，而铜刀、铜锥等工具类器物则更多地采用红铜制作[24]。在新疆其他考古遗存中，也有数量不等的红铜器存在，而且铜鍑的铸制多数也是采用红铜材质，这一点在下文将具体说明。对比南疆克里雅河流域出土铜器的检测分析，红铜材质也占主导地位，该遗址用于分析的铜器有21件，其中红铜有15件，占样品总数的71%[25]。种种迹象表明：沿着天山北麓乌鲁木齐周边地区，相比公元前第二千纪，公元前第一千纪红铜的使用更加普及，这似乎暗示了公元前第一千纪已经找到了新的铜矿资源，并已用于生产红铜[26]。
3.三元合金的运用
新疆出土早期铜器的检测分析显示，铜锡铅以及铜砷铅三元合金均已出现，且前者得到较多使用，尤其用于铜镜的铸造。有7面铜镜分别来自上庙尔沟墓地、黑沟梁墓地以及山普拉墓地，经过检测分析是铜锡铅材质，其时代所属大致在公元前第一千纪下半叶；腐殖酸厂墓地、天山北路墓地、焉不拉克墓地各有1件铜扣是铜砷铅三元合金，南湾墓地有两件铜珠分别是铜砷铅以及铜锡砷铅合金。研究表明[27]，新疆西部伊犁地区尼勒克县奴拉赛炼铜遗址冶炼的产品中就有铜砷铅三元合金，这种吻合也暗示着这几件铜器与奴拉赛炼铜遗址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联。需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伊犁地区尚未发现铜砷铅合金的金属制品，这种现象使我们产生疑问：奴拉赛遗址生产出的铜料为什么在本地区找不出与其相对应的铜器，而在东部的哈密地区却存在可能与其相关联的产品？要解释这一现象还有待于奴拉赛矿冶遗址全面系统地发掘，以及对更多伊犁地区出土铜器的分析。
以上从铜器材质的角度探讨了新疆公元前第一千纪金属技术的三个重要的特征。需要同时指出的是：在公元前第二千纪，砷铜作为重要的铜合金，在新疆东部哈密地区的使用也相当显著，持续近千年；只是在步入公元前第一千纪下半叶后，含砷铜器的使用才似乎呈现下降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新疆其他地区也零星发现有砷铜制品，但总的趋势还是以锡青铜为主导，这一点在新疆南部流水墓地出土的铜器中有具体的反映。
二
典型铜器的文化内涵
新疆出土早期铜器的冶金学特征，既是本地文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新疆与域外各文化区交流碰撞的结果。在公元前第一千纪，新疆出土的铜器中有一些铜盘、三足铜釜、铜武士像、铜鍑等大型器物，有些器物组合具有典型的塞人文化特征；另外，这一时期草原文化对新疆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如具有明显北方草原文化特征的铜鍑；而且有关新疆出土早期铜镜的研究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以下将从塞人铜器、铜鍑和铜镜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希望有助于阐明新疆与周边地区的早期文化交流和互动。
1.塞人铜器
公元前第一千纪塞人遗存的考古发现丰富了新疆地区史前文化的内容。所谓塞人，即西方文献中的“斯基泰”、“西徐亚”、“萨加”人，是对古代中亚腹地在文化上有较多共性的一些民族的泛称。大约从公元前7世纪初开始，新疆伊犁河流域有塞人居留。以下将结合伊犁地区以及相邻区域的考古发现，选择一些代表塞人文化的典型器物，包括可能反映塞人冶金技术的矿冶遗址，以求增进我们对塞人文化内涵的认识。
1983年，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出土6件铜器，包括武士蹲像1尊、三足釜1件、方座承熊盘1件、铃形器1件、对虎相向踞伏圆环和双飞兽相对圆环各1件[28]。研究显示，在中亚谢米列契地区的塞人遗存中也有兽足方形铜盘和三足铜釜出土，其中两者往往还是共存的。这一器物组合可能同拜火教的祭祀活动有联系，时间为公元前第一千纪中叶前后，而且这里的对兽铜环，其风格以及整个圆环的造型同样是比较典型的塞人艺术[29]。在天山中部，隶属乌鲁木齐市的南山矿区也有塞人遗存的考古发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四座阿拉沟竖穴木椁墓[30]。这四座墓葬其形制、葬式、随葬文物都自成风格，别具特色，如方座承兽铜盘，方盘中伫立二兽；新源县巩乃斯河南岸所见方盘，对角伫立二兽。一般认为这类风格与宗教的崇拜、祭祀活动有关，是塞人文化的典型器物，因此这两批考古资料都应该归属于塞人遗存。类似的铜盘还有察布查尔县琼博拉土墩墓出土的人首吞蹄式足双耳铜方盘；还有一件武士像来自于巩留县，与新源县出土的武士蹲像相似[31]。
奴拉赛遗址是迄今为止在新疆以至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铜矿冶遗址，其所属时代被大致确定在公元前第一千纪中叶或稍早，这是一处以硫化铜矿为原料、使用冰铜熔炼工艺、炼制铜砷铅三元合金的遗址[32]。王炳华[33]、王明哲[34]研究认为，伊犁地区作为古代塞人王国的矿冶、金属加工业的中心，当时的采矿、冶炼生产已经超出了家庭手工业的范畴，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由于奴拉赛矿冶遗址还没有全面系统地发掘，该遗址是否存在其他的工艺流程或合金产品，已经采集的样品是否能反映出该遗址冶炼技术的全貌，目前也是不能完全确定的，对伊犁河流域可能同属塞人时代的铜器进行系统地检测分析，以及相邻地区矿冶遗址的探查，将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
2.铜鍑
铜鍑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所特有的一种容器，它既可用作炊具，也可作祭祀活动中的礼仪用器。它在欧亚草原上的大量出现大致始于公元前第一千纪前期，与骑马游牧部落在草原地带的兴起似有很密切的关系[35]。新疆发现的铜鍑多数出自北疆地区，主要集中在天山北麓一带（如巴里坤和伊犁）以及阿尔泰山地草原区。现有的科学分析表明[36]：4件早期的铜鍑均用红铜或含少量砷、锑或硫的铜合金铸成，出自奇台碧流河与巴里坤南湾的2件铜鍑含1%～1.5%的锑，其中碧流河的铜鍑不仅形制异常，而且化学成分也很特别，为铜砷锑三元合金所制。三足铜釜的检测表明其材质为红铜，与其共出的两件对兽铜环的成分分析表明其材质为铜锡合金，这也间接说明了尽管这几件器物可能同属塞人文化，但铸器所用铜料来源不同，或许制作于不同的铸工作坊。为什么早期铜鍑采用铜而不是锡青铜铸造？这可能与当地可供利用的铜矿资源或铜料来源有关，在南西伯利亚发现的大多数铜鍑即是如此，这一点也与拜其尔墓地出土铜器的检测分析相呼应，说明红铜在公元前第一千纪的普及与广泛使用。这些合金组成的差异反映了由于时代、地域以及来源的不同对于金属器制作技术的影响，也为我们深入了解新疆早期金属技术传统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与巴里坤兰州湾子铜鍑共存的还有环首小铜刀，同类环首铜刀和鹿首铜刀在哈密市南郊的花园公社发现过两件，其风格与鄂尔多斯式青铜刀相似[37]。在公元前第一千纪，草原文化对新疆的影响进一步加强，新疆东部木垒县曾出土带有草原风格的动物牌饰，如猪马互斗动物牌饰、野猪纹透雕圆铜牌、几何形透雕饰牌、虎形圆雕饰件等[38]；再如吐鲁番艾丁湖出土的虎叼羊纹铜饰牌、双马纹铜饰牌，鄯善县苏巴什出土的一对包金虎纹铜饰牌等[39]。新疆南部流水墓地出土的铜质马镳、马衔、带尾钩箭镞等与西伯利亚阿尔瓒（Arzan）出土的同类器物相近，这些都反映了与欧亚草原的密切联系[40]。
3.铜镜
有关新疆出土早期铜镜的研究与探讨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刘学堂曾发表论文，对新疆早期铜镜的起源、功能和用途做了较全面的探讨，为认识与把握新疆出土早期铜镜的整体特征奠定了基础[41]。在论及中国铜镜起源问题方面，学者的看法有所不同，在问题争论的背后，是由于出土铜镜的关键遗址资料尚未公开发表，因此关乎铜镜起源的问题仍处于悬而待决的状态。关于铜镜所属体系的划分有比较一致的认识，如把世界古代铜镜分为两大系统：一是圆板具纽镜系统，一是圆板具柄镜系统，前者以东方为代表，后者以西方为代表[42]。位于东西方之间的欧亚草原地带，在文明传播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新疆出土的早期铜镜即是代表性的明证。
在新疆出土的早期铜镜中，年代最早、发现较为集中的都在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如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纹饰镜和素面镜、五堡墓地出土的直柄铜镜；再如焉不拉克墓群出土数面圆板具纽镜[43]。从现有新疆出土铜镜的科学分析来看，有7面铜镜是铅锡青铜，包括哈密地区上庙尔沟墓地、黑沟梁墓地出土的5面铜镜，还有和田地区山普拉墓地出土2面铜镜；其他地区检测的铜镜是铜锡合金与红铜，铜锡合金青铜镜大致分布在新疆的中西部。这种化学成分上的差异，再结合其地理分布，可以初步作如下推测：早期由铜锡合金铸制的铜镜可能是本地制作的，如新疆中西部出土的铜镜；进入汉通西域前期，新疆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增强，反映在铜镜的制作方面，如采用铅锡青铜的合金配比就是受到战国后期中原铸镜技术的影响所致[44]。这一特点可以从哈密地区出土的5面铜镜以及山普拉墓地出土2面铜镜的合金成分上得到证实。
三
其他金属器的出现与使用
在公元前第一千纪，新疆出土的金属器除了铜器，主要还包括铁器和金银器。值得注意的是，新疆出土的早期铁器与冶铁术的传播有密切的关系，而金银器的装饰艺术也别具特色。以下将结合近20年来新疆考古发现的早期铁器和金银器，来进一步阐述新疆公元前第一千纪金属技术的特征。
1.铁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疆地区早期铁器的发现，陈戈首先提出早期铁器时代的概念，同时也探讨了我国开始使用铁器的时间问题[45]。围绕冶铁术的来源问题，唐际根[46]、[47]赵化成、白云翔[48]等人也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论述，这些都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由于新疆出土的早期铁器，对于冶铁术的早期传播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揭示新疆早期冶铁技术的特征与发展历程。从现有新疆早期铁器分布情况看，哈密地区发现了年代较早的铁器，如焉不拉克墓地出土了7件铁器，分别是1件弧背直刃小刀、1件菱形剑尖残段、1件圆戒指、其余4件器形不明确。经过分析鉴定，指环及两件碎片是块炼铁，而该地区黑沟梁墓地与上庙儿沟墓地出土的铁器残片也同属于块炼铁系列。在新疆其他地区，也陆续出土了早期铁器，经过检验的样品有来自和静县察吾乎沟墓地、哈布其罕墓地、拜勒其尔墓地以及拜城克孜尔墓地出土的铁器，它们也多属块炼铁系列[49]。对于克里雅河流域圆沙古城出土的16件样品，经鉴定这是一组以生铁铸造为主的铁器群，而白口铁的发现在新疆还是第一次，这也是目前汉代生铁在地理上的最西界[50]。
从整个新疆看，铁器在新疆的出现及使用呈现了不平衡的特点，而且最早出现的时间尚不确定。新疆出土的铁器也引发诸多的思考，如铁器的材质与制作技术、关于中国冶铁术的起源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学术界的视域。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初期，冶铁技术在新疆是如何传播的？甘肃河西走廊的沙井文化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已开始使用铁器，这与焉不拉克墓地出土的铁器是否有联系？制造铁器使用的技术是锻打还是铸造？矿石的产地是在本地还是由远方贸易交换而来？面对已经严重锈蚀的铁器，如何判定与把握其原初的组织形态？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作为欧亚大陆东西方的桥梁，新疆沟通了东西方的文明成果；就中国冶铁术的来源问题而言，新疆也是其最终解决的关键地区[51]。有必要系统地开展新疆早期铁器的冶金学研究，探明其技术特征，以便从技术层面上探究新疆早期铁器与中原地区的关系。
2.金银器
新疆出土的早期金银器见于哈密市天山北路、焉不拉克以及乌鲁木齐东风机械厂等墓地中，主要是一些贵重的小首饰和形态各异的牌饰，还有少量工艺品和木车明器的饰件等。品种主要有簪、耳环、坠饰、掩口器、鼻环、项链、手镯、戒指、带扣、扣饰、环、筒形饰、泡饰、珠、牌饰、箔片饰、钉、螺旋状串饰、丝及其他一些包金铜器、包金铁器等。这些金银器中小件首饰做工简朴、实用性强，装饰花纹主要有几何形纹、植物纹和动物纹等，其中动物纹比较丰富，特别是后半身反转180度的动物造型，如天山阿拉沟墓葬出土的狮形金牌饰、圆形金箔牌饰上的虎、长条金箔带上的虎，再如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墓地出土的马形金饰牌等。这种以动物纹作装饰题材是欧亚草原地带游牧民族所特有的风格，应该是从斯基泰文化和阿尔泰“野兽纹”借鉴来的[52]。结合前文提到的塞人铜器（铜盘、三足铜釜、铜武士像、铜对兽圆环、铜铃），包括反映塞人艺术的后半身反转180度的动物造型，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动物母题艺术可能源自于中亚七河地区、伊犁地区以及阿尔泰周边地区，在这一时期，载有该母题花纹的金属器进一步向欧亚草原的东西方向拓展。
研究显示，流水墓地出土的金饰片是金银合金，银耳环的检测结果表明它含有少量的铜；金相显示这两件金银器都是经过热锻加工成型。金饰片是迄今为止首次通过分析检测在新疆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金银合金，对进一步探讨贵金属在新疆以至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出现、流通、使用和技术特征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总的说来，新疆地区出土的早期金银器，是在较为发达的铜器制作与装饰艺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采用科学分析的方式揭示其技术属性，为深入探索新疆出土早期金银器的技术特征提供了金属学的视角。
四
结语
结合近20多年的考古发现，新疆早期金属技术的科学分析研究为我们了解该地区的物质文化特征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资料，值得研究新疆早期文明史的学者给予高度重视。无论是典型铜器所揭示的文化内涵，还是铁器与金银器的研究，这些都代表了新疆公元前第一千纪金属制作技术的特征。大量的证据显示出新疆是早期东西文化发生接触和交流的地区，进一步研究该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不仅对中国考古学意义重大，对整个欧亚草原考古学也是如此。本文所阐述的新疆公元前第一千纪出土金属器的技术特征，不仅有助于全面揭示新疆早期物质文化的面貌，也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整个新疆的史前文化进程以及各区域文化之间的互动。
滑动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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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郭物：《新疆及中原冶铁术来源问题的探讨》，《新疆文物》2007年第2期。
[52]吴勇：《试述新疆地区早期金银器》，《新疆文物》1999年第3、4期。
（作者单位：凌勇 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梅建军 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
编排：杨春红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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